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题库_中国矿业大学校史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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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校史一览

Part1.复旦历史上的校长们

复旦的创办人——马相伯

马相伯是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政论家、演说家，但他最突出的身份是教育家。他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与英敛之联合创办了辅仁大学，还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马相伯在其前半生办过洋务，任过外交官，到过欧美许多国家，深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在于设立新式学校培育人才，因此他立志要办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新式大学。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国家命运岌岌可危。马相伯将家产青浦、松江良田3000亩捐献给耶稣会用以兴办一所西式学堂。耶稣会接受了田产，但未办学。1901年秋，马相伯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的余屋，开始招收生徒办学。1902年，正式命名为“震旦学院”。使用“震旦”的初衷在于古印度语中“震旦”是“中国”的音译。马相伯为震旦制定了“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三条办学方针。

复旦的奠基人——李登辉

他从1913年到1941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间长达29年，是迄今为止复旦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李登辉一生服务复旦，矢志不二。他曾说过：“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信徒，学问渊博，精通英文、德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印尼文、马来文等多种语言，尤其擅长英语言文学，长期为学生开设英文、德文、心理学、哲学等科目。

1947年李登辉在上海病逝，复旦大学将大礼堂命名为登辉堂作为对他的纪念。

原上海医科大学（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颜福庆

颜福庆是上海人。190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办了湘雅医学院并任院长，1915年发起了中华医学会并任首任会长。1927年他创办了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医学院改组为独立学院，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颜福庆任院长。依托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得天独厚的条件，颜福庆成功地争取到了民族资本家、国外财团和本地民众的各种支持，于1937年在枫林桥建成了以上海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为核心的“上海医事中心”。“上海医事中心”集医学教育、精密研究与分科治疗于一体，是西医教育中国化的重要成就。颜福庆是一位有深切同情心和强烈使命感的公共卫生学家，他多次深入鼠疫等烈性传染病防治的第一线，长时期从事矿工钩虫病调查。在他的医学思想中，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占有重要地位。他积极创导“预防为主”和“公医制度”，为现代医学大众化开辟了广阔前景。他创办了我国首个农村卫生示范区“吴淞卫生模范区”，这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是里程碑式的创举。

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苏步青

苏步青是浙江平阳人。1931年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等职。1978至1983年任复旦大学校长。他在仿射空间曲面论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被国外权威学者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创建了世人公认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是中国现代数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55年，苏步青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他提出了“严师出高徒，高 1 徒出名师”这一充满哲理的口号；鼓励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形成了“苏步青效应”。他培养了谷超豪、胡和生，而谷超豪又培养了李大潜、洪家兴，这四位学者都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新的专业方向上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苏步青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著名的语言学家——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1919年回国，回国后他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曾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从1920年后，陈望道来复旦任教。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校长。他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出版有《修辞学发凡》，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1955年，陈望道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曾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

著名的物理学家——谢希德

谢希德，福建泉州人。她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冲破重重阻力，于1952年回国，到复旦大学任教。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83年到1988年，谢希德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为复旦历史上唯一的女校长，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重点大学的女校长。谢希德在表面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就，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1年被选为数学物理学部主席团成员，1988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5年她创建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并任中心首届主任，为推动中美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曾任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她的同事评价说：“谢校长是中西文化的优秀产物。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西方人看到她的东方气质，而华人又看到她的西式典雅。她是东西文化和文明的结晶。她的时代背景使她成为一个后人无法取代的永远的教育家。”

Part 2.旦复旦兮

“复旦”出典

“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中的一篇《虞夏传》。《虞夏传》记载，舜将禅让给禹时，吟唱“卿云歌”，卿云歌共四句十六个字：“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旦”二字正是处于其中。所谓卿云是一种“若烟非烟，若云非云”的吉祥征兆，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为“明明相代”，日月光辉长久照耀，象征舜禹禅让将给天下带来无穷的光明与福祉。《卿云歌》因为出自传说中的圣贤之口，具有感召国民的巨大力量；而且舜以庶人登帝位，又禅让给禹，足以为平民政治的楷模，与清末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时代背景颇为吻合。

