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乔木_乔木图例

回忆乔木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乔木图例”。

回忆乔木 卢之超 《中流》

关键词：回忆 胡乔木 卢之超

我是胡乔木同志的一个学生，认识他比较晚，接触的时间也不很多，本不敢应承写这个回忆；但又想，有几段时间在他领导下做过一些工作，乔木那种深邃的理论功夫和一刻不停息地思考着的习惯，对我深有启发，以至在他逝世后的几年里，每当想起同他接触较多日子里的感受，想到他轻声细语中闪烁的哲理，读到他领导起草的文件、他写的文章以及别人对他的回忆，都不断地、反复地引起我不尽的遐想和深深的思考。他那种全心全意地、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形象，他那种溶革命精神与知识分子特点于一身的气质，他杰出的才华——以及这种才华在推进革命中所发挥出的巨大能量和凝结成的光辉篇章，还有它在某种特定时期、特定工作中又被白白地作了无谓、无聊的，令人惋惜的牺牲，总之，他的充满智慧、贡献又掺着时代赋予的某种悲剧色彩的一生，常常萦绕在我的胸际，不仅成为回忆、纪念的内容，而且成为思考、研究的对象。考虑再三，还是写下这些回忆和思考，为了怀念乔木同志，也为了提炼自己的思想和净化自己的灵魂。

我对乔木同志是久闻大名的，一直把他看作一位大理论家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初见乔木，则在十年“*”灾难之后的1978年春夏之交，我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的时候。那时正准备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要起草会议文件，主要是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在大会的讲话。邓力群同志主持这项起草工作，中间请乔木来作指导。这个时候，乔木虽已恢复了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工作并新任社会科学院院长，但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失落中恢复过来。这次对他来说是逐步恢复参与中央工作和领导起草有关文件的开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笑咪咪的、轻声细语的瘦老头。虽然处境困难，仍不失思想的敏锐和卓越。没有什么大领导、大学者出场的那种程式和客套，一坐下来，边看已写出的初稿，边听情况介绍，很快就开始构思和动笔修改，中间不时要我们提供一些说明某个问题的数据或事例。起草这样的讲话，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考虑到财贸部门干部职工的水平，他用人体的循环系统来通俗地说明内外贸易和财政金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批评了重生产、轻流通的观点；针对当时情况，逐步加强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论述，特别是提出了重视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问题。在一次与姚依林、张劲夫、邓力群、于光远等人一起商量起草华国锋讲话的内容时，大家着重议论了一些年来不懂经济管理，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讲经济规律，不讲经济效益等问题。乔木断然地说，价值规律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我看时机是成熟了。这样，在三中全会还未开，华国锋主持工作，仍然着重从政治上讲揭批“四人帮”和学大庆、学大寨的气氛下，把从流通和分配开始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乔木在那样的处境下很自然地发挥了他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起了大变化。乔木又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层，在小平、陈云等同志领导下参与决策过程和负责起草重要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是1979年起草叶剑英同志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二是1979年底至1981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三是1982年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一个是全面拨乱反正的序幕，第二个是清算过去，展望未来，分清是非功过，统一全党思想的巨大工程。第三个则是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规划。这几个文件，都是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经过上上下下反复讨论，有的是几千人的讨论，才完成的。文件的核心思想是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初步提出和逐步丰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观点、方针和政策，而它的具体起草工作，都是乔木主持的。小平提出设计，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的乔木则逐步把它系统化和具体化，两者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这时乔木已近古稀之年，仍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充分发挥了他的理论、政治乃至文字辞章方面的才华，为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有幸在他所主持的这几项工程中参加一些具体工作，亲聆他的教诲，并能就近观察和学习他的工作精神和思维方法，领略他的种种议论和种种考虑，具是获益匪浅。

