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美经济_中美经济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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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德理论分析经济政策

文/Michael

一，中国“拯救”世界

中国向来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即使在国外，伟大的我国人民也具有十分“突出“的中国特色的“传奇”。

以前在脱口秀节目中经常听到主持人拿中国人与印度人开玩笑，说印度人与中国人最难以做生意，因为一个是世界上最喜欢省钱的人民，一个是世界上最喜欢赚钱的人民。印度人民的省钱功力确实是闻名世界，再想想笔者学校周边的小商小贩，笔者不禁对这个段子所蕴含的现实意义的讽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狠狠）。然而，不知何时，“世界上最喜欢赚钱的人民“却在国外流露出了深藏已久的另一面——疯狂扫货。而以笔者在英国的亲身经历来看，我国银在国外的扫货已经达到了令人无语的恐怖境界。据最新数据统计2011年，中国人民在外国单纯的奢侈品购物消费额已达65亿美元，居世界第一，难怪欧盟一些经济学家笑着说，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中国人的海外购物消费成为“拯救”世界的一大保障。

为何中国人热衷于海外扫货？笔者认为原因无非两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采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硬制度，却没能借鉴市场经济的软制度，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没有跟上，造成了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儒家思想道德价值观，使得原有的价值观没人信奉，而新的资本社会道德价值观又没有形成。按照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理论，一方面“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引入所引起的中国人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另一方面，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匹配及对西方道德体系的排斥，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导致的部分中国人财富观的偏激认识与攀比享乐心理的不断提升，并引发了中国社会种种的社会道德问题，亦导致对国际高端时尚品牌商品的需求有增无减。

第二，为了促进中国对外出口的贸易顺差，中国对外出售产品往往以大大低于国内同类商品的价格销往海外；相反，为了抑制进出口的贸易逆差，中国无论从海关关税起以及到各级地方政府，层层的地方关卡不断收取各种税费，使得真正负担应交销项税的消费者在获得所购国外产品时所支付的费用比从国外购买相比贵的多，最终形成了中国拯救世界的海外扫货现象

二．从中国税收问题讲起

既然谈到了中国税收问题，笔者就接着中国税收问题继续往下抛出笔者对中国现状的观点。在最新世界税收排行榜上，中国的税收高居世界第三，再加上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使得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而我国政府对社会公共设施的投入及社会福利的建设远小于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那么如何“有效”处理其他闲置的政府财政收入？暂不提及国家微观上对未透露资产的使用，单从政府宏观表面来看，其他闲置政府财政收入的用途大致包括这几个方面：1.备用存款。无疑，用作存款的那部分政府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算是对可利用货币的浪费使用，对政府收入的最佳使用是在没有财政赤字或在合理的财政赤字内国家财政全部投入到国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初期）以及全面福利体系建设（后期）中去。而基数较大的闲置货币单纯存入低息银行，无疑是对可利用货币的浪费使用。因而，国家采取的合理利用闲置资源的又一措施是购买外国国债。2.购买外国国债，而在外国国债中又以美国国债为主。我们知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为什么我们选择购买美国国债？我想可以从经济与政治两个角度简单解释。第一，经济方面，最基本点是美国国债具有相对较高的利息率，将闲置资本购买美国国债可以最大限度上获得经济效益；其次，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具有较高的信用评级，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确定的国际货币具有很高的稳定性，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在获利的同时扩充中国的外币储备。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后，尤其是奥巴马通过法案允许美联邦银行可以加印美元，并首次违约债务清偿使得美国国家信用评级下降，并不断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握有或适当减持美国国债仍是中国政府处理闲置财政收入的有效措施。第二，政治方面，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手握巨额美国国债可以使中国在政治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谈判筹码。笔者认为原因有下：美国是政党制国家，任何一个党派执政后都不希望在任期内遭遇重大财政危机，相反，他们更多使用的措施是在本期内增加财政赤字完善社会福利建设或军队建设，让后代的执政政府替他们买单。于是，通过理论分析我们知道，如果美国持续党派斗争的话，会使美政府财政赤字越滚越大。而某一党派想在该党执政期内，弥补财政赤字获得可利用资金只得继续发行国债。而此时，如果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立刻清偿到期债务并不购买其为清偿长期债务而出售的短期高利率国债很大程度上会使美国政府走向政府破产的威胁（以希腊国家破产为例，读者感兴趣可以自己查阅理解）。因而在两国政治谈判中会拥有一定的谈判筹码（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就认为中国就无敌了，其实美国方面拥有中国的筹码更多，尤其是中 央 领 导 人极其家族财政方面上的筹码，如果有时间笔者会再写一篇关于中美筹码的文章的，或者感兴趣的可以与笔者私聊，这会解释很多问题上为何中国的反应很妥协，本文章着重讲经济）。

3，作为各部门申请资金的量化资金指标，最终结果是养肥了公务员，并滋生部分腐败。其实我是很爱国的，所以关于中国政治负面方面本文不想过多提及。简单介绍一下。假设A部门每年可以向国家申请的经费为1000W，如果当年该部门经费没有用完的话，下一年再申请的时候就只能申请差额。所以，有些部门会为部门所属公务员某“福利”，比如说以购进部门设备为记账凭证编制财务报表，而为部门成员人手X台ipone,ipad,ipod…..当然这只是极少数，我所知道的大多还是好的。简简带过

三．道德观点反驳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

讲完了中国税收问题，接下来想聊聊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而笔者的出发点与其他人不一样，笔者并非以褒扬或批评作为论述目的，笔者用道德观点与经济观点相结合，想用矛盾的理论来进行逻辑分析，并体会逻辑分析中思维碰撞的种种乐趣。

