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的文脉_部编版苏州园林

2020-02-29 其他范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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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的文脉

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金三角的苏州,杏花春雨,田土膏腴,人口富稠,得天独厚。春秋时期吴王就凿池为苑,开舟游式苑囿之渐,但越王句践一把火烧掉了姑苏台,只剩下旧苑荒台供后人凭吊,苏州的“王气”似乎也随着姑苏台一起化为了历史,苏州渐渐远离了政治中心。晋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彬彬为盛,苏州又渐渐成为温雅富贵的人间天堂。诞生于东晋的苏州私家文人园林,在“大吴胜壤”的滋育下,迈着蹒跚的步履,经历了数千年的跋涉,走到了辉煌的巅峰,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乃文人园,是“士”文化的艺术载体。士即知识阶层,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代表士的原型①。当士以其独特面貌出现于其他社会群体面前时,即萌发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风节操守意识和“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士志于道”,未被异化的士恪守士道,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他们汲汲追求人格的完成与完美。但专制王权和士道之间的冲突时时发生,士道难伸,志难展,精神上的苦闷引起了对自由王国的向往。早在《论语》中就出现了“避世之士”、“逸民”、“隐者”等,他们或因看不惯剧烈的社会变革而隐,或为清高自守、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隐,或隐居以干禄。春秋战国时期,士的趋向常常关系到国家的成败,所以当时士君关系比较平等,可以不从征召,不应聘命,也完全有权利择主而事,而不是依附于某一个君主,因而具有较为独立的人格以及优越的社会地位。

苏州私家园林与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同时诞生于血与火交织的魏晋时期。那是一个既重哲理,又执著于审美情感艺术实践的时代,是人的意识、人的本质力量觉醒的时代。人们深情于人生,常常在寻求人的精神的永恒与肉体的永恒,甚至将自然之理置于皇权之上,强化了人与客观自然的联系。在这种隐逸文化的精神气候下,士人啸傲行吟于山际泽畔,体会自然真谛,讲究艺术的人生和人生的艺术,诗、书、画、乐、饮食、服饰、居室和园林,融入到人们的生活领域,普遍追求“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②的高品位的精神生活。于是,士人的山水园林,作为士人表达自己体玄识远、高寄襟怀的精神产品,如雨后春笋,绽芽破土。士人在园林中,既可享受山水之乐,又能免跋涉之劳,并在营造第二自然中得到艺术的乐趣。

南方吴姓士族受侨居大姓的控制,在东晋政权中不占主导地位,但其代表家族如吴郡的顾、陆、朱、张也分得了一杯羹。据《抱朴子》记载,苏州顾、陆、朱、张四大姓的庄园,都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伎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顾氏为四大家之一,辟疆官郡功曹、平北参军,性高洁。顾辟疆园,当时号称“吴中第一私园”,以美竹闻名,文徵明《顾荣夫园池》用“水竹人推顾辟疆”称美,也有“怪石纷相向”③。辟疆园已经属于家宅中的园林了。与之齐名的是刘宋时名士戴禺而的宅园。戴禺页的父亲戴逵,出身士族,然终身不仕,而且傲视权势之人,《晋书》将其列为“隐逸”。戴逵是当时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善铸佛像及雕刻,曾积思三年,刻高六丈的无量寿木像。他的儿子戴勃和戴禺页都在当时有高名,他们继承了乃父的道德和艺术,山水画虚灵、疏淡,更是著名的雕塑家。戴禺页“巧思通神”,早年随父亲客居浙江剡县,兄死后,卜居苏州齐门内,据《吴郡图经续记》载:“士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三吴将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泽,堪行便去,不为矫介,众论以此多之。”

乱世中有条件肥遁于庄园、闲居南村者,“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著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④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古典园林艺术从自然山水园向写意山水园过渡。盛唐吴画家张擅写山水泉石,高低秀丽,咫尺重深。他在所著《绘境》书中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创作理论,“外师造化”即获得自然之道,“心源”则借用佛经《菩提心论》中用语,指不为妄心所扰的虚静心态。意思是说,只有对大自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体验,才能领悟自然的本性和真谛,才能有创造的源泉;但必须将领悟到的自然造化,通过内心的融会贯通,提炼升华,用创造性的想像,构思出有意境的形象,使其具有审美价值,所以,“中得心源”是关键。强调了将外在于心的“道”,内化为众生之“心”,运用到艺术上,则强调了“心悟”、“顿悟”等心理体验,艺术成为一种自娱的产物、寻求内心解脱的一种方式。

