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建筑_建筑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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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建筑

我们熟知的土耳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帕慕克，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师，但是，他在专业上默默无闻，却因他改行写小说，真正为自己带来了建筑的光彩，在伊斯坦布尔建了一座以他的小说命名的《纯真博物馆》，令游人向往。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呵。只可惜前年我跟深圳交响乐团的几位乐手在那条街上闲逛，打听这个博物馆竟无人知晓，甚至连帕慕克的名字也不知道。

外来大师的影响

中国建筑师们太恪守旧律了，太被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文化束缚了。尤其是七旬以上的建筑师们，受到的束缚更多。在市场经济到来之时，他们始终处于挣扎挣脱的境地。撒目一下西方的大师们，如弗兰克·盖里、库哈斯、安德鲁们却没有多少包袱。

弗兰克·盖里曾被视作“视觉至上”的建筑师，虽然他对此不以为然，但他的银光闪烁的金属堆砌，确为当代艺术带来了一片闪亮空间。他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这座具有丰碑意义的“金属卷”，使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一夜之间成为天下旅行者的胜地。而他在去年又成了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的主要竞争者。从图片上看这座小镇上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与洛杉矶的华特·迪士尼音乐厅如出一辙，从灰色的建筑材料与轻盈的堆砌造型，均有异曲同工之处。前年，我与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北美时，乘车在洛杉矶漫游市井，一位美籍华人女作家专门指给我看这座音乐建筑。她知道我写了钢琴家郎朗的第一本传记，便兴奋地告诉我郎朗一个月前在这里演出过。

盖里是个性极强的建筑艺术家。在我们的习惯中，大凡个性彰显者，也就是个性强的人，是不可能受欢迎的，而令人奇怪的是，我们的建筑环境却能够容忍西方建筑师们的个性，甚至是愈强烈的个人表现者，越能够令我们信服。而中国的建筑大项目，每一个都是可以给建筑师们带来一生殊荣的机会的，然而，这些机会无一例外地给了外国建筑师，这令国内建筑师集体失语，且悻悻然。

诚然，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我们对外来的念经还是知之甚少的。就说保罗·安德鲁这个法国佬吧，他在29岁那年，获得设计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第二候机楼的机会，使他一举成名。

而他走向世界，走向中国时，殊不知，他在**广场附近为我们国家下的那个“蛋”之前，就已经在中国下了一系列“蛋”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体育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苏州科技文化中心等，简直可以说是遍地“风流”。

库哈斯更是无拘无束，央视那个扭曲的“大门”建筑，被人说成是“大裤衩子”建筑，那种变形与荒诞的冲击力，更是让中国建筑师瞠目结舌。

翻看库哈斯的经历，绝非等闲之辈，也绝非一勇之夫。他最早是搞文学的，后来才改为学建筑，安德鲁也是非常喜欢写作，他出版的散文集文字灵动飞扬，想象十分丰富而奇诡，而盖里则更是丰富多彩。仅就前年春天，在北京规划展览馆首次放映他的纪录片《建筑大师盖里速写》，其场面的热烈动人就已经说明了他在中国的气场。

建筑师要靠设计作品为生，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中标与否并不仅仅是靠水平，还有诸多复杂因素。然而，个性的光芒在这种竞争与诱惑中不被湮没，甚至愈加强烈，则不能不令人钦佩。这与素养和品位有关。也与跨行业丰富人生有关。比如，我们熟知的土耳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帕慕克，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师，但是，他在专业上默默无闻，却因他改行写小说，真正为自己带来了建筑的光彩，在伊斯坦布尔建了一座以他的小说命名的《纯真博物馆》，令游人向往。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呵。只可惜前年我跟深圳交响乐团的几位乐手在那条街上闲逛，打听这个博物馆竟无人知晓，甚至连帕慕克的名字也不知道。

伯斯金德是学小提琴的，真正的音乐科班，他与巴伦伯依姆是同学。然而，他改学了建筑，遂成为一代建筑大师。他的“犹太人博物馆”从外到内，充满了令人震撼与惊叹的空间。即使不用摆放任何展品，也能够将犹太人遭受的纳粹血腥迫害昭然于世。由于他是学音乐的，博物馆空间的走廊有着乐章般的递进，通往恐怖的“死亡之门”是一曲对法西斯纳粹的最有力控诉，创造这样的建筑空间，犹如指挥那曲《达豪之歌》。

