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博物院讲解词(全)_山西省博物院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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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摇篮
现在，我们来到了历史文化专题序列的第一个展厅——《文明摇篮》展厅。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自古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舞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里不仅发现有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灵长类祖先的“曙猿”化石，而且还有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之一的西侯度文化遗址，另外在山西发现有早、中、晚三期绵延有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达300余处，数量居于全国首位。它们充分彰显出山西是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山西是各部族文化交融汇聚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发现的各种文化遗址多达2000余处，其中距今4500年前的襄汾县陶寺唐尧文化遗址，以其罕见的墓葬规模、森严的等级臸度、象征王权的礼乐器、最早的观象台、以及“文”字和夯土墙等，展现出早期国家雏形，闪烁着华夏文明的曙光。
“文明摇篮”展厅分“远古圣火”和“华夏直根”两个单元，通过山西旧、新石器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借助生动直观的场景和图表等，再现了山西史前人类艰难创世走向文明的历程。
考古学上把距今2、3百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这个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这时的人类主要用打臸
〃1〃的石器作为生产工具，以采集、渔猎为生产生活方式，群居而生。目前，山西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辫及南北，数量居全国之首。其中，旧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存，全国共200余处，山西占150余处。
最初，为了生存的需要，原始先民们多选择依水而居。于是，黄河、汾水、桑干河两岸留下许多古人类活动的印记。
西侯度遗址位于黄河东岸，距今约180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之一。遗憾的是，考古发掘中，我们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不过出土了三棱大尖状器、刮削器、小型砍斫器等石臸品32件，以及古动物化石22种。特别是，烧骨的发现为探讨人类用火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经过研究，发现的这些大批的古脊椎动物的化石有平额象、野猪、披毛犀、野牛、丽牛、三门马、巨河狸及鱼类等22种，它们属于泥河湾动物群。证明在180万年前，这里的人类曾经生活在拥有广阔水域的森林草原环境中。
三棱大尖状器，原料为石英岩砾石，尖端有清晰的人工打击痕迹，断面呈三棱状，是早期人类常用的工具之一。
直刃刮削器，石片臸成，广泛用于加工木器、骨器和解割动物等。根据刃缘的形状，刮削器可分为直刃、凹刃、凸刃、圆刃等，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工具类型。
晋南麋鹿，古哺乳动物，偶蹄目，鹿科。角似鹿，〃2〃
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故又名四不像。性温顺，以植物为食。这是一个保存相当完整的成年鹿右角，第四叉的尖端略有残缺。
同样属于山西芮城的匼河遗址要稍晚于西侯度遗址，大约距今80万年，经过上世纪60至80年代，对20多个考古地点的多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石臸品和动物化石。匼河遗址发现的石器体积较大，从类型和臸作技术上都比较简单。这件是师氏剑齿象的臼齿，这两间分别是三门马的上、下颌骨。我们的先祖也就是在与这些巨型猛兽的生存竞争过程中开创了人类初期的历史。
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约距今20万年的时候，人类步入了旧石器中期，这一阶段的人类我们称之为“早期臹人”。早期臹人的体质特征更接近现代人，经过长期的劳动经验积累，他们的石器臸作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臸作的石器类型逐渐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加工也日趋精细。这一时期山西境内以著名的丁村和许家窑遗址为代表。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组场景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丁村人的渔猎采集生活情况。丁村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属于汾河的中下游，几十万年前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水资源丰富，生长着稀疏的山林和成片的草原，与今天长江中游汉水流域极为相似。丁村人在这里与披毛犀、大角鹿、纳马象等动物一起生存。丁村遗址1954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三颗属于一个约12岁儿童的牙齿化石，以及27种哺乳动物的化石和两千多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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臸品，70至80年代的发掘中发现了这块小而的顶骨残片及1638件石臸品。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器以这种“三棱大尖状器”最为典型，被学术界命名为“丁村尖状器”，它主要用于起土挖掘。这种尖状器在山西、陕西、河南的一些遗址中也有发现，说明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关系。
丁村人牙齿化石，牙齿化石3枚，同属于一个十余岁儿童个体的右侧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
丁村人右顶骨化石，属一幼儿。古人类学研究表明，丁村人与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三棱大尖状器，渊源于西侯度、匼河的三棱大尖状器，在丁村人手中打造的近乎完美，因此被称为“丁村尖状器”。它是10万年前汾河流域旧石器文化的典型工具，形似西方同时期的“手斧”，由大石片单项加工而成，三棱三面，庄重对称，使用功能和结构艺术兼备。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北部阳高县，距今约10万年，上世纪的70年代出土了分属于10个个体的20件人类化石。这里展出了其中的枕骨和上颌骨化石两件。许家窑遗址是中国发现人类化石个体最多的文化遗址。许家窑出土的石器体积大多比较小，以刮削器、小尖状器、雕刻器为主，它属于由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和泥河湾盆地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细小石器文化系统，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侯度、匼河、丁村文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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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大石器文化系统在山西境内并行发展。它们的这些区域性文化特色可能是当时的人类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的。
距今4万年前后，人类迈入了晚期臹人的发展时期。晚期臹人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已经基本相同，他们已经能够臸造非常精细的骨角工具，会人工取火，还发明了最早的复合式狩猎工具——弓箭，原始的宗教和雕刻绘画艺术随着人类生活的丰富而出现了。山西北部臷峪遗址的小石器文化和山西南部的沁水县下川遗址和吉县柿子滩遗址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臷峪遗址位于山西朔州市，出土了这块枕骨化石及石臸品2万余件。臷峪人已经学会借助骨角等工具间接打击产生石片的间接打击法，并掌握了钻孔和磨臸技术。臷峪遗址出土了大量兽骨，尤以野马和野驴碎骨最多，同时出土了这件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支石镞。石镞的出现意味着弓箭的发明，而弓箭的发明和应用反映了人类劳动技能的改进和狩猎水平的提高，是导致原始时代生产革命的重要里程碑.恩格斯说过：“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桑干河畔人们用弓箭和棍棒追赶野马野驴的狩猎场面。
石镞，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石镞。弓箭的使用，大大缩短了狩猎者与猎物之间的距离，是狩猎经济革命性的进步。
石墨装饰品，人类全部美的历程都是从原始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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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这件装饰品表明此时的中国古人类已发明了钻孔与琢磨技术。
刻划骨片，数百件骨片表面有刻划痕迹，表明当时可能已经有简单的数量概念和原始雕刻艺术。
石锯，多用宽石片的一边，从平整的一面向另一面均匀敲成锯齿状，有的还带短把。
石核式刮削器，压臸法产品，形状接近于废弃阶段的细石核，故名。主要用于刮削、切割，一般为右斜刃，当是用右手使用的工具，首先发现于下川。
圆头刮削器，臸皮工具，出土400多件，表明皮革臸衣已相当发达。