乔木地位变了，与我们在一起仍然是那个样子，无论什么问题，都是款款道来，娓娓而谈。一次，大约在国庆《讲话》已过，开始组织《决议》的起草班子的时候，人数还不多，他忽然一一询问大家，多大岁数了？记得在场的几个人中我算是最年轻的，但已四十六七了。在乔木，可能是想发现一些年轻一点的人；而我自己，一则为“*”期间耽误十年光阴而可惜，二则更为不能分担一些老一辈的工作而惭愧，决心只有向他们努力学习。在乔木领导下四年多的工作中，每个文件都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都经过七稿、八稿以至十几、几十稿，不知听了他多少次讲话、谈话，还有不少交谈。这中间，乔木给我的第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那种天马行空、异常活跃的思想。乔木学贯中西，孜孜不倦地阅读、汲取中外思想理论方面的新情况、新观点、新理论，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对中国党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依靠这种知识，特别在内部敞开思想研究问题时，常常提出一些使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曾经讨论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基于一种空想，即使失败了，国外一些左派至今仍怀念这些追求平等的空想。这时他谈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所提的“资产阶级法权”，认为那是马克思没有经过充分论证、顺便提到的，这给后来的误解、曲解等等留下很大的遗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也有类似的观点，如“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再不能教条地对待了。又如谈到“*”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的独断专行时，他认为，自从马克思主义成为主义、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有被教条化的危险；尽管马克思、列宁很注意民主，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第三国际仍有很大的消极面，对领袖和群众关系、民主和集中关系等问题，列宁、斯大林直至毛泽东，无论理论上、制度上都没有很好解决。这类议论还很多，常常令人感到惊讶，但又极具启发性，一下子使你思想敞开，启发你对任何人都不搞“凡是”，都要真正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去想清道理。这使我回忆到，在乔木的带动下，起草组内部讨论、议论问题充满了自由思考的气氛。为了弄清真理，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什么意见都可谈。思想十分敞开，心情十分舒畅。当时曾有人指责乔木思想解放过了头，讲话多变，不慎重。实际上，他那样做是有条件的，就是内外有别。内部纯粹是为了研讨，今天说的不全面，明天可以推翻重说；并且一开始就宣布纪律，不能把讨论中的看法拿到外面去张扬。有的同志把内部的议论、起草中的半成品当作自己的见解拿到外面去演讲，曾受到他的严厉批评。

