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7邹广文《学术月刊》学人访谈(定稿)_491703865_访谈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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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专家访谈录

眼睛向下，境界向上

——邹广文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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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 ○ 崔唯航（原载上海《学术月刊》2011年第1期）

● 邹广文，男，1961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蒙古族。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之后1994年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9年任教于山东大学哲学系，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职称。1999年9月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2000年3月起任博士生导师。2001年8月至2002年8月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任访问教授。2010年8月至10月应邀赴哈佛大学哲学系，做短期访问学者。现为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个人学术研究方向是哲学基础理论、文化哲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主要著作有《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社会发展的文化诉求》（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史哲》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个人代表性成果曾获省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作为项目主持人，邹广文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教育部社会科学课题。

○ 崔唯航，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邹老师，您好！您在学界以对文化哲学理论的研究而著称，在此领域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借此机会可否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文化哲学研究之路的？

● 我曾多次遇到这一问题,起初并没有特别在意。最近在利用一个机会梳理自己的学术历程的时候，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是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时代的原因。就个人因素而言，作为一个哲学学者，我认同黑格尔关于哲学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的论述。在我看来，真正的哲学总是深深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与实践活动中的思考和冀望。一味地沉迷于抽象的思辨乃是哲学研究的误区，关注并反思自己脚下的大地乃是哲学学者的重要使命。就社会和时代因素来看，当一个社会发展较为平缓的时候，文化的作用往往不被人注意；而当一个社会出现急剧变革的时候，文化问题就会凸显出来。近30年无疑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经济的腾飞并没有与文化的崛起相同步，精神文化补给的缺失已经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作为一个从事哲学研究、一个从事社会文化建构的学者来说，这是我不愿看到的，但却是我必须面对并予以思考的。为了从哲学的层面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为了承担一个哲学学者的文化使命，我逐步走向了文化哲学的研究道路。

○ 据我所看到的材料，1986年您在《学习与探索》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论文。据此计算，您从事文化哲学研究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新时期我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么多年的研究经历给了您怎样的感受呢？您对我国文化哲学的现状和进展总体上又有一个怎样的判断呢？

●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变革及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推动着哲学去反思文化。我们所做出的任何思考与论断，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走向看，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便体现了一种从学理层面系统思考文化问题的努力。回顾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所经历的从无到有的历程，可谓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不容否认的是，文化哲学园地在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下，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哲学研究的一支有生力量，尽管尚不完全清晰，但文化哲学学科的整体图景正逐渐呈现于人们面前。同样不容否认的是，文化哲学研究无论从它的学科层次、研究规模及其对当代社会人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仍显弱小和不足。事实上，每一位文化哲学研究者正是伴随着这样一种苦恼、忧虑和历史重负默默地进行着艰难的探索。

○ 阅读您的著作，往往可以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息。您对问题的讨论，也总是自觉站在人学的原则高度上，把人的在场作为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那么，您是如何理解哲学 2 是人学的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人学”的概念又是怎样被挖掘与解读出来的？

● 我们知道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其次才是一个理论家。他一方面积极参加革命的实践，另一方面锲而不舍地寻求并创造革命的理论。这就使其与那些如康德般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小镇而潜心于理论建构的哲学家区分开来。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思考的轴心和理论建构的基础乃是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忽视“人”的视角。至于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理解和把握“人”的问题，我认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句话或许更能够回答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这里说明了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就自然存在的角度看，人的生存趋于同质性，不同人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同质化倾向；就社会存在的角度看，人的客观意义上的生存建立在人的主观意义上的目的性存在之上，正是由于人对自我存在意义理解上的不同，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必须从人的二重性存在展开，人的生活世界在逻辑上可以被区分为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或者说人的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而人的生活内容，就是在这经验与超验、现实与可能之间“上下而求索”，马克思哲学思考的核心同样也是在这两端间的张力结构中呈现出来的。

