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竹院的约会》_北京紫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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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生活与生活的诗化—评格非短篇小说《紫竹院的约会》

谭五昌谭五昌，男，1968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众所周知，格非是以先锋作家的姿态崛起于文坛的。他的一系列具有先锋品格的小说，如《大年》、《迷舟》、《褐色鸟群》、《敌人》、《欲望的旗帜》等等，都表现出比较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及艺术特征。这些小说或着意渲染人物欲望、情感的态肆与变态.或致力于对迷檬晦暗的生存图景的勾勒与描画，总之，格非用他那套态度冷漠的叙事语汇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意消解，使他的小说世界成为一片意义与精神的荒野。从这一角度进行对比性的观照，《紫竹院的约会》(载《东海》1995年H期)堪称一幅悦目感心的“精神复活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格非以一次具体的创作行为实现了对他以前那些先锋小说荒谬主题的有力反拨。诗化生活与生活的诗化，是这篇小说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标志。前者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后者则针对作品的艺术特性而言。这篇小说就选材而言显得非常普通而且陈旧，不过是读者们看过千遍万遍的爱情故事里的又一个故事而已。然而把它放到以描写“后现代”肉欲与物欲爱情为主潮的当下文学背景上来考察，同时联系格非以前小说中的爱情主题，那么这篇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是“相当新颖”且富有浓郁诗意的。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我”是二个大学老师，43岁了还孤身止一人，“我”的同事及朋友裴钟出于对“我”的“关心”(实则带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帮我介绍了许多姑娘，但她们与“我”见过一次面后即风消云散，后来“我”又接受裴钟的建议，与一位叫做吴颖的残疾姑娘在紫竹院约会，约会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最后“我”和吴颖结合在一起。小说在表面上完全采取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注作品的真实感。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约会的地点紫竹院就是北京西郊的一座民族公园，作品中对紫竹院景物(包括北京图书馆)的粗笔描述与实际情形完全相符，我想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展示生活的真实面貌，但这种动机与新写实小说不一样。在现实生活中，类似裴钟那种只是沉迷于低级生命欲望追求的“现代人”随处可见，即使象吴颖那样天生的命运不幸者也不乏其人。但这仅仅使作品获得了 某种生活的典型化效果而已。如果小说完全按照现实的功利逻辑来处理“我”和吴颖之间的爱情故事，那绝对只能是一个毫无诗意的分手结局而已，然而小说恰恰在“我”和吴颖之间的关系处理上打破了现实的逻辑，而突现出作者对于生活进行诗化的情感逻辑。作品中的“我”知道吴颖长得并不漂亮，体质也十分虚弱，而且更重要的是她的一条腿没了，代替 它的只是一条用聚脂材料做成的假腿。然而吴颖的忧郁、孤独以及她出于对精神家园的沉缅与追求所表现出来的一片痴诚深深感动了“我”，“我”内心深处的怜悯、同情被迅速唤醒，并悄然升华成一片爱的情慷，最后与吴颖举行了婚礼。作者为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一次应酬性的约会安排下一个如此完美的爱情结局，显然是有意为灰暗的现实生活镀上一层迷人的亮色，是怀着温馨的意念在诗化生活。在此让我们简单地做一番同题比较。格非本人写于八十年代末期的小说《大年》也涉及到男女爱情的主题，但那种爱情几乎等同于男人对于女人的肉体渴望与生理冲动，充满世俗的气息。相形之下，《紫竹院的约会》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结合却摆脱了那种世俗的气息，很大程度上只是男女双方在人格、情操及信仰追求方面的相互融合，带有某种柏拉图式的超俗意味，凸现出作者强烈的人文情怀与人文理想。93 与诗化生活所取得的成功相对应，作品在艺术方面也颇具特色，具备了值得称许的审美价值，我把这点称之为“生活的诗化”(即对于生活的艺术表现)。在此我对作品结构的紧凑、情节的集中、语言的简洁、流畅、含蕴丰富等艺术特点略而不论，想着重谈谈作品中的意象设置与运用。它们构成了作品的象征意蕴与隐喻系统，这样便使小说超越写实的层面而跃入一个超现实的艺术精神层面，作品的艺术价值也由此而生。大体而言，我认为作品中存在三类意象，它们组合成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系统，即人物意象、地名意象与植物意象。裴钟、“我”、吴颖三个人构成人物意象的链条。裴钟是“我”的朋友和同事，他生活的所有兴趣与最大追求便是与女人们玩性爱游戏。他帮“我”介绍了n位姑娘，却让其中4位做了他的情妇，对于“我”和昊颖的结合也因心怀醋意而不来参加婚礼。裴钟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追求成为当今商品社会中灵魂空虚的人们的生存表征，裴钟的形象称得上“精神玩主”的一类代表。与 裴钟形象相反的是吴颖，她虽然肢体残缺，然而心灵远较裴钟们完整而高贵，她并不因为自己的不幸而自怜自弃，却执著于对精神家园的缅想与迫求，深谙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绝大部分时间里她生活得快乐而充实。吴颖理所当然成为“灵魂朝圣者”的典型代表。位于裴钟与吴颖之间的人物是作品中的“我”，作者把“我”设计成一个教语言学的大学老师，是有其 深意的。“我”经常与语言打交道，对于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理解得很透，认为“最终给人类带来希望和慰藉的只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词语而己，”一度在现实与理想、无奈与希望之间长久徘徊，后来受到吴颖的感召而逐步靠近她的世界，最后与她共同完成一次意义.非凡的“精神联姻”。小说中的这三个人物虽然有其现实生活基础，但作品并未着力刻画他们各自的形象与性格，而用他们来代表不同的精神状态，显出某种有意抽象化的写作倾向，让他们成为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符号。另外，作品中还运用了地名意象。这个地名意象就是吴颖约会时与“我”交谈不离嘴边的“南方”。作为一名长期呆在喧嚣拥挤大都市里的北方女孩，她对山清水秀、美妙得如同传说一样的南:方怀着无限的向往，这种向往已达到痴迷虔诚的程度，然而她所神往的“南方”并不是地理意义上实存的“南方”，而把它抽象成一道辉煌迷人的精神风景。她心目中的“南方”已经化成了她的情感图式，化成无处不在的精神气息，给人类心灵带来无穷的慰藉，带来无限的希望，永远使人获得拯救的力量。“南方”的意象既喻指着吴颖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喻指着人类共同的精神归趋。作者对“南方”这一地名意象的精心设置有力地揭示了作品的思想意旨，也大大地提高了作品的审美品位，是构成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此外，作品也巧妙地运用了“玫瑰”这三植物意象来暗喻“我”和吴颖的纯洁爱情。这个植物意象是借裴钟之口说出来的，因而显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简而言之，作者对这三类意象的精心构想与巧妙运用，使这篇小说成为形态较为完备的艺术品。格非在创作上立足现实、注重作品的思想价值及探求意义的崭新取向，无疑会使我们再次想起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一著名宣言，并从中领略到生活和艺术水乳交融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