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姓埋名”的中国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材料）_核潜艇建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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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的中国核潜艇总体建造厂

舰船知识 20110

1作者 杨连新

1965年，当我国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再度“上马”时，中央正式指定东北某船厂为我国秘密的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由于造船厂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对该厂建设极为关心，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为该厂做过近20次重要批示，在那里孕育并生产了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核潜艇，并成全了一支核潜艇部队．。如此一座为国防建设做出卓著贡献的军工企业，却好似一颗渤海之畔深埋的珍珠，默默无闻地“隐姓埋名”了半个世纪。1950年代船厂基建几下几上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强海军建设，决定兴建一座大型军工造船厂。1952年11月，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这座船厂初步拟定在东北某海滨，并于次年派工作组到现场进行筹建和调查。这里是一座半岛，濒海靠山，前人留有简单的港口设施，岛屿的尖端好似伸向海洋的短剑，忠诚地守卫着祖国的海防。由于港内水域宽阔且较深，水路畅通，冬季港池海水冻而不坚，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是难得的天然良港，也是古来兵家必争之要塞，所以这块形胜之地成为造船厂的优选。但半岛荒凉凄淡、人迹罕至，冬天更是朔风凌冽，有个夸大的说法：“XX岛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

1954年3月，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在岛上成立了造船厂筹备处，船厂基建工程开始。当时该船厂与第一汽车厂、第一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并称“第一”。但“第一造船厂”的基建工程却并不顺利，经历了“两落三起”，时进时停，举步艰难。

据1950年代初由部队转业来到该厂电话室工作的李树柏回忆：“当时整个岛上一片荒芜，一张张铁丝网构成了船厂的围墙，把船厂与荒野区分开来。办公室用的都是残留下来的老房子”。

1955年，中共中央审批了该厂的设计任务书，并纳入苏联援建我国的重点建设项目，有关部门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该厂的设计问题。接着，苏联政府派遣以苏联造船委员会第二设计院总工程师为首的专家组来华共同进行基础资料的搜集，并完成了船厂的计划任务书。1956年初，船厂生活区建设已动工，但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加上工厂总体设计尚未提出来，以及干部缺乏等原因，一机部决定将该厂列为缓建单位，留厂人员仅几百人。李树柏回忆说，最少时厂内包括家属只剩下85 人，他们不弃不离，坚持义务护厂。就连他在结婚的当天夜里仍然坚守在电话室值班，婚假也是在办公室度过的。

1958年7月，一机部党组书记赵尔陆写报告给中央提出，为了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原子舰艇的制造任务．应立即恢复已缓建的造船厂建设。这个月，周恩来总理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希望苏联政府尽快派原设计主任工程师以及工艺设计专家、核动力装置专家来华指导。8月，党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我国的第一个原子舰艇建造厂立即上马。9月份，邓小平等中央首长视察了该厂，一机部发文要求大连造船厂、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等选派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核潜艇建造厂的建厂工作，并任命了厂长。到1959年，人员猛增至两、三千人。

不幸的是，1959年开始的3年自然灾害和1 960年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协议，停止技术援助，船厂的基建速度放慢，有长达7年之久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只能生产少量的方驳、小渔轮、小拖船，直到 1965年核潜艇重新“上马”，中央明确指定该厂为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才使船厂“起死回生”。

1960年代艰苦创业不畏艰难

1965年，是核潜艇建造厂真正开始起步的一年。那个年代，船厂的任务艰巨，1但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简陋。厂区仍然没有道路，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没有厂房，一片荒芜，杂乱不堪。那时流传着一段高度概括的顺口溜：“XX岛，XX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李树柏回忆说：“当时的通信手段很落后，打一个特急长途电话要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加急电话要排两、三个小时，如果是普通长途电话就得等5个小时左右，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想象”。