○ 您提到马克思哲学思考的轴心乃是对人的深沉关注，并试图从经验与超验两个方面入手为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寻找答案，从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阐释，那么，您所持的人学观点又是怎样与文化哲学的建构相联系的呢？人与文化，哲学与文化之间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 从人的视角来看，哲学的本质可以被理解为主体自我意识，文化则是对人的现实世界的集中表达。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崭新整合，而实现这一融合的关键则在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前面我已经说过，人的生活乃是在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上下求索，那么究竟如何来沟通人的现实生活与超验思考呢，马克思给出的答案就是实践。一方面，人的实践创造并展开了人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人类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引发的理论误解，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介入，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本源性具有了属人的性质，客观的物质世界变得不再陌生；与之相应，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再抽象孤立，而是寻找到了一种表达和展现自己的支撑点——文化，人的精神世界正是借助于文化的形式而现实地存在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人通过能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哲学。

关于文化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视域。从广义上看，文化指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创造物，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被打上“人化”烙印的存在，皆为文化；从狭义上看，3 文化专指人类精神领域里的创造物，其中主要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宗教等。可以看出，狭义的文化表征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文化成为人追求自由、超越意识与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正是通过文化这种实践形式参与到现实世界的活动之中，并对其作出反应的。可见，我们以实践为前提，使“哲学”实现了向“文化”的历史性回归，这同时也成为文化哲学成长的开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哲学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世界观所要实现的哲学理想是一致的，马克思向来反对将哲学从历史的具体的文化现实中分离出去，去追求所谓的“彼岸世界真理”，相反，他认为在“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文化哲学是实践哲学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人类文化生活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观念性整合。

○ 您谈到人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沟通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将哲学的精神世界现实化为文化的形态，从而实现了文化与哲学的全新整合。这种理解颇具启发意义。那么，您能否结合具体的实践活动进一步谈一下文化哲学的独特价值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性？

● 在我看来，文化就像一条河，运行于传统和现代之间。传统与现代无法断裂，必然要带给人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遐思。当代人类的文化命运，注定了文化哲学研究不可能在纯学理的层面上游弋，而必须把哲学思维的触角伸向现实的社会生活，思考人类的文化命运。回顾20世纪以来人类波澜壮阔的发展史，现代性在科技理性的刺激下得到了空前凸显，但却带来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匮乏，甚至还产生了种种与人们的幸福理念相抵触的文化困境，阻碍了人类实现其价值目标的种种努力。面对这种价值危机，面对这种人几近丧失其本色的社会形态，人们应当做出怎样的选择？这种人的类存在意义上的呼唤最终促成了文化哲学的出场。而文化哲学的价值诉求，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语境下，挖掘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具体来看，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精神在极大促进了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技术异化、生态失衡等，而当代文化实践的重大使命就是对科学发现和创造的人文价值进行重新思考，即不能把人类的文明活动视为一种纯理性的知识化现象，而应当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其追求的目的，努力弥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鸿沟，这是随着人类文化整合时代到来的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融合标示了人的文化实践在确立人的理性思维和改造自然伟大力量的同时，还应展示人的尊严与价值，展示探索人的生命本体、探索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对环境的需求和适应能力的各种可能性。总的看来，当代文化哲学研究视野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现实人类实践意识的一种必然要求。

○ 我可以理解文化哲学在理论建树上的开创性意义，那么在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中，您认为应该凸显那些主题？这些主题又与现实具有怎样的联系？● 寻找当代文化哲学建构的主题，必须立足于21世纪的文化实践与发展。立足世界，文化哲学应该关注人类的和平发展这一主题；立足中国，文化哲学应该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具体来说，着眼于世界，全球化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人类生活中存在着某些终极的绝对合理而又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价值及其标准，这种标准的存在能够消解经验世界的种种纷争，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当我们谈到这种所谓的绝对一元论价值是否可能的问题时，我们需要从文化的理想维度而不是经验层面上去理解。事实上，在经验层面上由于受到现实利益的制约很难产生完美的普世方案，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普遍价值在文化层面存在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文化的精神内核可以使得普遍价值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对现实文化实践作出引导与提升。文化的普遍价值形式决不能是某种特殊文化价值对其他文化形式的征服与强制，更不能借助某种特殊的社会或集团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实力来获取，而只能通过文化的平等对话来予以展开。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它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普遍性认可，成为广泛且合理的有效规范系统。也许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能够达成上述目标的全世界各民族都认可的文化普遍价值，但是这并不妨碍对这种价值的追求，更不能成为拒绝文化普遍价值的理由。

