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与中唐山水田园诗的比较_盛唐山水田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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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与中唐山水田园诗之比较----浅析王孟韦柳山水田园诗歌之异同

201109073570 徐书志

葛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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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山水田园诗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盛唐，山水诗与田园诗已经完美结合，迎来了山水田园诗发展的又一次高潮。而王孟与韦柳就是将这次诗歌创作高潮推向极致的重要诗人。本文从王孟韦柳所处的时代背景及风格特征来论述盛唐与中唐山水田园诗的共同趋向，来说明诗歌的继承性；从诗歌的内容和艺术风貌分析其差异，来说明山水田园诗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唐代

山水田园诗

王孟韦柳

共同趋向

差异

中国的山水诗，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诗经》和《楚辞》。所谓山水诗，是以山水等自然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所谓田园诗，是指歌咏田园生活，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的诗歌。田园生活作为独立的题材，进入诗歌的时代比起山水要早。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写到田园生活的诗歌是传说中唐尧时期的《击壤歌》。《诗经》中也有一些关于田园生活的描写，如《诗经·豳风》中的《七月》，《小雅》中的《甫田》、《大田》等篇开始对田园生活加以具体的描绘。《七月》中农夫一年四季的耕作、采桑、收获„„叙述十分细致。除此以外，《诗经》中还出现田园生活的片段

[1]场景，如《魏风·十亩之间》中“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这些诗句描绘的是女子在郊外采桑的劳动情景。这些作品对中唐以后新乐府系统的田园诗有很大的影响。山水一开始是作为背景描写进入诗歌创作中的（见《诗经》），而山水诗的日见成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的《观沧海》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山水诗，但是它的出现还不能标志着山水诗时代的到来。山水诗与田园诗同时成熟是在晋宋之交，其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的深化”。在一段时期，大量士大夫因为社会动荡而脱离官场，一部分文人在世俗的功利追求和个人的全身利害之间，寻求一条可以相互平衡的道路，“朝隐”的风气由此盛行。文人徘徊于出世与入世、朝廷与山水间，与自然亲近了许多。“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踌躇畦苑，游戏平林”（仲长统《昌言》下）,实际代表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想。而文人生活环境的转变，不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情趣，更加的影响到文学创作的题材。尤其重要的是，魏晋以来，玄学大盛，士人开始追求“达自然之致，倡万物之情”的人格美，人格美和自然美得到了统一。能否领略山水之美，成为衡量人格境界的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自然开始作为一种愉悦畅想的对象去被发现、被欣赏了。王羲之辞官之后，享受“山水弋钓之乐”，他认为这种乐是一种生命之乐，故“我当卒以乐死”。可见，自然之美已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诗人是东晋陶渊明，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刘宋谢灵运。田园生活虽然在《诗经》中就有所表现，并且可以看作诗歌的一种题材，但人们公认的“田园诗派”是以陶渊明为创始人，他在诗歌中讲述自己躬耕的辛劳与快乐，描绘着田园生活的悠然。由于在《诗经》中，“农家苦”是田园题材的基本内容，而“田园诗”狭义上的概念实际上是指讴吟农村宁静悠闲生活的牧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田园诗是由陶渊明开创的（并由初唐王绩所接续，主要流行于盛唐；中唐以后，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虽然数量更多，但主题又转变为反映农家疾苦）。谢灵运的山水诗主要作于入宋以后，东晋后期，虽然玄言诗中已含有许多山水成分，但毕竟还没有形成以景为主的山水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与东晋的玄言诗在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尚有一脉相传之处，但是他在诗歌中模山范水，充分反映出晋人已经领略到的却还未用文字充分表达出来的山水新意。

唐代山水田园诗走向了巅峰。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其中山水田园诗是唐代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能够体现唐代诗歌总体特色。从现存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可以看出，它们是随着整个唐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几个阶段，并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均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中盛唐与中唐山水诗尤为突出。而孟浩然、王维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韦应物、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的代表人物。下面本人从王孟与韦柳这四人的诗歌比较来分析盛唐与中唐的山水田园诗的相似与不同。

