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_张爱玲与萧红作品比较

2020-02-29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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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中国的女性意识觉醒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现代思想启蒙者的姿态,对几千年来备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以彻底推翻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呼唤两性平等的人格权利为核心,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成为中国女性觉醒的精神导师。“五四”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们,从冰心、卢隐到丁玲,共同表达了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展示了伤痕累累的女性心灵世界,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她们都把女性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男权社会,没有人从女性自身找原因,而萧红与张爱玲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1强烈的女性意识及其成因

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奇迹,一个生活在闭塞的东北小镇,一个成长于繁华的十里洋场,她们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女性命运和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忠实地记录了旧中国不同层次的女性生存状态,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虽然地域文化和民俗氛围不同,但她们的创作却有相似之处,即强烈的女性意识。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从形成来看,主要源于不幸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情感悲剧。

1.1萧红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萧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父亲仅仅因为萧红是女孩便轻视和无视她,母亲也重男轻女,而且还看不惯公公对女孩子的宠爱,萧红是在父母的冷漠寡爱中度过童年生活的。“女孩”作为一种原罪标志注定了萧红在家庭中的命运,她最早也最敏感地意识到了女性所面临的命运,感觉到世界对于女性的种种歧视与冷酷,这种感觉深深的伤害了她那颗稚嫩而敏感的心灵,给她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成年后的萧红在学校中接受了新思想,向往民主和自由,但封建专制的父亲为了仕途强行将她嫁入一户有钱人家。萧红从小就目睹了包办婚姻的悲剧,所以不顾一切摆脱了旧式家庭的束缚,走上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新女性的人生道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之下,知识女性主动摆脱旧家庭,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已经不是稀奇的事了,但是当时中国男权专制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 1 变。萧红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自幼缺少家庭温暖,因此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爱情上,对爱情的追求强烈而执着。可是她的爱情道路却极其坎坷,在身怀六甲时,萧红被同居人汪恩甲遗弃在旅馆,被萧军营救后,还要忍受萧军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和用情不专的士大夫习气,与萧军分手后,她又把感情寄托在端木蕻良身上,遗憾的是端木蕻良是一个胆小自私的人,萧红又一次陷入了感情的困境中。萧红一生追求爱情却连连落空,最后于贫病交加中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作为一个追求爱情完美、婚姻自主的叛逆者,她一生都在追求、奋斗、挣扎,可又一次次地陷入男权中心的桎梏中,以致她在临终时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作为一个反抗男权专制社会的新女性,萧红饱尝爱情失败的痛苦,这些痛苦的积淀催生了她极端的女性意识。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萧红饱尝了婚姻的不幸,但是她非但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滞留在对情感不幸的诠释中,反而使自己的创作从不幸中升华开来,将笔触伸向了下层妇女。对女性在男权专制下的不幸命运的思考,对于女性的宽容和理解,对于男权专制的抗议,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萧红独特的女性意识的起点。

1.2张爱玲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已经没落的封建贵族世家,她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过着一种堕落、腐朽与时代脱节的生活。她的母亲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女性,思想差异使他们在张爱玲十一岁时离了婚,母亲背负着对父亲的失望远赴欧洲,父亲不久又再婚。由于与继母发生口角,张爱玲被父亲毒打,“我父亲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着我,拳足相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着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后,她又被父亲囚禁半年之久,重病在身,而父亲竟坐视不管,张爱玲几乎丧命。童年的张爱玲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无助和人与人之间冰冷的隔阂。在一篇散文中,张爱玲写她小时候去看电影,电影散场了在门口等家里的车,下着雨,别的人坐在车里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们。这样一种彻骨冰冷的孤独感觉是张爱玲童年最刻骨铭心的体验,以致她一生都没能走得出去。后来,张爱玲在佣人的帮助下从父亲家逃到了母亲家,从此开始了一生的飘零。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母亲物质上的资助,但在情感上,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家园。由于母亲的经济状况不好,张爱玲很惭愧自己拖累母亲,在《私语》中她说:“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恐的未成年的人,„„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如果说童年时孤独冰冷的人生体验只是在一个模糊的轮廓上打了一个不甚清晰的底影的话,那么少女时代依附母亲的困境和无助,则为这种体验浓浓上了色。

