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实施对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_检察技术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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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实施对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
作者:刘英杰 | 来源:中国检察网 | 更新时间：2012-8-27 22:51:18【字体：小大简繁】 210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内容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举证责任、鉴定制度、技术侦查措施、讯问活动等。检察技术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部门之一,此次修改主要从四个方面赋予了检察技术部门更广泛的职能,同时也对检察技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新的任务和挑战,怎样把握好、履行好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技术部门的职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反映突出问题,对我国检察技术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检察技术工作的新规定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检察技术工作的意义重大,即解决了长期困扰检察技术工作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简要归纳,新刑诉法直接涉及检察技术工作的新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明确规定了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证据以电子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电子邮件、网络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数据不同于传统证据种类，其具有一体两面性，在采集、固定方面有自身的特点，同时具有变造性。新形势下，新刑诉法第48条对于证据种类的分类上作出了调整，明确增加了电子证据这个概念。高科技手段获取的证据被合法化，无疑为我们打击犯罪，固定证据链有非常大的帮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对新时期的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执法理念中走出来，科学执法，专业执法。电子证据的确立，自侦中技侦的合法化要求我们技术人员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若是对电子证据我们还不会操作，那势必会影响办案的效率甚至质量。因此，在人、财、物的保障方面，就需要加大对技术人员基本的电子证据的取证方法、数据恢复检验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增加专业的、专门的技术人员，配备先进的电子证据取证的常用设备和软件工具，电子证据的获取是电子证据进入证据行列面临的新问题。
（二）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
新刑诉法第121条、第157条中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在证据的分类中，鉴定意见是言词证据。鉴定人必须出庭就鉴定意见的内容接受控辩双方的口头询问和反询问。鉴定结果是一种“意见”而非“结论”，对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查，这就要求鉴定人员坚持以严格依法、客观公正、以人为本接受监督为原则的“阳光鉴定”，增强工作透明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改进和加强检验鉴定工作。
（三）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第二章第八节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根据侦查需要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对技术侦查适用的时间、范围、程序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使技术侦查合法化, 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辅助侦查,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在收集固定证据方面的优势将显现,同时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将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技术侦查措施必将成为检察机关严惩职务犯罪的一大利器，这必将对检察机关侦查工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技术的运用，特别是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检察业务将会如虎添翼。
（四）首次增加了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规定
新刑诉法第121条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两录”工作从部门规制上升到法律层面，其重要性、严肃性和规范性有明显增强。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检察技术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检察技术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检察技术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法第48条将电子数据列入证据之列；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在第二章第八节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共五个条文。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明年重大犯罪案件也会纳入“两录”工作范围，录像次数、录像时长、工作强度比以往会有明显增加，技术部门原有一名兼职技术人员的配备不能满足工作需求。这涉及到的各方面的工作一旦开展，必将会导致检察技术工作的工作量大幅上升,对检察技术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检察技术人员将明显短缺
新刑法增加的检察技术工作方面的内容，使得检察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检察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硬件建设的步伐。不少基层院法医、司法会计、文检等传统门类人员空缺，电子证据、心理测谎、技术侦查新兴门类更是空白。没有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工作无法全面展开。对于同步录音录象高检院规定要全程录音录象录音录象且实行审录分离，而录制工作一般由检察技术人员负责。这使得同步录音录像工作量大幅度增加，不是检察机关的关键岗位，人员配备难的问题更加突出。逢到案件全面铺开，没有专职人员，兼职录制人员人手少、调配难、业务能力不高严重影响了讯问的顺利进行。基层院根本无法调配出满足工作需要的录制人员。即使解决了人员数量问题，又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案件办理密集期外，又会造成录制人员的闲置。由于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基本都是一人身兼数职，导致技术岗位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疲惫，工作积极性下降，工作效率降低，增加技术人员配备迫在眉睫。