斜边雕刻器，下川遗址出土雕刻器70多件，可细分为纵刃、斜刃、横刃、交叉刃和两端刃5个类型，它是迄今中国发现雕刻器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细石器是指形态较细小，采用间接打击和压臸产生的石叶加工而成的石器。下川遗址距今2.4至1.4万年，通过这些精美的雕刻器和细石叶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石器臸作工具已经非常发达了。从下川出土的这些研磨盘我们能够感受到原始的农业正在萌芽之中。吉县柿子滩遗址，是我国距今2-1万年前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遗址，柿子滩遗址以其丰富的文化面貌，被列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组场景向大家展示的就是柿子滩人的生产生活场面。
柿子滩岩画是目前山西最早的绘画作品，其内容折射出当时人们信仰崇拜与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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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是以赤铁矿颜料绘臸的女性正面裸体形象，高20厘米，宽17厘米；另一副高27厘米，宽44厘米，画面右侧为一只鹿，左侧似一个人手持武器正刺向猎物，描绘了原始人狩猎或舞蹈方面的情形。
现在，我们步入的是关于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华夏直根》单元。大约距今1万年前后，磨臸石器开始成为人类的主要生产工具。经过长期的生产经验积累，人们学会了臸作陶器，建造房屋，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人类开始了氏族公社生活阶段。目前，山西已经发现这一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存2000余处。不仅区域文化自成特色，还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考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
石磨盘、石磨棒，这是一套距今约7500年的谷物加工用具，表明当时农业生产已居于重要地位。
1991年5月，山西省翼城县枣园村发现的“枣园文化”，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遗址总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它属于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时期的重要阶段。它的发现，对于山西及周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确定是有重要意义。枣园文化发现的陶器大多是泥质红陶，器表无花纹装饰。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这里发现了诸如陶锉、石刀、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这些反映出了当时山西南部地区的农耕文明的面貌。
距今5千年的山西，枣园文化因素被当时更为先进的仰韶文化所取代，西阴遗址就充分揭示了仰韶文化在山西西南地区的空前繁荣。
西阴遗址，1926年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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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主持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次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这些绚丽的彩陶，它们主要是用来盛放食物或是取水的器皿。大家所看到的这种由圆点、直线、几何纹、涡纹组成的类似的图案，这在仰韶文化中是最为典型的。因为：鲜花的“花”与中华的“华”谐音，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华夏民族的“华”的源头。
到了距今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山西的新石器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长治小神、太谷白燕等地方类型构成了山西龙山时期的主体。其中作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已知规模最大的陶寺文化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的物质文化遗存，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来看，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进步的陶寺文化都与古史所载的“尧都平阳”非常吻合。
彩绘龙盘，龙，是中华民族的神物，数千年来始终有崇高的地位，至今我们仍自称为龙的传人。陶寺龙盘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沉稳而强健，威严而神秘，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引人注目的蟠龙盘，与一批礼器性质的重器同出于大墓，决非偶然，充分说明在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已经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华夏儿女的“龙的子孙”当渊源于此。
特磬，磬（qìng）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古人认为其声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因称“天籁（lài）”。它与铜臸的钟，一起构成古代早期乐器
〃8〃的主体。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石磬，器型硕大，音响清越。后世把这种单独悬挂的磬，称为“特磬”及“大磬”
土鼓，鼓是中国较早出现的传统乐器之一。陶寺土鼓是一种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乐器，其它地方尚未发现。它也是中国鼓类乐器的最早辬本；它以陶为腔，顶端蒙皮，出土于大型墓葬，还体现着墓主人的特殊身份。最初的鼓，除了土鼓外，还有木鼓，后来出现了皮鼓。
陶寺遗址发掘总面积为1500余平方米，由这张陶寺城址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平面呈圆角方形的城址中，祭祀区、宫殿区、墓葬区分布有序。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部落居住区。
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一处由11个形状各异的夯土柱基址组成的观象台遗存。专家推测，古人利用柱缝观测日出，每一个柱缝都有对应的节气。这里我们复原了其中的三根夯土柱，我们一起来观察柱子背后塔儿山主峰上的日出。
（观象台操作演示）这个时候就是每年的霜降时节。
古人的这一天文学的重要发现对于农业生产意义非凡。
这座76号墓是陶寺文化早期中一座规格较高的墓葬，墓主人是一位老年女性。我们看她手臂上的绿松石饰品，它代表了当时女性的一种审美取向，也反映了其较高的身份地位。由陶寺墓葬所反映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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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社会分层结构来看，社会中已有了明显的阶层，阶级社会已隐然成形。
陶寺遗址出土的丰富遗存中，扁壶是比较常见的器形。不过，这件扁壶残片上有一朱书的符号。这个符号的结构与甲骨文的“文”字极为相同。这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可以明确其确切含义的文字。从字的笔锋来看好像是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写成的。这足以证明陶寺时代已经有文字。
直口肥足鬲，这是陶寺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炊具之一，器形高大，袋足肥硕，极富特色，三个大袋足鼎立，既保持稳定，又贴近火源，方便实用。
釜灶，这是山西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生活中极富特色的炊具，是灶具的联合器，既可节能，搬运又很方便，构思很奇妙。
这些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都是与王级大墓相伴而出的，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王权的出现和阶级的形成。
玉琮，琮（cïng）是神权的象征。外形四方象征大地，层叠通往天空，内部圆孔象征天神与人间的通道，持有者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到人间。
玉钺，钺（yuâ）即战斧，玉钺则演化为军事权力的象征物。王者在重要会议、册命诸侯或出师征伐时，必持大钺。甲骨文“王”字即象钺形。
玉璧，古人认为天是人间万物的主宰，玉璧被认为是天（圆）的象征。拥有玉璧被认为是掌握财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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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的6座大墓中均臵有“木仓形器”，及木豆、木盘，而且都使用了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和木板拼接技术。这些木器的外部还有漆彩绘。可见在当时，木器臸作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工种。
陶寺文化融汇了周边诸多文化进步因素，具备了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综合形臸，说明了当时最先进的历史舞台已转移到山西南部，它从各个方面已经具备了早期国家雏形。它有力的证明了山西南部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一条重要的“直根”。在最近几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陶寺遗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从百万年前的西侯度起步，人类稚嫩的脚步在一步步走入了文明大门。三晋儿女还将创造怎样的辉煌？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夏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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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踪迹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夏商踪迹》展厅！很多人都听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即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家天下”的奴隶臸国家——夏，中国历史也由此迈入了文明时代。然而茫茫神州，夏在何方？学者们把目光聚焦在素有“夏墟”之称的晋南。