1966年由大连造船厂调这里的候君柱副厂长回忆：“那时的船厂，尚未形成核潜艇的生产能力，要承担具有尖端技术的核潜艇建造任务，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船厂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忘我苦干，团结奋斗，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无私奉献。我每每回想起那一段历程，就心潮起伏，激动不已。”966年底，原大连造船厂建造过6631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交船队整个建制人员调到核潜艇建造厂，会同上海、武汉等地的大批工人和干部，开始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外地来的同志，长期生活在大城市，一到这个荒僻的地方，衣食住行都不适应。他们首先要过吃饭关，主食是80%的红高梁米，从南方来的同志吃不惯粗粮。副食供应也十分单调，多年看不到细菜，一年到头都是白菜、萝卜和土豆。据时任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副总工程师的尤子平同志回忆：“当时那里风沙大，荒寂冷清，生活艰苦，连自来水都供应紧张，生活区白天不供水，晚上才来一点，大家用盆盆罐罐按水备用。吃的是带糠的高梁米，定量少得可怜的一点玉米粉也是稀罕之物，每人每月3两油的供应一直维持了十来年，蔬菜几乎绝了迹。有一年春节将至，副食品商店门口居然贴出大张红纸，赫然写着．‘欢度春节，每人供应红方一块’（即酱豆腐），可见当时供应之匮乏”。

造核潜艇对于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来说是头一次，没有经验，缺乏资料，缺少人才。为此，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狠抓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培训。他们一是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和工人学习核动力装置的新技术、新工艺，参加陆上模式堆安装，调试、操纵运行。组织技术比较高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反复练习不锈钢管道的焊接，经考核合格后才准许上岗；二是开办训练班，请科研单位和本厂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当老师，边学理论，边实操练习；三是规定对每项新设备的安装、调试、操纵运行时，要有专业技术人员在场指导；四是组织新工人到别的工厂进行培训和实习，这样对保证生产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1970年代初，我分配到核潜艇建造厂军代表室工作时，野鸡和野兔已经很少看到了，船厂的基建工程初具规模，厂房和生活设施已经建立了不少，特别是那座

称雄亚洲的核潜艇总装车间屹立在半岛上，格外的壮观。厂区和生活区相隔一、二十里地，有专用的通勤列车每天往返接送职工上下班。但艰苦环境没有太大好转，仍然是高梁米为主，副食供应少得可怜，凡有人出差或探家，必然要登记“进口货”采购单，回来时为大家背回猪油、挂面、固体酱油、鸡蛋等稀缺物。当地传着一首顺口溜：“离开时像兔子，采购时像疯子，回来时像驴子，报账时像傻子”。

核潜艇建造厂初创时不仅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而且生产条件也要从头创造。船厂处于基建中，没有形成核潜艇的生产能力，加之政治上的*，给核潜艇的建造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0年，正当工厂进入全面生产、基建准备阶段，十年浩劫使不少骨干力量靠边站，有的进牛棚，进学习班。候君柱说，那时船厂有数百名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携家属到农村插队落户，直到两年后才逐步抽回来参加生产建设，影响了核潜艇的设备安装工作。

毛主席的多次批示加快了船厂建设

1966年，核潜艇建造厂刚刚恢复建设一年，便遭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全国都在停工停产“闹革命”。当“*”的风潮开始波及船厂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于1968年4月8日针对核潜艇建造厂的建设问题，签发了中央军委、中央*给沈阳军区的复电批文，大意是：为了支援核潜艇造船厂的基本建设，同意抽调某师炮兵团担负该项施工任务。这个被称为“6848”的批示及时稳定了形势，船厂建设逐步进入正轨，各路英豪汇集共创大业，工厂的名字也一度使用过 “6848厂”。当时还订制过一款沈阳搪瓷厂生产的“建设”牌搪瓷缸，上书“国营六八四八厂革委会赠”，以示纪念和庆祝。1969年2月14日，当核潜艇开工2个多月后，毛主席又一次签发了中央军委给沈阳军区的电报，决定某师炮兵团继续担任支援核潜艇造船厂的基建任务。同一天，还圈阅批准了调整核潜艇造船厂生产纲领的请示报告。毛主席多次有针对性的批示，不仅对核潜艇建造厂的建设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保护和促进作用，而且对广大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建设者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船厂上下同心协力，边设计、边施工、边基建、边生产，担当起建造共和国“镇海巨鲸”的重任，彻底改变了多年不上不下的被动局面。

为了统一指挥协调核潜艇建造厂的建设和核潜艇的建造试验工作，1969年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6848”现场指挥部，总指挥是被称为“虎将”的沈阳军区张峰副司令员，副总指挥是六机部生产局局长郭文声（负责生产协调）和舰艇研究院（七院）的蒲锡文同志（负责技术协调）；指挥部的成立对加强核潜艇建造厂的领导，特别是船厂与参加基本建设单位之间、与有关设备厂之间、与核潜艇总体