一、王孟与韦柳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共同趋向

在唐代诗歌史上，多以“王孟韦柳”四家并称历代诗评不乏其例。如“王、孟、韦、柳，均清神闲

[2]澹，了无尘俗。其派同出于陶，然亦有不同处。”（毕希卓《芳菲菲堂诗话》）究其根源，就在于四者多致力于山水田园题材的诗歌创作，在对清幽雅淡的山水景物的的观赏中，在对闲淡宁静的田园生活的描绘中，展现创作主体内心的真实情感。在精神旨趣上，追求隐逸的情调与高洁的品格；在艺术渊源上追慕陶谢；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清淡的取向；在诗歌题材上，长于五言律诗。本文在联系盛唐和中唐共同的时代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来分析王孟与韦柳山水田园诗的相似之处。

（一）时代文化背景

1．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唐王朝，是一个丰富而又复杂的王朝：它既带来了辉煌灿烂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又经历了战祸空前的“安史之乱”。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培育了继陶谢之后的第二个山水田园诗创作高潮。而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就是将此次高潮推向极致的关键人物。四人虽跨越盛中唐，却在山水田园诗中展现出共同的创作趋向，这与潜藏在复杂政治经济背后的文化共性紧密相连。本节便试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呈示盛中唐共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以更好地阐释四者创作的共性。

在唐代，文化开明，统治者推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在政治上，以儒为本；在思想领域，则是儒、释、道共存。儒家思想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在唐朝也不例外。儒家思想强调“穷则独[3]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便为士人提供了进退的理论依据。当政治清明时，他们力求上进，以立身扬名；但当时局混乱、个人受挫时，他们又明哲保身，退居田园。同时，佛教在唐代极为盛行，而唐代诸多文人，王绩、张说、孟浩然、王维、岑参、杜甫、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均或多或少受佛教影响。而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将现实人生界定为“苦”，且指出“苦”的根源来自人的欲望，因此，主张力求摆脱世俗欲望以达到心灵的解脱。此外，道教在唐代也受到重视。统治者视道教教主李聃为祖先，可见其受重视程度。道教强调回归自然、自由自适。以摆脱物累、物我两忘；在无为中又寓含有为的思想，从无为走向进取。这正符合了人生不得志的士子退而避世并以退求进的心理取向。在这一多元并存文化背景下，受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影响和科举制度的推动，士人有着积极进取、功成名就的理想；但面对官务的繁重和现实的不如意，佛老思想又为他们提供了心灵的港湾。封建士人便这样在儒、释、道的思想中游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不断寻求平衡，并将此种心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去。

与此同时，三教兼容的政策也影响到文艺思想及诗歌风貌。王、孟、韦、柳身处其中，不可避免要受这一文化政策的影响。在此主要论述佛教思想对四人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四人创作中均有所展示。孟浩然《还山贻湛法师》“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登总持浮图》“一窥功德见，弥益道心加。”点明了他对佛教思想的主动接受。而孟浩然生于襄阳，襄阳自古便是著名的隐居、佛家圣地，耳濡目染，自然也加深了其对佛教典籍的理解。王维更为明显，向以“诗佛”著称。他在《赞佛文》中说“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可知其全家都信佛，那么其受佛教影响之深不言而喻。而韦应物《慈恩伽蓝清会》“鸣钟悟音闻，宿昔心已往。”直抒其对钟磐梵呗之声的向往之意。至于柳宗元，与王维相似，亦受其家庭崇佛风气的熏染和母亲卢氏的影响。他在《送哭上人赴中压叔父召序》中自叙：“吾自幼好佛，求其道，[4]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可知其受佛教影响之深厚。在崇佛的同时他们也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纵观孟浩然诗集，有13首涉道诗，数量蔚为可观，这些诗篇，或记叙游览道观的经过，或表达他与道士间诚挚的友谊，间或有倾慕之意的流露，真实反映其儒释之外，兼涉道家。王维也曾于诗中自叙“中岁颇好道”（《终南别业》），这里的道，就是指道家哲学。韦柳二人亦是出入佛道，《寄黄刘二尊师》、《寄黄尊师》、《寄刘尊师》、《摘樱桃赠元居士时在望仙亭南楼与朱道士同处》、《寄全椒山中道士》印证了二人与道友间密切的交往，《雨夜宿清都观》、《清都观答幼遐》等则记载了他们游历道观的足迹。

