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万历年天津卫 1_天津八年级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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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年 甲戌(1574年1月23日-1575年2月10日)

是年 明廷命天津通判改驻河间府，移河间府之清军同知驻天津。兼理天津道之词讼。

万历四年 丙子(1576年1月31日-1577年1月18日)

二月十六日 蓟辽地震，次日复震，滦河断流。

万历七年 己卯(1579年1月27日-1580年1月15日)

是年 在天津城西北稽古寺建藏经阁。重檐四出，风铃远闻数里，人呼“铃铛阁”。(清光绪十八年，阁下卖木材者失火，延烧藏经阁，阁内贮有《大藏经》一部，也遭焚毁。后于故址建立中学，俗称“铃铛阁中学”。)

万历十三年 乙酉(1585年1月31日-1586年2月17日)

三月二十一日 明廷升徐贞明为尚宝司少卿，同抚按勘议京东水利。徐贞明遍历京东州县，条例事宜以上。九月十日，命其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铸督理垦田关防。徐贞明先治河，募金筑堤，又招蓟州南兵习农者治田，仍旧给饷。至十四年二月，已垦田3.9万多亩。后以宦官、勋戚此处多有闲田，虑水田兴而失其利，争言不便。皇帝不顾廷议，三月六日，召还徐贞明，垦田遂废。

万历十五年 丁亥(1587年2月7日-1588年1月27日)

七月 淫雨，山洪发。武清平地积水丈余，禾稻尽空。

是年 查志隆任天津兵备道。在职期间，“创建小学，教民兴行。”

万历十六年 戊子(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

六月九日 顺天府通州宝坻县知县袁黄到任。历官5年，兴利除害，明惠恭廉，深受县人爱戴，去任后县人为立生祠以念其德政。

是年 查志隆命天津三卫经历司筹划，在西沽(城北三里)、晏公庙(河北)、北马头(城北河下)、真武庙(城东北隅)、宝船口(城东南五里余)、大直沽(城东南十里)、寇家口(城东南十里余)等7处渡口，用本道官银置造渡船，以便行人。每船水手一名，每月每名给工食银三钱。后来年久废弛，至清初已无存。

万历十八年 庚寅(1590年2月5日-1591年1月24日)

《天津三卫志》刻板藏于户部分司亭中，后毁于火。是年，天津粮储户部郎中张常得旧印本于山东都指挥使倪云鹏(天津人)处，由天津兵备道彭国光督所属续修，张常为之刊刻。万历二十年刻成。体例视胡文璧旧志又有所改进。

是年 天津春旱，秋大水，北河堤决。万历十九年 辛卯(1591年1月25日-1592年2月12日)

夏 天津大蝗群飞蔽天，声若雷雨，流粪遍地，禾稼被食几尽。

万历二十年 壬辰(1592年2月13日-1593年1月31日)

五月二十一日 前此，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是日，明廷命保定总兵官倪尚忠移驻天津，总管蓟辽2镇兵马，防御倭寇。此后，天津成为援朝抗倭军事转运中心。

六月二日 山西副使梁云龙调任山东副使整饬天津兵备。

六月六日 明户部复议巡抚宋仕、巡按刘士忠等人防倭方略，认为“天津逼近海口，留军募兵，必饷粮备足，庶资战守，宜将漕粮六七万石截留支用。其议留运船以充战守，不如将遮洋海船400余艘，尽数留用为便”。明廷准其议。

七月五日 调到天津的防倭军队23000人，占民房、夺民食，百姓流离失所。因营房缺少，南北兵为争住宿地而争斗不已。

八月十二日 明廷调山西总兵王保为镇守蓟州、山海关总兵官。十八日，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前往保、蓟、辽等处经略防倭事宜。

八月二十五日 宋应昌奏称：辽左、天津，皆畿辅要害，承平日久，军务废弛。乞赐专敕，便宜行事。请发钱粮制造器炮，以本部主事袁黄、刘黄裳随行赞划。明廷准其请，并发马价20万。

九月十七日 浙江巡抚常居敬报称：奉旨调取防倭战船。浙船大者重滞，且尖底木椗，难以涉海。唯有沙、唬二船，可由内河抵天津，随即调取80只，哨官5员，捕舵兵士杂流共1500多人，随船器械3600余件，药铅子6000余斤，行粮、安家、船租银共支过8200余两，委原任坐营都司吴天赏、把总韩光、张良相领各船赴天津，听候调遣。