同这种情况相联系、乔木给我的第二个突出印象，是从实际出发，周密考虑现实的情况和需要。就是说，内部议论可以海阔天空，要做出决断，正式表达，必须周密、严谨、考虑到各个方面。在起草《讲话》时，有的同志提出许多问题要求在讲话中解决，包括历次运动中的是非，许多领导人的功过。这时乔木提出一个观点。他说，许多问题要解决，但三中全会才开过不到一年，已经前进得不慢；前进时要考虑不要离开大队太远。许多党员是“*”中入党的，许多干部是“*”中提拔的，他们拥护粉碎“四人帮”，但涉及毛主席、涉及建国以来一些运动，不少人一时还接受不了。工农中更是如此。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一方面要分步骤。到讨论《决议》时，干部、党员中间，人民中间，分歧和争论就更大了。特别是对于毛主席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等问题，讨论中可以看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什么意见都有。这时除了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定的调子以外，从具体分析到遣词造句，全靠乔木反复斟酌，调和鼎鼐，在忠于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尽量争取达到最大限度的共识，做出绝大多数人都信服的结论。又如，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称为一场“内乱”，而不用阶级斗争去分析（包括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仅这个问题，他在讨论时就引古论今，作了反复、多方面的思考和长篇有说服力的论述。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判断，在起草《讲话》过程中研究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和反官僚主义问题时，他提出了革命和改良的关系问题，说人民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虽有许多不完善、许多不适应，如缺乏民主、官僚主义等，但不能因此就踢开重来，另起炉灶，只能有秩序地逐步改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问题都是这样。由此又谈到列宁关于改良在夺取政权前后不同作用的观点。这实际上在严格意义或本来意义上划清了革命和改革的界限。后来讨论《决议》，又把革命的原义（夺取政权和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和转义区别开来，说我们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仍然要十分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发扬革命精神。这里，我们又看到他的与前面所说的天马行空完全不同的特点，就是脚踏实地，十分认真、严肃和严谨，一个论断、一句话甚至一个用词都考虑是否符合实际，社会效果如何。因此又有人说他“保守”。但却使我真正懂得什么叫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乔木给我的第三个突出印象，是他对民主的重视和追求。前面说到他曾深深思考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第三国际以来在民主集中问题上的消极面。联系这个历史，他多次谈到，随着威信的提高和个人崇拜的推行，毛泽东从遵守党内民主制度到越来越独断专行的过程。1957年整风“反右”，有些事还是中央领导范围内集体讨论决定的，有些事如南巡时突然提倡“大鸣大放”，就没有经过集体决定。1958年南宁会议开始，批“反冒进”口号，批周恩来、陈云，越来越专断，把自己置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许多事都不经过政治局。他曾以我们当时的会场为例，形象地比划着说明那时以后的政治局会议：说政治局委员就像你们这样围着坐齐后，毛主席从里面一个房间的门走进来，讲了一通意见，就又回去做自己的事了，大家于是讨论他的指示。他多次谈到，自那以后，政治局开会，都没有因意见不同、大家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做法了，都是毛总结说了算。乔木是个理论主义者。在讨论党的工作发生错误的时候，常常同党内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联系起来，认为要汲取教训，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少犯错误，必须从健全民主制度上加以保证。而且他自己也准备身体力行。在他领导的起草小组的小范围内无话不可说，前面已经提到。他对别人有不同意见，也直说，觉得你说得不对，也批评，但从不压制民主。老早就听说，在毛主席身边，就是乔木敢于直说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相当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讨论十二大《报告》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经济方面一个重要方针问题同胡耀邦同志发生争论。耀邦几次坚持要写上他的主张，乔木再三声辩，最后急了，说这不是你个人的讲话，这是代表中央向党的代表大会作报告，如果你一定要写，我得请示小平、陈云等中央其他同志。耀邦这才冷静下来，说不要急，我们好好商量。当时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都在场，一方面感到震惊，一方面也为三中全会以后能有这样的民主空气而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在开会时如此尖锐、坦诚地讨论和争论问题，以后再也没遇到过。乔木的正道直行，也表现了他的书生气。在三中全会以后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还可以，终究是他以后与上下左右发生诸多矛盾，招惹诸多议论的重要原因。

乔木给我的第四个突出印象，则是他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乔木是解放思想、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热情鼓吹者和倡导者之一。从理论上是他最早指出和澄清了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错误提法，论证了工作中心的转移。也是他很早就预见到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政治上思想上将带来越来越大的消极面。1980年讨论《决议》时他说，越加强企业自主权，越要防止贪污盗窃等现象发展。企业权大了，肯定会出现比现在多得多的问题，什么罪都可能犯，甚至是在合法名义下犯。国际贸易多了，走私等犯罪现象也必然要增多，现在就有一些高干子弟内外勾结搞走私。任何东西都会有自己的影子，新政策下肯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许多阴暗面，这样就必然有斗争。这类忧虑和警告，他谈过多次。后来他甚至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大喊“狼来了”，完全是无中生有；将来可能真的“狼来了”，人们反而不注意、不相信了。到了1982年起草十二大《报告》，为了社会主义全面健康的发展，乔木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考虑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明，同我们作了系统的极富哲理的交谈，引证理论和历史，以长远的历史的眼光和很深的道理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他说，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物质目的，而且要有精神目的。发展经济和实行按劳分配（那时还未考虑市场经济）当然是最重要的，但社会主义不限于经济运动，社会主义关系不限于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当然离不开物质生活，但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动物才仅仅是物质生活。马克思说，人只有在维持自己生活的劳动以外，才开始真正的人的生活，才有高度的自由。世界上所有的大科学家、探险家、革命家等等，都不只是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报酬，才做出那些贡献的。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都离不开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社会主义更应当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可以只讲物质利益，按劳取酬等等，但先进分子必然不只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扩大先进分子队伍。而在特别的情况下，在紧张的斗争中，如长征、抗战以及日常的抗洪救灾等斗争中，许多人甚至全体成员都可以表现出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社会主义的概念最早是作为伦理学概念提出来的，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如果社会主义不确立个人服从社会的原则，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是跛足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关系仅仅限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任务又仅仅看成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会变得非常简陋而低级，同福利国家差不多。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大家都围着钱转，这就会分泌出一种腐化自己的毒素，社会主义就要蜕化。他又说：四个现代化是从物质生产力、科学技术方面说的，是与资本主义共同的、可比较的。唯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一样，它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点。科学教育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但任何现代化都要有发达的科学教育文化，所以它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本质特点。他还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不能仅仅说成是道德问题。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社会主义道德。而社会主义思想、理想，最根本的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根本要求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人与人的平等，每个人认识与实行对社会的义务。社会保障人，人要保障社会。经济上如此，政治上文化上也如此。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地前进。他的这些思考，后来被凝结在为全党通过的十二大报告的第三部分即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部分。特别是其中这样一段话：“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想当年，在乔木这样说和这样写的时候，社会上才刚刚开始出现一些阴暗面。今天，我国的经济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但不能否认的是，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与物质文明同步。面对相当严重地存在的理想失落、道德沦丧、腐败蔓延、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我在这里回忆15年前乔木的深谋远虑，大段地、几乎原封不动地摘引他同我们谈话记录的片断和十二大报告的一段论述，不仅为了说明乔木在理论上的深刻性和预见性，而且想说明，尽管他的这些思想后来不断被境内外右派们攻击为“左”的思想，但15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而且仍在证明着他的分析。他的预言在不少方面不幸而言中。

