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必读作品阅读指导_现当代文学必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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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散文五篇
１．《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后收入《呐喊》。全文由文言小序和13节正文组成。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作者首次署笔名“鲁迅”。作品通过一位“迫害狂”患者的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叛逆封建礼教，受到迫害而发狂的狂人形象。通过狂人的自述，向人们指出封建社会“吃人”的历史。同时也暗示了狂人最终战斗和反抗的失败，进一步强调了启蒙的意义。
《狂人日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小说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日记体结构和病态心理描写的表现方法，冲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用现实主义来表现写实成分，构成了小说的骨架和血肉，而用象征主义来表现潜藏的寓意，构成了小说的灵魂。《狂人日记》奠定了现代小说的基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
我以为，除了要注意鲁迅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即对“吃人”（包括“被吃”）这个循环的食物链的发现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结构上的反讽性。
这种反讽性表现为作品开端部分的“识”作为全文的真正结尾，表明了狂人此时“病愈”——也就是不再疯狂，重新回到“大众”的队伍中了，因此，“到某地候补”去了。这意味着狂人反抗的失败和倒退，意味着日记里所有的“吃人的人”正夹道欢迎狂人回归到传统的队伍中。这与日记的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希望的呐喊构成了一种消解。
联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的钱玄同来规劝自己从绍兴会馆里走出，寄托于醒转来的人们起来打破“铁屋子”，和自己答应“听将令”，并“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的“对希望的承诺”，鲁迅这篇小说乃至于他整个人文精神的起点和创作姿态实际上是“绝望”的。但绝望并没有使鲁迅走向虚无，而是更加绝决地战斗，表现出鲁迅式的韧性精神。
联系到当代小说的创作，不妨可以读点残雪和余华。鲁迅关于“吃人”的主题仍在继续，鲁迅的血脉仍在流淌。
２．《阿Q正传》
《阿Q正传》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连载于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1923年8月编入《呐喊》。全文共9章。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也是鲁迅惟一的中篇小说。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跨越时空的不朽典型。小说通过对阿Q姓名、籍贯、行状的考察、描摹，和他恋爱的悲剧与引起的生计的危机，和在辛亥革命的风潮中从“革命”到“不准革命”的命运，以及之后被当权者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品的经历，反映了阿Q受压迫、受剥削、受愚弄的社会地位和悲惨命运。作者用喜剧的形式来揭示悲剧的实质，成功地运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和富有特征的心理描绘来显示人物性格和精神状态。
小说中的阿Q和未庄的贫苦农民，虽然有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渴望，但愚昧、麻木、不觉悟，严重的精神胜利病，典型地揭示了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写下了一段中国人的心灵史，说明了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节选部分主要侧重精神胜利法和由此导致的悲剧性命运。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对中国国民性进行研究和探讨，在《呐喊·自序》中所提及的“幻灯片”事件，使鲁迅进一步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家，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因此《阿Q正传》可以看成是鲁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国民弱点和病根的最突出和最深刻的艺术体现。
所选部分主要是突出那些能够体现阿Q精神胜利病的种种场景，一个失去了内心自我的阿Q，怎样依靠着本能在生活着，甚至死到临头，还在想着如何去扮演看客们所要求的角色，生命对于“文化”的要求竟然是那样的毫无意义。尤其是最后一幕关于庸众的群体的集体表演，似乎更值得我们注视。
３．《肥皂》
《肥皂》发表于1924年3月27、28日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彷徨》。全篇约九千字，表现了鲁迅在面对他所描写的人物时所呈现的讽刺态度。作品讽刺之深，真是刺刀见红。
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叫“四铭”的封建卫道者，因为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乞丐，认为这是“孝女”，听到流氓说“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一洗”后，他忍不住买一块肥皂回家，希望自己的太太也“咯支咯支”搓一搓；恰巧在药房里买肥皂时，遭到店员和洋学生的讪笑，骂了他一句“恶毒妇”；回到家逼着儿子查字典，吃饭时看准一块菜心想去伸筷，却被儿子夹去了。于是就教训儿子不孝„„
鲁迅的《肥皂》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讽刺小说。整篇小说采用白描的手法细写四铭的行状，“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暴露出了他龌龊的灵魂。
四铭是“昌明国粹”、力挽颓风的伪道学，是新思潮冲击下的封建怪胎。阅读这篇小说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他。一是作为封建卫道者的四铭，曾经也“奉旨维新”，提倡过学堂，现在又和何道统、卜薇园一类的封建遗老结成同党，同流合污了，他们反对新文化、咒骂新学堂，成立“移风文社”，上文“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表现出公开的反动性；而另一方面，他又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学堂，家里也有金边的英汉词典，还责怪儿子读英语不能“口耳并重”„„奇怪的组合，使这个怪胎的形象分外鲜明，而作者的讽刺也由此表现得分外深刻；二是作品并没有正面展开四铭的反动行为，却用讽刺的放大镜来透视他灵魂深处的丑陋。作品的主要成分是写四铭买肥皂回来后，在家里的一系列表演，写出了他的虚伪和肮脏内心。两个层面由肥皂——孝女而关联起来，把前者四铭的道貌岸然和后者四铭的男盗女娼并举描写，起到了强烈的而又漫画化的效果，突出了讽刺意味。
４．《影的告别》
《影的告别》1924年12月8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期，后收入《野草》。它是一则鲁迅先生自我心灵剖析的记录，主要借助“影”的独白来直接抒发自己在明暗之间彷徨的思想情绪，通过影的生存的两难，展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的影子向人来告别了，因为影子不愿意存在不明不暗的境地，尽管它十分明白离开了人，自己势必是无法生存的，光明和黑暗都将把它消灭，但是它依然还是不愿意彷徨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执着于现实，为别人换得光明，这是鲁迅绝望后的抗争姿态，也是鲁迅人文精神的起点。
同时我们对光明的理解，似乎不应该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光明”，而应该理解为对于将来的一种承诺式的希望，鲁迅从写《狂人日记》里的“救救孩子”开始，到《药》里的花环，都有一种“听将令”的对于将来的承诺，但这种承诺逐渐被鲁迅认识到其中的虚妄，因此在这里，影子自然是要告别了。
通过《影的告别》，我们深入到鲁迅的内心深处了解了鲁迅，认识了一个内心矛盾着的、执着于现实的鲁迅。５．《示众》
《示众》发表于1925年4月13日北京《雨丝》周刊第22期，后收入《彷徨》。这是一篇独具异彩的小说。写一个十一、二岁的胖孩子——馒头店的小伙计，还有陆续出场的18个人物——他们都没有姓名、没有性格特征，只有外貌和行动举止，这群萍聚云散的陌路人成为首善之区西城马路上来去匆匆的“过客”，他们汇集到一起看“示众”，可他们也被鲁迅“示众”于大庭广众之中。通过这次“集体示众”，鲁迅为我们揭示了国民麻木的劣根性。
鲁迅的绝望是他人文精神的起点和支点。对家族、血缘，特别是对传统和现实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体验，构成了他的绝望的姿态。这里就又集中到鲁迅长期关注的一个核心——“国民性”。因此贯穿在鲁迅几乎所有作品中的形象系列——麻木、愚昧的庸众的形象系列，读这些段落，我们如果联系《狂人日记》中的赵贵翁、路人、青年人包括孩子，以及那狗；《阿Q正传》中的阿Q、王胡、小D以及未庄和城里的闪动着狼一般眼神的看客；《药》中的看客和茶客们等等，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都成为迫使狂人“狂”而又“病愈”的根源，都是中国长期以来难以前行的根源了。
这篇小说可以说是鲁迅小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篇，它没有完整的故事，人物的性格也不是分明的，甚至人物连姓名也故意隐去，作者就是在塑造一个群像，就是在故意消解一切可能引起看客兴趣的动因，因此看客们的举动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纯粹是在无聊中寻找刺激的行为了，这样一来就使这个“示众”的场面本身具有了典型性，使得全体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那么疗救和启蒙的意义就非同小可了。
（执笔：江苏电大副教授 钱旭初）
郭沫若诗四首
６．《地球，我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创作于1919年12月末，发表于1920年1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收入《女神》。最初发表时共24节，收入《女神》时删去最后两节。这两节诗是：“地球，我的母亲！/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我要把我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的兄弟姊妹们。//地球，我的母亲！/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虚影，/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地球，我的母亲！》写得浪漫纯真、情深意切，是《女神》中比较优美别致的一类诗。如果说，《凤凰涅槃》是从泛神论的地心中爆发出的火山，那么就应该说，《地球，我的母亲！》是从泛神论的温床里滋生出的奇花；《天狗》代表《女神》气势雄伟的一面，《地球，我的母亲！》展示《女神》风景秀丽的一角。
对母爱的歌颂、向往，是冰心小诗的特色之一。她在《春水·一0五》中咏叹：“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在《繁星·一五九》中，她再次歌唱：“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诗句精美，“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地球，我的母亲！》也歌颂母爱：“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亲！/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笔调汪洋恣肆，新鲜、净朗、祥和、博大的母爱时空使人感到“体之周遭，随处都是乐园，随时都是天国，永恒之乐，溢满灵台。”（《序》）
《地球，我的母亲！》是一幅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四”圣母图：玉立于诗行之上的地母沐浴在曙光初照之中，晨风吹拂之下，那么崇高温柔，那么仪容动人。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是一个呼唤巨人的时代，“地球，我的母亲”可以视为这个时代献出“卡冈都亚”的圣母。