着眼于中国，我们需要看到在当代世界的文化实践中，与提倡文化的普遍价值相伴随的，是民族文化个性的张扬。坚持民族文化发展的个性，是维护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环节与根本保证。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一种文化形态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莫过于文化的内在精神与个性。也正是这种精神与个性使得该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区别开来并展示其独特魅力。为了推进民族个性的培养，必须积极推动跨文化的理解与多元宽容精神，并积极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难免会碰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冲突与碰撞，那么，我们应该首先承认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同时还要期待在普遍价值文化与个性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我们谋求当代世界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 您提到当代文化哲学的主题之一就是培养民族文化个性，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大量资源可以应用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流变之中，那么在您看来有哪些传统文化需要被积极继承呢？

● 的确如你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资源可以被现代人们的生活所吸纳。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视角能够帮助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正确认识西方的工具理性倾向。我们知道近代西方理性文化的崛起源于其工具理性的弘扬，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可以通过精密的计算来预测并实现人类的功利性目的，因此它非常注重对事物认识的手段性与可操作性。这必然造成对目的本身思考的缺失，结果就是人们求真和向善的方面被淡化，事物的有机性与整体性图景被遮蔽。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丰富的整体性文 5 化资源，这种有机的总体性视角倡导以一种总体意识去关注世界，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我们自己。中国哲学中天地人相通，物我相融，整体和谐等观念，体现了华夏民族长期以来的悟世体察所积累的独特智慧，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相隔，而是相依相持相成相济的。

其次，中国传统的中性智慧有利于矫正两极对立的极端思想。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是现代性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之一，这主要源于非此即彼是非有别的实验科学的精准意识。尽管两极对立的思想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具有基础性意义，但在社会生活领域却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在中国社会积极创建和谐理念的同时，必须在思维观念上进行一种倡导中庸文化的变革，凸显共生性的中性智慧。中性智慧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都把“中”与人生观相联系,以致将其升华到世界观的高度,成为“中道”。“中庸”、“中道”、“中和”,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中”与“和”的互文，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融合，应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缓解人类文明危机的根本。

最后，“天人合一”的高尚情怀能够有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暴露无遗的环境问题。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现代化的突飞猛进造成了传统生态文明的严重破坏，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空前提高不仅没有使自己的生存环境得到提升，反而让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承受了巨大压力。尤其是高速发展中的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在的抹杀了生态文明的优先权，可持续发展从来没有注入到国民生产总值提升的前提预设中去。那么，重建现代生态文明，挖掘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关系的思想迫在眉睫。中国传统思想在谈到天人关系问题时，从来没有将天与人的关系置于简单的对立之中，而是在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实现了一种动态的和谐，其理论基点在于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互生系统，无论是儒家抑或道家都认为自然之中弥漫着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人应该自觉的从这个伟大的资源中汲取智慧并作为自己生存性活动的根源。天人合一思想集中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如果我们能够将其挖掘出来，将获益匪浅。

○ 近年来，国学的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和整个社会的关注。一些院校纷纷设立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国学热可谓热度不减。但与此同时，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应当对之保持警惕。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呢？

● 最近几年，国学热异军突起，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构成了近年来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作为一个文化哲学的研究者，我尽管未曾专门撰文，但对国学热还是保持了高度的关注。我的基本看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令人欣喜令人忧。如果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角度来看，国学热的出现无疑是令人 6 欣喜的文化现象。但必须看到的是，在国学热的事件中存在着一种将国学庸俗化、娱乐化乃至泡沫化的炒作现象。商业化的过度介入严重消耗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从而造成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狭隘性与功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上弥漫的一种文化浮躁，这种浮躁本身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背离的。从根本上看，国学毕竟是“学”，是一门需要潜下心来认真研究的学问，它需要的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硬功夫，而不是炒作起来的虚假繁荣。另外，在对国学热采取冷静思考和理性判断的态度的同时，也要对国学热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国学和国学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导向？它已经和将要产生怎样的后果？国学是一种文化资源，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学与现代性，与科学、民主精神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 中国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是否意味着需要在个性化方面做出妥协？另外，在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同时实现跨文化理解？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个性化发展必须坚守，中国文化必须走中国之路。因为文化的独特性是文化的生命力，文化丧失了独特性也就相当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不归途。同时也要看到民族文化的独立的发展不应回避共同的文化实践背景，只有看到这一点，强调民族文化实践的特殊性才有意义。全球化时代，跨国域、跨民族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人类文化从相对一元走向相对多元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之下，倡导有效的文化对话，并在此基础之上真正实现跨文化理解。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说，不同文化形态间的差异，不仅有其地域性质和生存空间方面的，而且还有发展水平和时代物质方面的。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中，各地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可能是完全平衡的，而是存在着文化发展中所特有的时代性差别。就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别来看，也可以用时间尺度来衡量。相应的，它们之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不同文化时代之间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强调跨文化理解，不仅是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也是不同水平、不同时代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或者说是一种跨时代的理解。

