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玺印的功用_各种法印作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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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代玺印的功用
起彦昌
1644年,清政权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建立起了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清承明制,各项政治制度大多沿袭明朝。但随时间的发展,各项制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均得到完善,并具有其特色。清代玺印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清代宫廷中的印章主要是指皇帝及皇后的印章。其中以皇帝印章的使用制度为代表,形成了宫廷中印章使用的一系列制度。清代皇帝的信印按其用途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代表皇权的国宝,另一种是为皇帝收藏、鉴赏用的宝玺,又称闲章。代表皇权的国宝,从清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到统一中国后的清廷,在政治、法律、军事、文教、外交等诸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宫廷玺印
1.皇帝宝玺的使用
中国清朝皇帝发布诏书、敕谕时钤用的印章,俗称二十五宝。清朝宝玺的沿革可以追溯 到皇太极称帝改国号清的崇德元年,可惜确切数目已经无法考证,顺治朝的宝蛮数也不清楚。但是自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宝玺的数目不断增长,至康熙二十五年,宝玺数目达29种之多,《康熙会典》卷二对二十九宝每方的文字均有明确的记载;雍正朝沿用二十九宝未做任何变更。到乾隆初年,宝蛮一度增加至39方,其中有先帝的镌刻,有印文重复,还有只琢纽式而无印文之玉料,甚至还有一方伪秦传国玺也混人其中,十分混乱。乾隆有鉴于此,下定决心对其进行清理。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根据《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的记载,因而钦定宝玺为25种,后世就称这25方印章为二十五宝。其内容及排列顺序是:“‘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满文‘皇帝之宝’、檀香木‘皇帝之宝’、‘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130沈阳辟赛博赞赞释及,3丹2007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H寸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新选定的二十五宝,除其中一方“皇帝之宝”是满文印外,其余均用汉、满两种文字篆刻,汉字用篆书,满文用本字。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认为用两种书体不协调,遂决定除“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及满文“皇帝之宝”四印“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不敢轻易”外,其余檀香木“皇帝之宝”以下的二十一宝,一律改镌,将其中的满文本字全部改用篆体镌刻。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二十五宝,就是乾隆十三年钦定并陆续改镌的新印。二十五宝的质地,除汉、满文“皇帝之宝”用檀香木镌制外,其余为玉质或金质。纽式有交龙、蹲龙、盘龙3种,这些纽式只有帝后印章才能使用。印体硕大,最大的为“广运之宝”,有19.2厘米见方,最小的为“皇帝尊亲之宝”,每边边长6.8厘米。清二十五宝的印文内容多数沿用明代宝蛮,并参照明代制度,明确规定了每方宝玺的应用范围,如规定“大清嗣天子宝”应用于“以章继绳”,“皇帝尊亲之宝”应用于“以荐徽号”。但在实际使用中,并不完全遵循这些规定。比较常用的是檀香木“皇帝之宝”以下的二十一宝,清初镌刻的前四宝一般不用。二十一宝中,使用最多的是檀香木“皇帝之宝”及玉质“敕命之宝”。
2.后妃及太子印的使用
宫廷玺印除了皇帝使用的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后妃和太子使用的印章了,他们都是皇帝的家属,所以乾隆十三年规定“凡铸大内宝印,礼部会同内务府造办处敬谨铸造”。这类印