宣统元年的卒业文凭

复旦在吴淞办学共计六年半，一共发了57张卒业文凭。文凭上半部印有慈禧太后上谕，以端正学风为训，四边各缀有双龙戏珠图案，复旦公学四字分别位于四角。因为有太后的懿旨，所以文凭以黄色为基调，显得富丽堂皇。这张文凭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它的主人是复旦公学毕业生张彝。张彝字则民，江苏高邮人，他于1906年考入复旦公学，是复旦第二届学生，1909年（宣统元年）在复旦高等正科毕业，同时毕业的有16人。文凭记录了张懿十三 2 门功课的成绩、总分数、平均分、历年考试平均分和总平均分。张彝毕业总平均分为79分2厘，位列“优等”生之列。左下角盖有当时复旦公学监督高凤谦、教务长李登辉的私章。在全国高校中文物史料中，清朝末年的文凭非常少见。这张珍贵的文凭堪称校史馆馆“镇馆之宝”。它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张首晟校友捐赠的。

孙中山与复旦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与复旦有着深厚的渊源。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复旦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占领，学子星散，学校一度陷于停办的边缘。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拨了一万元临时费帮助复旦复校，同时又划拨徐家汇的李公祠为复旦临时校舍，复旦得以度过难关。横幅“天下为公”，写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复旦积极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八十多所学校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为上海五四运动的重镇，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应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之邀，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几天后，复旦学生、五四运动期间任上海市学联总干事长的朱仲华，代表市学联去莫里哀路5号（现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答谢他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孙中山兴冲冲地拿出笔墨，为朱仲华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幅字原件长约四尺，宽约九寸，展柜里陈列的是复制件，原件藏于浙江绍兴文管会。

“努力前程”的题字，是1923年中山先生应复旦同学之邀，为祝贺复旦搬迁至江湾新校址在《复旦年刊》上的题字。1925年孙中山因病去世，复旦在校内设立灵堂，沉痛悼念孙中山。

校训、校徽、校旗、校歌和校花

1913年李登辉出任校长后，仿照美国名校制度，陆续为私立复旦大学制定了校训、校徽、校旗、校歌和校花，这些日后都成为独特的复旦文化的标志，沿用至今。复旦的校训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八个字出自《论语》的《子张篇》。复旦校花为白玉兰花，白玉兰花也是上海的市花。复旦校色是蓝色。复旦校徽由“复旦”两字的篆书组成，外圈写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复旦校歌作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初，词作者是当时复旦大学国文教授、著名新诗诗人刘大白。歌词中写道“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震欧铄美声名满”，集中体现了复旦大学的价值追求，浓缩了复旦精神的精华。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

1920年5月，陈望道在上海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同年春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自1920年秋到复旦任教后，陈望道历任中文系主任、新闻系主任、训导长、校长，为复旦大学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苏步青教授曾用这样一副对联来评价陈望道，上联是“传布马克思主义千秋巨笔”，下联是：“阐扬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这副对联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陈望道一生中的两大贡献——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和著作第一本中国现代修辞学著作《修辞学发凡》。

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曾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其中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版本的复印件。薛仙舟与中国合作运动

20世纪上半期，无数思潮竞相登场，合作运动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合作运动的导师”薛仙舟，痛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不主张用暴力手段，主张用合作制度和平改造现行制度。他倡导的合作组织具有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双重功能。要实现合作制度，他认为必须用教育的方法，从根本上改革个体自私自利的不良习性，以养成互助合作的美德。通过合作，消除买卖，资本万能制度渐渐减少，劳动和非劳动阶级自然消灭，还可以泯除国际间的界限与侵略战争。1927年，他完成了《中国合作化方案》，包括全国合作社、合作训练院和全国合作银行三部分。薛仙舟曾数次赴美国、德国学习和考察合作银行制度。1913年起担任复旦教员，并一度出任教务长。复旦成为实践他合作思想的试验地。除讲授有关合作课程外，他还在校内设立合作商店，发行《平民周刊》，创办国民合作储蓄银行。