总之，在唐代多元文化影响下，王孟与韦柳是不可能游离在外的，他们身上，体现着三教思想的交织与融合。这使他们如其他文人一样：一方面有着积极入世的理想，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当他们求仕无门、仕途坎坷之时，又转向山水田园寻找解脱，以求释放心中苦闷并保持高洁情操。

2．追慕陶谢

王孟韦柳有着共同崇尚的名家。很多人都知道，唐田园诗崇法陶潜，而山水诗则师法于二谢。而生活于唐代的四人当然深受时风的影响，追慕陶谢。牟愿相《小解草堂杂论诗》云：“唐人学陶者，储光羲、王昌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然昌龄气傲，宗元气惨，浩然清词丽句，有小谢之意。”指出他们对陶渊明的继承，并点明孟浩然兼学谢眺。王世懋《艺圃撷余》曰：“诗称发端之妙者，谢宣城而后，王右承一人而已。”看到了王维对谢眺发端之妙的承继，但云“一人而已”不免失之偏颇。事实上，王孟与韦柳四人在推崇陶渊明的同时，四人在吟咏诵读时也反复提到陶谢：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孟浩然《自洛之越》）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微君。（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门看五柳识，年算六身知。（王维《幕容承携素撰见过》）复值接典醉，狂歌五柳前。（王维《桐川闲居赠装秀才迪》）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韦应物《东郊》）

慕谢始精文，依僧欲观妙。（韦应物《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遥怜郡山好，谢守但临窗。（柳宗元《答刘连州邦字》）

可知，四人并未游离时风之外。而唐人对陶谢的推崇与借鉴，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对陶谢游赏山水、隐逸田园生活的向往，对渊明安贫乐道、高洁独立人格的赞赏。其二，对陶谢诗歌题材的继承与开拓，实现了山水诗与田园诗的逐渐合流。其三，对陶谢诗歌艺术（含情感抒发、艺术手法、语言风格等）的吸收与融合，取长补短，呈现出清淡自然、含蓄蕴藉的风格。王孟与韦柳，作为承继陶谢的关键人物，在上述诸方面，均有所吸收，并自成风格，将山水田园诗创作推向顶峰。正因他们的参与，山水田园这一重要诗歌题材才得以延续并发展；也正因共同的文化积淀，他们的诗篇在某种意义上才具备趋同性，存在可比性。

（二）相近的风格特征

王孟与韦柳的山水田园诗在风格特征上也具有相近性。儒释道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清空守静的审美观照方式，四者对清淡美学思潮的接受与发展，及对陶谢诸公诗歌艺术的传承与融合，使他们的山水田园诗呈现出与其它诗歌流派、诗歌团体不同的艺术风貌，表现为清淡的诗风，并为后世山水田园诗人所继承。而短小的五言体式，有助于寓情于景，写景抒情，与清淡含蓄诗风相符，为四人的常用体制。

1．清淡的诗风

“清淡” 即指人生态度上的淡然自得、泊然无为，及艺术品格上的清新自然、淡雅隽永。关于王孟与韦柳山水田园诗的清淡诗风，历代诗话不乏其例：“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者，六朝则

[5]陶，唐则王、孟、常、储、韦、柳。”而高闲、旷逸、清远、玄妙均是对“清淡”的不同解释。而这种“清淡”诗风在他们山水田园诗中的具体表现,便集中体现在写景、情感与表达三个方面。在写景上，用语雅淡，意象疏朗，意境清新，给人以较大的想象空间；在情感上，清深闲淡，含蓄蕴藉，有绅士风度；在情感表达上，从容不迫，较为和缓，不似高岑李杜那样昂扬激烈。