与萧红一样,张爱玲在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上也走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张爱玲一生有过两次婚姻。胡兰成是张爱玲的初恋,当时她只有二十三岁,可胡兰成却已经三十八岁,而且还是有妇之夫。尽管胡兰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汉奸,可是张爱玲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张爱玲的婚姻仪式更是与新式、旧式都不同,除了一张纸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炎樱为媒证之外,什么都没有。她看重的是爱情本身而不是形式。可是张爱玲所托非人,胡兰成在婚后不到一年时间又与两个女人好上,并离她而去。后来,张爱玲远赴美国,幸遇赖雅,结为夫妇,但她的幸福很快又随赖雅的去世而葬送。此后,张爱玲一直一个人寂寞孤独地生活在大洋彼岸。儿时的不幸经历,孤独的生存境遇,感情的背离不契都深刻影响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使她作品充满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张爱玲擅长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本质,揭示女性深层心理,表现了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与物质生存中的苦苦挣扎。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都觉醒于童年时代。萧红在回忆童年的作品《呼兰河传》中,讲到娘娘庙的塑像的时候,表述了她独特的女性体验:“塑泥像的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乱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气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这段议论不无偏激,但一语道破了男尊女卑的历史原因,表达了萧红广泛的社会批判意 3 识。她意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女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的剥夺。她发掘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自有文明以来,男性一直左右历史,女性意识一直是被压抑的。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她的理想标准也是由男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总之,是除了她们自己之外的一切。中国妇女绵延数千年的悲惨处境,就在于女人没有独立生存意义和价值,广大妇女牺牲于代表着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性之下。

在十六岁写的短篇小说《霸王别姬》中,张爱玲将自己清醒的女性意识关注到虞姬身上,彻底否定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传统观念,将“霸王别姬”写成了“姬别霸王”。张爱玲改写了传统文学写滥了的英雄美人模式,变成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模式。虞姬想,如果项王是那炽热的喷出耀眼火焰的太阳,那么她便是承受着反射他的光和热的月亮。当项王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深夜沉思,她怀疑自己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在这里,张爱玲赋予传统的女性虞姬以现代女性思想。这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不再是项王而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虞姬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女人,对自己“为了项王而活着”并因为他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的反思和否定。很明显,虞姬不愿意继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告别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奴役。《霸王别姬》标志了女性主体虞姬的觉醒,她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可怕真相:毫无意义和价值。对于女性的她来说,自我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在世上,而是以男人“玩物”身份存在。这个身份对于女性意识已经苏醒的虞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她清楚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末路英雄,而是一个强大的男权世界。即使她能够逃脱项王的控制,她同样也会落到别的男人手中。虞姬不愿意再做只能反射太阳光的月亮,因为无论是得到阳光普照的满月还是失去太阳宠幸的蚀月,她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和价值都是被男性中心的社会所剥夺和遮盖了的。于是,虞姬决定自己做主选择自己的归宿。她选择在项王突围前拔刀自刎。虞姬的自刎是悲壮的,神圣的,她破坏了传统文学中虞姬美丽温顺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宣战。她以结束生命,放弃生存的权利来反抗男性控制下的女性虚无的生存状态。2女性观照同中有异

在创作中,萧红和张爱玲都是以纯女性的目光关注着女性,让女性成为文中的观察主体与思维主体。她们的小说,无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都是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评判的,都是由女性身份的讲述人在讲述,女性在话语中都占据了主体地位。但是,在书写对象和关照视角上,二者又体现出明显的不同。

