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导干部责任_领导干部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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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

在市委八届六次全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军告诫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对工作要敢于负责，为贵阳人民的利益而敢抓敢管、敢作敢为、敢闯敢试。在近日召开的市人大会议上，他又要求贵阳的各级干部要努力成为实干家。

今年，是我市贯彻市委八届六次全会确定的“应挑战、保增长、重民生、推改革、促开放、善领导”十八字方针，实现新跨越的关键之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贵阳进入了非常时期，要化“危”为“机”，就需要谋非常之策、用非常之力、争非常之速、成非常之事，踩准这一轮经济周期的“点子”，推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取得新实效。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贵阳市各级领导干部敢抓敢管、敢于负责。

领导干部能否做到敢抓敢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领导干部的党性体现。党性是党的世界观、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的集中体现，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党性。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危机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性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充分。当面临生与死、公与私的抉择时，也就是体现党性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亲临一线、靠前指挥，敢抓敢管、敢于负责，凸显一个领导干部坚定的党性原则，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组织上交给繁重任务的时候，勇于担当，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不拈轻怕重、敷衍塞责，就是党性的真实体现。

古人认为：“为官避事平生耻”，人们称赞某位领导干部“有魄力”，就是指这位干部在工作中敢抓敢管敢于负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就应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不敢管理，使该贯彻的政策没有贯彻，该推动的工作没有推动，该落实的事情不去落实，无所作为，贻误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害，使人民的发展权利受到侵害，这样的干部就是党性不强的干部，是一个不称职的干部。

领导干部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头羊”，党性强不强，能不能当好领导，最有效的检验就是能不能做到敢抓敢管。领导干部敢抓敢管是党性要求的具体体现。从思想根源上讲，敢于负责，敢抓敢管是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的体现。不敢管事，说到底是私心私利在作怪。有的干部怕得罪人，怕丢掉“选票”，认为只要不干事就会不出事，凡事求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个好好先生，保官稳官；有的干部由于缺乏“敢抓事”的能力，“敢管事”的正气，遇到问题上推下卸，左推右挡，碰到矛盾就打“太极”，能绕则绕，能拖则拖。有人形容这样的干部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能抹就抹，能溜就溜。”这样的干部党不放心，群众不满意。

敢抓敢管是对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现实考验。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全市执行力的细胞，只有各细胞充满活力，运动正常，才能确保全市整个机体的正常运转，只要一个细胞不动或少动，就会影响全市这台机器的运转效率。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就要敢抓敢管，敢于负责。这样的干部多了，贵阳的发展就会前进一大步。

那些敢于负责的干部，是化“危”为“机”的主力军，是贵阳发展的中流砥柱，是推动贵阳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取得新成绩的栋梁之材！

——二论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

出色地完成一项工作，不仅要有敢抓敢管的积极态度，更要有敢作敢为的实干精神。当前，贵阳市正处于应对挑战、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否做好“应挑战、保增长”的各项工作，无疑需要敢作敢为，“干”字当头，永不懈怠。

敢作敢为，就是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勇于担当，去应对、去解决遇到的一切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当，或为家庭，或为工作，或为社会。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必须把担当贵阳发展为己任，把敢作敢为当作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敢作敢为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自觉，满足于“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抽一鞭子才动，不抽不动”，这就不是敢作敢为。敢作敢为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其实也很具体，就是各个层面各个领导干部都各尽其能各履其职。

当前，贵阳市大政方针已经确定，发展思路明确，关键是要实干。不实干，再美好的蓝图、再周密的思路都是空话，都是废话，都是最终会让老百姓反感的大话。因此，对看准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要果断地干、坚决地干，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一天也不要耽误、一刻也不要耽误，行动越早、越主动、越快，效果越好。对根本方向正确，但一时有争议的事情，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干，不为困难所吓倒、不为非议所动摇。要在干的过程中统一思想，用事情办成、群众受益的实际效果来统一思想，切实做到不迟疑、不彷徨、不折腾，绝不在争议中浪费时间、丧失机遇。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舍生取义，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必须负的责，迎着风险也要担。不愿担责任，就不该当领导；不敢担责任，就不配当领导；不会担责任，就不能当领导。要主动挑起工作的重担，在应挑战、保增长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都必须主动协调，努力化解，确保“不误事”；在推改革、促开放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矛盾和纠纷，都必须敢于负责，善于疏导，攻坚克难，做到“不怕事”；在涉及社会稳定的敏感问题上，都必须清醒慎重，积极应对，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不出事”。要多一些真抓实干，少一些坐而论道；多一些开明包容，少一些小肚鸡肠；多一些团结协作，少一些斤斤计较，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敢作敢为的问题。

