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_城中村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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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高强度”植入的设计探讨——新时期城中村改造理念初探

发布人：刘琛 | 发布时间：2009-05-13 | 来源：200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宣读论文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下城中村生活现状的解读，并依托近期开展的实际案例，就在当前情势下出现的高强度改造的改造前提下，以何种改造理念舍“糟粕”而取“精华”，在改造城中村物质实体的同时，继续维持、延续其蕴含的无限活力和丰富生活进行了探讨，并就这些改造理念所折射的改造原则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城中村 高强度 生活现状 改造理念

1.引言

在社会发展由追求利益转变为提倡和谐；城市变革由外向扩张转变为内部重组；土地使用由粗放挥霍转变为高效集约的今天，关于城中村改造的诸如城市规划、社会学以及整治、改造实施政策和策略等各个层面的观点和论述已然较为丰富和翔实，然而，真正以“整体拆建”或是“局部拆建”模式进行改造尤其是进行高强度改造的案例却不多见，因此，本文不再就城中村整治改造在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意义以及改造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进行研究，而主要就在目前既定的“高强度”改造的前提下，如何在整治改造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延续城中村中应予保留、传承和强化的因素进行必要的探讨。

2.极致与无限——当下城中村生活现状的读取和解析 世界上本没有城中村，城市积极的向农村拓展，才出现了城中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城中村（至少是我国大多数城中村）的出现原因和历程：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开始按照一定的时间序列、区位序列、成本序列快速侵蚀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村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地区，在空间和社会形态上形成被道路切合或是楼宇围合，城、乡二元结构交互并存；传统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冲突并存；外来移民文化与本土地域文化交流并存的孤岛状、斑块状的“城市村庄”，既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又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它是城市包围农村的进程中未及、未能甚至是未想“歼灭”的自成系统的区域，是在城乡快速交接、交融的过程中于原有积淀上新生的有机体。

然而，在当下，这个“有机体”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成为了“脏乱差”的代名词；被看成是“城市病”的显性表征成为了必须消弭的“城市伤口”；被当作是“城市肿瘤”成为了亟需摘除的对象。面对这种现实状况，在改造之前，我们不禁要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作为改造对象的主体，其真实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 2.1 多元缺失

城中村负面意象的成因主要缘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相关元素的缺失。在物质层面上，首先是建筑空间布局上的过度局促，千百年来对于土地的极度依恋、对祖业传承根深蒂固的思维以及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追求使得村民在修建自宅时很难按照一般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规范对建筑间距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得整体空间过于致密，居住空间必要的私密性、安全性以及应有的良性微气候均受到较大的影响和破坏；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上的不足，包括市政基础设施的缺乏、老化、承载力不足、铺设不规范以及公共配套设施（尤其是教育、医疗和体育设施）的极度匮乏等两个方面。

在精神层面上，则表现为社区凝聚力的弱化和归属感的流失。目前，城中村所容纳的居民并不都是原住民，而是包括了很大一部分外来流动人口，以深圳市为例，据相关资料统计2005年“全市城中村常住户籍人口（以原住民为主）为32.7万人，暂住人口共469.4万人，是常住户籍人口的十四余倍” [1]。原住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客观存在的隔阂、外来人口自有的漂泊秉性和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而引发的戒心以及对村外城市生活的追求都使得他们的心游离于城中村之外，很难对他们的暂时驻地产生多大的认同感。2.2 极致生存