相比而言看美国，美国前期的共和党保守派的极右倾向，背离了多数民众的的福利诉求，造成社会重心不断偏向极少数富豪群体，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而奥巴马政府如今推行额高福利政策，却未免显得过于左倾。过度福利开支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成为了当今美国政府极为头疼的问题（施瓦辛格案例）。如何削减财政赤字？传统的方法无非2个：

1.减少政府财政支出。这样的话就与奥巴马政府的高福利政策背道而驰，搬石砸脚的事我想很少有人选择去做，尤其是政党竞争激烈的美国，如此搬石砸脚必然会成为其他党派予以抨击的要害；

2.提高全民税收，增加政府收入。凯恩斯主义对美国经济有三个的短板，其中很重要一点为，政府行为的过度扩张，会造成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排挤，而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要比公共部门活动的效率高（因为经济人是利己的人，而私人经济部门往往为获得最大经济效益而突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以最高效率去获得实现自己最大机会成本的效益；而公共部门往往具有制度性，在时间与空间上往往被种种条条框框所束缚，再加上公共部门内部可能存在的对效益计划于目标的分歧，所以在实际实现上，效率低于私人经济部门），而因实现高福利政策而导致的公共部门的扩张，以及所引发的巨额财政赤字通过提高税收来弥补的话，税收的来源亦是从私人经济部门（生产部门）而来，从而造成对生产部门的挤占，长久以往必将导致私人经济部门收入减少，政府总税收的减少，而无法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赤字的弥补。而在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不久，在经济复苏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美国，在无法全国范围通过减税而期望长期内实现就业经济整体复苏的情况下，良性解决财政赤字的方法只剩下一个——增加对富人的征税，而最近奥巴马政府将增加对富人征税高达到30%。而提高向富人征税的可行性问题，先不谈其能否实现弥补美国高居不下的财政赤字，但从伦理道德方面其就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接下来，笔者将从近期所学伦理道德方面对美国经济政策进行分析（终于进入高潮了）。

首先引出两个道德理论：功利主义论和自由意志论。什么是功利主义论？简单点说就是政府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或某些政府为了少数人的私立，你懂得）而采用立法及其他强制性手段，收集社会财富，并将其予以需求的再分配，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稳定。从表面上看，功利主义论很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本就生活在以功利主义论为基调的中国，而且，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压迫与被压迫，所以功利主义论很符合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循序渐进。可是，当我们抛开中国国情去分析美国，社会真的应该遵循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论而走向所谓的自由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听自由意志论的声音，而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意志论更加符合美国的价值观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对美国经济政策给予相应的抨击。

自由意志论认为个体不仅是实现更大社会目的的手段或者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个体兼具独立性与独立生活性，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根据有关权利的强势理论仅仅通过综合优先选择和价值来看待合法与公正，这是错误的。自由意志论认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身自由权，因此它讲个人权利看的很重。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无法提供任何社会需要或图谋的任何用途，而这正是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有基本的人身自由权，这就意味着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只要我们尊重他人的这一权利。那么自由主义对于政府和国家的角色持何种观点呢？有三件大多数现代国家所做的事在自由主义权利论看来是不合法的。

第一，是家长式立法，即制定使人们保护自我的法律。抽象问题具体化，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什么是家长式立法。自由主义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en曾经讲过一个社会保障的例子来论说家长式立，他说人们在能挣钱的时候为退休生活储蓄，这是个好想法，但这是错误的。无论是否处于自愿，政府强制每个人将当下的部分收入留个他们的退休生活，而这违背了个人自由原则。如果人们宁愿现在过好日子而退休后变得窘迫，那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应当有自由做出判断，并为此承担风险。总而言之，家长式立法即表面以使人们保护自我的立法实质上却是强制立法的表现形式，而这是自由主义论者所批判的。

第二，道德立法。许多法律尝试提高公民的德行或尝试体现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许多道德立法与家长式立法相类似，实质上也是在某种层面上对人的强制立法执行，更有甚者会使人民处于道德绑架的境遇中。

第三，任何以把富人的收入或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为目的的税收政策的法律法规是不合法的。（这里是论点的线索）税收是手段，而财富的重新分配却是其立法的目的。当我们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很容易便会发现，所谓的财富重新分配就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在专制国家，这相当于权力的过度集中形成的财富资源的随意榨取；在民主国家，其相当于借用法律的外衣，政府向优秀的高收入人群抢钱或说盗窃。

其实在整个国家体系中来看，我们允许以合理的量化税收政策对全体公民予以定量比例税收用于国防，社会公共设施，社会稳定及福利。但现在的关键是，因政策实施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通过加收富人所得税的方式予以弥补是否合理合法？自由主义论者说：税收等同于拿去他人收入，换言之，这意味着窃取他人的劳动果实；因此，税收实际在道义上等同于强迫劳动，因为强迫劳动包括剥削他人的时间，他人的成果，就像税收一样剥夺他人通过合法劳动赚取的收入。即如果国家有权去拿去他人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政府可以名正言顺的压榨他人的劳动力。而强迫劳动又等同于奴役。但是如果“我”对自己的劳动力没有独占权，那就是说政府拥有“我”的部分所有权，而政府所拥有的本属于”我”的部分所有权就意味着”我”是个奴隶，因为”我”丧生了完整的自我。因此这就打破了个体拥有完整人身自由权的基本前提，即为了实现高福利政策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通过向富人加收收入税去弥补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陷入了功利主义者的怪圈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