现代德国最优秀的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创作的单幅石版画《面包》塑造了一个“震动了艺术界”的母亲形象：饥饿的孩子急切地拉着妈妈要东西吃，而贫穷的母亲两手空空，毫无办法满足孩子们最起码的要求，揪心的母亲只能背人饮泣。诚然，这种“再现”的艺术，这个感染力很强的受难的圣母像，具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愈看，而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的艺术境界，对于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旧世界的水深火热，无疑是极有审美价值的。然而，它毕竟是个现实而沉重的“画题”。《地球，我的母亲！》则是“表现”的艺术，诗情画意完全是由诗人“抛舍自己”而生，是个理想而轻松的“画题”。它属于“五四”时代精神：清新、明朗，乐观、进取。
泛神论的自然观使诗人将“地球/母亲”推崇到至尊至圣的地位，所产生的美学效应令人击节：它既揉进了“五四”反封建的时代内容，又创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童话世界。走进《女神》，这种秀丽风景常使人流连忘返。
７．《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写于1920年1月20日，发表于同年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收入《女神》。《凤凰涅槃》为6章，即《序曲》、《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可分成三个段落：一是《序曲》，写凤凰采集香木、准备自焚的情景；二是《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写凤凰自焚前的歌唱，倾诉了长期郁积在胸中的辛酸、羞辱和愤懑，表达了与旧世界同归于尽的决心。同时，还通过一群凡鸟的丑恶、滑稽的表演，来反衬出凤凰高尚的灵魂，其中，《凤歌》和《凰歌》是全诗的重心；三是《凤凰更生歌》，表现了新生命的诞生，也象征着祖国新生，是全诗的高潮。
《凤凰更生歌》分为“鸡鸣”和“凤凰和鸣”两个部分，本书节选后者。《凤凰涅槃》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主要流行的有两个，一是《学灯》上的初版本，一是收入《女神》后，于1928年的修改版。本书选用的后者。
五百岁的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凤凰涅槃》采用这一传说，表现希望古老中国新生的理想。其中，凤凰的涅槃，是抒情主人公个人的涅槃，也是中华民族的涅槃。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这里所说的“我”，既是诗人自己，也代表了当时无数进步的青年。追求新生，是当时进步青年的共同愿望，而这种愿望又是和整个民族解放的要求完全一致的。可见，诗中凤凰形象的内涵极为丰富。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郭沫若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郭沫若自己也说过：“我在年青时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倾向于实业救国。那时对宇宙人生观问题搞不通，曾有一个时期相信过泛神论。„„在我的初期作品中，泛神论的思想是浓厚的。”的确，“从思想、感情来看，《女神》是从泛神论中爆发出的火山”（楼栖《论郭沫若的诗》）。换句话说，泛神论是郭沫若“五四”时期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得心应手的表现方法和手段。或者说，正是泛神论酿成了《女神》的独特底色。在《凤凰涅槃》中，我、你、他、我们、他们、火、凤凰的和谐一致，翱翔欢唱，即为泛神论的功劳或美学效应。人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沈从文《论郭沫若》）。
《凤凰更生歌》是《凤凰涅槃》的火山爆发式的结尾，也是该诗中泛神论特色最明显突出的本文所在。文本中那些想象丰富、热情横溢、具有无限艺术魅力的诗行原是泛神论催生出来的。
８．《炉中煤》
《炉中煤》创作于1920年1、2月间，与《凤凰涅槃》同时发表于1920年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收入《女神》。五四运动爆发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恨不得插翅西飞，立即投入祖国的怀里。诗人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七卷第64页）。诗人以煤自况，使这一情感得到充分体现。
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根源或基本内容，是《女神》的诗魂。对于“五四”以后的祖国的歌颂，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的殷切期望，是郭沫若呈献给“五四”运动的最美好的诗情，也是贯串《女神》全书的基本精神。《炉中煤》象征“眷念祖国的情绪”，为“她”“燃到了这般模样”。燃烧的感情、甘为祖国献身的精神抒写得非常现代，十分动人，是一首既冷静又热烈、既婉约又豪放的“五四”情诗，是《女神》中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令人耳目一新的诗篇。
思乡爱国的诗作，《炉中煤》不是第一篇，也不是最后一篇，但却是最具特色的一篇。首先，它是用情歌、恋歌方式来表现眷念祖国的情绪。在我国的新诗创作中，一般都把祖国审美为“母亲”。因而写得很“理智”，很庄重，表达的是一种敬爱之情。《炉中煤》中的祖国则是“年青的女郎”、“我心爱的人儿”，因而写得很“冲动”，很亲昵，传递的是一种“燃烧”之情。其次，是煤的意象新鲜、生动、恰切，颇具现代感。煤的颜色是黑的，来自“地底”，与受迫害的“黑奴”形似且意似。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燃烧发出光和热的功能，能浑然熔物、情、理于一炉。郭沫若用以上富于独创性的艺术手法把“五四”青年的爱国激情抒写得既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缠绵缱绻，又有“乱石崩云，惊涛拍啊岸，卷起千堆雪”的壮怀激烈，使诗“雄”“丽”并存。
20世纪20年代，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诗人闻一多在美国写了不少思念祖国的诗篇，不无脍炙人口。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闻一多追求诗歌的精巧性，艺术的网编织得十分细密，把爱国主义激情蕴含在谨严的格律里。《忆菊》、《太阳吟》等诗，抒写身在异域有无家可归之感的憔悴游子思乡的九曲回肠，整饬凝练，含蓄深沉。郭沫若则“只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追求“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滚滚而流，流出全部之自我。”主张诗要“直写”，主张直抒胸臆的“裸体诗”。“作起诗来”，“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让感情的岩浆自由奔突。其《炉中煤》就是在感情异常冲动的状态下写成的，内心丰富强烈的情感完全以直接呼喊的方式来表达，如江河直下，一泻千里。此后，集新诗艺术之大成者艾青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我爱这土地》，饱蘸忧郁和泪水抒发爱国之情，更属不同美学形态范畴。“慧眼识英雄”，宗白华一见到《炉中煤》，当即指出：“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致郭沫若》，《三叶集》第26-27页）。
在爱国主义诗歌的园地里，《炉中煤》具有着一种不可重复的艺术美。
９．《天狗》
《天狗》创作于1920年2月初，发表于1920年2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收入《女神》。
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象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天狗》、《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不朽的名篇，都是在郭沫若那个“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爆发”出来的。在《三叶集》中，郭沫若用一个等式表示了诗的创作过程：“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他还解释说：“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便是诗的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正是“五四”的时代风暴掀起了郭沫若心境的汹涌波浪，他“癫狂”了。
天狗是天上的叛逆者、破坏者，《天狗》用传说中的天狗自居，发出惊天动地的绝叫：“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最后甚至也剥食自己的皮肉、心肝。奇特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粗犷的语言„„形象地表现出“五四”扫荡、摧毁一切旧事物的时代情绪。《女神》的主导风格是暴躁凌厉，奠定其在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也主要是那些具备并能引发暴躁凌厉之“气”的诗作。《天狗》诗句短截，节奏急促，如狂暴的急雨，如火山爆发。是一种狂躁、焦灼的呼喊，是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因此可以认定，《女神》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天狗》之类的作品。
1919年1月24日，周作人写了《小河》一诗，用象征手法表现反对束缚人性，要求让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甚得时人称道，被誉为“新诗正式成立的标志”。和《天狗》势不可挡的气势相比，其呼声和力量都显得太低沉、太微弱。
《天狗》中的“我”，强大、自信，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宇宙万物的化身，是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读《天狗》，能使人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击，能使人更迅速地进入“五四”历史现场。走进《女神》，不能绕开《天狗》；走近郭沫若，不能不研读《天狗》。
（执笔：辽宁本溪电大教授 肖丽芳）
茅盾小说三篇
10．《幻灭》
《幻灭》写于1927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8卷第9、10号，第一次使用“茅盾”作笔名。192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幻灭》是《蚀》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以大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为背景，主人公章静是上海S大学的女学生，她和同学抱素相爱后，几乎忘掉周围的一切，不久，她发现抱素是个“受着什么‘帅座’的津贴的暗探！”而且已经有了爱人，她感到很痛苦，陷入了悲哀的泥潭。后来在她的同学史俊等的鼓励下，又从悲哀中走出来了，投身于革命行列，奔向当时革命的圣地—汉口。她参加了北伐誓师典礼，受到了无限的鼓舞。不久，她感不到“生活的乐趣”，又产生“幻灭的悲哀”。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她换了三次工作，后来她到医院当护士去。在看护过程中，遇到一位斯文温雅的连长强唯力，便发生了爱情。静女士认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愉快的生活。”可是好景不常在，强连长又要回军队去了，她无奈只得回家。小说还写到刚刚发生不到一个月的伟大事件“南昌起义”。
《幻灭》是茅盾的第一部小说，真实地表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前后的心理变化，它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引起普遍注意，既是茅盾小说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透过两个背景不同的女子（静女士未经世故、富于理想，慧女士看透人生、玩世不恭）不同的感受来分析“经验”，反映了这类革命青年“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 的心理变化。所谓“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对革命的热情和向往；另一方面则包含着不切实际的浪漫谛克的幻想。所谓“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也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浪漫谛克的幻想的被污秽和血的残酷现实所粉碎；另一方面则包含着被泥沙俱下的某些阴暗面所震慑而摇摆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绝望境地。这一切都是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反映。作家这方面的形象概括无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幻灭》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方面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写。茅盾非常赞赏《水浒》中的“通过举动声音笑貌来表达”的心理描写手法。他的心理描写不仅结合着“人物过去接触的具体活动来写”，而且还运用了人物自述、作者代“抒”、客观解剖和人物内心冲突甚至精神幻象等多种手法，使之有机地结合在长篇心理描写里，收到了奇特的艺术效果。