除了上述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缺失之外，历史遗留问题的积重难返和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使得城中村在土地产权、房屋建筑、社会监管等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于城市的法制轨道。对物业出租经济的过渡依赖加上对个人利益的极度索求使得城中村中抢建、违建现象严重（“据统计，村民的主要收入有一半左右建构在违法建筑之上。”[2]），“握手楼”、“接吻楼”比比皆是；垃圾、污水处理不善，卫生状况堪忧；道路建设标准低、路况差，居民出行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电力管线架接无序，存在消防隐患且有碍观瞻；绿地、广场极度匮乏，大量居民无法参加合法、健康的休闲活动；社会治安问题突出，乃至成为犯罪分子的落脚点和犯罪场所——较为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得城中村中的居民基本上处于一种承受着诸多约束、面临着诸多隐患的“极致生存”的状态。2.3无限生活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处于一种“极致生存”的状态，但是仍然不能抹煞城中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特质性活力。不论如何，城中村毕竟为多数外来人员提供了低门槛的准入证和可停留的栖息地，虽然与本地居民会存在一定的隔阂和地域文化上的冲突，但综合来看，城中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针对特定群体的开放性的多元社区，这里的“多元”包括了地域背景、教育背景、社会职业、社会身份等等，多元人群之间“频繁”的交流、冲突、聚集和融合综合呈现为一种自组织状态下的几乎无限度的丰富生活。而催生这种生活所必需的“频繁”在一定程度上整治得益于城中村极度为人诟病的“高密度”（既包括建筑的高密度也包括人口的高密度）。

此外，经过上层次部门的疏导、指引和决策，城中村亦开始依托自身的禀赋，同时嫁接或移植一些主题性功能，走向一条拥有着无限可能性的道路。以深圳为例：大芬村引入油画主题，对原城中村进行综合整治并新建大芬美术馆，现在已成为具备油画创作、加工、展出、销售这一完整产业链条的大芬油画村；（图1）田面村引入创意主题，将原有工业厂房改造成为容纳建筑设计、平面设计、装潢设计、印刷加工等类别的创意产业办公建筑，着力营造田面创意产业园，并提出“设计之都”的口号。（图2）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毕竟合适于城中村的主题素材是有限的，主题的过渡重复反而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诸如恶性竞争、审美疲劳、识别性下降等等，此外，上述案例在整治方式上主要还是采取了“以穿衣戴帽”为主要途径之一的“综合整治”的方式，并没有进行规模大、影响面广的拆建和随之而来的高强度开发。

3.割舍与捍卫——高强度写入前提下的改造理念探讨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存在的都是必然消亡的，事物的存在总存在其两面性，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村民的收入问题、接纳了低收入流动人口、缓解了部分社会矛盾、减轻了各级政府的压力，但开发强度超标、基础设施落后、存在安全隐患、阻碍城市功能提升、破坏城市景观秩序、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再加上如前所述的极致生存和无限生活的比对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并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诚然，城中村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偶然和必然的原因，但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当城中村完成其既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时，对其的整治和改造必然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由于前段时期对城中村的“放养”，抢建、违建烈度之大使得大部分城中村目前已然处于一种较高强度的建设状况下，甚至渐成尾大不掉之势。随着《物权法》 的公布和“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所昭示的社会法治建设和文明建设的进步，面对高强度建设现状所导致的高昂的改造成本，在“整体拆建”和“局部拆建”的改造模式下，高强度的再开发已是一种无奈的必然，也是现阶段依上述两类模式改造城中村所能采取的最直接的办法。勿庸讳言，这其实也是资本在诸多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下直接介入或者说冲击城中村的过程中所必然会采取的办法，因为至少在现阶段，这种高强度再开发的方式是能够协调、平衡各利益主体的最有效的途径。然而，在高强度写入的前提下，出于对城市、城市发展的责任、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光照、出于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出于对城中村历史遗存的尊重，在城中村改造的规划设计和规划编制过程中，如何在改造物质实体的同时，继续维持、延续前述的社区活力和生活的丰富性的问题已然亟待研究。以下仅以近期笔者承担、参与的深圳市三个旧改以及与旧改相关的规划案例为依托就此议题进行探讨。3.1 “裁剪”理念——局部实体的割舍 所谓“裁剪”，原指缝制衣服时把衣料按一定的尺寸裁开，比喻对事物的取舍安排。在城中村整治改造中以此为核心理念的关键是如何去取舍，如何在必要的割舍之后达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以下以深圳市福田区福兴坊改造为例就此进行阐述。