章,大小、厚薄各不相同,甚至名称也有所不同。比如妃印称印,而其他的印则称之为宝,以示区别。但是质地没有差别,都是金质或者玉质的,用玉箸篆镌刻,并且纽式都与龙有密切关系。皇后金宝最为尊贵,使用交龙纽;太皇太后、皇太后次之,使用盘龙纽;皇贵妃、贵妃及太子宝印一般使用蹲龙纽。而一般的妃子印则不得称宝,只称之为印,并且只能用龟纽,以示尊卑之别。纽式的不同体现了皇宫内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贵妃、太子及妃子的差别,体现了其特殊的身份。3.玺印管理制度
清代玺印制造与管理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对维系其官僚机构有效运转起到促进作用。据《清史稿》和《大清会典》记载,玺印统一由礼部铸印局铸造,需由皇帝批准,然后由钦天监择日着铸印局铸造。清朝管理玺印的任务归钦天监,实施具体管理是钦天监下属机构内务府。在铸造过程中,其实礼部仅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实际铸造部门乃是内务府的造办处,这实际上改变了明代宝印完全由礼部铸造的制度,也就把宝玺的铸造机构和官印的铸造机构分开。内务府是直接服务于皇帝及其家属并管理全部宫廷事务的专门机构,始设于顺治初年,其职掌事宜中就有很重要的一项“监视内阁用宝(印)”。具体包括对皇帝宝玺及皇①叶其峰:《古玺印通论》,页270,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试论清代g印的131后、太子所用玺印的监制与使用管理。清代玺印的制造分为三个层次,御宝为最高等级,其次为百官印信,再次为文武佐杂僚属之钤记。皇帝御宝多为玉质,其制造过程较金属质地的百官印为难。玉不琢不成器,砣玉过程要求的技术含量相当高,仅凭礼部铸印局所属工匠实难胜任。内务府造办处系为皇家承造包括金玉珠宝等御用品的专门机构,拥有从全国各地招募而来的技艺超群的匠人,因将御宝委以这班人承造,自然能够精雕细琢。而且由于礼部铸印局与造办处所处的不同地理位置,也决定了选择由宫内的造办处制造御宝较之宫外的铸印局更为安全、可靠。清代官印制造的第二等级为品官之官印。品官印信,位尊者为银,卑者为铜,此皆为范冶而成,由礼部铸印局专司其职。“铸印局(或称印铸局),汉员外郎、满洲署主事、汉大使各一人”0,“题销铸印,掌铸宝玺,凡内外诸司印信,并范冶之”。“其监督铸造者,由部于满汉司官内遴选二人弓I见,恭候钦定一人专司局事,一年期满,再行更代”②。由于督造官职涉重要,故仅以一年为期,不断更调易人。平时百官印信换发未有定时,唯视印文磨损漫漶而奏请重铸。铸印局工匠为招募,由都察院转传五城选精工匠役,工部拨工价。共设工匠八名,内铸匠二名、锉匠三名、磨錾二名、镌字一名。若因全面改制一并换发,则临时加雇开匠。如乾隆五十年全面换发八旗佐领图记时,“至镌字匠役,不敷应用,由部酌量于五城移取数名,每名日给工银一钱五分四厘,以资赶办”A由此推测,乾隆十三至十七年全面改镌百官印信时亦应如此。对于各衙门中的未入流佐杂人员用印,则属清代制印的第三等级。因佐杂人员职权不关人、兵、财、物等要务,且所涉人员甚广,若都汇总至中央铸印局制造,必然分散其精力,对重要的官印铸造产生不良影响;权力下放,成为有效的解决方法。“乾隆三十四年谕:‘佐杂等官卑人冗,所用止系钤记,若悉令由部颁发,事体尤属纷繁。朕意莫若交与各直省督抚,于省会地方定一镌刻铺户,如官代书之类。令佐杂钤记,即就官铺镌刻。但不许悬挂包刻门牌,以除陋习。其余市肆,一概不准私雕,巳足备稽查而昭信守,于事理庶为允协。’该部即遵谕行。”?地方佐杂用印由地方自行解决,不仅减轻了中央礼部铸印局的工作负荷,而且缩减 ‘了中央财政开支。为严格宝玺的使用,在常行诏敕上还要经过辅政部门稽核驳正,加盖辅政印信,自汉代起历朝如此,只是加盖印章的部门不同,清朝则是加盖内阁印。为防止擅权,清朝时甚至把辅政印信收归“大内”保管,有应用印的文书,要向内请印,用毕即行送回,“凡请印钥毕以金牌为质”?。除有严格的请用制度外,辅政机构与内廷在使用玺印时都要分别登录,御史定期监查检核簿册时,要将内外登录互相对照,以防止任何私自启用的行为。①《清史稿》卷一一四《百官志》。②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二一。③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二一。④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二三。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辑2007
二玺印的功用
1.发布命令的凭信
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宝玺刻制尚无章法。为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努尔哈赤用当时的 老满文刻制了两方宝玺——“天命金国之宝”、“后金国天命皇帝”。这两方印章在努尔哈赤 统治时期起到了极大作用,发布政令、实施政治统治都少不了它们,因为它们代表的是至高 无上的权力。在任何时期印章的作用都是不可小视的。明末农民起义不断,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迅猛发展,于崇祯十七年将明王朝推翻。在沈阳的满洲贵族利用中原巨变的历史形势,加快入主中原的步伐,摄政王多尔衮打出“救民出水火”的旗号,整肃军纪,于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七祭天,亲佩”大将军印”伐明。正是这枚大印才使多尔衮得以调遣满洲、蒙古八旗大军进军中原,进而立下战功种种,成功人关
