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课程论文_日本史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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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1535年－1614年），字汝默，号瑶泉，中国长洲（今吴县）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有记载说他的祖父东城公时，大约家庭条件实在太差，而舅家徐氏，则比较有钱，于是就寄养在舅家，时间长了，“遂以为子，从其姓”。再有就是据申时行在 《家传》中说，当时徐氏舅家晚来得子，全靠他的祖父扶持，徐家想要分一半财产给他的祖父，但是他的祖父没有贪得这笔财产，其高风亮节如是云云。这是申时行的记载，不知真相如何，但他的父亲士章时，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申时行《家传》还有叙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状元，授修撰，回归申姓。”善真、行、草书，受张居正提拔。历官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继张四维为内阁首辅。为政以维持局面，调和皇帝和言官间矛盾为主。

嘉靖四十年(1561)年，申时行中举人，翌年壬戌科状元及第，官授翰林院修撰。父亲的梦想终于在申时行身上实现了。当时，申时行27岁时，可谓少年得志，既可告慰双亲于泉下，亦可傲视同济于乡里。但是，申时行并未因此而自矜自傲，也许是从小寄人篱下的生活使然，他在从政的道路上格外谨慎小心，处处与人周旋，不轻易得罪他人。尤其从明神宗万历六年至十九年（1578-1591年）间，历任东阁、文渊阁、建极殿、中极殿大学士，任职时间长达13年，其中担任首辅8年多。多被指熟谙政术，“以柔道御天下”，在他的辅助下，力求万历朝的平和，八年任期内的明朝并没有出现大的*，国家相对平稳，维持着、蹒跚着向前踱着，作为一个承平已久，衰相已现的没落王朝，能出现这种局面与申时行的为官之道密不可分，其平和稳定的方针赢得 “太平宰相”的美名。他28岁考中状元，44岁当副宰相，49岁当首辅，57岁辞官回家。“未壮而仕，未艾而相，未耆而归。勇退于急流，大隐于嚣市”，多少也令人敬佩。

“太平宰相”申时行温厚儒雅，宽和包容，谨慎稳妥，外柔内刚，不极端，不激进，不好急功近利，不喜张扬，忠诚务实，“以柔道御天下”，委曲调剂，办事沉稳，虑事周详。王世贞在所作《内阁首辅传》也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在申时行看来，张居正之败在于其过于自信，仗着皇帝的信任，不肯与文官集团作必要的妥协。他忘记了名义上这个文官集团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权力的源泉，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张居正仍然把他们视作是一种行政工具去追求效率，打破了文官集团的行政传统，必然成为文官的公敌。而作为申时行，一个继任者，他要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他只能调和阴阳，让文官集团成员之间和睦，让万历与文官集团关系和谐，按照文官集团的共同意志去办事，宽恕他们的错误，彰显他们的道德。使他们能够愿意各尽所能，舒舒服服的为这个朝廷出力，便能相安无事，否则只能是惹毛文官集团，重蹈张居正的覆辙。

有张居正生前享尽荣华，死后不久却满门查抄，长子自缢身亡，三子自杀未遂，家眷十数人饿死，部下皆被裁撤职务，正所谓“身后一败涂地”的前车之鉴，再加上中国文官小即受四书五经的道德渲染，以忠君爱国、仁义道德相标榜，以施展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为国家服务，以直言诤谏为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现有体制存在很大漏罅，法制建设极不健全，为文官的腐化堕落提供了契机。谙熟官僚体制的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的仁义道德、公认理想称为“阳”；把人么私下的欲望称为“阴”。把如何调和阴阳作为稳定政治的关键所在，一切行为以维护政

治安全为落脚点。面对不协调的道德和法律的冲突以及文官制度的不稳定，能努力维持协调与平和局面，是与他的为官之道密不可分的。

首先是其“以柔道治天下”，委屈调剂的体现：

一、以温和谦让、办事稳重，赢得张居正的信任。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申时行考中壬戌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此后，历任左庶士，掌翰林院事。当时正是张居正执政时期。张居正当宰相时，为了革除弊政、富国强兵，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方面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保守顽固派纷纷罢官贬谪。而申时行以为人温和谦虑，办事稳重，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使张居正感到放心可信，因而连连升官。他年轻而有才干，赢得宰相张居正的信任。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张居正上奏疏请增加阁员，申时行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入预机务。

二、以宽容、忍让，赢得君主的信任。历史学家将万历皇帝执政48年分为三个时期：前10年因年龄小，不掌实权，大权主要掌握在宰相张居正手里；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已是20岁左右的成年人，万历十年至二十八年为其亲政时期；此后年份为其怠政时期。申时行当宰相正是万历皇帝的亲政时期，他声称过去被张居正愚弄，要彻底地独立自主。因此，申时行当宰相办事要比张居正难度大得多。