2.1萧红关注揭示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

萧红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封建礼教、父权等多重压迫之下的农村妇女,她们的需要是微薄的,穿衣吃饭、结婚生子构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求生存的劳动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它扼杀了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欲望。出于一种强烈的性别意识,萧红对女性的描写大多是通过身体表现,不论是生育、被殴打还是自尽都与流血、伤残、贫病、变形、死亡相关联,女性的身体特质是萧红描写的重点。在这些痛苦中,作者又特别重视对女性生育痛苦的描写,她以自己深切的感受,写出了她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女性生命体验。在中国的北方农村,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历史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情感需求上得不到最基本的满足,就连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和分娩也遭到男性无情的忽视甚至憎恶。《生死场》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作者作了这样的描写:产妇“光着身子,像一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撞进来不但没有安慰,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每次遇到妻子生产,男人就醉酒撒野;他不仅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这拿那,还用水泼向产妇,“大肚子的女人,仍涨著肚皮,带著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如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一章的末尾,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炕上哭着,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 作结。在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的生产交替出现,人的生命活动降低到动物般的本能活动,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还要承受丈夫的指责甚至于打骂。女性的生育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可是萧红的小说将这一创造降低到与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泛滥。男人的傲慢、自私和性别歧视使女人成为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传宗接代的工具。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身体常常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生育,这份既不是她们能选择,又不是她们能能拒绝的痛苦,事实上对于女性来说往往是无偿和无谓的。对这种痛苦的挖掘清晰地投射出萧红对女性悲剧生存境遇的情感认同与自我体察,渗透着她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深邃感悟。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话题: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麻面婆忙着洗衣、做饭、伺候男人,唯唯诺诺,为男人忍受无休止的生育之痛,但又不敢发出任何抱怨的着叹息。这样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了女性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中,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被奴役的物件,无法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男性的理解和尊重。萧红在众多琐碎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揭示出在男权、父权的重压下,女性抬不起头来,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2.2东北原野与十里洋场的文化背景差异

萧红与张爱玲文化背景的差异,造就了二者在对女性命运观照视角上的差异。萧红主要揭示北方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侧重于对她们的身体体验和特殊生命感受的表现。张爱玲则多描写被传统父权文化剥夺了自我意识的港、沪大都市里中上层家庭的小姐和太太们,重视对女性心理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表现。

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是毫无主体性可言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之,女人的一生都生存在一系列男人庇护之下的名分之中——为女为妻为母。除此之外,她们没有其它身份,更没有“自我”可言。因此,依附男人变成了一个女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无论是豪门千金、望族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她们的灵魂都深深浸染着这种依附意识。她笔下的女性,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的自觉,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之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甘心做男性世界的奴隶。她们虽然冲出了封建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她们仍为男性世界所苦恼,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留给她们的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然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把爱欲变质为谋生的手段的女人在张爱玲小说中比比皆是,她们成天寻思和盘算如何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年轻、健康的曹七巧嫁给了瘫痪的姜家二少爷,尽管她对残废的丈夫充满本能的厌恶,但贵族大家的“正头奶奶”的虚名以及这名分所能给予她的金钱,确使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丈夫。书香门第的白流苏迫于娘家人的逼迫和生计,耍尽手段与范柳原周旋,明知对方是个花花公子,依旧为自己与他的婚姻庆幸,因为“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而且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白流苏用她的所有进行一场赌博,表面上看,她赢了,她抓住了婚姻,赢得了物质上的保障。可是实际上,她却输了自己,丢失自我沦为生存的精神空虚者。鲁迅先生曾指出,出走的“娜拉”们只有两条路可走:堕落或回来。张爱玲继承鲁迅的见解。她认为,女性不仅在物质和生存上依赖男性,而且在精神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她在《有女同车》中感慨:“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因此,即使经济独立了,女性还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社会的解放,经济的独立,更需要对几千年来形成的女性心理进行重建。张爱玲的深刻便在于她以写实的笔力洞开了一个女人何以成为女奴的内在原因,即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张爱玲从女性本体出发,通过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揭示和批判了那个时代女性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出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奴性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的角度挖掘出女性不幸的根源。她在感受、表现世俗女性生存方式的同时,进而对千百年来积淀的女性精神创伤有着深刻的认识——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人格尊严的沉沦和丧失,比起婚姻自主更为深刻,更为重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注现实中的女性,透视女性的生存价值与心态是萧红与张爱玲小说的共同主题,但又各有千秋。萧红擅长通过普通农妇求生存的艰辛和痛苦,控诉封建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张爱玲揭去封建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思怨女恶妇的文化反面,“榨”出隐秘角落的“恶”。同是反映女性存在,萧红以自身的感受去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体现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张爱玲则从女性文化心理的层面切入,挖掘出女性深层意识的陈旧与落后,表现出一种文化批判的精神。

2.3群体杀人团与个体复仇者

萧红与张爱玲从不同的视角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她们在揭示传统文化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的同时,也没忘记对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女性一方面遭受来自父权社会的践踏和凌辱,她们对此早已麻木;另一方面,对那些“不遵守世俗规范”的比自己更弱小的同性,以残忍的方式残害。这在萧红的作品中表现为“群体杀人团”。一个个迷失精神家园的女性在生存不能自主和情感无所依托双重困窘下,一步步堕落,一步步疯狂,以迫害他人的方式来反抗不幸的命运。这反映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是“个体复仇者”。