九月二十日 应天巡抚刘应麒题称：“所属四营，选得沙船、唬船60只，捕舵等工950名，长枪11000杆，委把总陈天泽等管押，计日至天津听用。”奏到明廷。

十一月六日 明廷命漕运巡抚衙门，将防倭粮饷由天津海运到山海关，以至辽东，备主、客兵支用。

十一月十九日 明廷派提督京城巡捕署都督佥事宋三省为协守保定、天津海防副总兵官。

是年 天津“五月以前旱。六月霪雨，至秋不止，南北河堤多决，城西南郊皆为洪流，平地成川，田化为湖，小舟装载来往。”

万历二十一年 癸巳(1593年2月1日-1594年2月19日)

五月一日 保定巡抚刘东星奏称：静海、天津、沧州、河间被灾军民，流离之状最苦。明廷允发德州漕粮2万石赈济；同时拿出8万石粮平籴，煮粥分赈。

五月二十八日 蓟辽总督顾养谦揭称：顺、永二府所属宝坻、武清等5县，频罹重灾，民贫彻髓，草根树皮已尽。赈贷所济无几。是日，明廷决定将梁城所的剩米5000多石，并各预备仓、义仓贮谷，委官严核贫民等级，分头散发。

万历二十二年 甲午(1594年2月20日-1595年2月8日)

七月六日 鉴于天津邻近北京，又是漕运要冲，为了防备倭寇，明廷决定：将天津、河间等卫防边官军，例行赴边修筑之役宽免，内选精锐，与北调的3000水兵南北兼练，与陆营兵3000成犄角之势。并在武清、杨村等沿河地方，增立保甲、墩堡，加强天津防务。

万历二十三年 乙未(1595年2月9日-1596年1月28日)

八月一日 明廷制定有关长芦盐政6条措施，除“设防守”一事隶兵部职掌外，其余5事：

一、开草荡：北起山海关，南接山东利津，延绵千里皆可垦田，开垦成熟后照灶地起科；

二、清场地：灶产与民产各有界限，原不属州县的，要清出归属盐运司；

三、酌征收：查某场系某州县，该秋粮马草若干，与民佃折课若干，总归运司征纳；

四、复关津：凡行盐之处，严禁商船越渡，以防夹带私盐；

五、重责成：官吏不许纵容私贩，以致妨碍官引的行销。同时按照官吏的缉捕私盐的勤惰，分别劝惩。

八月二十三日 明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建议：量留天津新设水陆兵，开屯自食。议称附近海防营地方，东西南三面，泥胶水淡，如督兵开屯，每人约50亩，浚右渠以盛水势，开小渠以通支流，河口建闸以备蓄泄。选熟知屯务兵机一将，总领屯政而兼训练。一年饷可住支，三年田可尽开。并令富商及附近居民，自行开垦，每田50亩出兵一名，入册操练，不以征税扰之，新庄、兴济、静海、武清等处闲地，俱可成田。又称巡盐御史徐元正，欲招灶户开荒，每顷纳盐4引。若灶户开垦，令其出盐；民户开垦，令其出兵，利相悬而工相济。明廷听从其议。

是年 “闻香教主”王森纂述经文一卷，刊刻分授教徒。王氏原名石自然，蓟州人。后改姓名，移居滦州，以皮匠为业，创立闻香教。所居之地，以石筑墙，高固如城，信徒遍及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省。教内设大小传头、掌经、会首等职衔。每会首下有一二百、四五百，以至二三千人不等。在天津一带的有葛沽总传头余国忠，宝坻县北坛村王相，各处每月聚会，并建立庄田，积聚粮饷，准备举事。后王森因印发经文，为永平兵备道方应选侦知，入狱，不久纳贿出。后因内部分裂，又于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被捕，四十七年四月卒于狱，年七十八。其三子王好贤继为。