在对慧的长篇心理描写中，作者借助慧个人身世和性格历史，真实地展示了慧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她形成的那带点病态的男性报复主义的主客观原因写得合情合理，使人物的性格给人以真实、生动的立体感。
静女士同慧比起来，要单纯得多，总是充满了理想，但在现实中却一次次品尝着幻灭的痛苦。作品的前半部分，主要写她在读书和恋爱两个方面的幻灭；后半部分主要写她在革命阵营和爱情中的又一次幻灭。通过静在汉口总工会的所见所闻所感，既可看到当时的现状和政治人物的丑态，又可深入地了解静的性格。
11.《春蚕》
《春蚕》写于1932年11月，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杂志的第二卷一期，1933年5月与后发表的《秋收》、《残冬》，合为《农村三部曲》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说共四章。
作品描写浙东一户普通的蚕农老通宝一家在春蚕季节紧张、艰辛、充满希望与焦虑的劳作，通过他们赢得春蚕的空前丰收反而进一步负债、卖地的结局，反映了3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凋敝、农民丰收成灾的残酷社会现实。主人公老通宝，家里原有二十亩稻田和十多亩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人口又不多，儿子和媳妇都是劳动能手，应该是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可是，家境竟走着下坡路；而在一场紧张的“看春蚕”的“大搏斗”之后，虽然蚕花是多年来少有的好，辛劳的“搏战”是得到应有的报酬的，结果却丰收成了灾，“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饿熬夜还都不算！”因此，可怜的老通宝竟气成一场大病。
茅盾涉足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最早是《林家铺子》和《小巫》，但它们所描写的只是农村里的小市镇，还不是真正的农村，人物也不是农民。后来在《林家铺子》之后作者又写了一篇《当铺前》，描写一个农民到镇里去当衣服的景象。它虽然也写到河里的小火轮，写到小火轮曾经冲倒过“田横梗”，因此引起农民对它的攻击，使作品包含较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严格说来，那只是一幅农民穷苦生活的速写。真正较大规模地描写农民生活的，是三篇被称为“农村三部曲”的有连贯性的小说。这三篇小说都是以一个衰败的农民家庭作为描写中心的。其中以《春蚕》为最，它一发表就引起读者强烈的注意和广泛的兴趣。里面的人物无论是老通宝也好，阿四和四大娘也好，六宝和荷花也好，都曾经在读者中间传诵一时。特别是关于“看春蚕”的“大搏战”的描写，是很生动、很精彩的篇章，具有很大的艺术魅力。
我们知道茅盾的创作是以长篇小说著称的。但他的短篇小说，也同样以深厚的生活内容，严谨的布局，寓精炼于从容裕如之中而脍炙人口。一般说来，在艺术表现上精炼、简约和从容丰腴似乎是矛盾的，但高超的画师笔下，却会恰到好处的统一起来。从容裕如，一方显示出作家驾驭生活的本事，一方面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底蕴；而精炼、简约则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集中概括的艺术结晶。《春蚕》正是这样把深刻内蕴转化为艺术观照的。
据说，茅盾《春蚕》的构想，是从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引发的。那消息说：“浙东今年春蚕丰收，蚕农相继破产”。这消息不仅调动起作家对全部农事的贮备，同时慧眼独见的发现了新的旨意：这便是“丰收”与“破产”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年代初，“丰灾”题材的创作，曾屡见不鲜。但是，《春蚕》不仅是最早的开拓者，而且是卓越的代表。《春蚕》的成功，固然显示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更得利于人的灵魂的开掘和文化心态的刻画。如果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鲁迅是杰出的中国的儿女们麻木的灵魂的画师，《故乡》、《祝福》和《阿Q正传》是揭示病态社会不幸人们灵魂的显著代表；那么，《春蚕》则承传鲁迅的传统，把农民心态的历史作为注意的中心。小说的深刻的思想意义在于：作者通过春蚕的故事描写了老一代农民对于帝国主义的深刻仇恨和他们对于自己生活下降原因的朦胧认识。我们从老通宝的身上可看出三十年代绝大多数中农的命运。节选小说的第一章，也正是出于对老通宝的关注。
12.《子夜》
《子夜》1933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全书共19章，其中，第2、4两章分别以《火山上》和《骚动》为题发表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第1、2期。
作品以1930年春末夏初蒋冯阎军阀混战、帝国主义转移经济危机、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为背景，通过对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典型形象的塑造以及有关的各阶级、各阶层人物命运的真实描写，展示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驳斥了当时托派鼓吹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揭示了旧中国“更加殖民地化”的本质。吴荪甫出身封建官僚世家，又曾游历欧美，学得一套近代资产阶级经营企业的本领。他不仅在家乡双桥镇办起了当铺、钱庄、油坊、米长、电厂，还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大丝厂，而且联合孙吉人、王和甫等民族工业家资本家组织益中信托公司，以狠毒果决的手段吞并同业的丝厂、绸厂，还一口气吞下了八家中小工厂，幻想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王国。当他遭到以美国金融资本为后台的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包围并屡受挫折时，便一方面向工人转移危机，加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镇压，另一方面则在公债市场上与赵伯韬斗法，企图摆脱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控制和压迫，最后甚至把自己的工厂、住宅也抵押出去作背水一战，结果完全失败，只得破产出走。
在茅盾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子夜》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就小说显示的社会概括的广度和深度、艺术结构的宏大与繁复、人物创造的多姿与传神，文学语言的华赡、劲健和爽利而言，它都足以使茅盾和一般作家拉开一大段距离。茅盾所具有的经营较大规模作品的才情、功力和耐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少人比肩的。《子夜》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三个月内，即印了四次，可见轰动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至1934年几家报刊杂志，专门论述《子夜》的文章有十多篇，零星评论还不算。从内容上来说，《子夜》为三十年代初期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其中时而风云变幻，草木皆兵；时而日暖风和，觥筹交错；有五颜六色的场景，也有形单影只的抒情；有夫妇的同床异梦，也有朋友的两面三刀；有残酷的血腥搏斗，也有无耻的贪婪肉欲；„„五光十色，令人应接不暇。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一切的笔墨，都扣紧一个主题：回答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在现实生活的提炼和人物冲突的选择上，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有所突破的。它对资产阶级“大亨”生活的描写非常出色。既是历史真实，也是艺术真实。
另外它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不仅是个性化的，也是时代化的。不仅吴荪甫、赵伯韬、屠维岳等人物的语言各如其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语言也是三十年代的语言。这不仅是说公债市场或交易所的行话或术语是三十年代的，有不少生活习惯上的用语以及说话的方式也是三十年代的。如赵伯韬与吴荪甫的语言，时代的色彩是十分鲜明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子夜》一书奠定了茅盾作为语言大师的历史地位。
（执笔：山西电大副教授 郭学英）
老舍小说四篇
13.《离婚》
《离婚》创作于1933年夏，同年8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收入《老舍文集》第二卷。小说描写的是北平某财政所一群公务员的思想矛盾、生活纠葛和家庭**。主人公张大哥把做媒当作最大的快乐和享受，自然，他是极力反对离婚的。在他看来，一桩成功的包办婚姻是建立人间天堂的基础。另外，离婚在法律上应被禁止，每一个正派的男女都应该唾弃它。可在他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却在准备撕毁神圣的婚姻誓约。老李是一个有妻儿的年轻人，张大哥劝说他把妻子从乡下接来，以免他们离婚。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却变成了地狱般的煎熬。张大哥在马少奶奶身上编织着爱的梦，但梦没有醒，就带着全家永远回到了乡下。吴先生、邱先生、马少爷都有许多麻烦事情——想离婚。张大哥的儿子也没有像他父亲为他盘算的那样结婚成家，却被抓进了监狱。女儿的婚事更让他伤心透了。
《离婚》是一部有影响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老舍小说创作的核心思想——批判市民性格和形成这种性格的社会生活环境、思想渊源和文化传统得到了全面确立。简洁清新文字风格得以建立，幽默的风格趋于成熟。
小说通过一群灰色人物的灰色生活的描写，批判了市民性格的无聊、敷衍和保守以及形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系统。主人公张大哥是一个带有漫画色彩的喜剧形象，一个本份、爽快、能干的旧派市民。他安于自己小康生活，远离一切政治，但在他身上也集中了市民社会的保守、庸俗、敷衍。他一生要完成的使命就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离婚”在他的辞典中的含义已不限于一对夫妻的离散，而且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破坏，因此，他一生神圣事业就是调和矛盾，调解争端，弥合裂缝，消弭危机，“凑合”着过日子，以保天下太平。他的婚姻观念及其人生态度深刻地体现出传统文化因训守旧、敷衍妥协、封闭自足的一面。作品中老李性格懦弱，习惯于妥协敷衍，对社会、家庭不满，但只能苟且偷生，随遇而安。小说写出了这类“中国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生悲剧，对他们的生存哲学给予了辛辣地揶揄嘲讽和彻底否定，蕴涵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思想。
14.《断魂枪》
《断魂枪》发表于1935年9月22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3期，收入短篇小说集《蛤藻集》、《老舍文集》第七卷。作品仅有4000余字，一桩事，三个人，三个精彩片断，构思之精巧，令人赞叹。
晚清时期，曾开过镖局的沙子龙身怀“五虎断魂枪”绝技，威震西北，“神枪沙子龙”的英名远播，镖局因此也曾兴旺发达。但是，帝国主义洋枪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他的世界被狂风吹走了”，镖局改成了客栈。他痛心地感到五虎断魂枪不会再有往日的荣耀与辉煌，不再谈武艺，不再与人争强好胜，甚至别人找上门来他都不再比武，也不肯将自己的绝技传给后人。但在内心深处，对逝去了的生活却无比留恋、眷念。晚上，他常常独自一人“对着墙角立着的大枪”，把“断魂枪”当作朋友，而心里，他只有无奈地与时代抗争：“不传！不传！”