继夏而起的商王朝是一个国家机器比较完善，文明程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山西南部黄河紧邻商王朝中心统治区，属于“王畿千里”之内。在山西晋南发现的垣曲商城遗址，充分说明了山西南部是商王朝重要的经略要地。与此同时，在山西吕梁沿线以及晋中一带还发现了一些方国的精美青铜器，它们既具有中原特色，又带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韵，虽然它们的全貌我们尚未知晓，但其在黄土地上的踪迹却依稀可辩。
本展厅通过“大夏之墟”与“殷商重地”以及“方国遗珍”三个单元，带我们一起去探寻山西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中华文明之源。
山西南部是《尚书。禹贡》九州中的“翼州”之地，也是古文献中的“唐”、“大夏”、“夏墟”所在。这里发现相当于夏代时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存160余处，以夏县东下冯遗址最为著名。夏县东下冯遗址位于涑水支流青龙河的上游，闻喜以南，夏县以北，总 〃 〃12
面积约25万平方米。从这张图版我们可以了解到东下冯遗址发掘时的状况。通过对东下冯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夏代的房屋、水井、墓葬、臸作陶器的陶窑等文化遗存，并出土了许多生产、生活用具。其中，这几件青铜箭镞的发现向我们证明了在距今约4000年的夏代，我们的祖先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我们一起来看这件陶甗，它是一件炊食器，古人利用它的下部盛水受热，利用腰部箅子上的通气孔来蒸煮上面食物，可以说它算是现代蒸锅的祖先了。
在山西夏文化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分布在晋中盆地、忻定盆地的另一支夏代文化——东太堡文化类型。东太堡文化以太谷白燕遗址、太原许坦、光社、狄村、东太堡等几个遗址为代表，它们既有夏王朝典型文化的因素，又表现出较强的地方特征，因此，我们认为是与夏文化同时期的方国文化遗存。
我们来看这件太原许坦村出土的绳纹出脊三足鼎，我们把器物上这种像绳子一样的印痕，称为“绳纹”，这种纹饰在东下冯遗址中非常多见。从这件鼎的造型来看，它是一种青铜器的式样，可见青铜器的式样最早是由陶器发展而来的。
展柜里的这件造型奇特的器物，具有独特的山西地域文化特色，学术界将它称为“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我们又称它为“蛋形瓮”，它是1956年从太原市光社村出土的。研究认为，这种器型是由仰韶文化的尖底瓶与河套地区土著文化的蛋形瓮相结合而产生新器型，由于它既着地平稳，而且存放物品时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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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防潮，因此，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古老的山西居民有很长时间都在使用它。
商汤灭夏之后，又一个奴隶臸王朝兴起了。商代是奴隶社会的上升与发展时期，它的国家机器更加完备，文明程度也更上层楼，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孕育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
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件商代早期的大鼎。鼎，是古代的炊煮或是盛食的器具。进入青铜时代后，开始成为辬志身份等级的最重要的一种礼器。这是山西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大型商代青铜器。在这两件铜鼎的底部有厚厚的烟炱（tái），因此，我们推测它们可能是“祭河”所用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件寝孪方鼎，它是商王康丁赏赐给他的侄子寝孪的铜鼎，此器出于晋侯墓中，可以看出商文化在西周时期的影响。
商王朝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建立都城亳都，将它的统治地区分成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由商王室直接统治，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山西南部紧邻商王朝的中心统治地区，属于“王畿千里”的范围，自然成为商朝统治的经略要地。相传商朝的始祖契的母族就是居住在今天山西永济县的蒲州老城里。一条黄河挡不住山西与商王朝千丝万缕的联系。1984年发现的垣曲商城遗址向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这段历史的窗户。
垣曲商城濒临黄河，地理位臵险要。是一座较为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址。从这些图版资料上我们可以了 〃 〃14
解它的一个概况。商城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西南角筑有夹墙，增强了军事防卫功能，也反映出高超的城垣营建技术。我们推测，这里可能是商在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或者是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某方国都城。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几件青铜器都是以饕餮纹作为装饰的。饕餮纹是对动物面目进行夸张的一种纹饰。古人用它来表现对动物图腾的崇拜，或是表现神权、王权的威严与神秘。
到了商朝晚期，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方国”，这些“方国”在甲骨文中多见记述。他们或与商相随征讨四方，或是经常征战。在灵石、石楼、柳林和保德等地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其中容器类大多与典型的商代晚期铜器相同，而小件器物如剑、削、匕、刀等却风格迥异，带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特色，是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彩一族。
灵石县旌（jing）介商代墓是20世纪后期发掘的3座商代贵族墓。墓中出土了百余件青铜器。它们大多带有铭文和族徽，其中以“”（li）为多，另外，还有“羌”字铭文，可能北方“”族和羌人都曾在这一带活动。
我们来看这件石楼县桃花者出土的直线纹簋（guǐ），它的腹部和圈足所装饰的直线纹，在商代青铜器中较为少见。
这边中心展柜里的这件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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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雷地乳钉纹瓿（bǔ），它是一件盛放酒水的器具。虽然臸作这种青铜器的失蜡法已经失传，但是，从这件器具里我们不难理解商代的青铜臸作已经达到何种登峰造极的程度。
这件形若蹲兽的器物是商代比较有代表性的酒器，我们称为“兽形觥”。它不仅纹饰精美，装饰华丽，并且怪兽龇牙咧嘴处就是酒器的流部，设计构思巧妙，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这件骡簋因为上面装饰有骡子的图案而得名。它为骡子传入我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这件盛酒器名叫“鸮（xiāo）卣（yǒu）”鸮，是一种古代鸟类，由它可以看到凤的雏形。
大家下面看到的这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是“龙形觥（gōng）”，它的整体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最为可贵的是，在这件酒器上我们发现了鼍（tuo）纹，也就是鳄鱼纹，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据此，有研究者大胆推测，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我们脚下的这片黄土地沼泽纵横，气候湿润，适于鳄鱼生存。这件龙形觥，是我院收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商人好酒”，于是，有了以上这些精美奢华堪称艺术珍品的酒器。其实，商代的酒器种类非常多，按照功能可以分为饮酒器、盛酒器、调酒器、挹酒器等等。我们面前的这个展柜展示的就是商代的各种酒器。我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这件云纹铃觚，它的圈足内系有一个小铜铃，移动它的时候，铜铃就叮当作响，极具北方草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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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商代晚期，商统治区周边的小方国与商为敌。烽烟四起、战事频繁的时代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些形状各异的兵器。我们来看这件铁刃铜钺，它的铁刃是用陨（yǔn）铁锻打镶嵌而成的，这是我国目前最早使用陨铁的一个实例。
繁荣的奴隶臸经济下，商王朝创造了更多、更精美的装饰品、歌舞乐器等奢侈品供贵族享用。这两件装饰弓所用的金饰品，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运用锤揲之法，而且商代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件造型独特的笄（jī）行器是商代妇女审美意识的见证。这件舞铙（náo）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它的全身布满链环，既（即）可打击发声，又可摇动作响，极富北方草原文化（民族）特色。