福兴坊位于深圳市中心公园内部，区位条件优越，历史文化资源独特：南面道路是深圳市特区内仅存深南公路的旧址，记载了深南大道变迁、发展的历史；现状保存的民居碉楼以及70、80和90年代城中村建设肌理完整的记录了深圳市城中村出现、成长和壮大的发展历程。07年编制完成且近期亟待实施的《深圳市中心公园总体规划设计》提出“结合中心公园的总体规划，对福兴坊进行重点改造，有选择地保留和拆改建，转换其功能”，“建设城中村历史博物馆，结合深南大道旧址，建成深南大道变迁史展示馆”的改造思路。

就现状而言，整体建设状况较为一般。现状私宅多为5层左右，部分6－7层，建筑密度过大，建设强度过高（现状容积率3.1），建筑立面和景观环境建设较差，对于中心公园的景观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市政基础设施落后，尤其是水、电等基本生活设施紧缺。根据初步估算，改造容积率应在6.5左右方具备经济可行性。

规划拟根据深圳市中心公园规划和建设的总体要求，采取“综合整治”＋“局部拆建”的改造方式，对部分现状做必要的割舍——拆除中部建筑质量较差且特色不足的私宅，改造为内聚性的休闲文化广场，营造成为福兴坊的活动、文化和视觉中心，同时与南侧道路（原深南大道）及内部街巷相联系，将各类游憩活动引入福兴坊内部，进一步强化社区的开发性、激发社区的持续性活力；拆除东侧和北侧建筑最为密集、环境最差同时拆迁难度较低的集资住宅，在北侧建设一栋集商业、办公、酒店式公寓以及配套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楼，用于补偿、安置和周转拆除建筑，东侧建设一栋文化产业楼，引入设计、动漫、广告、古董与艺术买卖等创意性文化产业功能，促进历史文化和现代产业、生活的有机融合，促成片区功能的转型和提升。

“裁剪”是理念和方式，“割舍”是前提和切入点，通过战略上“舍小就大”再辅以恰当的战术措施——穿衣戴帽、主题功能导入、主题路径架设等等，在整治、改造城中村物质载体的同时，在不突破周边城市各类设施承载力的前提下，延续并进一步拓展城中村的多元化，将针对特定群体的以住宿、暂留为主要模式的“开放”提升至面对全社会的以体验、参与为主要模式的“兼容”，传承并进一步激发城中村的活力和凝聚力，进而促成城中村所处区域的持续性协调发展。

然而，在“割舍”之余，有没有什么是值得“保留”甚至是必须“捍卫”的呢？以下谨以深圳市南山区两个地理位置相近的城中村的改造为例试做解析。

3.2 “契合”理念——社区活力的捍卫

“契合”意指“投合、意气相投”，用于城中村改造中是指功能之间的互动性有机接合，而非机械的拼合和粘贴。以深圳市南山区龙井村改造为例：

龙井村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山南麓，周边生态环境良好；交通条件优越，被一条主干道和三条次干道围合，且规划中的深圳BRT 1号线沿北侧主干道穿越并于龙井村附近设有站点；发展机遇难得，南山区“北硅谷”战略的执行、欧洲城开发的实施、华侨城北拓的构想均可在现在以及将来一段时间内为龙井村的改造间接的注入无形但颇为强劲的动力；改造意愿强烈，地方政府、村集体股份合作公司、原村民均已明确改造意愿，综合而言改造条件已然成熟。

现状建设强度较高，容积率2.6；各主要功能——绿地、工业、四类居住（村民私宅）、二类居住（集资住宅）基本呈现为一种南北向的并置状态；西北角的绿地规模较大、环境良好，但开发度不够、利用率不高，村内现状居住环境较差，各类配套设施不足。依据相关专业公司的经济测算，改造容积率应控制在6.0左右方在经济上具备改造可行性。