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方面，中国传统文明正被西方物质文明所冲击，“龙旗的中国不再神秘，”两种文明激烈地碰撞、冲突，代表“国粹”的“国术”价值跌落，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方面，文明的更替又是以民族压迫的方式进行的，“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和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和权利。门外站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被压迫民族的愚昧麻木与侵略者强大凶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品通过沙子龙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化中复杂心态的描绘，揭示了两种文化冲突的背景，渗透了作者对传统文明进行的深刻反思。
作品通过比武求艺的情节，塑造了有高超技艺的拳师沙子龙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沙子龙的典型性格和复杂心态。在“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的时代，他痛感五虎断魂枪已不再会替他增光显胜，知道他的世界被狂风吹走了。他可以屈从潮流，可以不谈武艺，甚至以“不传” 与时代抗争。但他孤傲执着，视武艺为生命，在对武艺的挚爱和追求中体现出顽强的性格力量。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熟悉着他五虎断婚枪，与他点头，微笑„„。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无可奈何。“不传！不传！”是与时代抗争的保守心态，也表现出孤傲倔强的性格特征。沙子龙的这种复杂心态，不仅烘托了时代的变迁，而且也暗示了被时代淘汰的落伍者不可避免的黯淡命运，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国术不为人重视的惋惜心情。
作品运用了白描手法，对人物的肖像、动作、语言的描写简洁传神，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性格；还运用了对比、烘托的手法塑造人物，整篇小说对沙子龙着墨不多，但对王三胜和孙老者却花了不少笔墨，从不同侧面凸现了沙子龙典型形象。
15.《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连载于《宇宙风》杂志第25—48期（1936年9—1937年10月）。1939年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收入《老舍全集》第二集。
破产的青年农民祥子独自来到北平，靠拉洋车为生。他的生活目标是凭自己的力气、勤劳和坚忍买一辆车，过上安稳的生活。经过三年的奋斗，他买了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自食其力的洋车夫。不久，在兵慌马乱中，连人带车被兵匪掳走。失去了洋车的祥子逃出兵营，牵了三匹骆驼，“骆驼祥子”由此得名。祥子继续从头开始，更加拼命拉车，攒钱，但所有的积蓄又被侦探敲诈洗劫一空；祥子在虎妞的诱骗下与之结婚，又因虎妞难产而死又买掉了车。他心中理想的女子小福子也沦为妓女而自尽。他最后的一个梦破碎了，太多的折磨，使他无法鼓起生活的勇气，他断弃了意志的缆绳，背弃了质朴、诚实的人生准则，自暴自弃，日渐堕落，生命的小舟在人海狂潮中自沉自灭。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作品以旧中国北平为背景，描写了人力车夫祥子由人堕落为“兽”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作者对挣扎在社会最低层劳动者苦难命运的关怀和同情，歌颂了祥子勤劳、朴实、善良、向上的优良品质，深刻揭示了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原因。
作品围绕着祥子买车所经历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将笔触伸向广阔的城市贫民生活领域，通过祥子与兵匪、与侦探、与车厂主、与虎妞、与同行等各个方面关系，描绘了一幅动荡不安、恐怖黑暗的社会生活图景，从社会、心理、文化等层面展示了祥子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至精神崩溃，走向堕落的悲剧一生。祥子原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农民，忠厚善良，勤劳朴实，沉默寡言，坚忍要强，但经过三起三落挫折打击，他的理想终于破灭，性格扭曲，堕落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祥子的悲剧反映了城市畸形文明病及愚昧文化给人性带来肉体、精神上双重伤害，凝聚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艺术思考和批判性的审视。
作品以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朴实明朗的语言，代替了过去失之油滑的诙谐。作品采用大量的叙事、抒情夹议论的心理描写，替祥子诉说着血泪凝成的痛苦心声，既刻划了人物性格，又表达了作者挚热的感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从语言、环境到风俗人情，显示了作者日渐成熟而富有魅力的艺术风格。
16.《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创作历时五年（1944—1948）。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写于抗战期间，抗战胜利后出版。第三部《饥荒》写于赴美讲学期间，1949年在美国出版节译本，1982年由英文译中文出版。《惶惑》34章、《偷生》33章、《饥荒》20章。《四世同堂》是老舍继《骆驼祥子》之后又一部表现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
小说以沦陷后北平为背景，选取了西城一条小羊圈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以祁家一家四代的遭遇为中心，呈现了北平市民在日寇的铁蹄下一幅幅生活图像，展开了广阔的历史画面和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
卢沟桥的炮声并没有动摇祁老太爷“四世同堂”的惬意，他要做八十大寿的好梦。等到三孙瑞全投奔抗日后方，儿子天佑被敌伪折辱而死，二孙瑞丰被日本人杀死，敌伪疯狂掠夺粮食，小妞又被活活饿死，他才痛感到做亡国奴的悲哀。经历了惶惑、偷生、饥荒的痛苦折磨以后，他终于站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抗战期间，老舍先生不在北平，但凭着他厚实的生活积累，擅长表现北平市民生活的艺术经验，以巨大的生活容量完整地反映了抗战八年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给北平的市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深刻的揭露了侵略者的本质和民族败类的无耻，在反映抗战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在老舍创作中更是一块高耸的界碑。
作品以“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八年间北平为背景，描写了沦陷后的祁家祖孙四代及周围几十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活的市民群像，展示了国破城亡期间他们经受的心灵、肉体上的苦痛和屈辱，抒写一曲了北平市民的痛史、恨史、愤史。
作品深刻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令人沉痛的文化反思中。小说既紧扣激烈的时代风云和战事变化，又细致地从历史文化的深层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了现代性的审视和反省。作者把历史镜头焦距于北平市民的灵魂深处，让战争的烈火观照、考验国民的劣根性，不仅勾画了民族危难时刻的众生相，而且剖析了民族性格中的精神癌变：惶惑，在惶惑中偷生！流露出对孱弱甚至病态的国民性格和苟安保守的生活观念的批判意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反省的理性力量和爱国激情，显示了作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努力。
（执笔：宁夏电大副教授 冯凌云 王学亮）
沈从文小说散文五篇
21.《柏子》
《柏子》作于1928年5月，发表于1937年8月的《小说月报》，后收入《沈从文文集·雨后及其他》（第4卷）。
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与辰河岸边一个做娼妇的女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柏子常常花两个月的时间在上下辰河的船上挣点钱，就来跟相好的妇人团聚一次，将赚的钱及买的东西交给她。而妇人也总是掐算着时日，有情有意地等着柏子的归来，形同夫妇。
《柏子》是沈从文小说中较为精短的一篇，所写的也是极简单的一桩事，但却标志着他的创作从习作阶段走向成熟。沈从文在这里不是要塑造柏子这个人物的性格，也不是要描写一种旧生活的景象，更不是要粉饰丑陋、贫穷和愚昧的人生，而是表现一类悲苦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生命活力。通过对人性美丑朦胧处的富于诗意的发现，展示出艰难命运把握中的人的自然欲望及渴求，显示人的生命强力。
沈从文这一类乡土题材小说艺术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很诗意地讲述他年轻时节经历过见识过的人与事，将生命挣扎的粗犷同生存泥涂的险恶，皆用小说形态作诗意的抒写。沈从文写到湘西，写到他记忆中的河流及水上岸边风物，写到他熟悉且关怀的那些在社会底层顽强挣扎的人物命运，他的笔便好像具有了一种魔力，字里行间便充满温情的缅想和悲悯的情绪，那些山光水色，平常人事，只要轻轻点染勾勒，便发出一种美的光辉。对沈从文的人性思想，苏雪林曾经作过解释；“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作为一个独特的“乡下人”，沈从文的小说力避现实政治，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其小说艺术成就的最大所在，既非他的都市讽刺，也不是那些以少数民族习俗和佛经故事为题材的浪漫传奇，而是他的以沅水流域乡村人事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柏子》便是这类小说的标志性作品。沈从文企图以生命的强力来滋养文明侵蚀下的人性的枯萎，抗拒人性的扭曲和病态。当然也不乏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和不健全人性的反思。
22.《萧萧》
《萧萧》写于1929年冬，1957年2月校改，后收入《沈从文文集· 新与旧 》（第6卷）。
《萧萧》写少女萧萧12岁就嫁给比她小九岁的丈夫做童养媳，尽管在婆家带丈夫、做杂事很苦很累，但压制不住花季少女渴望自由与爱情的心。她被那个在她家做工名叫花狗的年轻人诱惑而怀了身孕。花狗因此不辞而别，萧萧亦试图出逃，但失败了。依照当时封建习俗，她面临沉潭或发卖的惩处。由于娘家与婆家两方都没读过“子曰诗云”，故决定将她发卖。但待到萧萧十月足胎生了儿子，也未曾有人来买。萧萧侥幸逃过了惩罚，并留在婆家正经地做了丈夫的媳妇，抱着新生的毛毛，就如同当年抱着小丈夫一样。
《萧萧》是作家最富有写实意味的作品之一。作品以小说联结着风俗散文与爱情歌谣，自由结构使小说融入丰富的散文和诗的因素。小说从萧萧12岁嫁到婆家开始，以较多笔墨描写了萧萧的勤劳、纯朴以及作为一个少女所有的天真、幼稚、单纯的情状，发展慢慢走向高潮，到萧萧被花狗用歌唱开心窍，并怀有身孕，情节出现急剧转折，充满诗意的浪漫变成生死攸关的人生险关。这以后情节发展简洁明了迅速地向前推进。
我们知道，对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是沈从文小说在思想上的又一个显著的特色。《边城》中所表现的“优美、自然”的人性思想在作品中又重复得到体现。《萧萧》写童养媳生活，写一个如野草般在山野春风中生长的顽强生命，与一般于婆媳的复杂关系中展示童养媳命运的作品不同，它把大量笔墨用于风俗描绘，在人物命运和风俗场景之间进行精细的结构处理，笔锋往返，跌宕有致，灵便活泼，形成一幅以社会风俗为浓厚背景的人物画。为表现完美人性的理想，作者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情爱作为切入视角与中心话题。在《萧萧》中作者安排了欢喜的结局，肯定了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爱，显示出 “神即自然”的思想。但现代理性的缺乏，使他们最终无法摆脱自身的悲剧命运。
23.《边城》
《边城》最初于1934年1月至4月在《国闻周报》连载，1934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其后40年间，沈从文对《边城》屡有修改。后收入《沈从文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l983年1月版。《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中也有收录。《边城》共21节，每一节都是一首圆润的散文诗，体现了作品的写作风格：缓缓的情节发展、细腻的心理刻划、清丽的语言描绘。