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首辅张四维因父亲病死而离职丁忧，申时行代理首辅。张四维在居丧将满期时突然病死，申时行坐上了宰相宝座。当时，论资历，申时行在几位大学士中资格最浅；论年龄，他比次辅许国小8岁，比三辅王锡爵也小1岁。为什么让他来当宰相？最主要的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当时，万历皇帝每次进讲学习时，常常传令停免。为了更好地君臣合作，申时行不敢谏劝，一味迎合，人称他是“和事佬”。他办事稳妥，常能合乎皇帝心意，深得皇帝的深信，许多圣旨都出于申时行之手。

三、协调上下关系，稳妥补救，稳定大局。申时行认真吸取张居正的经验与教训，一改张居正严厉刚正的为政风格，一方面与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纠正、补救办法。推行宽大政务，并“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竭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团结，协调朝廷方方面面的关系。因此赢得众口称誉：“政务宽平，国之良辅；收召老成，众情鼓舞。”申时行熟谙政治，在他看来既然朝廷的制度无法作根本性的调整，那么，只有理顺君臣关系，加强文官间的合作与团结，同舟共济，才能维持局面。在万历亲政的最初几年中，朝廷颇有些中兴的新气象，“天下承平，上下恬熙”，一派太平盛世的样子，故赢得“太平宰相”的美誉。

固然，这个“太平宰相”当得很不轻松，仿佛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忍辱负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申时行并不是糊涂人，却是位极顶聪明的人，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角色地位，更清楚当时的处境与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申时行的忍辱负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来自旁观者的不明真相，以致带来的种种讥讽。张居正在位时对申时行一向亲热，而张居正死追夺官阶，抄家没籍，子孙惨死狼藉，你申时行为啥不敢放半个屁？当年张居正推行种种改革，你申时行不是参与者至少也是个支持者，现在又全部推翻，你申时行又如何解释？„„面对种种讽刺与压力，申时行不动声色，从不计较，极力表现出胸怀博大宽广、能容纳人的姿态，因为他明白整个国家机

器不能瘫痪，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人才。

二、来自皇帝自相矛盾的态度。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恨之入骨，欢迎大家出来检举揭发，但是又不愿意议论当前时事，一些议论时事的官员常常遭到贬谪。而官员们又希望申时行能站出来阻止，因此申时行处境十分尴尬。而更大的尴尬是在“立储”上。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神宗宠妃郑氏生了个儿子朱常洵，不久册封郑氏为皇贵妃，大有夺嫡当太子之意。册立皇太子，在大臣们看来是个有关祖宗国法的极其严肃的大问题。申时行等朝臣请皇帝及早确立皇太子，而神宗就是不听，于是双方进行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国本之争”。为此，许多大臣因触怒皇帝而遭到贬谪。在这场激烈的争夺战中，申时行以“柔性政治家”特有的手腕从中斡旋，堪称得上是个太极拳高手了。

最初双方相峙不下时，申时行想出折衷办法，请皇帝下诏“令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虽然大家多责怪申时行，但神宗十分赞同高兴。万历十八年，入宫探得神宗“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的意图后，他马上禁止廷臣“激扰”皇帝。翌年，当廷臣重提册立之事时，他则请假回避，而暗中“密上封事”，说：“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妨大典。”于是，给事中罗大宏弹劾他，说他是两面派、是卖友误君的小人，表面上附和群臣之议请册立，而暗地里则“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神宗实录》）。中书黄正宾亦指责他“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申时行为了天下的太平，决意当和事佬，不以坚硬的态度和激进的方法处世为人，对别人“首尾两端”甚至两面派的指责，他只能是付之一笑。

其实，申时行对自己不能有所作为也很是伤心，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诉说自己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看透了官场的申时行，连续十多次上书恳请辞职退休，神宗最终同意了他的“致仕”。整治57岁壮年时，急流勇退，留下“太平宰相，风流弘长，至今追想，以为盛事”的美名。

申时行的最后一段人生旅程，是很安慰很平静地在家中度过的。公元1614年，在家中平安去世。皇帝知道后，追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衔，赠太师，谥“文定”。

作为一个处于国家承平日久、衰象以现的王朝首辅，申时行的治国之策也是未尝不可的。他所面临的问题带有很大的时代性，有些并不是能从技术和组织层面来解决的，没有法律上的依托，仅凭道德习惯、整治和人事手腕来维持帝国的照常运作。申时行最大的成功在于他最大限度地在仁义道德的范围之内，保护了文官的既得利益，力避分歧，以维持官僚体制的正常运转，这正是一位处于承平期的首辅做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