2.政治统治的工具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西藏与清朝在关外时期就建立了关系,“统治全国以后,顺治九年(1652)*五世亲自来到北京朝觐顺治帝,次年顺治帝封*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喇嘛、并赐金印金册。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政府封五世*为‘*额尔德尼、也赐以册印”?同时期的新疆、蒙古也归顺清朝,清廷也颁发了权力象征——印章,这些都是有各地出土的印章佐证的。
3.移交权力的象征清廷征服其他国家后,被征服国向清廷交出国玺,进而交出政权。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率兵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并从蒙古林丹汗的儿子那里获得了元朝的“传国宝玺”。皇太极便认为“天命归金”,自己应该为天下共主,所以改国号为清,改族称为满洲,改年号为崇德,皇太极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批准了施琅攻取台湾的奏请。施玻在其周密的攻台计划下,成功将台湾反抗势力郑克挟降服。施琅奏请康熙帝批准后接受了郑克禊的乞降请求,郑克槟于八月初带领士卒剃发至施琅楼船,交出明朝赐给郑成功的“延平王”金印,台湾事平。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清前期及战乱时期印章代表了很大的权力,在权力交接时都会将印章交出。4.王朝易代的证明
印章自其在宫廷中应用之日起就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王位移交时必要的证 ①梁章钜:《枢桓纪略》卷一三《规制》。②曹锦炎:《古代玺印》,页200,文物出版社2002年。试论清代玺印的功用物。只有新任帝王接过了上一朝帝王的大印之后,才算正式继承王位。据记载,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清晨,清王朝的惟一一次帝位禅让大典,正式在紫禁城举行。经过一通跪拜、奏乐、诵诏的繁文缛节之后,两位大学士将皇太子引导上阶。顒琰匐伏在皇帝座前,毕恭毕敬地接过了弘历递给他的“皇帝之宝”。从这一刻起,弘历成了“太上皇”,顒琰成了嘉庆皇帝。从授印这一关键环节可以看出,玺印的顺利传递是帝位传递的重要步骤。虽然其他帝王即位时没有如此隆重大礼,但玺印一定要转交到即位的帝王手中,作为权力的象征。清王朝无疑将历朝历代玺印传递制度完整继承并发扬了下来。5.闲章的重要作用
皇帝收藏、鉴赏用的宝玺,又称闲章,集文章诗词、书法撰刻于一体,从多个侧面反映了清代皇帝的为君治世之道、皇家文化修养及个人的性格特点及不同时期的心境,虽然此类闲章看似仅为艺术的载体,但也在不同时期起着与国宝同等重要的作用。闲章,其实并非真“闲”,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场合发挥着不同的征信作用。皇帝的大量印玺,从广义上讲,都有某种征信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某些重大事件中,甚至还起到关键作用,成为某个历史时刻的见证。咸丰帝的“御赏”、“同道堂”两方小玺即是如此。“御赏”、“同道堂”本是咸丰皇帝的两方闲章,一般用于鉴赏和收藏。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咸丰皇帝携皇后钮钴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以及皇子载淳等,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病危之时,咸丰皇帝将“御赏”交给皇后,“同道堂”赐予载淳,由叶赫那拉氏管理,以备不豫。咸丰卒后,载淳登基,肃顺等八大臣辅政。1861年i叶赫那拉氏发动“辛酉政变”,与皇后钮钴禄氏及恭亲王奕沂掌握朝政大权,实行“垂帘听政”,下懿旨改“琪祥”年号为“同治”。以后,凡同治皇帝的上谕明旨,上起用“御赏”章,下用“同道堂”章,无此二章者无效,直至同治皇帝亲政为止。可见,“御赏”、“同道堂”两闲章,成了同治时期两太后垂帘听政的主要标志,是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以上可见,由于历代皇帝的重视,清朝宫廷用印制度已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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