宋文人在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的理学的影响下,认为“惟其与万物同流,便能天地同流,”⑤如郭熙、郭思《林泉高致》所称:“林泉之志,烟霞之侣”、“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氵晃漾夺目,此岂不快意实获我心哉”。寂寂渡口,疏疏人行,萧条古寺,松林佛塔,都那么安宁平静,人与自然是那么娱悦亲切,“山居之意裕如也”,士大夫追求儒雅,厌弃“金玉锦绣”、错彩镂金,嗜尚“蔬笋气”、山林气,欣赏出水芙蓉,雅淡神逸,鄙视粗俗的声色狗马、朝歌暮嬉的感官享受,热衷于园林雅赏、书斋雅玩,这样,宋代的士大夫文人构筑起宇宙间最美好、最精雅的境界,虽丈室容膝,却可六合神游。诗画渗融的写意式山水园林走上了精雅一途。苏州是宋代文学的中心之一,文人以诗画入园,私家文人园有50多处,园林中一丘一壑自风流,一草一木皆有情。其中大多属于“归来”主题:蒋堂的隐圃、叶清臣的小隐堂、程致道的蜗庐、胡元质的招隐堂、范成大的石湖别墅、史正志的渔隐……朱长文有别业“乐圃”,他自己撰文阐释道,他“乐”的是春秋隐士长沮、桀溺的田耕之乐,商山四皓采芝隐逸之乐,严子陵、郑弘渔樵之乐,陶渊明、白居易隐居之乐。他在邃经堂中讲论六艺,在“琴台”弹琴、墨池亭挥毫,“钓渚”垂钓,徜徉于鹤室、蒙斋、见山冈、华严庵、草堂、西丘、笔溪、招隐、幽兴等景点,看花赏月。园内树木众多,“高或参云,大可合抱”,并且姿态各异;花卉药草,名类繁多。苏舜钦在北宋激烈的党争中无罪遭贬,遂将满腔政治愤懑写入了“沧浪亭”三字题咏中,他既有如屈原般忠而被谤、无罪被黜的遭遇,自然对渔父之歌产生了思想共鸣,他也要“潇洒太湖岸”,扁舟急桨,“撇浪载舻还”,做一名渔夫,“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

自此以后,隐逸文化精神成为苏州园林的主旋律。

经过宋元易代的苏州士人,信守着夷夏防线,又失去了传统“学而优则仕”进身之路,思想苦闷,民族情绪终元之始,没有稍减。士人中假客于江皋,缨情于好爵者有之,厌恶世事、避身远祸者有之,隐逸林泉,高蹈全志者有之,既然是兴亡千古繁华梦,那就去做酒中仙、林间友、尘外客,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去享受松花酿的酒,春水煎的茶。

元末的苏州,在统治者“以功诱天下”政策的激励下,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舶。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⑥马可波罗惊叹苏州“漂亮得惊人”。文人士大夫受商业文化的浸染,已经不再像许由、庄周、陶渊明那样,去隐居山林、田园,而是依附于城市,流涟于市井,辗转城镇,交游唱和,笙歌玉宴,以“得从文酒之乐”为幸事。诗人杨维桢诗曰:“贫贱易屈,贵富易淫。故大隐在关市,不在壑与林。”⑦追求不受利禄束缚的纯真之心、逍遥之身,“隐丘复事王侯”及时行乐和辞官退隐,讥陶、汉之邵平“占清高总是虚名”。时江淮、杭州畔烽烟四起,富贵而淳厚的苏州,就成为达官贵人、豪隽之士与夫羁旅逸客首选之地,且元末在吴地称王的张士诚及其重臣,“颇以仁厚有称于其下,开宾贤馆,以礼羁寓”,“一时士人被难,择地视东南若归”。于是,姑苏、昆山、华亭等林薮之美,池台之胜,远近闻名。江南小城镇吸引了大批士

人,促使小城镇文化的兴盛和城镇士人园的发展。⑧

明初,朱元璋以各种方式屠杀、摧残吴中文人,吴中文人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吴中四杰”、“北郭十才子”等几乎都无善终,士人朝不保夕,出处皆危。“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至抄答刂”,⑨“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士,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君臣关系成为主奴,士大夫动辄受杖刑而死,文徵明于嘉靖三年(1524)在北京任待诏时,写给其岳父的信中说,为了是否应该在皇太后的尊号上更改几个字,竟“杖死者十六人……充军者十一人……为民者四人”。残酷的现实,使士人惊悚、抑郁、彷徨、苦闷,逐渐泯灭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崩溃了政治自信心,却在心灵深处日益确立起以自然、适意、清净、淡泊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以企求内心得到平衡。隐逸文化心态,成为地域性的文化精神。无论是归隐下野者还是官至宰相者,都将“治园亭,杂莳花木”作为一项高雅的文化建设活动。吴宽“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⑩与东晋名士风度毫无二致。至于绝意仕途、适情任性的苏州文人则出现得更多。他们“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11],放达孤傲,不随时俗,给个人的心灵空间注入拓张、驰骋的活力。这种隐逸文化心态,自明至清,稳定地成为地域性的文化精神。吴地文人大多为诗书画全才型的人物,对生活和艺术有着独特的追求,善于将内心构建的超世出尘的精神绿洲、精心外化为“适志”、“自得”的生活空间的能力,于是,这一方方小园,成为一篇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官至内阁重臣的王鏊,“以志不得行归里”[12],在苏州东山陆巷村筑园,林泉之心愿始得满足,欣然以“真适”名园。园中全以湖光山色、风月禽鸟、稻蔬花木成景。诗曰:“家住东山归去来,十年波浪与尘埃”,“黄扉紫阁辞三事,白石清泉作四邻”[13],自此过着“十年林下无羁绊,吴山吴水饱探玩……清泉一脉甘且寒,肝肺尘埃得湔浣”[14]的生活。