在湘西山清水秀、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茶峒，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祖父古道热肠，孙女翠翠淳朴善良，情窦初开，祖孙俩相依相偎，风雨同舟。在一次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当地船总顺顺的二儿子——貌美、健壮、人称“岳云”的傩送，俩人萌发了一种朦胧的情感，傩送爱翠翠，翠翠也下意识地爱傩送。不巧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美丽清纯的翠翠。按当地的风俗，两位男子同时爱上一个女子，便应以决斗定胜负。但天保、傩送两兄弟没有反目为仇，也没有慷慨相让，他们公平地、正大光明地用唱山歌来一定乾坤。哥哥天保自知不敌弟弟傩送，于是带着失恋的忧伤远走他乡，不幸被竹篙弹入急流淹死了。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也无心谈爱对歌了，他抛下翠翠，驾船到下游寻找哥哥的尸首。翠翠惦记着傩送。祖父为了孙女的幸福去找船总顺顺，顺顺则以为大儿子的死与祖父有关，对祖父很冷淡。祖父心中郁闷，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伴随白塔的坍塌而死去了。留下翠翠孤单单一人。翠翠不愿离开渡口，她仍然弄着渡船，一边接送四方客人，一边矢志不渝地等着心上人的归来。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一类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而其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用小说和散文建构了他特异的“湘西世界”，描写了湘西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颂了人性美。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爱”和“美”构筑的一个理想王国。《边城》就是这个王国中的一座丰碑。在《边城》中，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沈从文语）的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语），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活而又可爱的人物形象，它既是湘西边城山村生活的牧歌，也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颂歌。
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边城》这座“希腊小庙”里，作者供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爱与美完美结合，人与人肝胆相照。天真温柔的翠翠，勤劳朴实的祖父，能干体贴的傩送，个个美好善良；两性之爱、兄弟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弥漫在作品中，缓缓地、悄悄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展示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然而，令人心疼的是，这理想生活的结局并不美满，作品结尾处，主人翁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翠翠孤独无望地等候着，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以悲剧而告终。作者认为，这就是“神性”，是天意。
在《边城》这座“希腊小庙”里，作者同时还供奉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作品打破了传统的写作手法，不仅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境界，而且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作品用散文的笔调和诗歌的意境淡淡写来，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夺，只有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划，情不自禁的感情流动。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天衣无缝的融合在一起，融合在“水”做的背景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画”，也是“诗”。
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都有，尤其是以故乡为题材的许多作品中。对故乡沈从文怀有一种“无可言说的温爱”，这种温爱体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如《湘西》、《湘行散记》等。他用作品赞颂故土的一切，用作品探索故土人们生命的形态，即“自然、自在、自为”（凌宇语），而《边城》的问世，意味着沈从文探索的趋于完善。《边城》之后，作者又写了一些探讨生命形式的作品，其中《长河》就继续着《边城》对自为生命形式的探索。文中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依旧保留了翠翠、傩送、老船夫的善良、纯朴与天真，且开始有了要求社会平等的渴求，他们已经摆脱对“天命”的依赖，想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24.《鸭窠围的夜》
散文《鸭窠围的夜》发表于1934年4月《文学》第二卷第4号，后收入《沈从文文集·湘行散记》（第9卷）。
作品写“我”在鸭窠围泊船过夜的见闻感想，贯穿着作者对湘西乡土的悲悯情怀。对鸭窠围的人事、风物、民俗等的描写繁复而不杂乱，鸭窠围的夜景静穆而神秘，吊脚楼景象奇异，形成一幅五光十色的画，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民族特点。
除了小说，沈从文的散文创作成就也很高。其散文那种诗化的文体与诗意的抒情带有牧歌的特征，他常常将湘西的人生方式，通过景物印象与人事哀乐娓娓道来，真切而富有历史感，饱蕴作者的故乡情思与现实思考。
在散文中，作者继续造他的“希腊神庙”。作者从水手与妓女的缠绵相恋中进行着爱欲即为生命、生命契合自然的人性的哲理思考，这种违背传统道德与伦理的思考，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原始主义的人性理想。地域性、民族性及人性仍是沈从文散文着力表现的主要方面。
沈从文散文呈现三个艺术特点，一是将眼前与过去的人事与风景融合一体进行叙写。二是以小说笔法写散文，穿插小说的人物对话与细节、情节的描写，具有小说的情节与情境。三是写景多采用融情入景的手法，形成诗一般的意境。
25.《八骏图》
《八骏图》发表于1935年7月《文学》，后收入《沈从文文集·八骏图》（第6卷），《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中也有收录，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中的优秀短篇之一。
《八骏图》写作家达士与其他七位专家同来青岛讲学与休假，“心灵皆不健全”，均患了性压抑、性变态的病症。通过达士讲学休假期间耳闻目睹的经历叙写，揭露大学教授们的伪善矫作，假正经与假道学。表面衣冠楚楚，文明儒雅，其实怯懦庸鄙无聊。
“讽刺小说”是沈从文小说三种基本形态和文体结构之一。都市人生与湘西乡村的对立互参是沈从文创作的总体指向。这篇作品是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的代表。作品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抓住被揭露对象的精神病态以及由精神病态而产生的可笑言行，对现代文明中的上层人物进行辛辣的嘲讽与抨击。
沈从文善于抓住人物自身思想与行为、文明社会的道德理性与人的自然本性的矛盾心态进行如实叙写或白描，通过叙述方式和视角的不断转换加上书信、日记、电报及对话的巧妙穿插，使全篇呈现出典型的京派精巧讽刺风格。儿女成行的教授在床里挂着半裸体的广告美女画，宣布不愿结婚的教授大谈以前主张“精神恋爱”的同事拜倒在上海交际花的石榴裙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教授生活在文明和学识的世界里，心灵上的欲望被抑制和堵塞，但又不愿卸下文明的衣冠，以冠冕堂皇的人生哲学作虚伪的遮掩。
沈从文从人性的缺失、人性的冲突入手，从性爱的角度切入，一一展示这些知识精英的灵魂，揭示出自以为深得现代文明真谛的高等知识者，也阻挡不住性爱的隐隐涌动，并用“习惯”、“道德”种种绳索捆绑自己，以理性压制自己，以至最后人格分裂、精神变态、人性扭曲。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始终是站在原始荒蛮的湘西人性世界的立场上，对现代都市文明及传统文化予以否定的。对于他而言，性爱即是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只有返朴归真，才能求得人性和谐。只有人性复归，才能实现人的重造和民族的重造。
（执笔：湖南电大副教授 唐旭君 申 燕）
29.《我》
《我》作于1940年11月；初载1941年5月16日重庆《大公报》。全诗共四节。前两节通过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时间（“时流”）和空间（“子宫”），标明了“我”的被锁闭状态：“锁在荒野里”。“我”不断挣扎，仍不能溶入历史和人群。后两节通过“遇见”，表达了“冲出樊篱”的决心、向外诉求和发展的愿望，最终结果却是再一次被锁闭。所谓“更深的绝望”是一种两难之境：既指“渴望着救援”而不可得，又指向外诉求和发展同样不可得。这样，它写出了现代社会个体命运的“残缺性”及孤独本性。
《我》是穆旦写作中现代意味最为强烈的作品。穆旦作品基本价值取向是对“现代的‘我’”的探讨。研究者也将表现“残缺的我”看作基本主题，这表明探讨是一以贯之的：有时候，“我”和“你”、“他”并列，即“我”处于和意象、词语并列的地位；但在《我》中，这种探讨上升到了主题层面：“我”是“残缺”的；“我”被围困在一个锁闭的“荒野”里。“我”等待着拯救，或，等待着突“围”而出。
从整个探讨看，《我》虽深刻，但尚处于过渡阶段。与《被围者》（1945）相比，《我》的“残缺”正热切地“渴望着救援”；在《被围者》中，“我”才真正甄破现实的欺骗机制及平庸本性。
大家可结合《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9）、《从空虚到充实》（1939）、《控诉》（1941）、《诗八首》（1942）、《被围者》（1945）等一并阅读，以更好地理解“我”在诗人笔下的丰富内涵。
冰心散文一篇 37.《寄小读者》
《寄小读者》收1923年7月至1926年4月间刊登在北京《晨报》“儿童世界”上的27篇通讯，1926年5月由北新书局初版，是一本儿童为读者对象的通讯集。“通讯十”发表于1924年2月，作品以细腻温柔的笔调描述了作者在童年时饱尝母爱的故事，对母爱作了无比深情的赞美。
《寄小读者》是冰心的第一部散文集。冰心散文的最独特处就是以表现母爱、童心、自然为题材，以儿童读者为对象，用轻灵、温柔的体式来抒写心中的情感。在1933年出版的《冰心全集•序》中，冰心这样写道：“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感情，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这本散文集在1926年初版后的一年里就再版了4次，风靡一时。至今已再版了几十版，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几代的少年儿童。这种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冰心在这部集子里所显现的文体风格，被称为“冰心体”，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楷模，这不仅是现代文学的成绩，也是女性作家的骄傲。
《寄小读者•通讯十》在这本通讯集中写得不算特别美、特别清丽的一篇，但它是写母爱写得最细腻、最倾情、最尽致的一篇。歌颂母爱是冰心“爱的哲学”创作基点最突出、最具体的外化表现，《寄小读者》27篇通讯中有9篇是涉及母爱的，整整占了三分之一。冰心在这本集的第四版自序中就明确说：“这书中的对象，是我挚爱的母亲。”“通讯十”是对这一点的最好注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批评家和作家认为冰心的散文含有太浓重的“新文艺腔”，《寄小读者•通讯十》也是一个典型。这篇作品里，冰心为了营造一种母爱的气氛，阐明母爱的无私、高尚、伟大，在语言、语气上作了大胆的雕饰和夸张。
朱自清散文一篇
38.《欧游杂记·威尼斯》
1931年8月，朱自清经苏联往英国伦敦学习语言和英国文学，其后漫游欧洲的法、德、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每到一处，他都忙着游览风景名胜，参观文化古迹。他把这些游踪记录下来结为散文集《欧洲杂记》，于1934年出版。
威尼斯是意大利一座著名的水上城市，建于公元6世纪，其座落在亚得里海的西北岸。这里风光旖旎，水光潋艳，市区建在离陆地四公里的泻湖中的一百多个小岛上，有一百七十余条水道贯通其间，是一座有独特风貌的“水上城市”。文章主要是抓住威尼斯的特点: “水上城市”、“文化艺术之城”来叙写。一开头先用一串数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用船作交通工具，水天一色的别致城市。接着以圣马克方场为中心，以空间转移为顺序，很有条理地一一巡视方场周围最有文化价值的建筑古迹。然后，带我们欣赏方场近处的圣马克教堂、公爷府的建筑艺术和运河上的夜曲，再带我们到离方场较远的地方，去欣赏美术作品。在作者亲切、细致、清楚的介绍中，我们仿佛也游历了一遍这座独特的城市。
