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冲击_基督教对民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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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

指导老师：崔文东

大学中文B5 114020202 陈翊嘉

公元七世纪时，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此后基督教几经波折，终于在元朝盛极一时，然而随着元朝的灭亡又销声匿迹。近代西方宗教再一次传入中国并取得发展，不能不提利玛窦的功劳。利玛窦是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他有才华器量，同时又精通中文，因此他的传教事业相比其他传教士要顺利得多。据历史记载，利玛窦来传教，颇有几分弥赛亚情结，比如他曾经自称：“我们耶稣会同人依照本会成立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发动者精神战争的第一人，便是本会的沙勿略神甫。„„”1利玛窦怀着从精神上征服异教徒的理想来到中国，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一条路并不平稳，至少不如他想象中那么平稳。1584年9月13日他谈到：

“„„除去从远古流传的教门以外，在中国还有三种不同的教派，内中以儒教最为通行，大概这些崇奉儒教的学者，都不信灵魂不死，并且不信有鬼神。他们只知道尊敬负载养育人类的天地，并不盼望得到天堂上的幸福。”2

利玛窦的感叹可谓一针见血。基督教从传入中国大地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与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一起，分享许多恩怨情仇。

（一）基督教与儒教思想观念的异同

天主教和基督教虽然组织方式不同：天主教受着罗马教廷的管理，基督教相对而言较为独立；但是它们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规定教徒必须信仰上帝和永生，同时对救世主耶稣基督也要怀有类似的信仰。因此，为了方便文章的讨论，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将天主教和基督教统称为“基督教”。

基督教起源于受罗马统治下多灾多难的叙利亚，因此，它在诞生之初就带有很强的出世信念。基督教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个主宰一切的上帝，人们应当对他深信不疑，并且多做善事以消弭自己与生俱来的“原罪”。但是它同时又认为人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自己的“原罪”的，于是就又有了救世主耶稣代人类受过之说。基督教还强调灵魂不灭，认为人是有灵魂的，那些做了善事的信徒，死后灵魂将会升入天国，享受无尽的快乐；而那些作恶的人，死后灵魂将会堕入地狱，受到万劫不复的惩罚。灵魂不灭说将基督徒的生活重心由尘世转向了一个只在信念中存在的天国，信徒在尘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使灵魂能在死后升天。因此基督教 12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相对而言是较为出世的，它尤其强调忍耐与博爱：“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3除此之外，基督教还有着各种各样的戒律，其中最著名的是摩西十诫，它的第二条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基督教是带着这样的教义进入中国的，那么，中国主流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

儒家文化与基督文化的最大不同，或许就在于它并不主张有灵魂，也因为如此，人在尘世就必须好好生活。这种生活态度不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国，而是为了一种顽强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通过刻苦地修炼自身，一个人最终可以达到“至善”的境界，使万民相安，与天地同存。就是对于所谓的“鬼神”，创始人孔子也抱着谨慎的态度：“子不语怪、力、怪、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4因此，在虔心信奉儒教的中国，要使一个正统知识分子相信有鬼神已经是难上加难，何况是一个上帝呢？有些人认为上帝与儒家所指的“天”类似，这其实是片面的说法。基督教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宰，世间万物都起源于上帝，并且上帝可以作出道德裁判；而儒家并不认为“天”是万物的本源，一个义理化的“理”才是万物的本源，类似于现代所说的“自然规律”，而且顺应天意并不一定意味着道德高尚：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直接联系的，顶多是为人的行为赋予了一定的正当性而已。不仅如此，儒家将孝道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因此祭祖祭孔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受到相当多中国人的信奉。而对于这种习俗，基督教是完全禁止的，因为它与摩西十诫第二条相悖。

因此，当基督教进入中国时，注定会遭遇中国文化传统的敌视，中国文化传统也注定会经受基督教对它的挑战。

（二）国人对于基督教的排斥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中国人发生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于是将基督教义加以修改，添加了不少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如他所写的《天主实义》中就有这样的 34 《圣经·路加福音》6：