江湾奠基石

江湾奠基石，圆形正中是篆体“复旦”，上半圈内刻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下半圈内刻“民国九年十二月建立”。整体图案和文字体现了中国传统书法形象、端庄、质朴的文化气息。

而“民国九年十二月建立”，则点明了江湾奠基的确切时间为1920年12月。奠基石重见天日，还有一段故事。据亲历其发现、收藏全过程的王忠道回忆，“那是1982年，学生大扫除时，在校园的一片小树林里发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长不足一米的奠基石被当作盖子覆盖在下水道出口上方，背面朝上，翻开之后能够清晰的看到上面的图案。参照从学校档案馆翻检出的1922年复旦毕业纪念刊，印证了1920年12月18日，复旦大学新校址江湾新校园举行奠基典礼，奠基石就是那次典礼的纪念物。

现在，奠基石原件在燕园内，它见证了复旦在江湾80多年的发展历程，是复旦校史上的珍贵文物。

男女同校的实现

复旦原先只招收男生。女生入学是在北伐运动期间才实现的。在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复旦学生直接参加了学校行政管理。1927年5月15日至8月27日，复旦一度取消校长制，设立委员制，组成有学生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通过了男女同校的决议。

1927年暑假，复旦开始男女同校。1928年，印尼侨胞陈性初捐银二万两兴建的女生宿舍，又称“东宫”。当时“东宫”位于燕园与子彬院之间，是复旦第一座专为女生而建的宿舍，也是当时复旦最为考究的一幢宿舍楼。

“东宫”的出现是很扎眼，每每有男同学路过，都会忍不住多望几眼，但再如何踮脚，也只能看到门口那块“男宾止步”的禁牌，不过男生们也调皮，有人在“止”字上加了一横，纠集一群人喊着一、二、一“正步走”直奔宫内，吓得“公主”们个个深闭闺门。

每逢校庆节日，“东宫”开放。男同学一年之中只有这么一天可以进去，一个个打扮得整整齐齐，西装革履，在那里东张西望。女生们也各运匠心、竭力布置，准备了糖果，供男生任意取用。

设立文理法商四学院

清末的复旦公学是一所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设有高等正科文科和高等正科理科，学制三年。从1905年到1917年，复旦一直是大学预科（或专科）程度。1917年以后，陆续增设商科、国文部，原有文理两科专业不断分化、增加。

1928年10月，复旦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成功。1929年9月，按照《大学组织法》改组，设立了文、理、法、商四个学院，下辖17个系。文学院下辖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 4 系、史学系、社会学系、教育学系、新闻学系；法学院下辖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市政学系；理学院下辖化学系、生物学系、以及暂属其管辖的土木工程学系；商学院下辖普通商业学系、银行学系、会计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工商管理学系等等。这次改组基本奠定了此后20年的学科格局。

郭任远与复旦心理学院

郭任远，我国现代心理学家。他1898年生于广东省汕头，1918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心理学，1923年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业。回国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副校长。

自1923年秋至1926年，郭任远主持复旦校务，在此期间，他倾力建设心理学院，使复旦心理学院从无到有，并迅速成为中国的心理学重镇。郭任远的开拓性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于1923年招收了复旦首位研究生蔡乐生。其次，1925年9月设立心理学院附属实验学校中学部，作为实验基地。第三，募捐建成当时规模居世界第三位的心理学院大楼子彬院。这样，复旦的心理学院吸引了数位中国早期著名的心理生理学家陆续来校任教，教师阵容强大，培养了一批杰出学子。