你是否觉得读《威尼斯》要比读《荷塘月色》或《背影》轻松？《荷塘月色》、《背影》是朱自清早期的散文代表作，也是现代美文的典范，至今仍是中学生的必读书目。《威尼斯》是朱自清30年代写的一系列游记中的一篇，从时间和文风来说，应该算是后期的作品。自从周作人在1921年提倡写“叙事与抒情”的美文以来，人们认为散文就是要象《荷塘月色》、《背影》那样写景或叙事，并在写景、叙事中抒发自我的情感。诚然，朱自清以自己的实践显示了现代白话文也能作美文的功绩，但这些过于雕饰的美文总是让人有点生涩，不够自然，读起来有点累。郁达夫在编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散文集时说：“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中国新文学大•散文二集导言》）。其实，郁达夫在赞美朱自清的同时也含蓄地指出朱自清的不足，他比冰心差一点，差就差在：冰心的美是从心里淌出来的，自然、流畅，朱自清的美是用手刻出来的，人工痕迹太浓，正如唐弢先生说的：“缺少了一个灵魂”。
但是在《威尼斯》里，那种刻意用词、制造意境的痕迹已几乎看不见，抒情的色彩也没有那么浓烈。而是呈现一种随意、朴素自然的风格。如第一段，本来威尼斯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作者既没有浓烈的感叹，也不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而是用聊天似的口语，以一个刚到威尼斯的旅客的印象说起，显得自然又别致。文中，作者如实、客观地描绘所看到的景观，而不是像早年的游记《踪迹》那样，为情而造景。但他又不是纯客观地进行描绘，而是常在描写时“不从景物自身而从游人说”，因此也时时流露出自己在特定情景中的观感，如写“威尼斯夜曲”一段，由河上唱歌的情景，联想到秦淮河，联想到家乡，这样就使文章气韵流动，活泼感人，使人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
朱自清散文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讲究语言，他的整个风格跟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前期的散文是这样，后期的散文也如此。后期的散文是更注意自然、平实，用的是通常说话的口气，用词造句都十分接近口语，甚至有些是很纯的口语，如：“威尼斯并非没有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刚朵拉'的买卖也似乎并不坏”。这样的语句，自然亲切，没有他早期描写风景时那么多华丽的词藻，使人有清新洗练之感。另外，此文中，朱自清进一步发挥其善于运用比喻的长处来增强文章的感情色彩，如第四自然段描写圣马克堂时，把圣马克堂比作“方场的主人”，接着又颇有风趣地说:“好象我们戏里大将出场，后面一对比杆旗子总是偏着取势。”（教堂与钟楼配置关系)使人对教堂气度有更深刻的印象。还有第五自然段写公爷府，用“少女”来比喻墙面上红白相间的鲜明色彩，由此把威尼斯人高超的着色技艺写得含蓄而富有情趣。
沈从文在《创作杂谈》里说，一篇好的游记作品的首要条件是：作者得好好把握住手中那支有色泽、富情感、善体物、会叙事的笔。他不仅仅应当如一个优秀山水画家，还必需兼有一个高明人物画家的长处，而且还要博学多通，对于艺术各部门都略有会心，„„《威尼斯》应该算是这样一篇作品。
何其芳散文一篇 40.《墓》
《墓》是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的第一篇。作品虚写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善良、可爱的农家女孩柳铃铃，在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夭折了，她带着生前的寂寞与初孕的爱情之花，静静地躺在山峦田野之间的一道小溪旁。一个深秋的黄昏，铃铃期待的意中人雪麟从异乡回来，他在夕阳中见到了铃铃的小墓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每到黄昏时，雪麟就来到铃铃的墓旁徘徊。于是，他们相遇了，手拉着手在黄昏的深处享受着爱的甜蜜与温情„„ 作品对故事情节并不作具体、细致的展开，而是着意营造一种朦胧典雅的气氛，形成一种镜花水月般的美。
最能代表何其芳散文成就的是他写于30年代的散文集《画梦录》。这些充满田园诗风格的感伤散文，在30年代的文坛独树一帜，风靡一时。何其芳认为，散文是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而“在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散文的生长不能说很荒芜，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说理的，讽刺的，或者说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所以，他要以自己的实践来使散文成为真正的美文。《画梦录》里只有16篇散文，但几乎每一篇都是用美丽的幻想故事或营造一种优美的意境来抒写一种独特的情绪或感情，具有很强的唯美倾向和艺术感染力。
《墓》是《画梦录》中的首篇，也可以说是何其芳美文的处女作，以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话来说，处女作是作家心灵世界的初创阶段，那里有作家最纯粹的感性。从散文的特性来看，《墓》并不是最纯粹的美文，甚至还留有许多诗的特点，但它以一个幻想的爱情故事为背景，把人生青春期那种特有的孤独、寂寞和渴望纯洁美好爱情的心绪，在如诗如画的意境中真切、精到地表现了出来。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墓》的迷人处就在于它的情真、纯粹。
1.《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写于1943年5月，华北新华书店1943年9月出版，之后被许多出版社反复再版和翻印，收入1952年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数以百计的剧团改编为不同地方剧种搬上舞台。小说共12节。
《小二黑结婚》的原素材是山西左权县山村一件真实的爱情悲剧：村民兵小队长岳冬至与俊俏的智英祥自由恋爱，遭家长及社会反对，岳冬至被垂涎智英祥的富农村长挟私报复致死。赵树理化悲剧为喜剧，描写成刘家峧新一代农民青抗先队长小二黑与本村纯洁美丽的小芹姑娘自由恋爱，遭到双方家长二诸葛、三仙姑反对和村里封建恶势力金旺弟兄的迫害，最终在区政府的支持下，恶棍被惩治，上一辈被教育，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方向”的奠基石，无论是在人物塑造，还是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从此，赵树理踏上了“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辉煌而坎坷的创作之途。《 小二黑结婚》的成功来源于现实的真实性与艺术的创造性的生动结合。
赵树理传奇的文学人生折射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风潮变化。
从纵向看，1943年赵树理发表《小二黑结婚》时37岁，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1918年）时的年龄相同。这两篇小说均被认为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某种历史象征意义的小说。《狂人日记》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惊世之作；《小二黑结婚》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大众化的经典之作。赵树理笔下的农民系列特别是落后农民系列与鲁迅笔下的“阿Q系列”有着某种历史的沿袭性。赵树理继承了鲁迅热忱关注中国农民的传统，弥补了新文学严重脱离农民大众的不足，选择了一条新文化与中国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文艺大众化的道路。
从横向看，《 小二黑结婚》的发行盛况空前，在太行山区竟销到4万份，超出了作者以及作品的批评者、甚至支持者的意料，赵树理因此成为解放区家喻户晓的大作家，在农民中的知名度仅次于毛泽东和彭德怀。同一时期，在上海沦陷区张爱玲也一夜成名，成为市民心目中的明星，其作品的不断再版也表明了市民对她的欢迎。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上，两人确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通俗文学的杰出代表和重要存在。赵树理与张爱玲笔下的婚恋，都市中人性的变异与乡村里人性的畸形，贵族作家与农民作家风格差异等，存在着某种耐人寻味的关联。三仙姑与曹七巧、梁太太可看作是“被食—食人—自食”旧文化循环链上的农村与都市的典型女性。1943年，是赵树理也是张爱玲的成名年，这两人同年兴起，不应是文坛完全孤立的现象，可以看作是新文学在雅俗共赏的追求上同样出色的两种努力。此外，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如1959年赵树理给《红旗》杂志上“万言书”，表达自己对农村浮夸风气的看法，主要观点与庐山会议刚刚受批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基本相似，两个“不识时务”的著名人士几乎在同一时间因成为不合主旋律时宜的“噪音”制造者而被批判。
3.《登记》
《登记》创作完成于1950年6月5日，发表于《说说唱唱》1950年6月，是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出台创作的一部评书体短篇小说，后被改编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可以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小说共分4节：
一、罗汉钱，二、眼力，三、不准登记，四、谁该检讨。
小说主要以张家庄张木匠的老婆小飞蛾为主线，描写了她与婆婆和女儿艾艾三代女性的婚恋故事。小飞娥婚前在娘家有自己的相好，这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农村被视作“名声不正”，在受过同样苦的婆婆教唆下，被丈夫张木匠用锯梁子暴打了一顿，便麻木地安于包办的婚姻生活。女儿艾艾与同村的小晚自由恋爱，也受到同样“名声不正”的非议，但是生长在新时代，在《婚姻法》的保护下，这对年青人最终冲破重重束缚，终成眷属。
赵树理的成名作和建国后的第一篇小说都是描写农村婚姻问题的作品，这两部姊妹篇都曾给文坛带来很大的震动。虽然前者声誉更高、影响更广，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考察，我以为后者比前者的描写更内在和细腻，人物塑造更丰满和成功。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篇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被视作描写阶级斗争之作而倍受赞誉，而《登记》并未描写什么鲜明的阶级斗争，也没有表现善恶分明的水火矛盾。《登记》虽是赵树理为配合宣传刚颁布的“婚姻法”，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的，但由于赵树理十分熟悉山西的风俗民情，了解农民的思想和心理，同时注重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尤其是农村女性心灵演变的艰难轨迹，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应景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平静之中写出了波澜，平淡之中透出了深意。
比较而言，从结构上来看，《小二黑结婚》注重的是故事的动作性和完整性，采用的是单线推进情节发展，一个有头有尾的大故事中间套着小故事，封闭而连贯；《登记》注重的是人物的丰满与故事的跌宕，采用双线结构，主线实写艾艾、燕燕的自主恋爱，副线回忆小飞蛾的包办婚姻，双线交织演绎了老中青三代女性的婚恋故事，给人以更内在和圆整的感觉。
从人物塑造来看，两位母亲三仙姑与小飞蛾相比，作者的描写一个疏于外在，一个趋于内在；一个更多刻薄与苛责，一个更多理解与宽容；同样是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农村妇女，一个畸形变态，一个委曲求全；两个受害者虽然怀有不同目的开始都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后来又都有所觉悟同意了孩子的婚事，但对这一痛苦转变，作者对三仙姑的解释却过于简单和漫画化，让三仙姑在众人面前丢丑、受辱而后被迫自新；相比之下，小飞蛾的转变更真切自然，有其内在的动力，由命运的屈从者转而成为女儿婚姻的推动者，其积极意义远远超过三仙姑；但是小飞蛾并没有被作者描述成“正面形象”，她身上仍有许多值得人们反思和批判的劣性，如其灵魂深处的惰性与被动等。显然两个人物一个是不符合农民道德规范和审美规范的落后农民形象，扁平而单一；一个是符合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而性格瑕瑜互现的中间人物形象，细腻而丰满。新人形象小二黑、小芹与艾艾、燕燕相比，亦是《登记》的塑造更富于立体可感性。同样是为了取得父母的支持，小二黑、小芹倔强、决断，非常富有斗争精神；艾艾、燕燕则和风细雨得多，既有抗争性又有人情味。
舒婷诗三首 12.《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写于1977年，先刊于《今天》，后发表于《诗刊》1979年7 月号，获1979 —1982全国优秀新诗奖。
十年*浩劫，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舒婷也历经坎坷，她以与祖国共命运的情感，大胆地将自己内在的情感与外在客观物象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系列感性和理性交融的鲜活意象并通过他们的递进组合，把祖国和个人之间的血肉联系艺术地揭示出来，不仅表达了祖国从苦难到新生的发展历程，而且表达了有着迷惘到深思到沸腾的特殊情感历程的一到人的呼声。