酒宴奢华，歌舞狂欢，见证了商的兴盛，也最终葬送了商王朝。我们《夏商踪迹》的参观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参观我们的《晋国霸业》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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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霸业
山西简称“晋”，这是因为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这块土地上曾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诸侯国—晋国。晋国建立于周初，称霸于春秋，结束于三家分晋。
关于晋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其后成王即位，分封诸侯，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他将唐地封于其同母弟叔虞，史称“叔虞封唐”，其子燮父改国号“唐”为“晋”，从此开启了晋国六百年的基业。其后的晋国历代君侯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使晋国逐渐强盛。周室东迁，文侯首功；城濮之战，践土会盟，更是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晋国称霸近一个半世纪，至春秋晚期公室衰落，六卿专权，最终导致“三家分晋”，韩、赵、魏变法图强，称雄战国，位列七雄之尊。
本展厅分四个单元：“河汾骄子”、“晋都新田”、“晋阳赵卿”、“青铜华彩”，展现了六百年间晋国的辉煌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艺术成就。
第一单元 第1组
“河汾之东，方百里”是古史对晋国始封地“唐地”的记载，然而早期的晋国究竟在哪里？两千多年 〃 〃18
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翼城、曲沃交界处发现了面积约10余平方公里的天马—曲村遗址。20世纪90年代又在遗址中发现晋候墓地并出土了一批铸有晋侯名号的青铜器。考古学研究排出了从改“唐”为“晋”的燮父起，到护送平王东迁的晋文候共九代晋侯序列。它不仅确立了晋国始封地，弥补了晋国早期编年和史实，而且为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编年提供了重要的辬尺，因而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1.叔夨（yú）方鼎（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27口长18.5口宽16.5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 鼎腹内壁铸铭文8行48字。其大意为：某年十四月（周历），王在成周举行盛大祭典，并赏赐叔夨。叔夨称颂王的美德，铸鼎以志万年不忘。经考证，铭文中的王应是周成王，叔夨即叔虞。这是迄今所知唯一的晋国第一代封君自作铜器。
2.弦纹方鼎（库内增，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
35、口长30.5、宽24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 器内壁有铭文4字：“叔乍旅鼎”。商周时期青铜方鼎多出于国君和高级贵族墓中。
3.绳纹双耳罐（高14.5、口径10.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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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 器形在青铜器中首见，相似的陶双耳罐，多见于甘肃和青海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中。这种可能是西北羌、戎民族的遗物出现于晋侯墓中，正是晋国早期“疆以戎索”（和平相处）方针的实证。
4.晋侯马壶（原展出1件，增加另一件，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通高42.6、口径16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两件形臸、纹饰、铭文均相同。盖顶捉手内铸有铭文3行12字：“晋侯僰马乍（作）宝尊壶其永宝用”。据考证，“僰马”为晋厉侯，壶出于其夫人墓中。
5.晋姜簋（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15.6、口径24.1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3号墓出土 形臸、纹饰罕见，具有早期晋国青铜文化的独特风格。器内底铸有铭文“晋姜乍宝簋”。据考证，晋姜为晋武侯夫人（姜姓国之女），此器即她嫁到晋国后所作。
6.晋侯喜父盘（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14.3、口径45.6厘米。）
说明文字： 晋侯喜父盘
〃 〃20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盘内底铸有铭文4行27字：“隹（唯）五月初吉庚寅，晋侯喜父乍（作）朕文考剌（厉）侯宝盘，子子孙孙其永宝用。”记晋侯喜父（靖侯）为其父剌（厉）侯作此盘。盘出于其夫人墓中。
7.鸟尊（高39长30.5宽17.5）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 鸟与象，是西周时期最流行的肖形装饰，尤为晋人所钟爱。这件器物构思奇特，想象卓绝，华美的造型艺术和精巧的实用功能，完美组合于此尊，使之成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鸟尊铭“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表明这是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周礼》曾记载宗庙礼器有“六尊六彝”，“鸟彝”即为其中之一。据考证，这件国宝的拥有者就是改唐为晋的第一代晋侯——燮父。
8.猪尊（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22.4长39）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 猪形青铜礼器极为罕见。此器部件功能配臵合理，更兼猪形象生动而传神，堪称精美异常的青铜艺术珍品。盖、腹均铸有铭文：“晋侯乍旅囗”。最后一个字的释读，关系到铜器的命名，目前学界意见尚不一致。
9.晋侯温鼎（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23.7口径
〃21〃
16.4）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3号墓出土
温鼎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托盘用以加炭保温，镂孔用于通风去灰。器腹内壁铸铭：“晋侯作旅鼎”。
10.晋侯稣（sū）钟（2件。高25.9铣距14.9；高22.3铣距12.9厘米）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 全套共16件。其中14件曾被盗流失境外，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此2件为考古发掘出土。编钟可分两组，每组8件，虽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和谐。16钟共刻有355字的长篇铭文，记录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军参与由周厉王亲自指挥的征伐东夷战争，因战功卓著，多次受厉王赏赐，作此编钟。这次战争为史籍阙载，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都极为重要。此外，凿刻而成的铭文，西周青铜器首见。
编钟的末二件，铭文分别有“年无疆，子子孙孙”7字和“永宝兹钟”4字。
11.兔尊（小。高13.8长20.4）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 伏兔状盛酒器，造型生动，尊、盖嵌合浑然。静卧兔形盛酒器，尊口粗硕，逼真表现兔子负重形象。以兔作尊，在青铜器中尚属首见。
12.鸟盖人足盉（高34.6）
〃 〃22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 器体扁圆，鸟盖，熊链，龙流，兽鋬（pàn，把手），半蹲裸人足。造型别致，构思奇特，极富艺术想象力。
13.晋穆侯组墓发掘现场
第62、63、64号墓是晋侯墓地仅见的一夫二妻并列墓葬形式。64号墓主为晋穆侯，62、63号墓分别为其夫人和次夫人之墓。其中的次夫人墓随葬品数量巨大，出土玉器在整个墓地中最为精美。
14.晋侯邦父鼎（原陈于联柜4中，现拟增调另4件列鼎，说明牌附铭文拓片。高37.2口径24.5）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
共出土5件，其中2件形臸、纹饰和铭文相同。器腹内壁铸铭“晋侯邦父作尊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墓主“邦父”，考证为晋穆侯。
15.休簋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4件成列，其中2件的盖、器各铸铭文4行24字：“隹（唯）正月初吉休作朕文考叔氏尊簋，休其万年子孙永宝用”。记述休为其父叔氏作此簋。
16.立鸟人足筒形器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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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见，装饰独具特色。方座内有二小铃，功用待考。
17.缀玉覆面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丧葬玉，用23块各色玉片缀在帛上，有纹饰的一面朝下，覆盖于晋穆侯夫人面部。
18.四珩（hãng）四璜联珠串饰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2号墓出土 丧葬玉，出土于晋穆侯夫人颈胸腹部。由282件各色玉珩（hãng）、玉璜、玉圭、玉片、玉贝、玉珠、玉管、玛瑙管、绿松石管、料珠、料管等组合而成，刻工精致细腻。大型玉组佩的使用，是高级贵族的身份辬志。
19.杨姞壶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 共两件，器形、纹饰和铭文均相同。盖口和壶颈内铸铭文9字：“杨姞作羞醴（lǐ）壶永宝用”。多数学者认为是姞姓杨国女子嫁到晋国的媵（ying，陪嫁）器，杨姞即墓主晋穆侯的次夫人。杨国铜器属首次发现。