参加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之后，1983年初，我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有不少时间、不少工作仍在乔木领导之下。到理论局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1983年3月7日，由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中央党校召开，由周扬同志作长篇讲话，其中着重谈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个会原由中宣部委托周讲文艺问题，他领了一个班子在天津起草。开会前几天曾给中宣部来电话，说周想把问题讲得宽一点，改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当时我正好接这个电话，因到中宣部不久，不知会议原委，但对周很尊重，认为他当然可决定做这种改变。可是当我坐在下面听他讲话时，越来越觉得不大对头。因为周的地位较高，在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上，事先没有报告中宣部，更没有请示党中央的情况下就这样讲是不大合适的。乔木没有参加这个会，但这天下午他参加了在历史博物馆举办的纪念马克思的展览会的预展。我问他的秘书，乔木事先知不知道周讲话的内容？秘书说肯定不知道，因为上午才收到周讲话的清样。我即请他快向乔木报告。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后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和复杂，第二天，经与邓力群商量后，决定学术讨论会延长，休会两天后继续开会，要理论局迅速组织几位不同意周的观点的哲学、文艺方面的专家作大会发言，并与周的讲话一样发消息和摘要。这样做，一是因为不少人确有不同意见，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一种不同学术观点讨论的气氛，而不致使外界认为中国党对指导思想有新的解释，周是受中央委托阐述官方观点的。事实上，周文发表后，外界就议论纷纷，港台反动报刊更是大做文章。同时乔木与周扬等谈话，批评他们的观点和做法，决定周文人民日报既已详细摘要报道，就不再全文发表，建议他修改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我理解，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该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以异化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所以发生种种弊端和需要改革的理论依据。它向世界表明，似乎中国党已放弃对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统的和科学的理解。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淆在一起。人道主义和异化等本来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已争论多年，还可争论下去；但周的讲话中把它与社会主义现实结合在一起，使它带上现实政治性。而周又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与乔木一起共事，“*”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我想，乔木迅速坚决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从大局出发力求妥善处理而又不伤感情的挽救措施。但执行中遇到很大抵制，不久，人民日报突然一字未动地全文发表了周文，又使政治理论问题变成了组织纪律问题。加之飞短流长，这就形成了上上下下复杂分歧的局面，使乔木的处境十分困难。直到这一年十月二中全会小平讲话，批评有一些热衷于谈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同志，“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批评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理论“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等等，才使争论告一段落。接着，乔木以七十高龄又担起著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和说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任务，使这一争论告一结束。当然，我并不想说乔木处理这一问题的每一做法和他文章中的每一观点都很适当，无懈可击，不想为此辩护。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到小平讲话、乔木著文以后，党内认识始终未能统一，境内外更是流言蜚语、污蔑攻击之事连绵不断，直至今天。虽然我了解此事的大部过程并参加了小平讲话、乔木文章的起草工作，但这些都不可能在这篇回忆里涉及了。这里大略提起这场争论，主要是想说明乔木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对事关大局的战略性问题的坚定的原则性和敏锐的预见性。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场争论以后不久，戈尔巴乔夫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手发动各种敌对势力肆意“批评社会主义”，从改变苏共的理论基础很快导致苏联的分崩离析，这段历史不是历历在目吗？还有，周文有关部分的一位主要起草人，长期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时振振有词地否定乔木对他的批评，争辩说他的观点如何得自马克思，符合马克思。现在好了，曾经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位先生已公开声明：他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最有价值的哲学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他所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不过现在改变了一个说法，叫“唯人主义”。他并且诅咒道：随着苏联东欧体系的崩溃，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当然，现在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处于低潮时期，一些学者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转向和变节，或者文雅一点说，改变信念，这种现象毫不奇怪，也是他们的自由。但对于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正好说明乔木当年不顾议论纷纷、百般阻挠，花很大精力坚持这场争论的精神，更加值得我们怀念和纪念吗？