27、6：28 《论语·中庸》、《论语·先进》 语句：“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社交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他在向万历帝传教时也说：“上帝就是你们所指的天，他曾经启示过你们的孔丘、孟轲和许多古昔君王，我们的来到，不是否定你们的圣经贤传，只是提出一些补充而已。”5他深知，如果不将基督教义加以改动，别说在中国老百姓中传教，就是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教，都几乎不可能。此外，他还作出明确规定，允许中国教徒保留他们的大部分习俗，包括祭祖祭孔。尽管利玛窦已经作了如此让步，国人对于基督教的敌意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直接导致了1616年的南京教案。

南京教案发生时利玛窦去世不过六年之久，继掌教务的龙华民开始完全禁止教徒参加各种祭祖活动，因此激起了相当大的反教思潮。其中，黄贞写《破邪集》加以攻击，认为基督教破坏中国伦理纲常；礼部尚书沈隺上疏《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要求禁绝基督教，理论依据是尚书、尧典、舜典：“„„未闻有七政而可各省为一天者。今彼夷立说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为一天。„„其为诞妄不经，惑世诬民甚矣。”6除此之外，沈隺还抓住祭祀祖宗这一要害问题进行攻击，使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臣又闻其诳惑小民辄曰，祖宗不必祭祀，„„今彼直劝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由前言之，是率天下而无君臣，由后言之，是率天下而无父子。何物丑类，造此矫诬！盖儒术之大贼，盛世所必诛„„”7从中可见儒生对于基督教排斥之激烈，更可见基督教教义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冲击之激烈。中国自古以来并不缺少外国传入的宗教，但是如此直接地抵制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除基督教外还从来没有第二个。基督教所宣传的“博爱”，直接对儒家强调等级制的“仁爱”观念造成了冲击；基督教所宣传的父子分居，直接对儒家强调的“孝悌”之道造成了冲击；基督教所宣传的摩西十诫，直接对儒家强调的祭祖之礼产生了冲击„„凡此种种，都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国人反基督教的种子从此种下。

鸦片战争之后，国人越来越将基督教视为外国侵略势力的代表而加以攻击，但这其中夹杂着很多的民族情绪，而与基督教和文化传统的内涵冲突无关，因此本文不加以讨论。

（三）基督教的“本土化”及其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督教在中国的推广过程中，外国传教士始终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外国传教士不仅垄断了对于教义的解释权，更垄断了中国教会事务的管理权。就算有宽容中 56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7 《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国文化传统的教士，那也仅占极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是敌视的。如一位外国传教士所说：“吾非除旧何由布新？欲求吾教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8因此，如果要改善中国文化传统与基督教的水火不容的局面，非由中国教士担此重任不可。一来中国教士自小浸淫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天生的包容性；二来由中国教士主导对于基督教义的解释，更能引起同是中国人的民众的认同；三来由中国教士管理教会，正可以与外国势力撇开关系，将外国势力如罗马教廷对本土教务的干涉减到最低程度。

随着中国基督教会自立的呼声越来越高，1906年，俞国桢等爱国教徒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耶稣教自立会”。1906年出版的《中外日报》刊载了这个重要的事情，其中有提到他们的主张：

“„„宗旨：本会既命名自立，凡事不假外人之力，俾教案消弭，教旨普传，及调和民教，维持公益，开通民智，保全教会名誉国家体面为目的。各会华教友无分彼此，不限区域。以期联合同志，鼓舞自力之精神，建立自强之基础。

记者按：耶稣之流行中国，近已如百川之东注，非复人力所能阻止。吾人对于耶教，当视为世间宗教之一种。故不必存震惊之意，亦不必存阻止之思。惟与其中西人深入内地传教，则诚不如由华人自行传教之为愈。传教者既为华人，则同居天覆地载之中，即同在中国子民之列。即猝有事故，要非他国所能干预。而割地失权偿费赔款之事，应可不致再见。识时者忧国家之多故，为未雨之绸缪，将以惩前毖后，正本清源，则自立会之设，应亦未可缓耳。”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开端。从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就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轨道，一条轨道由外国传教士主导，另一条轨道则由中国传教士主导。前一条轨道在建国之初就完全断裂了。公安部门于1951——1953年间，先后把外国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至此，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才完全胜利，它除去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中的一大障碍：民族认同感的缺失，而民族认同感又是外来宗教在本国存活传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只要国人能够从心理上接受一个由中国教士主导的外国宗教，那么，对于这外国宗教教义，也就会少了许多违和感，而违和感又是由生长其中的文化传统引起的。因此我们认为，基督教本土化运动缓和了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