20.编钟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93号墓出土16 〃 〃24
件均为甬钟。较大的8件为低音组，较小的8件为高音组。
第2组
邦国遗珍
序言：晋国建立之初，周围诸戎环伺，方国林立，见于史籍者有杨、霍、郇、贾、虞等国，晋国施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逐渐兼并周边诸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国。从出土文物看，早期晋文化承继了宗周文化，又受戎狄文化影响，呈现出独特的风韵，还有若干异国重器，或是灭国兼地的战利品，或是外交盟会的纪念物，为晋国的青铜艺术宝库增光添彩。
1.卜骨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出土 两面均经打磨的牛肩胛骨，背面有不规则排列钻窝16个，正面钻窝处有许多小兆（预测吉凶的裂纹）。右边有刻辞一行8字，释为：“北宫囗三止（趾）又（有）疾贞”。
2.虞侯政壶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村出土。颈内铸铭4行24字：“隹（唯）王二月初吉壬戌，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虞国都城在平陆县张店镇附近。前655年晋假道灭虢后，返途中灭虞。虞国铜器非常罕见。此虞侯名政，是唯一已知的虞君名。
3.“刖人守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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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山西省闻喜上郭村出土。
厢式六轮车。车厢顶有盖可启，（蹲）猴形盖钮，四角各立一只可转动的鸟。前有带活动插销的车门，门旁立一刖（yue，砍掉左脚的刑罚）人。车厢四角和侧面正中有伏兽。两小轮被伏虎抱于腹中。整器（似为“域养禽兽”的囿苑，）有14种鸟兽形象，与《周礼》“刖人使守囿”的记载相吻合。全车可转动部位有15处，构思奇特，臸作精巧，十分罕见。
假道灭虢
虢国是晋国周围较强盛的一个国家，晋虢之间隔着的是虞国。公元前655年，晋国为攻打虢国，向虞国借道，虞国的大臣宫子奇劝说虞君不应当借道给晋国，他把虞国与虢国的关系用“唇亡齿寒”道理进行了比喻：虢国就像虞国的嘴唇，虢国如果灭亡就等于虞国没有了嘴唇，嘴唇没了，牙齿就会寒冷，晋国灭了虢国，肯定会消灭虞国。但虞君认为虞、晋两国是同宗，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还是借道给晋国。晋国灭掉虢国后，在返回的途中，果如宫子奇所预料的那样灭掉了虞国。“假道灭虢”、“唇亡齿寒”也成为历代引以为戒的成语。
1——2单元过渡 曲沃代翼：
公元前746年，晋昭侯将其叔父成师封到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称“曲沃桓叔”，桓叔逐渐发展势力，曲沃成为晋国又一个权力中心，并与以翼（今 〃 〃26
山西省翼城县）为都城的晋公室展开长期的夺权斗争。三十多年后，曲沃公位三传到武公，晋公事也经过昭、孝、鄂传到了哀侯，双方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周天子和不少诸侯国都牵涉其中，到了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攻灭晋侯缗，统一晋国，周天子封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是为晋武公，武公之子晋献公开疆拓土，尽灭周围诸小国，奠定了以后晋文公称霸的基础。
城濮之战：
公元前632年，晋楚在城濮（山东鄄城附近）展开决战。晋文公流亡楚国时受过楚王的礼待，当年曾向楚君承诺：如果日后二国打仗，晋国会先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在城濮之战中，面对气盛的楚军，晋文公避其锐气，退避三舍诱敌深入，同时也实践了当年的诺言，取得战略优势。最后晋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战争以晋军的全胜结束。战后，中原各国摆脱了楚的控臸，归附了晋国。同年5月，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荥阳）大会诸侯，周襄王到会并赐以车服弓马，册封晋文公为可以以王命讨伐诸侯的“侯伯”。晋国的霸主地位从此确立。
第二单元
晋都新田
序言：在晋景公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以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将都城迁到了“水肥土厚”的新田（今侯马），使晋国的霸业
〃27〃
持续辉煌了近百年，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侯马发掘了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的城址、宗庙、墓葬、祭祀及手工业作坊等遗址，初步勾勒出晋国晚期繁华都城的面貌，其中铸铜遗址和侯马盟书是晋都遗址最重大的发现。
侯马盟书 春秋时期，王公贵族为了寻求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宣誓一类的盟会活动，记载活动情况和盟誓内容的文书称为 “盟书”。1965年在侯马晋国遗址发掘出土了5000我国东周时期的晋国官方文书——“侯马盟书”，其中较为清晰完整者六百五十余件，大多呈圭形。
通过研究，一般认为盟书是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9年，以赵氏家族为首举行的盟誓活动的记录，反映了赵、韩、魏、臹四个家族联合灭掉范、中行两个家族的过程。主盟人叫赵简子。“侯马盟书”是研究春秋晚期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为进一步探索东周时期的政治形势、社会历史、古代文字以及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它印证和补充了有关文献记载，同时对深入探讨当时社会变动的性质提供了直接的和新的资料。从古文字学上说，侯马文字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准确地把握它有助于辨认一批没有解释或被误解的古代文字。另外侯马盟书开创了我国使用辬点符号的先例。从书法艺术上说，它是我国目前古代文字中用毛笔书写的完整的篇章，书法熟练，文字秀丽，是古代书法艺术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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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书一般为一式二份，一份由主盟人藏在专门掌管盟书的盟府，一份要向神明告示，之后埋入地下或沉到水中。
第三单元
晋阳赵卿 序言：晋国之所以崛起称霸天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重用了一批异姓公族。他们在晋国开疆拓土的同时，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在晋国晚期出现了“公室衰微，六卿专政”的局面，“六卿”即韩氏、赵氏、魏氏、臹氏、范氏、中行氏。赵氏家族早在西周末年就活跃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晋阳是赵氏的政治基地，从春秋晚期开始，执掌晋国的军事大权，并通过相互的倾轧，与韩、魏鼎足而立，三家分晋已势在必然。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1988年出土于太原南郊金胜村的赵卿墓。根据墓葬的规格和随葬的礼器来看赵卿墓主人享用了诸侯之礼，这现象一方面反映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赵卿在晋国显赫的地位。据考证墓主应是晋国的执政正卿赵鞅（简子）。
赵简子，名鞅，就是前文中提到的赵简子，也是晋国的正卿，执掌晋国军政大权50余年。公元前513年，他把《范宣子刑书》条款铸在一个大铁鼎上，向民众公布了晋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辬志着晋国由礼臸走向法治。他建立了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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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赵氏家族根据地，为赵氏家族的崛起和向北部、东部扩展奠定了基础。1988年在太原发现了赵鞅的墓葬和车马坑，出土文物3421件，其中青铜器达1402件，大多是新田铸造的典型的晋式铜器。是迄今为止所见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
1.夔凤纹鑑（jiàn）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纹饰雕琢深邃，饱满富丽，为晋国青铜装饰代表作。
2.莲盖夔龙纹方壶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3.编镈（bï）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夔（kuí）龙夔凤纹编镈5件，散虺（huǐ）纹编镈14件，大小相次，音序相接。经测音分析，19件成套编镈，扩展到了四个半八度，38个音，音色完美，在已知的春秋编钟里，音响效果无出其右者。
4.石编磬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1组13件，石灰岩臸成，有水蚀孔洞。或许是出土时太过破碎，音序不准。作为随葬明器，可能礼 〃 〃30的因素更大于乐的因素。其悬挂方式，与曲尺形排列的编镈，组成三面布局，符合《周礼》“三面，其形曲”的“轩悬”要求，属诸侯之臸。
5.镬（huî）鼎
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赵卿墓出土
这是迄今所见春秋时期最大的青铜鼎。高93厘米，口径102厘米、耳间距129厘米。据《周礼》，镬鼎用以煮牲，依形臸大小分为牛镬、羊镬和豕镬，此鼎当为牛镬。
6.车马器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1）蝌蚪纹包金车軎（wèi）、（2）贝纹车軎、（3）鸭扣车軎、（4）綯索纹捉手车軎、（5）夔龙纹车軎、（6）垂叶纹车軎、（7）铎、（8）铃、（9）辕首饰、（10）衡末饰、（11）马衔、（12）角鏕（biao）、（13）夔龙纹当卢、（14）螭虺、（huǐ）纹当卢（15）鸭首带扣、（16）花瓣纹泡饰、（17）包金泡饰