“歌唱祖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诗经》发韧、《楚辞》登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的爱国诗人。他们在诗中抒发的爱国之情总是和忧虑国家的命运相联系的。从这一点来说，《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
舒婷从关心个体价值出发，上升到对他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可见她的这种历史感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若干意向的组合中，将“我”作为包含既有现实深度又有历史深度的个体，这种自我历史化的过程，远远超越了仅仅强调个人自我完善的人性孤独。同时在诗歌艺术上，也可见到她从感情直接倾泻到重视运用诗歌意象来表现激荡奔流的情感。
13.《这也是一切》
《这也是一切》写于1977年，是为应答北岛的《一切》而作的赠答诗。北岛的在《一切》中凸现了虚无、毁灭、破碎的荒原景象，舒婷《这也是一切》则希望在这片荒原上耸立起一座未来希望的高峰，让四周的原野和群山都聚拢而来。
从《一切》和《这也是一切》这两首诗歌中，可见朦胧诗潮中北岛、舒婷这两员主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倾向。
北岛是一个孤独、激愤的时代觉醒者，在《一切》中，他以怀疑和指控的态势切入格格不如的现实，表现了他对十年*浩劫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怀疑和反抗，对时代和历史的深刻反思。北岛是一位冷峻的启蒙理性主义者，他的怀疑和批判虽立足于现实，但其指向依然是一个未来的世界。
而舒婷则是一个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的情感型的诗人，在《这也是一切》中表现出舒婷特有的温情、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舒婷诗歌的精神原动力即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未来意识之上的。她著名的诗句是：“理想使痛苦光辉”,她说：“我已经意识到、被迫意识到，只有我的理想才是我的‘上帝’，它仲裁一切”“我曾经渴望全心昄依，渴望着一生听人指引„„我的痛苦，来自我的理想，我的追求„„／这就是我的十字架。”
14.《童话诗人》
《童话诗人》写于1980年，是舒婷题赠给顾城的一首诗。诗中体现了对顾城深切的理解和关怀。并形象而准确地揭示了顾城诗歌的特质，即以童话的思维建构了一个充满幻想的童话世界。
顾城在《学诗杂记》写道：雨后的“塔松忽然闪耀起来，枝叶上挂满晶亮的雨珠，我忘了自己。我看见每粒水滴中，都有无数游动的虹，都有一个精美的天空，都有我和世界”。“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舒婷在诗中套用顾城的语汇，既强调了诗的针对性，又有别开生面的创造。
顾城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固执去憧憬美，去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花园，一个与世俗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并以此来表现他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对于顾城来说，也许再没有比《童话诗人》这首诗更好的理解和关切了。同时，舒婷在诗中也集中运用了童话的意象，创造了一个完全可以与顾城诗歌比美的童话天地，舒婷温婉而富于同情的天性在此诗中又一次得以表现。
文学史家在描述顾城时，常常引用《童话诗人》中的诗句。
28.《职业》
《职业》发表于1983年《文汇月刊》第4期。
20世纪40年代的昆明文林街上，有各种各样各地口音的叫卖声：收旧衣烂衫的，卖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的，卖壁虱药虼蚤药的，还有苗族少女卖杨梅、玉麦粑粑的。小说着重描写了一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小孩。父亲死得早，读不起书，小小的年纪，他就自谋生路了，卖糕饼为生。可他却敬职敬业，热爱生活。可孩子毕竟是孩子，当他偶而不必去卖糕饼，也就是丢开了“职业”的束缚时，他就完全恢复了孩子的淘气可爱，背着人模仿那些上学孩子的腔调，把叫卖声“椒盐饼子西洋糕”叫成了“捏着鼻子吹洋号”。
如果说汪曾祺的其他小说有散文化的特点，那么《职业》这篇就几乎与散文没有区别。没有小说应有的连贯的故事情节，只有生活细节。汪曾祺为什么要把这篇算作小说而不是散文？如果说是因为有虚构的成份，作者却在小说结尾处特意用括号加上说明“他没有看见我，我去看一个朋友，正在倚门站着”，似乎要说明并不是虚构的。联系到汪曾祺自己对小说与散文的看法，大概可以猜测汪曾祺把《职业》视为小说的理由。关于小说，汪曾祺说：“我以为思想是小说首要的东西。”关于散文，他又说：“我以为散文的大忌是作态。散文是可以写得随便一些的。„„散文总得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也许可以这样认为：散文与小说最大的不同是，散文的见识是作者直接表达出来的，而小说的思想是寓于所写之事、物、人、景之中的。由篇名“职业”而非“文林街的叫卖声”或“卖糕饼的孩子”也可推想，作者写各种叫卖声和孩子，寓意在“职业”两字上，这就是小说才需要的刻意经营。而汪曾祺的才能在于，经营得看上去很随便，随便得像散文。
小说全篇由各种叫卖吆喝声窜连而成，加上叙述者“我”的感受、想象。“我”在小说中直接出现，这种叙述方式是四十年代的汪曾祺最常用的方式，而本篇正是根据那时写过的小说改写的，因而保留了这一叙述方式。同时，这种叙述方式使本篇更接近散文。如果没有卖糕饼小孩的描写，本篇就不足以成为小说。因此，也可以把前面描写叫卖的部分，理解成对后面描写孩子的一个铺垫，是人物出场前的气氛营造。
卖糕饼小孩的叫卖声全篇1共出现九次，每次叫卖声都有不同的情形，不同的作用。每出现一次叫卖声，就是对小孩深入一步的刻划，层层递进。随着叫卖声声声传来，小孩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在读者眼前。同时，小孩的叫卖声与前面各种叫卖、后面上学孩子的模仿调笑一起，构成了本篇小说语言、节奏上的歌咏效果，从结构上讲有复调的意味。小说结束也是一句叫卖声，不同的是，这是一声不带职业性而带有娱乐游戏性的滑稽叫卖。小说反复咏叹至此才止，结得干净利落，又余韵无尽。
汪曾祺的小说的确与众不同，而又以此篇为最。本篇又是作家自己认为最满意的。
29.《陈小手》
《陈小手》是《故里三陈》的第一篇，也是最短的一篇，发表于1983年《人民文学》第9期。
《故里三陈》塑造了故乡三个姓陈的能人巧人形象，三篇写法各有不同。其中《陈小手》一篇写男性产科医生陈小手的经历与命运。小说开头就交待男性产科医生在当地绝无仅有，同时也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职业。但陈小手不仅不以为然，而且敬业，手艺高超。小说简单交待了陈小手的经历，也就是他的与众不同，却并未交待他为何要做产科医生。后半部分详细描写给团长太太接生的经过，最后轻描淡写地安排了陈小手的结局：仅仅因为他出于职业需要接触了团长太太的身体，这样一个有个性有手艺而又敬业的能人，被团长一枪打死。
三个短篇1组作为完整的一篇小说，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占六篇之多，《故里三陈》是其中最著名的。仔细研读后发现，这些小说大部分是写人物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也较少有社会关系。且人物不是能工巧匠、善人、义人，就是奇人怪人。三篇1组的形式，有点像人物志。
作者为什么要选择“组”这种形式？“组”里的三个人物有关系吗？我想既为一组，其中的人物虽然没有表面的社会关系，但却包含作者对他们的共同感情，因而也有相似的主旨。比如《故里三陈》中的“三陈”，都是能人，都有善心，社会地位都卑下，除陈泥鳅外，结局都不幸。他们虽各有各的职业与个性，但作者显然对他们都抱以同情与赞美。写“三陈”的笔法各有不同，有的侧重人物勾勒，有的侧重风俗描写，组合起来，却是完整的关于故乡的回忆。因此，之所以是三篇而不是四篇5篇1组，我个人认为，三篇有互补增色的作用，否则，单独作为一篇太单薄。另外，“三”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有“多”的意思，像陈小手这样的普通人物，正是这世上最多的一群。他们有他们的小悲小欢，小奸小诈，既如陈小手这样冤屈而死，也不是什么大悲恸的事。这是生命的常态，也是生活的常态。然而，正是这种常态给我们的观感却是：生命的悲哀底色，但这却并不影响这些小人物在这悲哀的底色上描上一两笔亮色。简短的丰富，留白甚多，余味绵长，这是三篇1组这种形式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感觉。
这篇小说只有1400多字。这么短的篇幅，描写的还是陈小手的一生，如何塑造人物？传统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呗。正像他自己所说的：“短篇小说是‘空白的艺术’。办法很简单，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会更大了，传达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短了，其实是长了。少了，其实是多了。这是很划算的事。”因此，作者写人物较少肖像、心理等的精刻细描，大都写人物的表面行状，一件或几件事情，几乎没有作者直接鲜明的感情色彩，然而读完小说，你自然可以知道作者的感情。这种描写不是西洋人物画惟妙惟肖的逼真写法，而是中国人物画勾勒线条的粗犷写法，可能有眼睛没鼻子，只浓墨重彩于人物的某一特点，简约或省略其他方面。这种人物描写与《世说新语》写人简洁、奇崛的风格非常类似。
陈小手这一人物是有原型的，生活中的“陈小手”并未被团长一枪打死，汪曾祺在小说中对这一结局作了虚构处理。很显然，虚构的目的从内容上来看，是为了更有力地塑造“团长”的可恶，突出小人物的悲哀。同时，这一虚构从小说结构上讲也具有“空白的艺术”的效果。《陈小手》是“空白的艺术”典型的一例。
对《陈小手》持异议的当推摩罗先生。出于对文学的理解，摩罗先生对汪曾祺80年代与90年代的小说评价完全不一样。他肯定的是汪曾祺90年代的作品，因为那些小说比较“直面人生”，而《受戒》等小说是作家对现实的逃避。摩罗的《汪曾祺：末世的温馨》还有网上版，题为《末世的温馨与悲凉——论汪曾祺》，不知哪篇发表在先。网上版此文中有一段评论在书中没有，从这一段评论大约可知摩罗对汪曾祺小说的观感：“他在创作中的确常常遮掩丑恶、省略血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体验到这些。艺术家是一个心灵敏感的特殊群体。敏感又往往与脆弱相亲相近。汪曾祺正是一个敏感而又脆弱的人，他所感到的黑暗与血腥不是比常人少，而是比常人多。但他未能通过精神的洗礼超越脆弱，无法获得鲁迅式的担当黑暗、批判丑恶的力量，他只能用遮掩的方式，维持心理的平衡、态度的平和。”摩罗先生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鲁迅式的汪曾祺，这是我不敢苟同的，从汪曾祺90年代后小说失败之作多于成功之作，即使成功也没有达到《受戒》等80年代作品的水准可见，每个艺术家的个人才具、风格与审美倾向不同，应扬长避短。鲁迅式的“担当黑暗、批判丑恶”并不是汪曾祺的特长，故失败难免。而对现实的批判也应允许多样化，鲁迅的批判是一种，像《陈小手》结尾没有批判的嘎然而止，正是汪曾祺式的无言愤怒与批判。因此，我个人比较赞同庄周先生对此的看法。
32.《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发表于《收获》1990年第6期。王安忆经过一年的封笔。在这部作品中完成了叙事的巨大转变。王安忆以叙述的方式写了两代知识分子“我”这一代与叔叔这一代，“我”一边叙述“叔叔”的故事，一边予以拆解。《叔叔的故事》将“叔叔”的生活历程：右派——被发配到远方——结婚生子——回城——作家——生活放纵精神虚空这个80年代的流行故事变成了可以进行多种阐释的叙事范本。
王安忆在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中完成了创作形态的巨大变化，显现出充满主观色彩和议论的叙事模式。在这部实验性的小说中，王安忆完全打碎了曾经无条件接受的历史，将历史与现实均作为叙事的对象，认为它具有多种阐述的可能。作家反思叔叔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探讨“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性格特征。以厚实的生活积累和理性认识，变经历写作为经验写作。在小说中作家致力于挖掘和表现人与生活的深层潜质，使得这篇小说无论是在精神探索的深刻性还是艺术创新的完美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部小说中环境、人物、情节就象文字本身一样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征。这是王安忆实践自己小说理想的一次积极的尝试。作家的小说创作技巧借助叙事者和当事人的时代差异而得以体现，因时代差异，作家营造了她的虚构的世界，而在这些明显的虚构痕迹中又隐藏着某些并非虚构的内容，那段确实存在的历史时期，那些言之凿凿的人物关系，那个几近完整的事件过程等等又始终在增加着这个虚构故事的可信性，在这篇小说中，王安忆完成了对自我书写的一次有意义的挑战。
王朔小说三篇
34.《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1984年第二期。曾被改编为电视剧。