主中吴风雅之盟者30余年的文徵明,54岁时曾授职翰林院待诏,他目睹了官场的凶险和黑暗,十分直白地说:“谁令抛却幽居乐,掉鞅来穿虎豹鞋。”旋即辞职,57岁时获准南归苏州,写了一首《还家志喜》:“绿树成奶径有苔,园庐无恙客归来。清朝自是容疏懒,明主何尝并不才。林壑岂无投老地,烟霞常护读书台。石湖东畔横塘路,多少山花待我开。”不啻一首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他自构玉磬山房,以翰墨自娱,也在父亲的停云馆内会友论文。

明太仆寺卿徐泰时,因“慷慨任事,直往不疑”,对工部尚书的奏章也“指摘可否”,还“笔削之”,得罪了上司,遭弹劾归吴,“一切不问户外,益治园圃”,筑东西两园(东园即今留园前身),与好友袁宏道、江盈科等“置酒高会”。

布衣终身的沈周,以书诗画传家,在相城西宅构园“有竹居”,作为读书论文、会客的地方,他在《庐山高图》诗跋中写道:“英名利禄云过眼,上不作书自荐,下不与公相通。”孤高绝俗。因科场案受牵连遭牢狱之祸的苏州才子唐寅,彻悟了人生,“此生已谢功名念,清梦应无到古槐”,筑圃桃花坞,自号六如居士,名园为桃花庵,日饮其中。“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拙政园主王献臣为弘治进士,迁为御史,因弹劾失职武官,被东厂(明特务机构)所诬而被降职、贬谪,正德四年(1509)失意回乡。自比西晋潘岳,“余自筮仕抵今,馀四十年,同时之人或起家至八坐,登三事,而吾仅以一郡亻卒老退林下,其为政殆有拙于岳者,园所以识也。”[15]

明末文徵明曾孙文震孟为天启状元,官至副宰相。他为人刚方正直,是复社人员,因反对阉党专权,曾先后触逆了天启、崇祯的三位权臣,连遭廷杖、贬职、调外以至削职为民等处罚。他筑药圃(即今艺圃),以《楚辞》香草名园,以示洁身自好。其弟文震亨构私园径名香草王宅,结构殊绝,时被誉为“尘市中少有的名胜”。他们的书画格韵兼胜,咸有家风。

清代文人基本沿袭着苏州园林的隐逸文脉,继续高吟田园诗,重谱《渔歌子》。他们一蓑烟雨任平生,愿意当渔父,如网师园,网师就是渔翁,在中国文化中的渔翁,早就是隐栖江湖的高士的标志了。愿意在城市一弯夫妇耦耕桃花源(耦园)。他们像陶渊明一样淡泊,乐天知命,审容膝而易安。“卷石与勺水,聊复供流连”(曲园),壶园、残粒园、一枝园、半枝园、纟见园、半园等

都表示了知足的心迹。

闲静轩窗靖节诗,萧疏树石云林画,这就是苏州文人园的神采。优游徜佯园中,你会感受到古代文人搏动的心跳,聆听到他们的感慨隐忧。

今日苏州,又出现了“当代版”私家园林[16],如画家叶放筑南石皮记庭园,蔡廷辉筑翠园、醉石山庄,陆德明筑悦湖园。诚然,人们不再需要到传统文化提供的人生模式中去找寻精神退路,而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自我调正,精神世界的新的攀升。

注释:

①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第6页。

②孙绰:《遂初赋叙》,见《世说新语》注引,第140页。

③龚明之:《中吴纪闻》卷1引唐陆羽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④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02页。

⑤《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6,四库全书本。

⑥黄时鉴:《元朝史语言》,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⑦杨维祯:《铁崖古乐府》卷6,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⑧参孙小力:《元末东吴一带文人的隐居》,复旦大学出版社《中西文化新认识》1988年版,第142～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