天津巡抚：巡抚一职虽然始于明代，但那个时候并未成定制，只是朝廷委派中央官员赴各地巡视的临时加衔。在天津设置巡抚不会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当时称为天津海防巡抚(或为天津登莱海防巡抚)。而当时的天津巡抚之设，原只为“倭寇朝鲜”和“防畿辅”，其职责范围有限，而且是非常之职。天启元年(1621年)由于满洲贵族兵寇辽阳，前锋吃紧，举凡调兵、筹粮、运饷乃至打制兵器等防务事宜，均以天津为基地。朝廷为了东防侵朝倭寇，北御满洲贵族南犯，拱卫京都的安全，遂于同年复设天津巡抚，直至明王朝覆亡的二十多年间，天津巡抚之设从未间断。值得注意的是，先后出任天津巡抚的万世德、汪应蛟、李邦华、毕自严等十三人，无一不是朝廷命官，并且皆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天津。明朝后期的天津，在全国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

天津巡抚是有明一代先后设置的42个巡抚之一。万历二十五年（1597）设置，二十七年（1599）撤销。天启元年（1621）复置，至明末不辍。

明朝派遣中央部、院的高官任地方上的巡抚，为的是既统一一分为三的省级政区的事权，又不使地方产生专权的弊端。巡抚到各地后，原来互不统属的都指挥使司（军事）、布政使司（治民）、按察使司（察吏）统归巡抚管辖，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巡抚又始终不是正式地方官，朝廷可随时召回另派。明朝巡抚的管辖区域大小很不相同，有的与省境大体相当，有的兼跨两省或几省交界之区，有的只占省内一府或数府之地。由于巡抚制度的种种优越性，到了明中后期，巡抚已经逐渐成为实际上的省级政区长官，其辖区也成为实际上的省级行政区了。

天津巡抚在数十个巡抚中是辖区比较小的一个，而且前后只存在了26年，但其特点还是很突出的。

天津作为海防重镇，设置巡抚防御外敌海上入侵，确保首都安全是第一位的。即史书上记述的所谓“外防海口，内护神京”。第一次设天津巡抚，是因为日本侵略朝鲜。明朝一方面发兵朝鲜援救，另一方面在天津设巡抚，以加强海上防卫，保卫京城。第二次设天津巡抚，则是因为后金连续攻克沈阳、辽阳等地，紧急派遣天津巡抚，也是要其“专饬海防”，防备后金从海上攻入，保卫首都的安全。

天津巡抚的辖区也很特别，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初置时，专治海上事务，并无陆地辖区，天津地面上各种事务仍归保定巡抚管辖。待到天启元年复置时，天津巡抚才有了陆上辖区。据史料记载，当时天津巡抚辖河间府全境，顺天府的武清、宝坻二县，永平府的滦州、乐亭二地及附近海岛，天津兵备道各军事单位也归天津巡抚节制。这种初置仅管海上防务，复置才有陆上辖区的现象，在明代巡抚中仅此一例。

天津巡抚的设置，对天津的城市发展影响颇大。首先，在距今400多年前的明万历年间，由于设置了天津巡抚，第一次把天津及周边地区的行政地位提升到与省级行政区相当的层次，而且这个相当省级的行政区以天津作为专名，这无疑对确立天津近现代城市地位，起到重要铺垫作用。另外，天启元年天津巡抚复置时，辖区是从保定巡抚和顺天巡抚辖区中划分出来的。从此三个巡抚鼎足而立，在今河北省境内形成顺天（辖今北京至山海关的河北北部地区）、保定（辖今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天津（辖今天津及河北东部地区）三巡抚辖区相互依存的新行政区划格局。这种新的政区格局，同样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

九月二十二日 明廷准经略御倭兵部尚书邢玠之请，将借发临清、德州仓米，和召买之粮，存放天津，招募商船，运往旅顺。

十一月二十三日 天津海防巡抚万世德建议：立标营，留班军，募兵船，制器械；并请敕令沿海镇、抚、道、将等官同心料理，互为应援。海上渔盐船户及逃亡海岛人中，可以当兵的，一体招募。是日，明廷允其所陈。

十二月一日 从海防巡抚万世德等所奏，是日，传示静海、直沽一带军民，自备工本，尽力开种沿海荒地。由官方发给印照，世为己业。3年以后，开始收税，专备津防饷费。

万历二十六年 戊戌(1598年2月6日-1599年1月26日)

二月二日 为加强海防，明廷令天津巡抚率新兵定期出海巡逻。“春汛限以二月初旬为始，六月初旬撤还。秋汛限以八月初旬为始，十一月初旬撤还”，并为定制。

二月十七日 明廷因防倭军队急需粮饷，山东、天津、辽东岁运各24万石，山东、天津由水运。根据督理东征粮饷户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养蒙的建议，采取短盘的办法，就近输运，以图省便，减少岁运之数。辽东运十之四，山东、天津各运十之三，如屯田有收，运数递减。