研究所之间的抓总协调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如今，核潜艇建造厂早已是旧貌换新颜，吊车林立、厂房成排、绿树成荫，一座现代化造船基地在昔日的荒凉海滩上巍然崛起。

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向船厂靠拢

1965年，六机部第七研究院成立了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共400多人。为了切实贯彻“厂所结合”的原则，该所一成立，所址就选定在核潜艇建造厂驻地，原七院一所副所长夏桐被任命为首任所长，副所长是宋文荣和王诚善，副总工程”币是黄旭华和尤子平。据夏桐回忆：“1965年5月，七院于笑虹院长找我谈话，决定核潜艇正式上马，由在大连的七院一所2室为基础扩建为核潜艇总体研究所，所址向核潜艇总装厂靠拢。七院一所所长陈右铭对搬迁工作很支持，提出需要什么人都可以考虑。船厂对建所工作也很支持，把1 950年代盖的两栋专家楼给我们做办公楼，还把住宅楼的十多间房子腾给了我们，我们很快就从大连搬到了船厂附近”。

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在这里一呆就是10余年，完成了研究所的艰苦创业和核潜艇的总体研究设计任务，直至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建成交付海军，才将总部迁到武汉，但仍然在船厂设立了分部，以配合船厂后续的总体建造事宜。曾任该所所长的张金麟院士在庆祝建所30周年大会上讲道：“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核潜艇总体研究所成立于渤海之滨，广大干部职工听从党的召唤，从祖国各地聚集到达片荒凉的半岛，居陋室、吃粗粮，在没有经验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开始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先后研制出第一代两型核潜艇，加强了海上防御力量，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海军军事代表室进驻船厂

1966年8月，随着核潜艇工程拉开序幕，海军从大连造船厂军事代表室抽调7名同志组成工作组，由姜德厚带队，先期到核潜艇建造厂筹建军事代表室的工作。他们与船厂的广大职工一起，边基建、边生产（即33型潜艇），同时参加核潜艇研制中的各种会议，准备执行核潜艇质量的检查验收任务。12月份，海军正式成立驻核潜艇建造厂军事代表室，共29人。军事代表室设在厂区一座隐秘的半山坡的两层小楼里，我在2010年回访军事代表室，寻找这座小楼时，巧遇当时在军代表室工作的孙权友同志，在他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小楼旁，我好像有回家的感觉，对小楼肃然起敬。军事代表室初期创业时，大家告别了大连等美丽的都市和温暖的家庭，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核潜艇建造厂。当时吃粗粮，啃成菜，住在破旧的仓库里，但他们怀着一定要造出核潜艇的强烈革命事业心，默默地克服生活上的所有困难，毅然走上了艰难的创业历程。

几十年来，驻核潜艇建造厂军事代表室的军代表们，深入车间和潜艇，在为中国核潜艇建造质量把关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后荣立集体二等功。

我幸运地参加了第一艘核潜艇后期的有关试验和总结工作，全程参加了第二艘核潜艇的设备安装、试验试航以及交艇后的长航等。我至今收藏着核潜艇总装厂的工作证，当时24岁，上面还盖着船厂革命委员会的钢印。我还珍藏着一张我在船厂工作的那几年里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现场照片，这张照片是第二艘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在预装车间组装期间，休息时留下的合影。照片中有3位是海军代表，分别是麦新春、张晓明和本人。在车间的墙上，仍然保留着第一艘核潜艇组装反应堆期间写的毛泽东主席的名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体现了造船工人建造核潜艇的坚定信心和攻克难关的精神。

2004年，核潜艇建造厂成立50周年之际，船厂在出版的《辉煌的历程））画册中写道：我们作为共和国船舶工业的骄子，受国家和人民的重托，不负神圣使命，本应满载赞誉和骄傲。然而，宝岛的薄雾常年为他笼罩着“神秘之光”，人们只能轻抚他那坚韧的铁肩体会万钧的责任，只能透过他那深邃的眼神感觉飞越大洋的壮志，只能通过隐约出没在碧海上的“蓝鲸”品味他的功勋。他栉风沐雨，不离不弃，执着坚守对国、对民的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