(三)对技术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权、同步录音录像、电子证据等方面的规定,这些事项对技术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检察技术人员不仅要精通传统的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电子证据取证等方面的知识。
三、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的对策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技术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检察技术作为检察业务工作的组成部分，在配合业务部门案件侦查、证据固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执法的规范化，科技强检、信息化工作的展开，以服务其它检察业务工作的需要、以先进科学的方法推进整个检察业务的发展已经成为第一要务。在新的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必须对新的形势给予充分、清醒的认识，重新认真分析技术工作的特性，加强检察技术在检察业务中的应用，在新的检察形势要求下对检察技术工作进行创新。如何发展、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检察技术工作的作用，工作如何实现超前式定位、跨越式发展，是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目前的重要课题。为确保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守执法规范。各基层院在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出台之前,一方面要积极的向上级部门提出建议,加快对相关司法解释和操作性规范的制定工作。另一方面要结合各院检察技术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制度来细化和规范相关程序,。对整个检察技术从受理范围、委托受理程序及期限、工作方式、工作结果、工作管理、工作培训等进行统一规定，做到有章可循，有文可依。对信息化建设、技术协助及工作总结、培训等进行专门规定，使检察技术工作走向正规化、系统化，使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具有操作性。
(二)适当调整检察技术力量的配备。为应对新法实施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应对当前检察技术力量的配备进行适当的调整。各院应从实际出发,结合本院检察技术工作的特点,在充分提高现有人员素质的基础上科学的配置专业技术人员，增加人员配备，创造技术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一方面，对新进院的检察技术人才在工作上多鼓励、生活上多关心、教育培训上给机会、事业开拓上给平台，使他们感觉到被重视、被重用，在情感上滋生感恩之心，这样他们才会用心工作，工作起来会倍加努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在检察技术方面有特色、亮点的，要总结，要肯定；对检察技术改革做出重大贡献的，要给予重奖。通过有效的激励措施，让检察技术人才真正感觉到在检察机关有奔头、有想头、有盼头，从而激发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影响和带动一批检察技术人才的产生。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基础扎实、实战经验丰富、年龄结构合理、热爱检察技术工作的优秀队伍,以适应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的迫切需要。
（三）加大资金投入，更新基础设施。各级检察机关应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及时采购先进的检察技术设备，对有问题的设备进行维修和更换，对不符合新规定的设备进行升级和更新，以满足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的需要。比如，配备必要的电子证据取证设备、心理测谎仪、便携式同步录音录像设备等。
(四)加大业务学习和岗位培训力度。各级检察机关要重视检察干警对新法的日常学习, 通过集中网络视频培训、视频录像自学、各部门研讨、座谈等多种形式,全面透彻学习新刑诉法修改的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另外还应邀请一些资深业务专家和法学专家,对技术干警进行集中性强化培训。加强对办案人员和检察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同时开展模拟演练，让办案人员互相交流办案体会、方法和技巧，进一步提高技术干警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使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执法理念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
(五)完善和加强现有的检察技术，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多年来，传统的检察技术门类为检察业务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应当不断完善和强化。随着各个业务部门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精化，在准确和快捷的要求下，对技术的要求和依赖会日益严格和增强。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要求，检察技术工作重点在电脑网络信息化技术在检察业务中的运用上，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使办案更加准确和快捷成为一条必然的途径。要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入手,更大范围内加大信息库建设,提高侦查人员运用高科技侦查技术,为提高执法办案水平提供强大保障。将科学技术充分融入检察业务发展中、充分应用于案件侦查和证据核实过程，真正具体地将技术和办案捆绑起来，提高侦查水平、办案质量和效率是当今检察技术工作新形势的最显着特点和强烈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是目前被高度强调的检察技术工作，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此项任务。心理测谎、电子证据取证技术是新兴的门类，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大工作力度，使其在办案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技术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阳光鉴定”的作用,使检验鉴定过程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鉴定人员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以保障当事人有权参与到检验鉴定工作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及时获得全面、客观、真实的情况，为人民群众了解、监督检察机关检验鉴定工作开辟更加广泛直接的渠道，切实把整个检验鉴定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把严肃的执法过程变成贴近群众的工作方式，把规范的法言法语变成通俗易懂的表述，以便于民众直接监督，不断改进和加强检验鉴定工作。