萧红笔下的女性除了要承受家庭中的痛苦以外,还无可逃避地遭受社会的舆论和谣言的迫害。小团圆媳妇原本是个健康、活泼的少女,嫁到婆家后,因为个子高不会害羞,便招致左邻右舍的百般挑剔。婆婆为了规矩她,便白天黑夜地打她。她的哀号和反抗换来的是更无情、更残酷的折磨。直到后来,她被打不再是因为她不像一个媳妇,而是因为她已经成了婆婆不顺心时习惯发泄的对象。小团圆媳妇终于被打出病来,在邻家妇女们“献计献策”的推动下,婆婆为她请来了巫医,最终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用开水烫死了。麻木的人群隔岸观火地欣赏着小团圆媳妇的苦难,如同看戏。王大姐做姑娘时像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人人夸她“将来是兴家立业的好手”,可一旦发现她没经过明媒正娶就与磨倌冯歪嘴同居,赞美之词便全翻了过来。就这样,这个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成了众矢之的。冯歪嘴的房东在数九寒天将她们一家赶出了碾磨房,在这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中,王大姐不幸死去了。在贫困与死亡线上艰难挣扎着的女性群体,被男性木然地践踏着、毁灭着,同时她们又木然地践踏着、毁灭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女性。在顽固的愚民心中,形成了一整套针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她们必定千方百计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在这杀人不见血的绞杀过程中,一切在不知不觉中理所当然地进行着的女性是看客也是帮凶。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萧红眼中,女性最大的悲哀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历经坎坷,而是她们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同。她们首先是封建伦理道德秩序下的牺牲品,然后又不自觉地成为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伸向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指出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的悲剧,不仅仅是呼兰小城女性的悲剧,还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而这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的心理和精神奴役。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仅承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同时还承受着金钱对人 8 的诱惑,这群女性大多都有一种被扭曲的病态。她们不同于萧红笔下那一群集体无意识性的女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悲的是在遭受来自父权世界的迫害的同时,她们也把这种迫害和痛苦转嫁给了自己的同性,甚至是自己身边最亲的人。《金锁记》中出生于开麻油店家庭的曹七巧,被为了金钱不顾良心的兄嫂卖给了害痨病的姜家二少爷做妻子。从进姜家起,她的生存就面临极大的威胁,她不仅要忍受厌恶之情尽心尽力伺候自己的丈夫,还要忍受来自姜家老老少少的轻视、嘲讽。她渴望得到大家的同情和认可,以便在姜家找到她的立足之地。然而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曹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另外一个曹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来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曹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她变了,变成一个人间恶魔,疯狂地报复这不公正的世界。她已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人间还有真情存在,在她看来满眼皆魑魅魍魉,于是她要狠狠地回击身边的一切。她纵容儿子长白吸烟、纳妾、逛妓院,还将自己当年遭受的折磨转而施加到长白的妻妾身上;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剥夺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教女儿抽鸦片,施计谋葬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毫无愧疚。曹七巧遭受着双重文明的压抑:以贞洁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压抑。她在两种文明之中,压抑着自己的爱情,膨胀着自己的欲望。但她意识到了这种压抑,于是她要反抗。她极端病态,极端疯狂,极端残忍。她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的一个彻底的人物。她的反抗带有毁灭性的报复,有点歇斯底里,最终自己也成了反抗的牺牲品。在毁灭了别人的同时也葬送了自己。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女性意识的两位作家,萧红与张爱玲的作品在关注女性命运、书写女性经验上都有共同点。但是,作为两位极具个性的作家,她们在思想文化、关照角度上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位是用悲悯的笔调去展示女性的生存状态,真切动人;一位用嘲讽的笔触去洞察女性意识心理,深刻尖锐。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她们的创作避开了“五四”女性直接抒写自我的“捷径”,以自己的独特步伐,走出了一条不追随主导意识形态的女性之路。

参考文献:

[1]黄晓娟.萧红的生命意识与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N].武汉大学学报,2004-09 [2]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7.[3]萧红.萧红小说全集[Z].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6.[4]萧红.萧红全集[Z].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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