这场争论之后，乔木深感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重要性。1984年春，他开始按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讲话的提议，就思想战线工作的情况和建议进行调查研究，准备提供中央专门讨论。三月下旬，乔木从杭州给邓力群打电话并请他向耀邦汇报，就党的理论工作讲了许多非常深刻而精彩的话。比如说：下次中央讨论思想工作，要研究如何把我们党建设成一个思想上的大党、理论上的大党。我们党在理论方面的研究，长期只靠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探讨，而毛主席系统的理论著作并不多。五十年代，我们主要靠翻译苏联的著作；现在又主要靠翻译美国和西方的著作，不少人容易跟着西方走。目前无论在我们的干部中，还是在理论界，对国内国际出现的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讲不出一套深刻的道理来。我们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有六十多年历史的大党，却没有一批自己的大学者、大理论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学术著作，实在说不过去。一个大国、大党，要长期发展，单凭过去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是不行的。当然建设一个理论上的大党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必须从现在起就有长期打算。下面还举了计划与市场关系等例子说明，许多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都要深入研究，这是思想战线为经济建设总目标、总任务服务的首要方面。四月初，我随邓力群到杭州向乔木汇报思想工作方面的情况，乔木正在杭州就这个问题作调查，就把我留下帮助他做一些组织联系工作，一直到四月下旬。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他分别召开了理论工作者、高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工会干部、青年团干部等各种座谈会，与他们一起商量理论研究工作，高校理论教育，工人、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和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还参观了工厂、农场、乡镇企业、大学和计算机研究所等单位。这期间，他把全部精力用在考虑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工作，包括学校理论教学的改革，科研单位、党校和报刊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人的读书活动和工会工作，学校党团组织的活动和学生的思想动态，企业的管理、改革和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甚至城市生活中的思想文化建设。特别对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有系统的考虑，并要我帮他考虑一些课程的提纲。每天在一起散步、看电视的时候，常常听到他对有关思想文化各种问题的评论和意见，包括理论学术问题，也包括方针政策问题。由于人道主义问题辩论的余波未消，一次看电视时，我提出现在理论研究和讨论中，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不清楚，有些人有顾虑，不少人要求划个明确的界限。他说，这样做很难，甚至不大可能。人道主义、异化，本来作为理论学术问题不是不可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又说，波兰的团结工会，本来也是说可以允许，后来越闹越凶，不管不行了。界限不是固定的，界限会随形势变化的，所以只能根据形势划一些大致的界限。有一天参观灵隐寺，发现烧香拜佛的人很多，附近一些街巷里都是卖封建迷信用品的。他对此深为忧虑，说宗教活动应当限制在寺院场所，城市要多搞一些科普知识的宣传，包括展览、科普画廊等。后来还正式向省市领导提出：杭州是文明的城市，不应是迷信的城市，建议宗教界积极参加公益事业。杭州回来不久，乔木又派我和另外几位同志到厦门、深圳、海南等开放城市和地区作有关思想工作的调查。可惜后来这件事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结果。他只得转而去抓学校的理论教学。