贵阳不需要夸夸其谈的“空谈家”，而需要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不需要评头论足的“评论家”，而需要身体力行的建设者。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实干，实干，再实干，进一步形成实干的风气，让那些“空谈家”、“评论家”、“战略家”、“理论家”在贵阳没有市场。唯有实干，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为。使命在肩，无可推卸；责任在心，身体力行。全市领导干部，要知难而进不言难，迎难而上不怕难，克难而成不留难，顶着压力冲，放开手脚干，把敢作敢为的胆识、能力展现在对各种问题的处理过程中。

——三论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

《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天地之道，不在创新中更生，便在因循中死亡；而任何与时俱进的伟大实践，无不始于有胆有识的伟大尝试。因而，要牢记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讲过的一段话：“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而敢闯敢试正是领导干部敢于负责的时代使命，既不敢闯，也不敢试，何谈“负责”二字。

当前，世界正经受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值此非常之局，何以化“危”为“机”？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军在市委八届六次全会上，用“急中生智”作比，生动地道出了危机能“倒逼”出改革契机的道理：无规可循恰为突破常规打开空间，形势紧迫更为敢闯敢试提供推力；越是非常之时，就越是需要敢闯敢试；越是领导干部，就越是要敢为天下之先，为贵阳应挑战、保增长打开科学发展的新天地。

敢闯敢试，就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思路决定出路，任何意识与实践的结合都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贵阳“欠发达、欠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就“欠”在思想解放上，即使我们正在起步甚至尚有争论的一些改革，发达地区事实上早已走过。因而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首先就要突破陈规旧制，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法宝，破除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定式，克服那种唯书唯上、照搬照套的行为惯性，善于用新观念研究新情况，用新视野迎接新挑战，用新思路抢抓新机遇。别的地方能做的，贵阳不仅同样能做，而且还要与发达地区争做改革创新、敢闯敢试的先锋！

敢闯敢试，就要有舍利取义的胸怀。改革必然涉及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就得打破既得利益。因而对一部分人来说，改革常常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求别人改革容易、改革自身难；谁都说不改革不行，但是一落实到具体事项，就这也不能动，那也不可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给所有人同时同等带来利益的万全之策，谁的利益都不能碰，谁的奶酪都不能动，还怎么闯？怎么试？因而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必须格外注重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树立舍小利取大义的精神，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各种调整，科学确定改革中的轻重缓急，积极参与改革，杜绝胡干蛮干，更不能为了一点点眼前利益而抱残守缺，做改革的“绊脚石”。

敢闯敢试，就要有不惧风险的魄力。创新总是要面对未知风险和不期而遇的困难，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要的就是那么一股子迎难而上、不怕失败、敢于负责、自强不息的劲儿。看准了的，就义无反顾地加以推进；越是有困难，就越是要一头“扎”进去，去闯、去试，用活生生的改革实践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探索经验。而绝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如小脚女人一般担不得风险；更不能一味地推诿塞责，让“墨守成规，但求无过”的沉沉暮气，压垮了改革创新的勃勃生机。

敢闯敢试，更要有宽容失败的氛围。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敢闯敢试，就要以改革创新为标尺，确立正确对待风险和失败的科学态度。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哪一件是一开始就知道百分之百正确，所以要敢闯敢试，通过尝试，对了，就坚持，就推广；错了，停下来，改过来就是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就是让每一个同志都能放开手脚去干事，放下包袱去闯试；要允许敢闯敢试者有失误，但却不允许不改革，对旁观者要鞭策，对懈怠者要调整，对阻碍者要追究。

总之，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欠发达、欠开发”，就越是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越是需要增创体制机制优势。领导干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是否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不仅事关个人荣辱，更事关全市发展和市民福祉，唯有以敢闯敢试的勇气去拥抱改革时代的浪潮，才能克服任何困难，应对任何挑战，奏响贵阳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精彩乐章。