纵览《孟浩然集》，“清”字出现达50次之多，“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登江中孤屿话白云先生》），“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洗然弟竹亭》），“清旦江天迥，凉风西北吹”（《送谢录事之越》），“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江、风、旦、响，均以“清”饰之，可见孟浩然对“清”有着特别的喜好，而这一喜好正体现了他的审美趣味。闻一多先生在《唐诗

[6]杂论》中也说：“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再来看王维，陆时雍《诗境总论》曰：“摩话写色清微，已望陶谢之藩矣。”我们姑且找出王维的几句诗句，“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送纂毋校书弃官还江东》）“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无不向我们展现了景色的清远静美，生活的淡泊宁静，而诗人的情感，融入景中，表达委婉而含蓄，总体呈现出清淡的诗风。

在韦应物诗歌所营造的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里，亦是一个清幽洁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物象清美，色调淡远，氛围幽寂，寓含不尽情思。如他的“清露澄境远，旭日照临初。”（《秋郊作》）“落花飘旅衣，归流澹清风。”（《游溪》）“梦远竹窗幽，行稀兰径合。”（《答李博士》）无不体现了清深闲澹的风格特征。

[7] 4 正如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所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不仅仅是五言古诗，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均带有雅淡而深长的特点。他的文字朴实，抒发感情也不是汹涌澎湃，而是迂回婉转，却有着很强的感染力，风格清幽自然、含蓄深沉。如他的“新沐换轻愤，晓池风露清（《旦携谢山人至愚池》）“风窗疏竹响，露井寒松滴”（《赠江华长老》）“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清香晨风远，褥彩寒露浓”（《芙蓉亭》）均体现了这一特点。

总之，王孟与韦柳的山水田园诗，用语平淡自然，取景清幽自然，意境清新雅致，意蕴深沉婉转，整体呈现出清淡的风格，清而不腻，淡中有味，实则达到了艺术上的绝高境界，不愧为盛中唐时期山水田园诗的四大名家。

2．五言体式

纵观王、孟、韦、柳四人诗集，他们的山水田园诗，多采用五言的体式。据统计，孟浩然现存诗271首，其中五言248首，约占其诗总量的,92%（据伶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王维现存诗479首，五言366首，约占其诗总量的76%（据清赵殿成《王右承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韦应物现存诗561首，五言466首，约占其诗总量的83%（据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柳宗元现存诗164首，五言86首，约占其诗总量的59%（据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由以上数据可知，五言诗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占有较大比重。而四者优秀的山水田园诗作也多集中在这部分五言诗中，历代诗话不乏论及。胡应麟《诗蔽》称陶、孟、王、韦、柳等人的冲淡诗格“宜短章，不宜巨什；宜古选，不宜歌行；[9]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山水田园诗，如前所述，描绘的多是静美的山水景物,反映的多是恬淡的田园生活，在情感上也较为舒缓，即使有着仕隐思想的矛盾冲突，也多含蓄而蕴藉，适合用淡淡的笔调倾诉而出；加之总体追求的是清淡的风格，而这种平淡旷逸的之美，更适宜用五言的形式来表达。所以，王孟与韦柳五言体式的选择，是由山水田园诗的题材内容和整体风貌共同决定的。

二、王孟与韦柳山水田园诗的差异

在论及王孟与韦柳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共同性时，简要阐述了他们所处的总体时代文化背景。正由于其共性的存在，四者的山水田园诗在某种程度上才具有相似性，但时代文化共性并无法抹杀王朝的丰富复杂性，而盛中之际时运交移的导火索便源自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在这场争夺最高权力的叛乱与平叛的过程中，百余年积累起来的繁华一去不再，而隐藏于开元、天宝年间的种种积弊瞬间暴露。这一变动，带给士人的打击是巨大的，进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文学，作为折射现实的风向标，也随之发生深层擅变。王孟韦柳身处其中，他们的诗歌，虽多取材于远离政治的山水田园，但亦不可避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展现出不同风貌。