跨文化理解的关键，是要克服由于文化隔阂和文化落差而产生的文化偏执心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由于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熏染不同，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定势和文化价值作为唯一的或基本的标准、尺度来度量、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并将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情感和文化追求作为一种文化定势而投射到对象之中，从而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心理冲突。这种文化心态的主要特征是不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去看待异域文化，而只是从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来看待、要求甚至改造异域文化，7 从而产生出非常复杂甚至根本相反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理解。要破除这种文化偏执心态以促进文化的有效理解和交流，就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文化心态，看到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相对性，并努力寻找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共通性。即在文化交往中，自觉地将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放在同等的水平上进行平行的和交叉的比较，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总过程中进行文化定位，寻求文化差异的内在原因和填补差异的有效途径，探索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在深层结构和内在本质方面的共同点、联系点和进一步协调发展的生长点。

○ 可否透露一下您未来主要的学术关注点可能在哪里，主要的学术施力点又在哪里？ ● 说到我今后的学术研究重点，我想先指明一个文化哲学领域中的问题，简单的说，我们尚未在主体价值层面实现文化哲学研究与人文精神重建目标的内在关联与沟通，诸多学者的研究范畴与方法不一，虽然文化哲学成果很多，但尚缺少有实质建设意义的对话性成果。我始终认为，文化哲学研究不是无文本的操作，准确地把握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加深对当代文化哲学基本实践精神的理解，这是文化哲学面对当代文化实践得以“安身立命”的前提。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与研究之中，我可能仍然是诉诸一个“上下求索”的过程，即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做进一步思考，对全新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角度进行不同程度的剖析，使文化哲学树立清晰的学科定位，同时通过自觉地介入现实文化实践来实现哲学的功能，提升大众人文精神，把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与对现实文化生活的关注紧密结合在一起，更好地阐扬人文理性。

○ 我知道您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以鲜明的个性风格而受到了众多学生的欢迎。那么，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一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可否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 风格谈不上，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吧。我常常对学生讲，在当代中国进行哲学研究，一定要记住八个字：眼睛向下，境界向上。具体来讲，所谓眼睛向下，这里的“向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从时间上看，指当下，即当今时代；其二，从空间上看，指脚下，即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中国。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从事哲学研究时，一定要脚踏实地，时刻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实践，牢记自己是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在进行思考。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是我们须臾不可脱离的哲思之源。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安泰，只要他同大地接触，就所向无敌；而当他一旦离开大地，便不堪一击，被赫拉克利斯轻而易举地杀死。所谓境界向上，这里的“向上”，同样具有两重含义。其一，在一般意义上，指上升、提升。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一定要摆脱世俗功利的束缚，自觉守护一种求真精神，同时，还要从经验材料中提升出来，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其二，在特定意义上，指形而上。对于一般的理论研究而言，达到上一层面的提升已属不易，也基本可以满足需要。但对于哲学研究而言，8 则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即要进入形而上的层面。20世纪以来，拒斥形而上学成为哲学中的一个潮流，但我认为可以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保持甚至拉开距离，但作为一种致思取向的形而上之思，则必须持守。否则，哲学将混同于一般的理论科学，文化哲学也将混同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或文化理论，从而丧失自己的既有品格，甚至导致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