学人翰墨——胡适_经典胡适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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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1962)，原名洪骍，字適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曾师从杜威，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先后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影响颇大。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独裁和文化专制。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其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上卷)等。近年出版《胡適全集》。宁鸣而死自由生 一
黄岳渐水间的徽州，历史上的文人名士不胜枚举。名人故居几乎散布于每个村落，而我几番重访的只有歙县潭渡的黄宾虹和绩溪上庄的胡適之。南黄北胡，一文一艺，是近代文化领域的奇观，恐怕亦是徽学的最后一振。
最早去上庄，是1993年，同上海来的楚三兄。上庄在徽州算是一个大镇，小巷逶迤，左曲右绕，才找到胡家，可能过访者稀少，铁将军把着院门。向邻居打听，几番周折，终于找到看门的胡氏后人。当年的胡家算不上大户，典型的皖南民宅，因久失人气，显得有些破旧。正屋的门前挂着沙孟海写的牌子：“胡適故居”。堂前是胡適先生的造像，西装革履模样，纯用“院派新法”，画者闻是徽籍某地方画院院长。若用白描写真古法出之则别有一番气度，大概在他们眼里，胡先生就是一位新派的人物，古法太旧。其实画无新旧，全在格调。画旁是钱君匋的隶书对联：
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
钱也算是胡適那个时代的“遗民”，联语之评价也算得体。
我忽然想起，这是胡適的老家，或许有胡大博士的手泽流传，便问守门的人。他说：“都捐了。还有一部手稿，在别人手里。”问他能否看见。他笑了笑，表情神秘。再访胡適故居，已是十几年后的深秋时节。与香洲兄自旌德往屯溪途中迂道上庄，故居已被修缮一新，门前也围起小院，垒起一座像样的门楼，砖雕的匾额上刻着“兰蕙书屋”。据说，胡適的父亲喜爱兰花。老屋也重新整修，粉墙黛瓦，矗立蓝天之下，过去门前杂乱的柴禾小屋已变成一排平房，院庭青砖花石铺地，墙脚黄花绽放，十分雅洁。屋里也陈列了许多胡氏的著作和生平介绍图片，已是像模像样的“名人故居”了。也开始卖门票，这样倒好，有了固定收入，守门人也好安心看护。
皖南的秋季真是醉人，秋高气爽四字不足以表达置身此地的深切感受。水愈发清澈，树也益见苍翠，这些常青的松柏杂树间点缀着斑斓的红叶，红也是极其丰富的，橙红、淡红、朱砂红，淡到鹅黄，深到胭脂，在绿色间跳动、闪烁，阳光也格外的清朗透彻。
村里人说，上庄的风水好，所以出了个胡適之。撇开迷信色彩，上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四围崇山峻岭，云蒸霞蔚，村口一弯清流，自山涧泻出，清冽如许;溪边，一行古树，硕大无比。徽州很多村口都会有这样的一排“风水树”，仿佛大户人家的照壁。只是上庄村口的这几株古树，粗壮虬老，临流欹立，异态勃郁，可谓阅尽人间沧桑。可惜树不能言，无法向我们叙述古镇的风雨历程。我想，当年的小胡適，饱读诗书，踌躇满志，顺溪边走出山村，回首这村头的老树，难免依依不舍，却又满怀着喜悦吧，而等待胡適的则是一番崭新的天地。将胡適称之“山乡的儿子”，是十分准确的。胡適自称“我家世代乡居……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胡適喜爱杨万里的一首诗：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诗中的境界，可谓少年胡適内心的向往。走到村头，我又向做向导的守门人打探，有没有胡適的书信之类。他也是神秘兮兮，说：“现在恐怕很贵了，前不久还有一个北大的人来问。”我说：“得多贵?”他冷冷一笑：“起码五万吧!”我倒没觉得他大开狮口。事实上，胡適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确实是不可言喻的。二
曾问张中行老人，二十世纪的文人谁的名气最大?张老说：“那自然是胡(適)。”这一代做学问的人，恐怕谁也比不过胡適的影响大。
胡適的影响至今仍令一批有良知的青年学子们难忘。如果也有“胡適语录”一说，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以下两句：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適的思想除了大量文字通过平面媒体传播，他还非常重视演讲，他曾说：