二月二十一日 明廷为筹集防倭军饷，应海防巡抚万世德之请，增加长芦盐引10万，每引纳银3钱，共银3万两，解天津饷司备用。

六月六日 督饷侍郎张养蒙提出：

一、鉴于山东、天津海运太迟，天津应该从蓟镇、山海关运至金盖，雇车接运；

二、为了转年完成运输，在天津、山东各添造淮船100只，使能在今年未冻以前，赴天津、山东装运。明廷允准。

六月十五日 升天津兵备副使汪应蛟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二十三日，改任万世德经略朝鲜军务，而以汪应蛟巡抚天津。

九月 天津海防巡抚汪应蛟，巡视海上，见葛沽一带，人烟稀阔，荒草弥漫。以为穿渠灌水，或可为稻田。二十七年秋，他又责成天津道派员专督其事，至二十八年春，在葛沽、白塘口两处垦田5000多亩，为水田者十之四，每亩最高收四、五石，余为旱田，多者每亩收一、二石。

万历二十七年 己亥(1599年1月27日-1600年2月13日)

二月 明廷议定将天津巡抚裁归保定。三月，任汪应蛟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兼理海防军务。

三月一日 明神宗因陈增与马堂互争税源，命令马堂在临清收税，陈增在东昌等处收税。

三月五日 明廷批准天津巡抚汪应蛟条陈防倭善后事宜，其中天津先设水陆兵3000名，又设标下马兵3000名，议标下选用800名，听中军管理，余俱撤回。

闰四月二日 天津税监马堂驻临清。横征暴敛，人民无法忍受，聚集几千人，在其衙门外声讨。马堂命令向人群放箭，射中2人。群众大怒，烧毁马堂衙署，杀死其随从34人。临清守备王炀救出马堂。马堂等人反诬奏事出王炀暗中指使。是日，王炀被捕。

十一月二十八日 畿辅灾，发天津、德州、临清等地仓粮30万石，以10万赈贷，20万平籴。

万历二十八年 庚子(1600年2月14日-1601年2月2日)

七月十八日 明神宗允许真、保、蓟、永矿税监王虎，征收宝坻等县苇地、船网税课银两。原来畿辅税银定额7万，此时又加鱼苇税银4万。税监为了取利，于渔船苇场之外，还向卖鱼及苇箔的地方收税。没有鱼苇的地方，就派落地税，连果园、菜园以及窖井也在征税之例。骚扰逼催，人民不堪。九月十六日，工科给事中王德完上疏参税监陈增、王虎：“……宝坻鱼苇几何，税至四万，明系耸诱。虎听信奸弁旁搜蔓引，商船过地，无不波及。甚则倡为鱼闸官地之税，欲拆毁民庐，加派间架。夫落地之税，已属张烨；南来之税，又系马堂。区区一隅，三监并列，重叠征收，商民困累”。要求“亟撤鱼苇四臣，庶河道无虞，三辅少苏”。神宗置之不理。(“三监”指天津税监马堂；真、保、蓟、永矿税监王虎；督理通(州)湾(张家湾)税监张烨。)

十二月五日 据天津税监马堂奏：远夷利马窦所贡方物及随身行李，译审已明，封记题知。明神宗命利马窦伴送贡品进入北京，并命交礼部译审具奏。

是年 大直沽南大孙庄有庆国寺。相传古有征辽者驻兵于此，故又名挂甲寺。日久废圮。是年，有游击将军防倭东征，过天津挂甲寺，爱慕挂甲之名，在寺的废基上重建寺庙。

是年 天津大盐商钱似玉贿赂通湾税监张烨，给神宗纳贿26000两，获得了“议地界、议拨补”的权利，备极奸谋，从而操纵了引地分配和补给商人“开中”欠盐以及“委察私盐”的特权。

万历二十九年 辛丑(1601年2月3日-1602年1月22日)

正月三十日 天津税监马堂是月进内库新增盐课银6500多两，租税银65000多两，助琉璃桥工银500两，无碍官银4500多两，节省银2000两。督理通湾税监张烨进内库税银875两，牧马子粒等银24030多两，长芦盐税银2600两。