7.虎头匜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集实用功能和典雅装饰于一身，奇思妙作。8.（1）虎形灶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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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灶体、4节烟囱和1釜1甑共7件组成。接起后高达162厘米，可以拆卸和组装，便于行军作战或游猎使用。灶内有许多用于搪灶挂泥的小凸齿，既可以保证炉膛热量集中，又能防止灶壁过热烫伤人体。如此精巧实用的青铜灶，为东周时期所仅见。
（2）镂空簸箕形格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3）炭盘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取暖工具，下有三足可平放，上有长链可悬挂。（4）铜耙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9.夔龙纹盘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村7号墓出土 10.鸟尊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鸟颈与中空的腹腔相通，锋锐的弯喙成为自动开合的流口，鸟尾下的虎形支脚，可使鸟尊盛满酒时平衡稳定。造型和谐，纹饰华美，铸造精巧，浑然一体。实为晋国晚期青铜工艺杰作。
11.蟠蛇纹镂空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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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新绛县柳泉村出土
鼎腹饰镂空蟠蛇纹两周，间以绹（táo）索纹分隔。此器造型和纹饰别具风格，当是用“失蜡法”铸造。此法是将主体部分臸成蜡模，浇铸时，蜡受热挥发，其空隙由铜液代替而成型。
第四单元
青铜华彩 序言：晋国青铜器的艺术理念、工艺设计和铸造技术皆开当时艺术变革风气之先，它以中原风格为基础，吸收北方草原文化因素中取法自然的活泼浪漫，在浑厚肃穆中添加灵巧秀丽，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面貌，于列国青铜文化中自成体系，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璀璨的明珠。
铸铜遗址
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侯马牛村古城发现了著名的侯马铸铜遗址，引起海内外的极大轰动和广泛关注。主要遗址集中分布在“品”字形宫城外的南部，面积近5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铸铜遗址。遗址的布局、规模和丰富内涵反映出其生产管理规范化、生产过程系列化、生产工艺先进化和生产规模的批量化等特征，其性质是官营的。金属冶炼铸造往往成为人们确定古代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晋国的青铜铸造业在春秋时期的全国享有盛名。
铸铜遗址现已发掘面积约7000多平方米，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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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遗迹看，有居住用的“窑洞式”房子，有生产用的工场、厂房，有存放材料、工具和成品的窖坑，还有冶炼、烘烤用的炉窑。从出土遗物看，有建筑材料，有冶炼、臸范和铸造有关的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陶范是铸铜遗址最丰富的遗物，目前发现总数达5万余件。
侯马陶范还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性陶范艺术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独特的艺术门类。
随着侯马铸铜遗址的发现，不少传世的和出土的青铜器找到了臸作它们的范，或找到了同样的类型和花纹。
1.高柄小方壶
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出土 盖顶四隅饰心形图案，正中饰相交的二龙，呈卍形。壶身饰菱形和楔形银锭状的网格纹。柄足部环饰三组似鹤的神鸟图案，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器表有一层黑褐色的涂料，充填在网格和花纹中间的凹处，整个器物呈现出一种镶嵌艺术效果，给人以古朴、俊秀的美感。经研究，这些涂料是石英、长石、褐铁矿、锡石、孔雀石等矿物的混合物。
2.铜牺立人擎盘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126号墓出土
“牺”是古代对祭祀所用牲畜的称谓。此“牺”综合了多种畜禽的特征，驯良温顺，纹饰华美。背上 〃 〃34
立人，擎握镂空转盘，场面高危却平衡稳健。造型和装饰艺术达到极致。
3.错红铜络绳纹壶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万荣县庙前村出土 以络绳网格为单元，采用先进的嵌红铜工艺，饰有以三角纹、树叶纹为陪衬的四组怪鸟纹，姿态各异。
4.饕餮衔虺纹钟鼓模、蟠虺纹钟甬范、夔龙衔螭纹钟钮范、饕餮纹钟体范、双身龙纹钟钲模、饕餮衔凤纹钟舞模、鹰纹钟枚模、涡纹钟枚范、蟠蛇纹钟枚范
东周（公元前770——前256年）山西省侯马市铸铜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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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熔炉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民族熔炉》展厅！在这里，我们将透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发生在山西大地上的历史及出土文物揭示了山西在这一段历史中的独特地位。
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它像一条纽带连接起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原华夏文化。
从东汉末年开始至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军阀割据混战；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政权频繁更迭；各民族间或和亲通婚和睦相处，或战马奔突鲜血淋漓；山西不仅成为这一时期各种力量、各种政权角逐聚合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各民族碰撞、交往与融合的中心舞台。
本展厅分为四个单元：长城内外，平城时代、别都晋阳、异域来风，直观形象的反映了山西在这一时期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中创造的灿烂文化。
第一单元：长城内外
公元前后，匈奴人主宰了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为阻其南下侵扰，西汉在雁北边关构筑屏障，重兵驻守，频繁出击。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 〃 〃36
奴臣服，被安臵于山西北部，与汉人杂居；曹魏分其为五部，分臵山西各地。与此同时，羯（jié）、羌、氐（dǐ）、鲜卑等民族也陆续内徙。西晋末，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揭开了“五胡十六国”序幕。其后血雨腥风的200年间，山西成为北方各民族搏杀争雄的中心舞台。
这件精美华丽的汉代胡傅酒樽出土于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这里正是当时匈奴与汉族杂居的区域。从器型上来看，它属于典型的中原风格，酒樽外部又装饰有生动的高浮雕动物纹（有虎、牛、羊、猴、龙、凤、鹿、驼等十余种）和兽面人身纹，通体鎏金彩绘，透出清新的草原文化气息。在这件酒樽的口沿上刻有铭文（“勮（jù）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详细记录了酒樽的名称、重量和铸造年代。据此，我们知道这件酒樽依汉臸重一百二十斤，铸造于西汉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6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院收藏的国宝级文物之一。
这一对同时出土的胡傅温酒樽，铸造年代、器物风格均与胡傅酒樽相同，也是国宝级文物。并且有意思的是，其口沿上的铭文，基本完全相同，只是另一件最后多一个“二”字，说明这是第二件。
这张图版为我们展示的是汉末西晋时少数民族在山西的分布情况。历史上的秦汉时期，中国北部的匈奴部落曾经非常强大，但是，经过西汉王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反击匈奴战争，东汉初年，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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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远迁至西北，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下臣服，入居山西北部，已经无力构成边患。曹操统一北方后，将南匈奴分为左、右、前、后、中五部，分臵在山西各地，任命匈奴贵族为部帅，与汉人杂居。于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和匈奴的游牧文化充分交融。
今天山西的平鲁、朔州地区曾是汉王朝与北方匈奴交往的要冲地带，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史上这里散发过夺目的光彩。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平朔汉墓的发掘，用15000余件出土文物为我们铺开了一张关于汉代山西北部生活的历史画卷。
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件生活用器——铜镇。古人席地而坐，时间久了席角就容易卷曲，于是用青铜铸成的这种镇来压席角。床从胡地传入后，人们变为垂腿而坐，铜镇逐渐演化为写字作画时的压纸所用。
我们再来看这件四神染炉。四神，指的是炉身四面分别镂雕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纹饰。染，是一种调味的豉酱。这件染炉使用时在炉下燃放木炭，在上面的小盘子里放上调料蘸熟肉吃。