刑诉法关于侦查措施规定中的两个问题
作者:朱孝清 | 来源:中国法院网 | 更新时间：2012-9-4 23:05:43【字体：小大简繁】208
【学科分类】刑事诉讼法
【出处】法制网
【关键词】刑诉法；侦查措施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修改后刑诉法在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中新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种监视居住方式；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新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特殊侦查措施。有观点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须“符合逮捕条件”，且执行中又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故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对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如直接逮捕，而没有必要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有观点认为，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法律规定其使用主体是公安机关，而不包括人民检察院，因而这两种侦查措施只能由公安机关使用，而不能由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笔者试就这两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有无使用必要问题
修改后刑诉法将监视居住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住处监视居住，一种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住处监视居住能一定程度地限制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难以有效防止其串供、毁证，因为犯罪嫌疑人与家人共居一室，其家人完全可以协助实施串供、毁证等行为，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意义不大（当然，如果犯罪嫌疑人家中只有他一个人，如裸官、异地交流的单身干部，在住处监视居住也有积极意义）。因此，对职务犯罪侦查有积极意义的主要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据法律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适用于两类犯罪：一类是无固定住处的，这主要是少数异地指定管辖的案件，少数异地的行贿嫌疑人等；另一类是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从法律规定看，能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一是数量少；二是要求高，要“符合逮捕条件”；三是审批严，要经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四是存在办案安全风险。
笔者认为，虽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之一是必须“符合逮捕条件”，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仍具有逮捕所不能代替的独立价值：第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强制措施。通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如果获取了足以证明犯罪的证据，即可转为逮捕；如果万一犯罪不能构成，则可解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种“往后退”比逮捕后“往后退”对犯罪嫌疑人和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要小得多。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除符合免赔情形外，都要刑事赔偿，而对监视居住后撤销案件、不起诉的，目前尚无刑事赔偿的明确规定。第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比逮捕更利于促使贿赂等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侦查经验表明，对贿赂等犯罪的嫌疑人适于使用逐渐加温式的强制措施，而如果采取一步到位、直接逮捕的措施，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就往往“封口”，不再继续交代犯罪事实。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在争取从宽处理的希望上要大于逮捕，因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挤清油水”，还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清退赃款，挽回国家损失。第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长于逮捕，对特别重大、复杂案件特别是某些窝案、串案，有利于缓解侦查羁押期限的紧张。此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有利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不对犯罪嫌疑人羁押的情况下降低对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措施的依赖。因此，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依法该用就用、善于使用。
当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身安全风险明显大于逮捕，它容易发生犯罪嫌疑人逃跑、自杀等事故，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无论是由公安机关执行还是检察机关配合执行，都要高度重视并确保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为此，要慎重选择监视居住的指定居所，使其能够保证办案安全；要为指定居所装备必要的安全设备、监控设备和录音录像设备，消除居所内部和周边一切不安全隐患；要培养、训练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人员，规范其监督管理流程，实现监督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对因疏于监督管理甚至玩忽职守造成安全事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可以配合公安机关执行。既然指定居所监所居住对职务犯罪侦查有独特的价值，检察机关就应积极协同同级公安机关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建造符合侦查职务犯罪需要、由检察机关专用或保证检察机关使用的监视居住指定居所，并配备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设备，以保证依法使用该强制措施的需要。