盛唐至中唐历史文化的变迁，赋予王孟与韦柳的山水田园诗以不同之处。历代诗评家早己注意到这两个诗人群体的不同，除将“王孟韦柳”并称外，亦将“王孟”并论，“韦柳”并提。“王孟”并论者

[10]如：“如孟浩然洗洗易尽，止以五言隽永，千载并称王孟。” “韦柳”并提者如：“以人而论，则有„„韦苏州体，韦应物。„„韦柳体，苏州与仪曹合言之。”（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由此观之，古代的学者己将同属盛唐的王孟与同属中唐的韦柳分别而论，恰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本章便着重分析王孟与韦柳山水田园诗在思想内容及艺术风貌上的差异，以展示盛唐与中唐山水田园诗的不同之处。

（一）诗歌内容的差异盛唐田园诗多描写田园风光的优美、田园生活的温馨和田园中真诚朴实的人际关系。中晚唐的田园诗则直接承接了《诗经》与《汉乐府》，开始转向对田家生活的辛劳的描写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许多作品真实记录了在那个灾难频繁的年代里农民的艰辛与痛苦，并辛辣讽刺当权者“世界末日”来临前醉生梦死的生活，具有较高的思想认识价值。

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的内容多是农民在田园中愉悦轻松的生活，明显受陶渊明诗歌的影响。王孟的山水田园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理想化的山水景物与田园生活。在他们笔下，山水田园景色是恬静迷人的，农家生活是安逸祥和的。如孟浩然的田园诗主要是写隐居生活的高雅情怀和闲情逸志，《过故人庄》是他著名的田园诗代表。其诗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诗全篇以老农邀请作客为内容，表现了朴实真挚的乡情。语言恬淡亲切，把宁静秀美的田园风光和淳朴诚挚的乡亲情谊融为一体。在本的诗作中，作者以隐士理想的目光描绘田园景色，讴歌淳朴的人际关系。

再如他的《采樵作》：“采樵入深山，山深树重叠。桥崩卧查拥，路险垂藤接。日落伴将稀，山风拂薜衣。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众所周知，深山砍伐本应是件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但在孟浩然的这首诗中，我们却感受不到采樵的辛苦。这首诗中诗人将砍柴的樵夫塑造得轻松高逸、出尘脱俗，如同世外桃源中人一般。这样的诗歌只有在大唐盛世才能吟唱出来，天宝危机以后的诗人们即便是再想如此的“潇洒”，也没有这样的底气了。

盛唐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的诗则是将诗情与画意高度统一，描写出恬静优美的农村风光。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这首诗为王维隐居辋川时所作。诗中借描绘深秋辋川山水田园的恬静风光，通过寒山、秋水、柴门、暮蝉、落日、孤烟等田野乡村景物的描写，细致生动地刻画了诗人和裴迪两个幽居山林、诗酒自娱的隐者形象，给人以强烈的画面感，表达出诗人的田园之乐和闲适心情。

与王孟相比，韦柳的山水田园诗的主题较之以往则由讴吟农村宁静悠闲的生活转变反映农村的凋敝与农民生活的疾苦，语言也更加通俗平易。如韦应物的《晚归洋川》《闲斋对雨》《东郊》，柳宗元的《秋晓行南谷经荒村》《郊居岁暮》《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等都是折射安史乱后山川凋敝、反映农民稼桔之苦的佳作。韦应物的诗虽然在思想程度上超出陶诗，但更多体现出了莫大的悲哀、自愧自责。如《观田家》：“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在这里，诗人并没有一味歌颂生活的闲适和景色的秀美，而是将田园苦引入田园牧歌。“田家几日闲”突出了田园劳作的日复一日，“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点明了田间劳动的辛苦，而“仓凛无宿储，摇役犹未已”则体现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并揭示了赋税摇役的沉重，层层深入地反映了农家生活的状况和社会的真实面貌，此处的山水田园己不再是诗人心中幻想，而沉浸着现实的意蕴，并流露出韦应物对百姓群众的体恤与怜悯。整首诗体现了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可以看作是中唐田园诗主旨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样的诗歌与王维、孟浩然陶醉于田园生活的诗相比，自然就缺少了那一分自然愉悦、怡然自得的气象。