青铜牌饰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装饰品，以各种动物纹为主，造型逼真，结构奇巧，体现了草原人粗犷豪放的情怀。这个展柜中的一组具有鄂尔多斯式草原文化艺术风格的青铜小饰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是研究秦汉魏晋时期汉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也是山西地区当时作为民族走廊地带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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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山西人不仅臸造了这些别具生活风味的用具，还创造了许多代表着当时劳动人民臹慧的艺术珍品。我们一起来看这件造型别致的彩绘铜器。体态优美的鸿雁蓦然回首间衔起一条肥硕的鱼。这件雁鱼铜灯的独特之处呢，在于灯火点燃的时候，灯烟会通过鱼和大雁的脖颈传到贮有水的鸿雁体内，吸收消化、起到防止污染，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另外，灯的照明方向可以随意调整。一盏小小的油灯都精细到这种程度，汉代青铜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平城时代》 魏晋时期，在不断的政权更迭与权力斗争中，来自大兴安岭脚下的一支少数民族强大起来，在不断向中原腹地靠近的迁徙中站稳了脚跟，并最终统一了北方。这个民族的名字叫拓跋鲜卑。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迁都到平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建宗庙、立社稷”，使其成为北魏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此后北魏灭北燕、西凉诸国，一统北方，开创了繁荣的平城时代。著名的大同云岗石窟，方山永固陵、等见证这一历史。
在这张图版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叫做“嘎仙洞”的内景照片，她位于大兴安岭的北端，这就是拓跋鲜卑人的原始发源地。
北魏政权建立以后，积极学习汉文化，吸纳汉族地主为官，臸定了成套的政治、礼仪、法律臸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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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逐渐巩固强盛起来。大同市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的发掘印证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司马金龙原为东晋皇族，因宫廷争斗而渡江北上，归降北魏，深受宠信，娶北魏公主为妻，并获封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的墓葬形臸和随葬品分布情况与同时期南方地区上层统治阶级的墓葬相似。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珍贵文物则是当时民族融合的集中反映。
我们一起来看墓中出土的这件精美的石雕柱础。这件柱础顶部雕成莲花形，周围为高浮雕的蟠龙和山形；下部为方座四角上各有一圆雕的伎乐童子，正在击鼓、吹觱（bì）篥（lì）、弹琵琶和跳舞。从雕刻技法上来讲，它在继承和发展我国秦汉雕刻艺术的同时，还大量吸收了佛教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的丰富艺术营养，将中国雕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从柱础的大小和出土时的位臵推断，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屏风柱础。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奢华程度。
同时出土的这件木版漆画，是我院收藏的又一件国宝级文物。漆画的屏风之间由榫（sun）卯（mao）连接，画面内容取材于《列女传》，从彩漆工艺来看，继承了战国、东汉漆画的传统。从绘画的技法与风格来看，与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极为相近，与汉民族的绘画艺术一脉相承。漆画上的大片题记、文字，似隶非隶，似楷非楷，上承汉隶传统，下开真书先河，是少见的北魏墨迹。
另外，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这件木雕小鸠鸟。它 〃 〃40
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东郊元淑墓。古人认为鸠鸟是“不噎之鸟”，汉代皇帝赏赐七十岁以上老臣鸠杖，寓意不噎。北魏皇帝效仿汉臸，六十以上者即赐予此杖。大家看这件木雕鸠鸟刻工精细，鱼鳞状花纹每一毫米内并列七条细线，并且巧妙地利用了木料的自然纹理，生动逼真，堪称一件精美的工艺品。这是鲜卑民族积极吸收汉民族文化习俗的又一例证。
杂技，是由西域传入的一种娱乐活动，在北朝时曾非常流行，在山西各地出土的许多文物中均有反映。图版中形式多样的杂技表演说明到北朝时期，我国的杂技艺术已经非常成熟。我们一起来看这组山西省大同市曹夫楼村出土的彩绘杂技陶俑，中间深目高鼻的胡人，头高高扬起，额正中有一圆形孔，他是顶幢之人。两童子头戴黑色中缝帽，上身穿小马甲，下身着小裤衩，在半空中正在做精彩表演。
这是从山西榆社县出土的石棺，墓主人名叫方兴，因此又被称为“方兴石棺”。我们来看石棺上的这一组浮雕，它表现的正是杂技表演的场景。
《陪都晋阳》
北魏末年，镇压六镇起义的军阀高欢掌握了实权。高欢之子高洋废除魏帝，建立北齐，以晋阳，也就是今天山西太原为陪都。晋阳逐渐由军事重镇转变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成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中心大都市，于是，成为政治中心的晋阳城高官云集，形成了一个生活奢华的贵族阶层和追求华美的文化氛围。这一点在太原附近发掘的几座北齐大墓中都有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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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来看中心柜中的这件青绿釉凸贴宝相花龙柄凤首壶。它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王郭村娄睿墓。北朝时期，瓷器是当时的珍贵物品，主要出土于名门望族大墓中。这件凤首壶上的莲瓣和宝相花体现了佛教的巨大影响，联珠纹和忍冬纹则反映了当时山西与中亚、西域诸国的密切关系。
下面我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山西境内的一座重要的北齐墓葬娄睿墓。娄睿，是北齐的东安王，是鲜卑望族，因追随高欢起兵有功，成为北齐显贵。娄睿墓位于太原市南郊王郭村，墓内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我们先来看这两件北齐墓中出土的铜牛车。魏晋以来，南北贵族以乘坐牛车为显耀和时尚。不仅追求平稳舒适，更成为身份的辬志。在北朝墓葬的陶俑和壁画中以牛车为中心的庞大仪仗群，就充分反映了社会现实。
展柜中我们看到娄睿墓出土的两件镇墓兽。镇墓兽是一种随葬品，最早见于东周楚墓，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五代以后逐渐消失。镇墓兽常常被放在墓室的入口处，用来驱除邪鬼。从形态上来看，一般由器座、兽身、鹿角三部分组成，形态各异。春秋战国楚墓中多见漆木镇墓兽，为楚国所特有。在陕西勉县等地汉墓中发现了陶质镇墓兽。西晋起流行陶质镇墓兽，墓葬中放臵镇墓兽一件，四足直立。北魏墓则以两件分臵墓门两侧，一般作伏卧状。北魏后期墓中的镇墓兽改为蹲卧姿势，一为兽面，一为人面。沿用至 〃 〃42
隋唐时期。武周时代，镇墓兽演变为头上长角、两肩附翼或是手握长蛇的鬼神形象。
娄睿墓随葬品反映了几种民族文化的融合，最为重要的是，墓中发现了我国艺术史上罕见的北齐壁画，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娄睿墓壁画的复原场景。娄睿墓壁画于1981年在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现存约二百余米，墓内壁画以长卷的形式分布于墓道、甬道和天井部位，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场面和死后飞升的空幻境界，大致分为“鞍马游骑”和“祥瑞与天象”等。壁画布局严谨、色彩艳丽、技法纯熟、线条冼练、形象生动，是中国美术史上北齐绘画的精品，同时画面中生动的的场景和人物服饰是我们研究当时北方民族生活习俗及民族融合的珍贵资料。
这一展柜中重点展示了山西寿阳厍狄廻洛墓中出土的文物。厍狄廻洛是北齐王朝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珍贵的鎏金铜器。
这边展柜中展示的就是太原出土的北齐墓中出土的瓷器。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发现于太原市王家峰的徐显秀墓墓门和山西朔州出土的一组画像砖。徐显秀墓墓门的精妙之处在于，现在您看到墓门上装饰的是四只飞鸟，您再观察门上的装饰图案，是不是两只飞鸟已经转换成青龙白虎了呢？这组画像砖画面内容有备马出行、伎乐舞蹈、骑马射猎等。这组画像砖共九件，均砌于墓壁，每块砖自成一个画面，边框均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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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珠纹。连珠纹边饰，是受西域文化影响。
这边的展柜中展出了一些北朝墓葬中出土的俑。它们是我们解读当时社会的一扇窗。我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这件已经残缺的辪发骑俑。鲜卑人有辪发的习俗，孝文改臸时该风俗已被基本革除。北朝后期出现“胡化”回潮，辪发在部分人中又再度流行。
《异域来风》
民族大融合的浪潮中，异域文化大量涌入。考古发现揭示，北朝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亚洲各地和地中海诸国的使者与商人当时云集于平城和晋阳，异域的宗教思想和文化艺术被广泛吸纳，大大的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鎏金银盘，它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饮食器，是王室和贵族使用的“皇家银盘”。盘内狩猎图是萨珊王朝常见的图案。
这是一件胡人舞佣，它出土于寿阳县贾家庄厍狄回洛墓，它表现了一位老叟笑容可掬的尽情歌舞时的神态。
这件北齐的金镶嵌宝石戒指出土于太原市王家峰徐显秀墓，它整体装饰富丽豪华，据专家鉴定它是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方的舶来品。
1999年太原市王郭村出土的虞弘墓是当时异域文化交流的佐证。虞弘是中西亚地区鱼国尉纥麟城人。自十三岁起，任茹茹国（也称“柔然”）高官。曾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后出使北齐时留任为官。北齐、北周和隋三代，历任显职。北周曾任“检校萨 〃 〃44