我在康奈尔时代，演讲的地区相当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演讲，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胡適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適的声音，正表达了那一时代的最果敢的人所未言的独立见解。我生也晚，没有机会聆听胡先生的精彩演讲。我出生的时候，胡先生已故去一年多。有幸的是，今天我们尚能听到一些胡先生演讲的录音，他那带着徽州乡音的国语，充满磁性，抑扬顿挫间似乎很有“煽动性”。也正因此，胡適自然也会遭到“围剿”。
面对异己的“围剿”，胡適激动之余还是能够微笑面对，尽管他有所谓“宁可失之忠厚”的立场，那实则只是一种原则的底线。胡先生最后一次演讲是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 的晚间酒会上，那次面对不同的意见者，他说：“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据胡颂平称：“先生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胡適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胡先生“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我们当然知道他确实生气，但仍委婉出之，含笑携手。后人若只看到那开头的生气，忘掉了临去的微笑，实在是看轻了胡適之。”(罗志田《尝试梦想的胡適其人》，见《万象》2006年5月号)。胡先生曾手书他的名言“宁鸣而死”，也算是死而不已了。
胡適一贯以为“没有不在政治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所以他反对“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尽管起初创办《新青年》时，他与陈独秀等声称不谈政治，但事实上，这种愿望很快被“书生意气”所销蚀，所以，这与当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口口声声要强调“不谈政治”的“为超脱”或“为隐士”心态是多么的不同。三
胡適的墨迹，近年已寸楮可宝，我也陆续遇到过一些，有一部“听月楼藏版”的《玉荷隐语》（四册）胡適签名本我极喜爱，扉页有胡適墨笔数行：
己巳元旦，送给叔永、莎菲，祝他们新年快乐，并纪念我们当年做谜猜谜的乐事。適之十八、二、十
叔永、莎菲，即任鸿隽、陈衡哲夫妇。查《胡適日记》是年2月25日记云：
我一月十九日到北京，今日出京，在京住了三十六天，在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二星期，天天受许多朋友的优待，吃了一百几十顿酒饭，见了无数熟人。也认得了几个新朋友，如合肥阚铎先生，如白崇禧先生。
此行有许多可以纪念的事，可惜太忙，日记不能继续，这两个月的日记遂成最残缺的日记。己巳元旦即一九二九的春节，正是胡適住在叔永家的日子。此书亦正是这期间难得的“史料”，更是他们之间友谊的有意义的写照。
任鸿隽（1886—1961）原籍浙江归安，出生于四川垫江。《科学》月刊发起人，也是最早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著有《科学概论》等。1916年，任鸿隽在美国求学，参与胡適倡起的“白话文运动”，因主编《留美学生季报》结识陈衡哲（1890—1976），衡哲原名燕，字乙。江苏武进人。据说陈衡哲本来是个“独身主义者”。胡適说，她被任鸿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动，结成连理（《胡適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他曾对妻子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与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同前）可谓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他们夫妇与胡適的友谊，一时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佳话。任鸿隽曾对赵元任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一指胡適，见《杂记赵家》）。陈衡哲是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之一，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这样的一位努力追求妇女解放自由的女性，自然是不同凡常的。据说，在家里，她也是女权主义的维护者，任鸿隽因此有怕老婆的“美名”（见智效民《胡適和他的朋友们》），这倒与胡適的“惧内”遥相呼应，堪有一拼。