柳宗元的《田家三首》体现了中唐新乐府诗揭露现实，反映民瘼的时代精神。其三：“古道饶获葵，萦回古城曲。寥花被堤岸，阪水寒更澡。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收。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行人迷去住，野鸟竞栖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今年幸少丰，无厌擅与粥。”这首诗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深秋傍晚荒城古道边的郊野风光；杂草覆盖古道，道旁河流清冷，收获己毕，游子、鸟儿在寒冷的秋风中寻找栖身之所，处处透露着萧疏与悲凉，这恰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末句“今年幸少丰，无厌擅与粥”以田翁庆幸能有擅与粥招待客人的心理，反衬乡村生活的凋敝，展示农家生活的实况，含蓄而又真实，委婉却又耐人寻味。《田家·其一》《田家·其二》中的“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等语句道出了农民的辛苦与贫困，暴露了官吏搜刮农民的血腥罪恶，揭示出掩藏在田园风味背后的悲惨现实，可以当作中唐田园诗的代表。他的田园诗内容与盛唐田园诗中对农家生活富足安康的描述有了很大的差距。

（二）艺术风貌的变化

受时代风气影响，与思想内容上的渐变同步，王孟与韦柳的山水田园诗在艺术风貌上也发生了变化。诗中流露的情感基调，由蓬勃昂扬、安逸明朗转向清冷孤寂、沉郁凄凉、幽怨不平之气渐渐灌注其中。简言之，由“安以乐”到“哀而怨”。

《礼记·乐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11]民困。”指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诗歌的内容、情感、风格会有所不同。安史之乱使唐帝国转瞬间由繁华步入衰瑟，由治世进入乱世，与之相应，战乱前后诗歌的情感基调也发生转移。“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所代表的欣欣向荣的盛唐诗风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似的清寒寂寥的中唐之音。王孟与韦柳的山水田园诗情感基调的变化，正反映并揭示了这一演变轨迹。

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的盛世达到顶点，诗歌更是达到全面繁荣。在这一时期，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一批山水诗人的涌现将山水诗歌的艺术成就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继承晋、宋以来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的创作传统，形成了具有共同题材内容和相近艺术风格的诗歌流派。他们的诗歌重在发掘自然美，表现悠远自得的情致，创造出物我浑然的境界。总体看来，盛唐山水诗语言清新而韵致高远，格局阔大且气象万千。孟浩然便是盛唐山水诗派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山水诗很贴近于自己的生活，出现在孟浩然诗中的景物描写似乎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更加显得随性而发、不加雕饰。

孟浩然，是一纯粹的盛唐诗人。他的山水田园诗，受盛世繁荣富足、强大昌盛国力的滋养，受此期昂扬向上、积极乐观风气的熏陶，带有安逸祥和的情趣，乐观开朗的情调，境界阔大，格调明朗，总体呈现出“安以乐”的基调。如《晚泊浔阳望庐山》：“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这首诗色彩素淡、浑成无迹，被后人叹为“天籁之作”。这样的诗语句自然纯净，淳朴而内秀，很让人领略到“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再如他那首著名的《岳阳楼》中形容洞庭的壮观：“八月湖水平，含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前四句中诗人超出了视野的局限，将整个身心融入了宇宙的深处，以去感受洞庭湖云气蒸腾、天水混沌的气势和波涛涌起而撼动岳阳楼的伟力。全诗以开阔的胸襟，雄浑的笔调，抒写了八月洞庭湖云气蒸腾、波涛汹涌的景象。首联领联，将洞庭湖容纳百川、汪洋浩瀚的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蒸”“撼”二字，在突出湖面广阔之余，增添了动感，极富生机与活力。诗境宏伟壮逸，洋溢着勃勃生机，展现出盛世昂扬向上的时代气息，活泼开朗的士人风貌。