建筑家懂音乐，音乐家懂建筑，建筑家学文学，这都是互为相通的，都对建筑设计大有裨益。

建筑界与文学界是一样的，紧密追随着西方的足音。出了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后，米兰·昆德拉便成了中国作家效仿的对象。而《百年孤独》更是《古船》等系列重要长卷的催生剂。而且，《百年孤独》的开头“许多年之后„„”也成为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写作者的公式化模板。

建筑也是如此。赖特的影响、迈耶的“白色派”、柯布西耶的影响等等，杂志“抄录”式建筑，更是普遍现象。中国建筑师与中国作家一样，太受西方思潮风格影响，而没有像安藤忠雄那样，没有像帕慕克那样，真正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与自己的民族文化融会贯通，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换句话说，我们的建筑师与作家缺乏个性。因此，就出不来世界级大师。

人的成长与环境影响是分不开的。一个城市的素质提高，是一个全方位的提高过程，就像一个民族的素质提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样。

记忆之于建筑

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在哪里？贝多芬曾在这里面演奏过；埃斯特哈齐侯爵府呢？海顿的《创世纪》在这里举行过首演；在维也纳闪闪发光的不啻是金色大厅，圣斯特凡大教堂的屹立，让这座城市有了永远的高度。即使那上面的瓦纹，都充满音乐线条的律动。那种文化的深厚积淀，让这个城市无与伦比。数年前，我在教堂的袖廊里听过一个童声合唱团的演唱，那种声音神圣得令我战栗，仿佛来自天外。后来，我一遍遍看《放牛班的春天》，就是那种神奇的感受。

一个有记忆的建筑，才能成为经典。

深圳有着娇媚的山光水色，即使冬季仍然花香四溢，还有绵长的海岸线。可是，深圳的山光水色映衬的建筑物太新了，像一张娃娃脸，没有皱褶。倒是有一处建筑在蔡屋围那里，在大剧院对面，那个金融中心，算是城市中心的第一代建筑。深圳当年很为八大文化建筑自豪，那是一个风风火火激情满怀的时代。

维也纳有演出品牌，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深圳每年也有新年音乐会，甚至比维也纳更热闹。深圳交响乐团也有职业化的音乐季。这为深圳带来很多古典音乐的福音。但是，深圳的音乐季显然不如维也纳的音乐季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除了专业乐团的水平之外，观众的培养，是最大的差异。深圳的观众如同深圳的建筑一样，走进音乐厅的资历还太短了，需要时间。

维也纳是个几乎没有变化的城市，欧洲很多城市几十上百年都没有变化。而深圳的变化显而易见。尤其在住宅建筑方面。深圳的发展脉络有点像美国。美国的建筑师有着高度的应

变能力，他们深知住宅的风格会随着时尚而更迭。在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流行都铎式和自由风格，20世纪20年代，流行考茨沃夫德风格和法国乡村风格；再过十年，又变花样了。由于受到修复威廉斯堡的影响，美国殖民风格再度盛行。考茨沃尔德风格的细部相当严谨，形式也十分质朴，创造出和法国乡村风格很不一样的环境，几乎属于田园的气氛，和自由风格大相径庭，也有别于坚强刚毅的殖民风格。深圳的住宅建筑，差不多也是这样，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变来变去，比如，前十年流行的折中主义或都铎式的“古风”，近些年又流行北美的现代风格。特别是别墅的形式，变化更大更快。由尖顶而变钟楼顶式，再变平台式。这种顶部的变化，鲜明体现了时代的风尚。

20世纪末有位西方学者曾自我检讨过，这是位英国学者——奥·希雅。他在《进步之后——寻找古法前进》一书中这样表示：“从近百年的科技文化、艺术、哲学、宗教、教育、政治、体育等多角度比较19世纪与20世纪的得失，结论是20世纪失去了19世纪的思想、道德、宗教和哲学的价值观。科学把宗教的信仰贬低了，人类只能像其他动物般，在这个无极的宇宙求存中，失去道德观念和人性的自尊；不尊重婚姻，导致家庭破碎是其一大特产。”他认为人类进步不单是物质和科学，而是包括消除不平等，心理自由，自我生命满足和精神的追求。他认为，比起19世纪，20世纪是在退步。