四月十一日 直隶巡按吴达可巡察长芦后，条陈盐法6款。其中，提出改属严镇，以便商灶。严镇场原属青州分司，派在小直沽批验所称掣，应该改属沧州分司，令商盐俱于长芦称掣。天津海口是私盐出没之处，建议修复浮桥，稽查私贩。

十月三十日 明神宗诏书中透露：天津、良乡、玉田、丰润等处所开水田，垦种成熟后，往往被有权势的豪强混占，以致人心不固，地利不开。今后势豪再有混占，允许被害人奏告，重处强占者。

万历三十二年 甲辰(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

六月 天津淫雨两月，冲决教场口岸，淹没城砖24层，人民饿死无算。清军同知陆敏捷请留两营班军修护城堤，绕城西南二面以御水患，民称“陆公堤”，两旁植柳成荫，亦称“柳林堤”。

万历三十四年 丙午(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

三月二十八日 直隶巡盐御史叶永盛言，自万历二十八年六月间，津湾税监张烨、马堂奏准加增芦换单税银26000两；嗣后二监复于各处制盐行盐地方，在在诛求，商人不胜其苦，鸟惊兽散。

四月十八日 保定巡抚孙玮上疏弹劾天津税监马堂有“罔上、欺君、戕民、怙恶、悖旨、逆乱”6大罪状。明神宗置之不理。

四月二十八日 明廷裁天津海防副将，改设游击一人，统领水陆兵2500名，一年可节省官兵粮饷、马料银4000多两。

万历三十九年 辛亥(1611年2月13日-1612年2月1日)

是年 以天津私盐猖獗，巡盐御史毕懋康于东门外建成98间房的临盐关，以绝其患。

万历四十年 壬子(1612年2月2日-1613年2月18日)

是年 天津道高邦佐将天津武学从西南城角楼移建城内西北角，三卫掌印指挥张文学、赵如祖、杨大庆监修。武学设科正一员。

是年 长芦都转运使司青州分司移驻天津，兼管放关。

万历四十一年 癸丑(1613年2月19日-1614年2月8日)

是年 徐光启寓居津门。他看到天津荒地多，地价贱，钱粮低。地势虽洼，如筑堤岸，便可以引水种稻、麦及高粱。至于无主荒地，一望八九十里，任人开种放牧。遂决定开垦荒地种植水稻。

万历四十二年 甲寅(1614年2月9日-1615年1月28日)

是年 天津卫学生员张希载、冯天泽、赵念祖、张梦辰，比照潼关卫例，具呈学院，题准增廪膳生10名，增广生10名。

万历四十三年 乙卯(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

三月六日 天津卫地震有声。

是年至天启元年(1621)，北方屡有蝗灾。当时天津人遇有蝗蝻，就行捕食，或相互赠送，也有做熟制干出卖者。是为天津人吃“炸蚂蚱”风俗之最早记载。(见《农政全书》)

万历四十四年 丙辰(1616年2月17日-1617年2月5日)

是年 徐光启在天津种南稻竟不收。转年试种成功，每亩收米1.5石。3年之中大获其利。他有麦田800亩，派人管理由农民耕种，按四六分成，每亩约可收粮5斗，徐氏可以得麦150石；秋收时可进粮几百石，豆800石，徐氏还在天津开烧锅造酒。

万历四十六年 戊午(1618年1月26日-1619年2月13日)

九月三十日 天津各处地震，“有声如雷”。

十月十二日 明廷同意直隶巡按董元儒奏请，改变疏浚白河(北运河)办法。白河从天津至通州共59浅，每年额派各州县卫浅夫1700多人，费工食银一万多两。董元儒主张将工食银两解交通惠河衙门转发管河通判及四总委处，募工浚河筑岸，自潞河以至津门划地分工，无事就停发月米，以防冒领。

万历四十七年 己未(1619年2月14日-1620年2月3日)

二月二十二日 先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东北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后改为清)政权，起兵反明。为了筹措辽饷，是日，明廷派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长庚专督辽饷(亦称天津督饷大臣)，驻天津。李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议牛车、酌海道、截帮运、议浅法、设按臣、开事例、严海防9事。

八月十六日 明廷规定安插新兵，分防信地3处，其中浙江、山东兵驻天津，派佥书王学书训练。

万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庚申(1620年2月4日-1621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