1927年夏，郭任远离开复旦，心理学扩展为生物学科，也标志着复旦的心理、生物学由心理学时代转入生物学科时代。

孙寒冰教授等创办《文摘》

孙寒冰，原名锡琪。南汇人。出生于1902年，1940年遭遇日机轰炸重庆而罹难。他早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进修。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劳动大学经济系主任等职务。

1937年1月，孙寒冰先生组织创办《文摘》杂志，这是我国第一本文摘类杂志，不久风行全国，不到半年，销量即达16000余份，创当时我国杂志行销的最高纪录，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

抗战爆发后，孙寒冰提出《文摘》的任务是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树立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就象他自己曾说的那样“文人上不得前线杀敌，办一个刊物来向日寇作战！”。同年8月1日出版《文摘》第2卷第2期（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是当时国统区所能见到的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客观报道毛泽东和延安生活的文章。《毛泽东自传》翻译发表后，轰动全国，以后还出了单行本，一再重印。

逼蒋抗日

在整个上海高校的抗日救亡进程中，复旦大学始终居于领导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上海市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就在复旦的发起下成立。与此同时，上海学界成立的三大组织“大学联”、“大教联”、“中学联”，主要负责人均由复旦师生担任。9月28日，复旦学生请愿团历经艰苦，冲破重重阻力，到达首府南京，并与其他各大学学生共同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行至外交部门口，学生提出：要求外交部宣布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愤怒的学生冲进外交部，将王正廷打了一顿，王正廷情急之下跳窗逃走。游行队伍再到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心虚，把于右任推出来应付，学生则坚持要求蒋介石出来答复群众的抗日要求。看到政府大门紧闭，蒋介石就是不出来，学生们冒着风雨静坐一日一夜，还搬来一口钟挂在国民政府门口，不断轮番敲击，名曰“敲警钟”。迫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只得出面接见学生。游行者推举复旦学生周孝伯为代表，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满脸愁云，低着头，以书面形式向周孝伯作了保证抗日的“表示”。不久，蒋介石在谴责声中宣布下野。图中身着黑衣低着头者为蒋介石，与他面对面穿军装者为周孝伯。西迁重庆北碚

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部指示上海的四所私立大学复旦、大同、大夏、光华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大同、光华两校因故退出。193年2月25日，联大第三次行政会议决定，自1938年3月开始，取消“复旦大夏联合大学”，两校各自在重庆、贵阳建校。图为在重庆北碚建校的复旦大学教学楼登辉堂。

另一方面，滞留上海的部分师生请求李登辉在上海复学。1938年2月15日，师生员工400余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北京中路中的一所信托大楼开学。除新闻、生物两系暂时停课外，其余文理法商四院各系继续开办。就这样，在这一非常战争时期，复旦分为重庆（渝校）、上海（沪校）两个部分。

1941年秋，重庆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学校经济几乎山穷水尽，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校董决定向政府申请改为国立大学。1942年元旦,国立复旦大学诞生，办学条件大为改善，学术水准较前大为提高。

Part3.复旦新篇章

军管会接管复旦 成立校务委员会

1949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数次密令章益校长，将复旦迁离上海，他本人到台湾任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通过进步教授张志让、章靳以等人，对章益校长作了大量工作，他最终决定留下来，和复旦师生一起保护学校。复旦得以完整地留在大陆。

1949年5月27日，上海大部分解放。6月20日，复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复旦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望道为校长，李正文为副校长，校务委员会撤消。

院系调整

1952年，复旦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发展机遇，即全国院系大调整。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划，复旦定位为华东地区三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他二所为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保留文学院、理学院的九个系，原有的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全部调出，单独或与其他学校组建新的学校。华东地区包括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国立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等教会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私立大学在内的18所大学的文理基础学科调入复旦。一大批文理科知名教授、学者云集复旦。复旦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大学最多的高校。这次调整后，复旦由原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近三十余系的多科性综合大学，调整为全国性的高水平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复旦今后的学科发展格局。