二、关于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能否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问题
修改后刑诉法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即第151条规定的：“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刑诉法把这两种侦查措施规定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但它不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而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
隐匿身份侦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隐匿身份侦查泛指侦查人员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所有侦查（调查）活动，它以获取犯罪情报、证据为目的，但在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上，它既可以直接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也可以不直接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狭义的隐匿身份侦查指侦查机关出于侦查的必要性，经机关负责人决定，选派侦查人员或选定其他公民隐匿身份，采取接近侦查对象、深入犯罪组织内部、提供犯罪条件等方法获取犯罪情报、证据或抓获犯罪人的一种侦查措施，它与广义的隐匿身份侦查的区别在于，它仅直接针对侦查对象实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隐匿身份侦查，指狭义的隐匿身份侦查，它一般包括三种方式：一是贴靠侦查，即采取接近侦查对象的方法获取犯罪情报、证据；二是诱惑侦查，即对已有犯意的人提供犯罪条件或机会，从而在其实施犯罪时将其抓获；三是卧底侦查，即采取深入犯罪组织内部的方法获取犯罪情报、证据。该三种方式在深入犯罪的程度上，卧底侦查最深，诱惑侦查次之，贴靠侦查最浅；在行为方式上，贴靠侦查和卧底侦查都是通过直接与侦查对象打交道而获取犯罪情报、证据，而诱惑侦查则是通过提供犯罪条件或机会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从而将其抓获。
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机关在发现非法或可疑的交易物品后，在对物品进行秘密监控的情况下，允许非法或可疑物品继续流转，从而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人的一种侦查措施。
笔者认为，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这两种侦查措施的使用主体是公安机关，但它可以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其理由是：首先，它有法律依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本章规定。”这里的“本章规定”，指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关于侦查的规定，具体包括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在内的各种侦查措施。其次，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侦查措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规定：“法律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活动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及窃听通讯。”这里的“秘密侦查”包括隐匿身份侦查。该公约第50条还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由于我国已批准加入该公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就是为履行该公约规定的义务而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的，因而没有理由把它们排斥在腐败犯罪侦查之外。再次，许多国家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用于腐败犯罪侦查。例如在美国，对于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除了采取查阅有关人员的财产情况外，还经常利用耳目收集破案线索和证据，派遣特工人员进行化装侦查等。在英国，根据有关判例法，在犯罪侦查包括职务犯罪侦查中，遇到常规侦查手段难以获取证据时，可以使用化装侦查、布设耳目等特殊侦查措施。在德国，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于严重犯罪包括公职人员严重犯罪，在采取常规侦查措施或技术侦查措施难以取得效果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侦查员卧底侦查、线人侦查等措施。在澳大利亚，对于某些隐秘型犯罪包括职务犯罪，除了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外，还可以使用线人或卧底侦查措施等。第四，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在以往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屡有使用。隐匿身份侦查适于用来侦查内幕性和隐秘性强的犯罪，而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其犯罪行为有职务作掩护，行受贿双方通过权钱交易都得到了好处，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加上物证、书证少，外人很难了解并揭开其内幕，因而隐匿身份侦查就常用来侦查贿赂犯罪。如侦查人员通过隐匿身份，深入商品购销、工程发包、资源分配等活动之中，探知其送收回扣、手续费、好处费的“潜规则”、“行情”和具体证据；通过在有关领域物色“线人”、“信息员”等提供职务犯罪线索；通过物色特定人员靠近行贿人，探知其行贿的真情；通过公安机关物色人员在看守所对侦查对象搞“狱侦”等。控制下交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也有使用，如检察机关通过被索贿方获悉某公职人员向其索贿的信息，就让被索贿人应约去交付财物，检察机关就在他们预定的地点落实秘密监控措施，并在他们交付财物时获取犯罪证据或者人赃俱获。
综上所述，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用于职务犯罪侦查，既有必要，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我们不应人为地划出“禁区”，设置障碍。
当然，检察机关使用隐匿身份侦查措施，一般不像公安机关那样，采取打入犯罪集团内部、诱惑侦查等方式，而是采取短期介入的方法；在介入的程度上，一般也不会太深，因而不大可能采用“可能危害公安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实施“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但尽管如此，还是要严格遵守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一是必须为了查明案情，二是必须基于侦查上的必要性，三是必须经检察长批准，四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取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作者简介】
朱孝清，单位为国家检察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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