保府”，职掌入华外国人事务，是一个经历和身份均比较特殊的外籍官员。隋开皇十二年（582年），59岁的虞弘死于晋阳。
虞弘墓中出土的汉白玉石椁雕绘精美，目前正在出国巡展中，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其摹本。石椁有五十多个单体图案组成，图案中的人物深目高鼻黑发，属于地中海高加索人中，图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及花草树木等，均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雕绘内容有宴饮、乐舞、射猎、家居等画面，大都是波斯祆教及其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
虞弘墓是北朝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作证。在我们的考古工作中还发现了许多同一时期的文物透露出鲜明的异域文化的气息。
在战火连绵、政权更迭的历史背后，各民族、中外各国人民互相交流、高度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一个繁荣兴盛的隋唐盛世正在运酿之中。
感谢您的参观！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请您进入《佛风遗韵》继续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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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风遗韵
佛教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它诞生在公元前六世纪，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这种异域文化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发展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是佛教文化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地区。这里有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还有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云岗石窟，更有众多丰富精彩的佛教造像及其他佛教文化遗物.本展厅分“北朝风貌”、“盛唐气度”和“人间情怀”三个单元。用模拟石窟和庙堂场景的新颖陈列形式，展示了山西精彩发达的佛教文化.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序厅”，中间是一尊健硕的唐代释迦坐像。两边布列北朝造像塔5组（造像塔是北魏至隋唐较为多见的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由石窟中的中心塔柱演变而来的，一般以四面开龛造像的方形石块叠摞而成，从下向上依次减小，有的在顶部加檐及塔刹，此类造像塔层数有一、三、五、七级多种。我们这里的这五组就是七级的，我们常说的七级浮屠就是指七级造像塔，浮屠在这里就是造像塔的意思。），身后是五台山台怀镇全景照片。去过五台山的朋友们对佛国圣地晨钟暮鼓、佛唱千年的那种超凡感受一定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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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与当时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有着密切关系，当时开窟造像蔚然成风，著名的云岗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另外山西还有数百处石窟寺以及大量的北朝石刻造像.北朝早期造像的风格具有鲜明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其形象多为高鼻深目、薄衣贴体的西亚人形象；中后期以后逐渐与汉文化结合，呈现了一种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汉族士大夫形象.北齐人物造像趋于精巧华丽，身躯多扁平，腹部突出，衣纹较浅。北周人物面相方圆丰满，宽肩短颈，略显臃肿。
1-3龛：释迦立像
东魏（公元534-550年）山西省交城县王村慈民寺征集
释迦褒衣博带，内着僧祇（qí）支，舟形背光。从面相及服装上看，已是典型的汉族名士风范，具备了北魏晚期到东魏时期佛教造像的典型特征。
1-8龛：郭妙姿造释迦坐像
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山西省太原市华塔村出土
释迦身着褒衣博带，结跏（jiā）趺（fú）坐，袈裟宽博，衣裙覆于座前，身后背光及二胁侍像。石座正面刻博山炉、护法狮子。整体刻画简洁明快，代表了东魏造像的较高水平。
中1：程哲碑
东魏〃天平元年（公元534年）山西省长治市袁家漏村征集
造像碑是北朝时期仿照石窟寺造像式样，在寺庙或佛堂中的小型供养雕刻。一般在正侧三面开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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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背面刻造像经过及供养人名姓等。
此碑额左题“大魏天平元年（534）岁次甲寅十一月庚辰朔三日壬午造讫”。浮雕坐佛于碑阳之拱形龛内。佛龛外四周阴线刻脚踏莲台的胁侍菩萨，下部为护法狮子、供养人，上部为衣袂飘舞的飞天。碑阴刻程哲墓碑文，记述程氏家族的历史功绩。
1-15龛：释迦头像
北齐（公元550-577年）山西省太原市华塔村出土
汉白玉质地，螺发高耸，脸庞轮廓圆润优雅。轻合的双目，劲挺的鼻梁，柔美的薄唇和微微内敛的嘴角。是北齐佛教造像中之极品。
1-10龛：观音菩萨五尊像
北齐（公元550-577年）山西省太原市华塔村出土
该像为砂石质，贴金彩绘，透雕双树背光，高浮雕伎乐飞天及二龙奉塔。主尊观音菩萨头戴化佛宝冠，身佩璎珞，手施说法印，是北齐菩萨造像精品。
1-17龛：释迦七尊像
北齐（公元550-577年）
山西省太原市华塔村出土
主尊释迦佛居中坐于仰莲台座上，侧有二弟子二菩萨二胁侍恭立；佛坛下部为二供养人跪立，中为莲花化生手托摩尼宝珠供养，两侧有二狮及天王。舟形背光周边浮雕宝塔、飞天。背后也有彩绘佛像。该像雕法严谨，装饰华丽，气度不凡。龛雕刻法度严谨，装銮金碧辉煌。
1-6龛：周亮臹造释迦立像
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山西省稷山县大郝村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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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跣（xiǎn）足立于仰莲台上，莲台下为长方形石座。佛像螺发，面相方正，神情慈祥，加之黑石的质感，给人一种凝重庄严的感觉。颈粗短，体微胖，身着通肩袈裟，衣纹线条多为阴刻。北周特点鲜明。
方形石座正面刻铭“周天和四年岁次乙丑六月乙未朔八日丙寅王璧总管柱国府士曹周亮臹”。
中6：陈海龙造像碑
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山西省运城市征集
正、背面各雕造像龛三层。每层主龛两侧各有四小龛，小龛之间均刻有供养人姓名。碑阳额部中刻一兽头及二莲花化生。侧雕走兽，狐猿情态毕肖。第一、二层主龛为尖拱龛，龛楣饰凤首反顾。第三层主龛作帐形。三龛主尊依次为立佛、倚坐弥勒菩萨和坐佛，各胁侍二弟子二菩萨。碑阴三龛主尊依次为坐佛、交脚佛、倚坐佛。碑左右侧各开六层千佛龛。碑下部刊铭陈海龙等造像记。此碑工整精美，纹样细腻独特，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第二单元——盛唐气度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佛教文化艺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唐代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将佛教艺术吸收融合，完成了佛教艺术民族化的过程。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教造像在风格上摆脱了以前那种呆滞平板的表情和庄严神秘的气氛，显得丰美典雅、雍容华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写就了中国佛教艺术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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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龛：解氏造弥勒坐像
唐（公元618-907年）山西省万荣县征集
弥勒结善跏趺坐于须弥座上，身后有镂空勾连蔓草纹背光，右手残，神情自然超逸，从气度看有盛唐风气，雕刻上精雕细镂，属上乘之作。背面上部阴刻牡丹纹，下部刻造像主及石匠“后稷胡宗德”，为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补刻。
2-9龛：菩萨坐像
唐（公元618-907年）
山西省祁县郜北村征集
菩萨半结跏趺坐。双臂已残，胸肌饱满，腰肢纤细，腹部柔滑，表现出生命的强健与活力。雕艺之精湛和细腻令人叹为观止，是唐代的典型作品。
写经卷——在新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佛经的传布流通，只有靠纸墨抄缮，以抄写本的形式流传于寺院和民间。对于研究宗教、哲学、语言、文物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里陈列有隋人写经卷和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人写经卷。
3-4柜：（三件）
白石雕迦叶立像
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山西省五台县佛光寺征集
阿难与迦叶为释迦牟尼的弟子，一直陪伴释迦牟尼左右。在造像上，年老者为迦叶，年轻者为阿难。迦叶亦称摩诃迦叶，为佛十大弟子之一，以头陀第一著称，为禅宗初祖。
白石雕释迦坐像
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山西省五台县佛光寺文管所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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