这种“退步”，在我们高速发展的城市中不难窥测。当我们盲目崇拜西方，那么多欧陆风建筑风靡之时，我们其实已经落后了。锺华楠先生犀利地认为，那种“现代化”和“城市化”是落伍的，滞后的。因为那种城市意识，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和自醒。西方式的文明给我们带来的是过于注重物质，忽视素质，忽视精神生活。只表现建筑科技文明，没有建筑文化内涵的建筑设计尽管巍峨高耸，却是不幸的，是土豪的颜色。问题是，为何我们铺金时被戏谑为土豪，而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到处金光灿烂，却被视作人类的高贵殿堂呢？

人类发展中，建筑由沉重转向轻质，由繁缛转向简洁，这是趋势。20世纪下半叶，文学也有如此倾向，尤其是小说写作。从特性上说，也渐渐从沉重走向轻逸。如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无不表现人类重大主题，并且采用相应明显而尖锐的形式。然而，到了杜拉斯、罗伯·格里耶、米歇尔·布托等作家时，重大主题渐渐消失了，形式变得隐秘而含混。

当传统的沉重被现代的轻质取代之时，虽然人们获得了轻松，却也会因此失去了某些有意味的内涵。人类在建筑方面的发展，新的风格或流派取代旧的，事实上已经付出了代价，并非是简单的进步与升华。

东方建筑诗人

我始终在想，我们没有世界级的建筑师，也没有世界级的演奏家。就像当下中国没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一样。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遗憾。而与我们相邻的日本，则不乏世界级人物。比如，丹下健

三、安藤忠雄、黑川纪章、比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人。安藤忠雄是一个建筑师，却更是一个思想家。他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与理念。他绝不跟随西方人屁股后边盲目跑。

格罗皮乌斯认为，世界按不同的速度工业化，先西方后东方，世界早晚都将被工业化。柯布西耶也曾提出过的“国际风格”将席卷全世界。然而，安藤忠雄就冲破并颠覆了他们这个理念。所以，他获得过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立策建筑奖。评委给他的评语里说：“他的设计理念和运用材料，把国际上的现代主义和日本美学传统结合在一起„„通过使用最基本的几何形态，他用梦幻般摇曳的光线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微观世界。”

安藤的成功在于当所有建筑师的目光向天上看，翘首那些摩天“大建筑”时，他却将目光投入脚下这片朴实的土地，他建起的民宅式作品，成为当下喧嚣城市里隽永的乡土诗篇。

他被誉为东方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适切结合的典范。要是让我来给他命名，就叫他“东方建筑诗人”。

中国目前还没有安藤忠雄这样的建筑大师（虽然我们也有人获普立策奖）。就像我们还没有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这样的大作家一样，没有像小泽征尔这样的世界级分量的指挥家与武满彻这样的作曲家一样。小泽征尔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来到他的出生地沈阳，为了答谢这片土地，他与辽宁交响乐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排练。演出是在东北局大院，那个更多用于开会的大会堂。小泽征尔与辽宁交响乐团融为一体，演出相当成功，从未有过的成功。观众拼命鼓掌不肯离席。那个夜晚，创造了辽宁交响乐团的历史。稀松平常的乐团一下子改变了面貌，完全像换了一个队伍似的。小泽征尔一个人改变了一个乐队，如此短暂的时间，让乐队提升到了那么高的水平，这在当时的中国交响乐界也引起了震动。

如今，我看到小泽征尔新的演出光盘。看上去，他显得更加骨质。那一头灰发已完全由灰转白，光亮耀眼。而他那富有灵性的双臂，依然习惯性地架起来，三十年前，我在沈阳现场看到他的这种姿态，我形容为鹰翅，悬挂在险峻的山崖之上。他在旋转，随时就会从悬崖

上面飞翔起来。然而，现在我看到他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时，深深被他的悲情洞穿。我感觉他的身子骨不再架在悬崖上，而是挂在了十字架上。

如果小泽征尔只活在日本，不走遍世界，他肯定不会有这样的胸襟与志向。岛国的狭隘在三岛由纪夫的文字中不难读出，但是，在小泽征尔的“鹰翅”悬挂中，你是无论如何也捕捉不到的。在老柴“悲怆”的第四乐章结束之处，小泽的笔断意联，余音绕梁，只有感动与沉浸，且久久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