1985年，乔木用了很多时间抓学校理论课教学的改革，并让我和教委的同志帮助他做组织实施的工作。这年秋天，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号召新老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乔木又开始抓落实这项任务的工作。但是中间又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难。中宣部理论局是分管干部理论学习工作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在现职干部中有不小一部分只读过一些语录，从未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针对这种情况，曾搞了一个补课性质的正规化学习计划，各省由讲师团负责，已进行了好几年。这时接到一位干部的来信，反对这样做，说是教条主义。理论局内部也为此发生一些争论。问题的实质，是在学习马克思理论中存在教条主义，还是根本不重视、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像林彪当年说的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毛泽东的著作，百分之一学马克思。两种情况哪是主要的？十一月初，我从哈尔滨开会回来，听说部里要召开全国会议，研究布置干部理论学习。十一月七日，新上任不久的中宣部部长和理论局的几个人一起向乔木汇报这项工作。在汇报的时候，乔木尖锐地批评了不重视、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解决现在的问题等错误观点。同时也批评了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和做法。比如想只记得一些简单的结论和流行的口号，而不想知道我们党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问题的。其中谈到，如果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相联系，只简单地知道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字句，这样理解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资本家要赚钱，也不能凭空想，也要了解行情，从实际出发。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如果不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些字句就只能被理解为一般的日常生活常识而谈不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在一些人中却以为抓住什么把柄。紧接着就在下面搞了一些被乔木称为“从延安以来历届宣传部都没有发生过”的违反组织纪律的无聊做法。有人还在外面散布乔木反对“实事求是”的流言。乔木对此当然很生气，立即制止并给予尖锐批评。我想他除了生气，可能更多地是感到悲哀。正在小平提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中央最高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只知道搞些小动作而不知理论为何物，怎么能去组织干部学习呢？多年领导党的理论工作，习惯于同工作人员“海阔天空”地研究理论问题的乔木，面对这种情况，怎能不感到寂寞和悲哀呢？

1987年十三大以后，乔木退出第一线，身体越来越差。我也离开了中宣部，接触的机会少了。只是有时去看看他，很希望他把知道、思考的许多事记下来。到后来，国内发生政治**，苏联东欧剧变，有些理论性、政治性问题还常常向他请教。这时我发现，一方面世界风云的变幻使人忧虑的多，使人鼓舞的少，一方面乔木的身体比以前更差了，因而他的思想也更深沉了。比如有一个为中央起草的文稿里，有这样一个意思：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仅仅看见某些漩涡和逆流而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只能说明观察者的政治短视。我参加起草这个文稿，并为最初提出这个譬喻而十分得意。但乔木有一次见到我说，你们写的那里面的一段话，对虽然对，不过太空泛了，和现实距离太远了。我说那是讲整个历史长河，不是讲当前一个时期的形势，站得高一点。他开玩笑地说，站得太高，几乎站到卫星上去了。乔木在八十年代初曾批评过“共产主义渺茫论”，认为要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和一百多年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实践区别开来。现在他反思历史，觉得以前把目标想得太近，现在由近而远了，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他仍象八十年代初那样，让天马行空、自由驰骋的思想去追寻和探索当今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但年事已高，感到现实扑朔迷离，又不免在迷茫和犹豫中透出某种苍凉。

笑咪咪的、轻声细语的、一刻不停地思考着的瘦老头，乔木这个形象反复在我的心目中显现。在他的身上，虽然存在着由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所决定的种种矛盾，但有一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对真理和革命的永无止息的追求。现在我们更需要继续他的这样的精神。

（责任编辑：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