1932年胡適创办《独立评论》，任、陈夫妇也极力参与支持，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回头再说胡適的赠书，这是一部清代乾隆年间的谜语（隐语）专著，胡適以此相赠叔永、莎菲夫妇，为的是纪念那段日子里他们一起“做谜猜谜的乐事”，可见胡適是一位极有心的人。1931年，“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五次常委会事，今天（1月5日）南下，料理行装，下午四点动身”往上海，同行的有“莎菲、洪芬、张纳川、王启常及元任”。这天的日记中，有一段极有趣的“谈话”，胡適与莎菲在火车上讨论各自对“爱” 的不同观点： 与莎菲谈，她说Love（爱）是人生惟（唯）一的事情；我说Love（爱）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其实今日许多年轻人都误会在轻信Love（爱）是人生惟（唯）一的事。（《胡適全集》日记 卷三）
胡先生俨然以一代导师口吻与年轻人谆谆教诲且不无叹息之意。我则在意，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学兴趣很大，对西方政治民主科学主义之向往，已远远超过对传统国学、礼教，而对西方关于信仰和生命的关系却视之不见。究其根源，可能正是知识分子骄傲的体现，这种骄傲亦体现在他们对社会的强烈之担当。胡导师与莎菲女士不同，恰恰是这种担当和骄傲之使然，对“爱就是生命”的真切意义是无法蜕脱于这层厚厚的骄傲之壳。
唐德刚说：“胡適之是个背负着一个孔孟人本主义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实验主义者。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感觉美好而乐观。”（《胡適杂忆》）他排斥宗教，反佛非耶，据说他“留学时代一度要皈依基督，中年以后他就反基督教了”，其原因是“他对教堂里高冠厚履的大主教们看得很不顺眼”（同前）。这或许正是中国旧式文人最个人及世俗的“人情味”的执着吧！这种因对世俗个体的认知而排斥宗教信仰直到今天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再看胡適的书法，典型“北大模样”。新旧文化交替之时，这一代学人身上所折射的是对新学（西学）的积极追求，同时旧学的影子依然挥之不去。像蔡元培、周知堂、刘半农、徐志摩，等等。
他们虽然还常拿起毛笔，但“书法”对于他们来说，纯任性情，和用“自来水笔”写字一样。若以传统审美规范来论，书法至此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了，遗憾的是就连这样的传统如今在北大也无复可见了。
胡適自然算新派人物，新旧交替之际，知识分子难免有失落与困惑的尴尬，胡適不至于有王国维那样的迷失怅惘，他的信念是“前瞻”的。1922年胡適得了肾炎，西医无策，于是请来中医名手陆仲安，以黄芪、党参为主药治好了胡適的病。陆也因治好胡的肾病而在上海名声大振。于此，胡適在与友人信中却矢口否认： 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我的朋友中有人患过，或用西法，或用中法，均得治愈。
慢性肾脏炎，友人中患者，如牛惠生，如俞凤宾，皆是有名的西医，皆无法治疗，虽有人传说中医有方治此病，又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医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炎至今似未有特效药。
（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查阅《胡適日记》，1930年9月12日：“昨日发热…… 自次日起，在床上躺了九天。朱仰高先生先来验血，说白血轮减少一半，似是伤寒。十七日起，遍身发红疹子。五六日之后，另请陆仲安医生来诊看，他说是秋瘟，用凉药，颇有功效。”又1934年3月20日，记：“冬秀说起陆仲安有一个治湿痒的方子，屡试甚灵，怕他失去，故要我记在此地……”现在这些“日记”已经出版，事情也真相大白。
这让我想起前些时同“我的朋友”余杰谈及中医之景况——事因网上有人建议废除中医。这位北大的学子竟如老校长胡適之一样，坚定地以为中医不科学，不可信，我还思忖何时将胡適所记药方抄给他，因其曾告诉我大学军训时小腿部染上湿疹，经常复发，甚是烦恼。余杰治学之理念是颇与胡適自由独立之思想相契的，他们对旧文化的“憎恶”同样也是一致的。新文化运动的“偏执”之风流传有序，科学主义的偏颇同样陷入非科学的教条之中。蒋廷黻的《我看胡適之先生》中有一段话：
保守主义者忠于中国的过去，胡適则忠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他要求现代和后来的中国人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他希望中国人达到新的崇高成就，而不是自满古人已经做过的事。因此，胡適的思想是启示我们以新的更大的努力去发展一个比过去更辉煌的中国文化。胡適的朝前看，或许正是胡適不可以不否定旧的缘故，显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