王维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巨匠，他多才多艺，山水诗在他的笔下达到了顶峰。王维早岁春风得意，充满着建功立业的志向，又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表现在山水诗上则是选取雄伟壮丽的高山大川来加以描绘，用以寄托他豪迈开朗的思想感情，这一切同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的开元盛世是一致的。王维的山水诗代表作则为《山居秋暝》，此诗如轻盈淡远的音乐，又如飘渺空灵的妙境，充满着诗情画意之美：“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是以写景为主，全诗写出了山、雨、秋、月、松、石、竹、浣女、莲、舟等景物。诗歌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景，就表现出了寂静的山林，清新的空气，迷人的黄昏，抒发着诗人对超脱、闲适的生活的向往。进一步描写了月光挥洒，清泉畅流，更使人增加了对松林、山石的留恋。浣女的笑声，渔舟的回归，使这极静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生机活力与浓郁的生活气息，充分地体现了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情趣。诗人捕捉了景物中最优美、最动人的一刹那，随意挥洒，毫不着力地写来，却是如此形象生动，韵味无穷。他的诗把写景与抒情、自然和工丽完美地统一起来，以一种高度净化的美的意境，以及旷逸恬淡宁静和谐的情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盛唐气象。如果说，孟浩然的《岳阳楼》以壮阔气势取胜，代表了盛唐人蓬勃向上的一面；那么王维的《山居秋暝》则以恬静内蕴夺魁，象征了盛世安乐闲适的一面。从总体上来看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呈现出一种“安以乐”的情感基调。韦应物生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而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也就是说，诗人少年时曾目睹了盛世背景下的承平景象。但不幸的是，他又长于乱世。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大唐由繁荣跌落谷底，隐藏于开元年间的重重危机瞬间暴露出来。昔日的繁华与乱后的残破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强烈的心理落差与战后痛定思痛的情绪使其部分山水田园诗蒙上了悲凉哀伤的阴影，流露出一股不平之气。而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远州，期待有所作为的理想化为泡影，其悲剧苦闷的一生及无法释怀的痛楚赋予其山水田园诗以幽怨的色彩，不平之气更为显露。他们山水田园诗中共同体现的这股不平之气,就是“哀而怨”的情感基调。

只要随意拈出二人部分诗句，如写黄昏景象韦应物的诗句“寒山独过雁，暮雨远来舟”，“沉沉暮色至，凄凄凉气入”暮色与寒雨、孤雁、凉气交织，共同营造了凄凉哀怨的氛围，与王孟夕阳笼罩下的祥和形成强烈反差。同是写惜花悲秋的佳句，“萧条凉叶下，寂寞清砧哀”（韦应物《秋夜二首》）“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柳宗元《秋晓行南谷经荒村》）注悲情入悲景，字里行间渗透着丝丝寒意和哀怨不平。尤其当寒夜醒来之时，外任的无奈，迁滴的苦闷，更能引起诗人的愁绪，如柳宗元的“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清怜集浓露，枕章凄已知”便是这种感想的真实写照。无需结合上下诗境，我们也能体味到其中蕴含的阵阵凉意。总言之，在他们的山水田园诗中，已渐渐退却了盛唐诗人的昂扬乐观，呈现出凄凉伤感“哀而怨”的新特点。

结论：

王孟与韦柳四位诗人，继承陶谢开创的山水田园诗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结合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推向顶峰。他们不拘于因袭，总是力图在其中融入自己的特色，带有时代气息，并反映出社会风尚。王、孟、韦、柳，作为唐代最重要的山水田园诗人，以他们的创作实践，给当时和后世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上承《诗经》、《楚辞》及汉赋中描摹山水景物的方法、吸收魏晋南北朝诸子山水田园诗的优势，尤其将陶谢二人加以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使一度绮艳化的诗风变得清淡自然，构成了唐诗史上的重要一环。同时，王孟韦柳山水田园诗在内容、和艺术风貌上又有着不同之处。中唐山水诗歌正是因为有盛唐坚实的基础和盛、中唐时期的客观条件才得以繁荣发展的。唐代的诗歌才因此更加精彩纷呈，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精神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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