该作品是一篇感人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我”在海军服役期间认识了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王眉，她当时还是一个学生。两人在交往过程中，“我”非常喜欢王眉，而王眉对“我”也十分崇拜。五年后，“我”服役期满回到北京，回京后对安排的工作不满意，成为一个无业游民。王眉则在高中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空中小姐。“我”在极度无聊的情况下开始用退伍金南下旅游，在南下的过程中“我”找到了王眉并开始与她进行交往，逐渐产生了爱情。在恋爱的过程中，两人经历了恋爱的甜蜜与分别的痛苦，由于两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我”身上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两人在无奈的情况下痛苦的分手。后来，王眉因飞机失事遇难，“我”在知情后非常难过，在通过王眉的同事了解情况得知王眉在与“我”分手后虽然与另一个人在谈恋爱，但在心里她还是爱“我”的，“我”在这时心灵得到了升华。
这是王朔早期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它不仅渲染了一个煽情的爱情悲剧故事，而且把故事说得跟真事儿似的。作品中的“我”曾经在海军舰队服役，退伍后无事可做，后来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到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这简直就是王朔本人的翻版，让人觉得作家是在写自己。作家自己也说自己的早期创作多是自己的生活实例，使得读者对其故事更加相信。然而，故事却并非真实的，除了“我”的身世与王朔相仿外，其余的都是作家杜撰的，而读者却被故事所感动，这说明作家在创作上确实抓住了读者的心理在进行创作。
王朔曾经说，他的创作是写给读者看的，因此，其作品非常关注社会的需要，《空中小姐》虽不属于后来的“顽主”系列小说，但在体现王朔的创作意图方面却已经为其奠定了基础。
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80年代中前期的中国，人们刚刚从禁欲主义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追求美好爱情成为当时一个比较时髦和受人普遍关注的话题，人们往往为感人的爱情故事而流泪，特别是当时的很多西方爱情电影对社会的影响。
作者抓住了人们的心理，在此为我们创作了一个符合社会潮流且最易煽情的爱情悲剧，这是体现作者“媚俗”的一个表现。
其次，该作品在题材上还选取了与当时时代紧密相关的社会现实，如军人退伍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待业问题，对空中小姐职业的羡慕以及对军人与空中小姐恋爱的英雄美人故事等。
第三，该作品虽说不是后来的以调侃为主的顽主系列小说，但调侃和顽主的痕迹已初露端倪，创作模式已经定型，该作品能为当时的杂志所发表，说明他的作品已经为文坛所认识和接受。从特点上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从本篇作品开始，作家后来的一系列言情小说中，作品的主人公、故事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一个生活在北方某城市的无业游民以其玩事不恭的生活态度或痞气受到女性的青睐，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故事。
（2）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开始有王朔的调侃意味和北京口语化表现。
35.《顽主》
《顽主》是王朔“顽主”系列的代表性作品。最初发表于1987年第六期《收获》杂志。此后又发表了《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等一系列以调侃为主的作品，“赢”得了“痞子文学”的“美誉”。
作品虚构了一个“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作品极尽嘲讽、调侃之能事，对生活尽情的嘲弄和否定，为后来“顽主”系列奠定基础。以于观为首的几个青年人，开办了一家“三T”公司，替作家宝康策划并举办颁奖晚会以完成其获得社会承认的目的，替不能按时赴约的人去赴约，替不能满足妻子对生活的多方面要求的丈夫陪其夫人聊天、挨骂等。作品塑造了于观、杨重、马青三个主要人物及与其有关各种业务关系的宝康、刘美萍、王明水等各色人物，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的讲述，集中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揭露了社会的一些弊端，同时，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嘲讽。
李运抟在《十年小说精神形态论》中称，“首席调侃作家的位置无疑该属王朔”。称《顽主》系列小说“充满调侃意味”，“奠定了王朔在当代中国文坛首席调侃小说家的地位，同时，也使’王朔现象’成了一个批评家多有争论的话题，又使近十年小说很增添了些热闹。”王朔的“顽主”系列作品反映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在失去自我，失去传统的伦理道德，失去廉耻感。作品中的“三T”公司中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实现自身价值的位置，空怀一腔热情和聪明才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创办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公司，显得滑稽可笑，可在笑过之后却让人感到辛酸和无奈。对于观、杨重等人予以深深的同情，对宝康等“作家”予以鄙视。在作品中，滑稽可笑成了人们赞许乃至同情的对象，而正统思想、权威却成了人们嘲笑和反叛的对象。人们在对正统思想、行为和权威话语的嘲讽中获得了满足和快感，同时，也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学会了自嘲与幽默，学会了机智、圆滑，学会了无视权威、崇高和美好。通过认真读《顽主》及其以后的调侃类小说，我们可以看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语言的俏皮。在王朔的小说中，俏皮的调侃非常适合读者阅读，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快感，正如王朔自己所说，“起码也找一乐”，这一点在王朔早期的作品中就有所体现，如《空中小姐》《永失我爱》等，语言的俏皮成了男主人公获得女孩子芳心的魅力手段，而且屡试不爽，而在《顽主》及其后来的小说中，这种语言的俏皮则大量出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魅力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作家都曾在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但其追求的方式方法却不尽相同，绝大多数的作家在语言上多是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和用语的修辞效果，但从总的效果上却是严肃的，这样的作家虽也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却不能拥有绝大多数读者，作品本身也就成了阳春白雪。而与其相反，王朔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他十分注意语言表达对读者的重要性，因而极力的“媚”大众的“俗”，而由此所得到的是大众的接受与欣赏，而在这一点上，语言的俏皮堪称功不可没。这一点特别是在人物的对话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其中包括对*语言的反讽、知识分子话语的嘲弄、传统思想的戏谑等，甚至对“我爱你”这种爱情中的神圣话语也进行调侃。2.题材的滑稽。“三T(替)”公司的创办充分体现出王朔丰富的想象力，也体现了作家对社会现象的调侃来表现其反叛性。作者在最初创作时尚能选择一些比较严肃的题材，但在《顽主》及其后来的一些调侃作品中却完全走向反面，作者自己称为“玩文学”。正是由于这种“玩”，于是就玩出了“顽主”系列小说，作品选择一些表面看来十分滑稽的题材进行创作，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某些严肃社会问题的反叛。王朔的创作虽不能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但却以另一种风格对社会的不正常现象给以辛辣的嘲讽。将那些在社会上貌似崇高、严肃的社会问题和权威予以大胆的戏弄和调侃，对社会正统的主流思想予以反叛。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罪了社会的精英，也因而获得了“痞子文学”的“美誉”。
41.《许三观卖血记》
《许三观卖血记》发表于《收获》1995年第6期，同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由台湾麦田和香港博益，以及海南出版公司出版，并被译成法文、韩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全书共29章。
《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一个叫许三观的丝厂送茧工在生活困难的年代卖血求生的故事。他第一次卖血是出于好奇，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结实。他本来暗中喜欢同厂的女工林芬芳，但卖血回来遇到的第一个人也是他暗中喜欢的“油条西施”许玉兰，便请她上馆子并立即求婚，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许玉兰的父亲，硬生生地从何小勇手中夺走了许玉兰。婚后许玉兰接连生下了三个儿子：一乐、二乐和三乐。但人们都说一乐不像许三观，许玉兰也承认了与何小勇的一夜之情，许三观便以此为由在家里当起了老爷。许三观最喜欢的是一乐，可一乐打伤了方铁匠的儿子，他不肯“花钱买乌龟做”，便要一乐回去认何小勇为父，被何小勇赶了回来。许三观不赔钱，方铁匠就带人拉走了许家的东西。许三观无奈，只好再一次去卖血。许玉兰不忍丈夫卖血伤身，去何小勇家讨伐，与何小勇的妻子大打出手。始终耿耿于怀的许三观又想起了林芬芳，林芬芳却因为踩上西瓜皮摔断了右脚，许三观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为了报答她的好心，让她吃到“肉骨头炖黄豆”，早日痊愈，于是，他走进了医院。然而，林芬芳的丈夫一看到十斤肉骨头和五斤黄豆，就知道这份大礼背后必有奸情，径直打上门来，许三观只得束手就擒。
时间进入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和大食堂之后，便是全民大饥荒。无论许玉兰怎样精打细算也不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许三观的“嘴巴牙祭”也无济于事，在一家人喝了57天玉米粥之后，许三观第四次找到了李血头。一家走进胜利饭店去吃热腾腾的面条时，却将一乐撇到了一边，让自己去吃烤红薯，让一乐伤心致极。11岁的一乐终于自己去找自己的亲爹了，但没人要他，当许三观重新找到他时父子二人和好如初。两年以后，何小勇遇车祸，因为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他妻子只得来求一乐为他爹喊魂，一乐在许三观的要求下很不情愿地喊了魂，许三观也向众人宣告：一乐从此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开始了，许玉兰被当作妓女剃了阴阳头，天天拉出去陪斗。许三观虽然知道她不是妓女，却要她当着儿子的面交待她与何小勇犯下的“生活错误”。几年以后，下乡当知青的一乐生病了，在送一乐回乡下的时候，许三观悄悄走进医院，第一次将卖血的钱给了一乐。可是刚送走一乐，二乐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又来了，为了招待队长，万般无奈的许玉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一次开口求丈夫：“许三观，只好求你再去献一次血了。”然而，这次卖血却遇到了麻烦，虽然由于血友根龙的求情，李血头勉强同意了他连续卖血，但随后根龙的死亡却让他感到了恐惧。就在这之后不久，二乐背着病重的一乐回来了，为了救一乐，许三观一个上午借到了63元钱，他一边让许玉兰护送一乐去上海，一边再次找到李血头。可李血头不再理他，他只好拼死一搏，设计好旅行路线，在六个地方上岸，“一路卖着血去上海”。这一路卖血几乎要了许三观的命。
40年以后，当许三观一家“不再有缺钱的时候”，他又空发奇想，想再卖一次血，可已经没有人要他的血了。“40年来，每次家里遇到灾祸，他都是靠卖血度过去的，以后他的血没有要了，家里再有灾祸怎么办？许三观开始哭了„„”
《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一直被看作是余华小说从先锋走向世俗后的代表作，但是，如果非得要从这两部作品中选出一部作为“代表”，这几乎是一件自讨苦吃而毫无意义的事情。因此，我在这里选择后者而没有选择前者，并不是说明后者比前者更有代表性，也不说明我喜欢后者更甚于前者，仅仅是因为本“作品选”的篇幅所限，必须放弃一篇，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当然，如此公然地“顾此失彼”，也有自己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余华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叙事风格基本上是向着朴素、坚实，且具有强烈民间意识的方向转变的，两者相比而言，我个人认为，后者比前者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一点。
（执笔：中央电大教授 李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