刘子富向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了自己的想法，委婉地提出：“您的事情比较多，我写出来，您找个水平高的秘书看一下就行了。”石宗源的回答是：“我哪怕一天看30页，也要把书看完。”

今年2月27日，书稿初成，刘子富请人把书稿递送给了石宗源，石宗源当天即让人把书稿送了回来，并附了一封信：“子富同志：书稿粗略看完了，你辛苦了，向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为此书作序)表示感谢。4处有修改，仅供参考。”“他是当天就看完了，而且提出的修改意见，都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如标点符号和时间顺序上的错误。”刘子富很感慨，对一个如此敏感的事件，在事件发生仅8个月就同意公开出版书籍，已经非常不易。没有对书中的观点提出修改，更见石宗源对他的尊重。

定稿时，刘子富为书起名为《新群体事件观》，那么何谓新群体事件观？

他的解释是：“我国的社会进入了转型期，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断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战，社会矛盾高发。发生矛盾和摩擦时，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是内部矛盾，不具对抗性，不具有政治诉求和目的。应该用化解、疏导、服务的原则和方式来处置群体性事件。”

对应瓮安事件，刘子富将其定义为：“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群体性泄愤事件。干群关系已经由„鱼水‟转化成了„水火‟，而一旦群众走到山穷水尽别无路的时候，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来泄愤。”

这是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上的判断，而刘子富也在手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来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这要求党委和政府找到全新的机制、手段、理念和方式。”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

首先是“现场第一”及慎用警力。刘子富告诉记者，现场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焦点所在，如果党政负责人能在现场指挥，并且与群众沟通，让他们的怨气消除，群体性事件扩大的可能性就不大。警力的慎用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警察在场并动粗极易引爆事态，“要慎用警具，更要慎用杀伤性武器。”但是在瓮安事件中，党政主要领导却丢掉“现场第一原则”，躲开现场，回避矛盾，不敢面对群众，以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是公开原则。瓮安事件和其他一些类似群体性事件一样，都有一个很强的推动力，那就是漫天飞的谣言。“在瓮安事件中，谣言的说法太多，说女孩是被奸杀，在场者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亲戚，但是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当地电视台和广播对这一在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毫无反应，任由谣言乱飞。”

再次是问责，这是重塑政府形象，让群众恢复信心的重要途径。

刘子富告诉记者，经历了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了高度的敏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告诉记者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自己在瓮安与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谈话，到了22时多钟，龙长春突然匆匆离去。他告诉单光鼐，当地又有一个孩子溺水身亡，他必须立即去现场处置。

刘子富的书中记载了另一件事：去年8月，一名吸毒并自称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员，来到瓮安县公安局大门前用刀将手腕划破，以死威胁，高喊“公安局不公道”引来上百人围观。刚刚经历了“6.28”事件的当班民警心存疑虑，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瓮安县公安局新任政委周胜立即赶到现场，面对当事人，严厉指出：“吸毒人员到公安机关无理取闹，这种错误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并喝令他立即把刀放下，不然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吸毒人员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刀，答应不再无理取闹。围观群众也随即散去。“敢于面对当事人，就能有效控制事态，”刘子富说，瓮安党政干部现在把弦绷得很紧，但是具体到实践层面，还需要系统的培训。

《新群体事件观》一书，将瓮安事件作为标本予以仔细剖析，分析了事情的成因，一起少女自杀事件何以演变成一场灾难？干部们为什么不在现场，他们应该怎么做？年纪轻轻的孩子为何失去了理智？干群关系又为何紧张到这种地步？14万字的书给出了详细答案。本月中旬，《新群体事件观》已经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短短几天，在贵州一时洛阳纸贵。

在瓮安，县公安局给300多名民警每人配了一本。瓮安县公安局负责人给刘子富打来电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起点非常高，因为我们参与了事件的处置，读起来倍感亲切。处理类似事情，就可按书中提出的原则去处置，这是最好的教材。”在贵州息烽县，此书已被当地作为教材，向全县党政干部推荐。

“没有不讲道理的人民群众，主要问题在于瓮安原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干部作风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刘子富说，他希望借此书，让社会更良性健康地发展。（据《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