首次被确定为重点大学

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首批颁布以下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与上海第一医学院同时列入其中。精心培养师资的方法——“拔一个、带一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旦大学党委高度重视师资培养工作，采取多项有力措施，精心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高水平的骨干师资队伍。“拔一个、带一批”，这六个字是对当时师资培养工作的形象概括。在当时制定的师资队伍培养规划中，党委明确提出了对骨干教师的“三个稳定”、“三个保证”和“三个落实”，以保证青年教师有明确的进修规划，并能够落到实处。在上述“三个三”精神的指导下，一批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老专家，和中青年骨干教师结成对子，组成了学术梯队。比如这幅图片上，陈望道正在与修辞学教研组的年轻教师进行讨论。数学系苏步青、陈建功培养学科带头人的方法，当时更被生动地称为“鸡孵鸭”，即先拜老专家为师，接受严格训练，打好基础，再冲破老学科的限制，去开创和发展新的学科。复旦还提倡“教研相长”。在这两个饼型图上，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青年教师承担了相当大比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通过这些措施，复旦的青年教师培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当时被选中的60多名骨干青年教师中，后来有8名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占理科骨干教师的30%），另有21人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其中的佼佼者有谷超豪、胡和生、夏道行、张开明、章培恒等，如今他们都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

学生培养的措施——狠抓“三基”

在培养骨干教师的同时，复旦也注重对学生的全面培养。这一组图片展示的是复旦大学重视学生“三基”的教学和训练。“三基”，就是指“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通过派遣经验丰富的著名教授上基础课、带实验，较好地保证了教学质量。这组图片中，有正在悉心指导学生的一级教授陈建功，还有亲自带学生下稻田实验的二级教授王鸣岐。

南方的数学中心

著名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浙江大学来到复旦。他们坚持每周举行一次小型科学报告会，培养和指导研究生、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在他们的带领下，青年教师谷超豪、夏道行、胡和生、张开明等人在科研中都取得显著成果，有的论文赶上了国际水平。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复旦成立了数学研究所，苏步青兼任主任。同年，复旦大学还专门为陈建功和苏步青两位学部委员各自建造了一幢别墅。此举成为尊重知识分子、贯彻中共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的范例。在苏步青、陈建功等人的努力下，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形成了一支整齐的学术梯队，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迅速成为中国南方的数学中心。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以历代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同类地图中质量最高、内容最详、印制最精的一种。由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数十位学者历时三十余年合作完成，1974年起曾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内部试行本；1980年决定进行修订后公开发行；1982－1988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2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繁体字版。

《中国历史地图集》获得了社会各界高度评价，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两大重大成果之一。其先后获得了1984年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198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1995年全国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特别奖等。美国总统里根来访

1984年4月30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一行访问复旦大学。欢迎会后，里根总统在谢希德校长的陪同下来到3108教室，向正在上课的同学们作了简短的讲话，并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里根总统还在相辉堂向复旦大学师生作了半小时的精彩讲演。他在讲演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今天想和你们这所著名学府的年轻人谈谈未来，谈谈我们共同的未来，谈谈我们怎样才能发挥治学的才智和探索精神来了解彼此的情况，改变人类的生活。”这段话，这次访问给里根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1985年复旦大学80周年校庆前夕，里根总统发来贺信，贺信说：“我将永远怀念复旦师生的聪明才智、活力和献身精神，这是任何学府得到伟大成功的必要品质。我相信，美中两国能从科学和教育交流中得益，复旦师生将在美中两国的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两校合并

1927年，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吴淞创立，颜福庆等创校者开始了中国人自办医学院校艰难而又光荣的历程。1932年，学院独立，定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1985年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2000年，根据国家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的战略规划以及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复旦大学，揭开了在综合性大学中建设医学学科的序幕。

新的复旦大学文、理、医三足鼎立，实力明显增强，学科综合性进一步提高，基本确立了复旦大学21世纪学科发展的框架。医科也由此融入到一个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支撑的平台上进一步发展，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重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