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_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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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伟大的旗帜—伟大创举》有感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轨”时期。我国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失业问题，远比当今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加严重，三种“转轨”叠合在一起的复杂情况，使得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是帷独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奋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上；第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相结合，其关健点和难点不在于非公经济部门，而在于公有制主体部分；第三，政府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成了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政经不分”这个症结的体制根源；第四，实行“政企分开、政经分开”，要点是政府充分履行作为政治实体职能，按照成本或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公众提供产品和公共服务。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探索着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正处于完善这一新体制的进程中。中国则坚定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道上，披荆斩棘，进行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就市场经济这一范畴讲有相通之处，正如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世界新兴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轨”时期。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才萌发于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30年前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经济推进了复杂的、艰巨的“转轨时期”。这个“转轨时期”的复杂性、艰巨性，集中表现在它由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一是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经济结构上从“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三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特别是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可持续型。

（二）政府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主导作用。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像同属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属于“赶超型”经济。为了“赶超”西方早已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对中国来讲，无论是实现工业化还是建设成熟的市场经济，都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国家过去花数百年才完成的事业，这就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来实现赶超。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各种机制和制度工具处于“发育”、“不成熟”或“夹生”过程之中，而且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发育”程度不同，相互之间还需“匹配”或“配套”和“协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跟发展市场结合起来”，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把这个“结合”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方向与道路提出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其核心部分是“公有制为主体”，没有这个核心部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仅有其他非公有制经济跟市场经济相结合，那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非公有制经济跟市场经济相结合，从经济体制上讲毫不困难，因为历史上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其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它的核心部分——作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跟市场经济相结合，而要实现这个结合，就必须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为市场经济所须臾不可缺的微观经济基础，而这是旷古以来的历史性创举。

总之，30 年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使我国的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十分珍惜，也值得国人引以为豪。所有这些，都是根据我国“转轨”时期的具体国情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无法也不可能提供的。我们应十分珍惜自己的实践经验及成果，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深化及理论化，在此基础上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同时，我们也看到西方经济学虽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奉为圭臬，但它毕竟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结晶，是世界人类文化成果的一部分，它所研究的每种市场形式、市场机制、市场产品及法规，对于我们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我们固不可盲从，但也切忌历史虚无主义，要认真吸收、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