规划在上述改造条件的制约下，拟采取“整体拆建”的改造模式，在功能策划上除立足于为“北硅谷”提供必须的居住配套外，依托该村南侧欧洲城新兴的家居、建材商贸产业及原有工业的辐射，延展出适宜的包括酒店（酒店式公寓）和以家居为主题的创意、加工、交易等多门类的商业以及办公等功能；在功能组织上贯彻“契合”理念，以现状为依据，以各 主体功能（绿地、居住、办公、商业、教育）为“楔块”，并根据各功能楔块之间的适应性和联动性对其进行初步组织，进而利用“边界效应”增进各功能楔块之间的接触频度，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过渡；在具体空间营造上注重街道尺度的处理，街区密度、品质和景观、体验多样化的塑造。此外，着力通过提高户外空间、大部分灰空间和部分室内空间的混合使用度，提升使用效率尤其是开放空间的使用效率，尽量杜绝消极空间的出现，综合促成改造后的社区在功能、产业、空间、人群和活动等多方面的“契合”，以此坚决捍卫社区活力的延续、传承和升级——由原来的被动、反射式活力 转变主动式、探询式活力。3.3 “编织”理念——场所精神的延续

由图11，可以清晰的认知到“编织”这一行为的运行机制：并置和穿插，落实到城中村改造中主要是指将各值得保留的和后续衍生出来的特征性元素按照一定的线索，通过并置和穿插的途径将其合理的组织在一起。以深圳市南山区光前村改造为例： 光前村位于龙井村西侧，其改造背景和条件与龙井村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就现状来看，建设强度较高，容积率2.2；主要功能有绿地、工业、居住（含二类、四类）、教育、办公和仓储物流等，整体上呈现为东西向的平行并置状态；绿地囿于西北角，环境良好但极为封闭；村内现状居住环境较差，配套设施基本满足现状需求。依据相关专业公司的经济测算，改造容积率应控制在6.0左右方在经济上具备改造可行性。

与龙井村类似，规划拟采用“整体拆建”改造模式，但必须保留、利用以下元素：（1）历史文化元素：席帽岭宋墓（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郑氏宗祠（今年祭奠不断），珠光小学（规模24班）；（2）绿化生态元素：封闭于西北角的荔枝林（3.25公顷），光前村北侧和东侧的自然山体，此外，还应保留同属上述二类元素的位于现状村委办公楼西侧的两株百年榕树。

规划在功能上主要设置居住及其配套功能，并根据现状做并置布局，两侧主要为商住功能，底层商业尤其是东侧的底层商业除了为住区提供配套外还可为周边地区提供服务，中部设置居住及为住区自身配套的教育、公共服务等功能；在空间组织上，规划于“编织”这一核心理念的指引下根据现状条件和规划功能布局架构了三条东西向并置的“主题轴”——以席帽岭宋墓、郑氏宗祠、百年榕树为序列的“历史文脉轴”；以珠光小学、幼儿园、各型开放性硬质场地、各类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为元素的“公共服务轴”；以各组团绿化庭院空间为线索的“生态休闲轴”，之后再通过南北向并置的步行路径、水体元素与之相穿插。以求在功能、轴线的并置的基础上通过路径的穿插带动体验的穿插，增强各轴线所串接的开放空间、服务设施和历史遗留的可达性和服务半径，提升其使用频率，促进改造后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强化历史记忆、延续场所精神、凝聚社区情感。

4.结语

以上依据对城中村生活现状的剖析，在国内相关的成功性实例较少的研究背景下，依托三个实际的城中村改造案例就以“高强度”再写入为前提的城中村改造理念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实际上，对应于不同的改造对象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改造理念，但是纵观三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念所反映出来的原则是既定的和有着强烈的倾向性的，即它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先导，应以关怀实际民生为主旨，应以改善人居环境尤其是凝聚精神上的环境为准绳，应以捍卫、传承城中村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定范畴所拥有的一切良性要素为目标，而不是一味的未经思考或妥协于压力下的舍弃。参考文献 深圳市规划局、深圳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规划研究报告》.P108 2 同上，P123 3 《深圳市福田南片区B121-――11号宗地规划研究》项目组.《深圳市福田南片区B121-――11号宗地规划研究》.2008.04 4 《深圳市南山区龙井村改造专项规划》项目组.《深圳市南山区龙井村改造专项规划》.2007.12 5 《深圳市南山区光前村改造专项规划》项目组.《深圳市南山区龙井村改造专项规划》.2007.12（本文为200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宣读论文，原载于《200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