（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共存现状

查看过史料的人可能都会对下面这一条史实感到疑惑不解：相比建国前基督教在中国与文化传统势不两立的局面，建国后两者似乎都变得更宽容了，能够在一起共存了，还有不少 8 《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676页 人皈依基督教。其实，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国家，表现在多种宗教能够并存于中国，甚至并存于一个人身上。在中国，做一个多神论者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既信奉佛教又信奉道教；一个人可以既为佛祖敬香，又在天师的感召下打坐修行。或者不能说中国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国家，而应该说在中国，几乎没有纯粹的宗教。中国人对于各种超自然的宗教，其态度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多少诚笃的信仰，只是为了实用做一做表面功夫而已。就如同帕斯卡赌注描述的那样：“为什么说相信上帝存在更大的好处呢？因为在人相信接受上帝存在的前提下，如果上帝存在，人就能上天堂，如果上帝不存在，上帝的相信者与非相信者得到同样的结果，但如果上帝存在，人却没有接受上帝，人就失去了上天堂的一切机会。”在宗教失灵的极小风险和灵魂升天的近乎无限的回报下，人一般都会信仰宗教，但不会从根本上认同它的教义。在中国，除一般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僧侣、道士外，没有人真正信奉佛教或道教。至于人民举行佛教或道教的仪式，都是出于恐惧或诱导。基督教也不能幸免。故虽然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文化传统一直磨擦频频，但终究能够在中国立足和发展，且不至于对文化传统冲击太过。这是基督教能做到与文化传统并存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的发现是受了下面这一段话的启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洋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的全部内容，那就是：仰仗强权侵略的基督教文化与遭受强权侵略的儒家文化的冲突。在这里，只要中国还在遭受着强权侵略，洋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就不会向非对抗性转化，更不会消失；同样，只要儒家文化尚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洋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就不会向非对抗性转化，更不会消失。”9建国以后，强权的侵略已经被基本扫除，基督教也基本完成了本土化，那基督教是否就因此能够跟文化传统共存了呢？不，除了这一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新文化运动，以及建国后的几次大规模文化运动中，中国的文化传统遭到了沉重打击，以至于在50—70年代这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大陆的文化传统几乎断层，改革开放后文化传统才逐渐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已经远远不能达到鸦片战争前那种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了。相应的，文化传统已经不再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发动一场针对基督教的战争了。而基督教经过本土化改造，其内涵也更加适应了中国的现状，不再像以前那样屡屡对文化传统构成挑战。所以，原本互为劲敌的两大文化，一个经过了本国人改造，另一个遭受了本国人的重创，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基督教和昔日的文化传统了。也正因为如此，两大文化在建国后才能和平共存。《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679页

（五）结论

应当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对文化传统的确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的力度比之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力度，简直是天壤之别。而基督教也说不上在中国传播了平等及博爱等先进思想，这些工作，主要是由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来完成。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中，其与文化传统冲突主要体现在鸦片战争发生前的教案——在这些教案中，国人用以反对基督教的思想武器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主；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发生后，国人反对的口号则完全不是儒家的口吻了。因此，基督教对文化传统的冲击，不仅具有程度有限性，而且还具有时间有限性。

那么，基督教在未来有没有可能构成对文化传统的挑战呢？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但是我们认为，形成这种挑战的条件很难具备。首先，人民必须再次重树对于文化传统的信仰和基督教的信仰，并且这种信仰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他们不能接受除了自己所信仰之外的其他思想文化，而这种情况在已经接受了思想启蒙的中国再次发生简直是难上加难；其次，随着国家对于宗教事务的干预日益增强，一个外来宗教若发展壮大，必然接受国家的各种约束和管理，如此一来，其再次冲击文化传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工作。由于截稿日期较近，无法查阅更详细的资料，如有不足，欢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