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岑参_岑参高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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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高适岑参边塞诗之异同与成因
盛唐时期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边塞诗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流派,以独特的视角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影子。所谓“边塞诗”,顾名思义,它是专写长城以外的“塞上”、“塞下”边疆的生活和景物的。它主要反映军族生活,此外也有描写少数民族风情,描绘边疆自然风貌的。高适、岑参都是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诗人,他们以亲身经历的边塞战争和生活,突破了魏晋以来借边塞以写景咏怀的范围,作品洋溢着盛唐气息,代表了唐代边塞诗的最高成就。高岑对边塞艰苦激烈的征战生活和奇情异彩的自然风光,都有深刻的体验和细致的观察。加以他们善于运用舒卷自如、变化多端的七言歌行体制、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和清奇流畅的诗歌语言,使边塞诗大大开拓了初唐以来从军诗的题材和境界,创造了一种奇丽雄放的新颖诗风,闪耀着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广泛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开拓了新的诗境,进行了新的艺术创造,为唐代诗歌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因此,边塞诗也被称为“高岑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素以“高岑”并称于世,那种以为“岑参是唐代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者”①的观点是偏颇的。应当看到,高适、岑参是两们具有不同创作风格的边塞派诗人,在总体艺术成就方面,二人似双峰并峙,难分伯仲。同为边塞诗人,但二者的诗作在内容、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却有着
各自的倾向。
一、主题内容各有侧重
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在内容方面大都描绘壮阔苍凉、绚丽多姿的边塞风光,抒写请缨投笔的斗志豪情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也都有反戌不归或怀土思亲一类内容的作品。总的说来,高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比较深刻,他或纪行、或抒怀、或写壮士英勇战斗、或绘边塞生活风光,并善于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观察、分析边塞现状,把战争与国家安危,人民苦乐联系起来考虑,以政论笔调表达表达个人边防政见,从不同角度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边塞战争,他的《燕歌行》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这首诗是有感于边师张守与奚族统治者作战年败,反而邀功请赏一事所作的,担并非就事论事,而是概括了他在边关的所见所感,因而内容更为深广,揭露了军中尖锐的阶级对立,歌颂了士兵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慨和战斗精神。诗篇1开头就在叙中含议,指陈时政,“重横行”,“赐颜色”,为全诗定下政论的基调调描写战败,除写萧瑟之景衬托战争惨败外,重点议论战败原因:这就是边帅的骄与奢。见解深刻,感慨深沉,诗在最后通过议论写战士既有以身许国的决心,更有忆念良良将镇戌的愿望。这样以战士的强烈爱国精神作结,深化了主题,情调高昂。诗人运用脉络分明的结构,错综交织而又万箭归心的铺写,使批判边帅、同情士兵的主题集中体现。
岑参的边塞诗则向我们展示了将士们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气慨,塑造了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内容更为丰富多彩。他往往以浓重的笔墨,激越的情调,描绘壮阔激烈的战斗场面,呈现出唐王朝的声威。岑参长期往来边塞,熟悉边塞生活,为他的边塞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感受,将士们的立功壮志与报国激情又为他的边塞诗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他写出了许多热情洋溢,笔力雄放的边塞诗歌,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充溢着送别的深情。帐中宴饮以胡乐佐欢,使乡情更浓,城外送别以雪上蹄印写友情深厚。诗人笔下无论乡情友情都在奇思妙想中加以表述。全诗写边地风光,写将士豪放,写真挚友谊,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然而岑参最擅长的是描绘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西边塞看作绝域,人未到、心先寒,岑参却独具眼光,从它的广漠与荒凉中发现它的庄严与美丽,并加以热情的歌颂。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富有特色的景物,一个个都充满了奇情异采,把人们带入一个新奇的天地。岑参不仅善于描绘塞外的严寒,还善于表现漠北的酷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热海行送崔御还京》),还有《经火山》、《火山云歌送别》等,别开生面地描写了火山云、天山雪,热海水的炙热,瀚海水的奇寒。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神话传说,都在岑参笔下大放异彩。有时作者把这些奇异景色同军营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描述,给人以生机勃勃之感。此外,他还写了边塞的习俗和民族的友好,征戌者的思乡的抒情小诗《逢入京使》也是感情真挚,深婉动人的名作。大大开拓了边塞诗的创作题材和艺术境界。
二、艺术风格同中有异
雄浑,是盛唐诗歌的时代风格。反映了盛唐欣欣向荣的景象和朝气蓬勃的活力。而最够体现这一诗风的正是边塞诗派。又因高适、岑参注重诗的风骨,故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曾指出“高、岑之诗雄浑悲壮,读之使人感慨。”②这基本概括了他们诗风的相似之处。但他们也有差别,翁方纲认为:“高之浑实,岑之奇峭”(《石洲诗话》卷一)③高岑二人诗歌风格的差异还表现在语言上。虽然岑参与高适一样,语言都是明白晓畅,甚至口语化,没有什么生僻的词句,但在词句的锤炼上岑参诗歌还是颇见心机的。岑参早年隐居读书时作的一些田园山水诗,清丽之气已从质朴中透露出来。如“涧花燃幕雨,潭树暖春云”(《高冠谷口赠郑鄂》)中的“燃”、“暖”,“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中之“吞”、“醉”,均可见为斟酌字句所下的功夫。这种奇巧的倾向,当诗人在边塞面对军士的豪情壮志和域外的奇异风光时,就进一步发展成为悲壮奇峭的风格。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句中的“然”、“煎”似是从《高冠谷口赠郑鄂》中“燃”、“暖”延用和演化而来,而诗的气象已大不相同,前者实写山居景色,清丽如小品,后者则运用丰富想象突出热海的酷热,雄壮奇丽,变幻莫测。高适在语言风格上用词简净,不加雕琢。如《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技巧上看来全不用力,词从意出,没有刻意辞彩修饰。前两句描绘差别环境,悲凉情调从描写中自然而生;后两句为临别宽慰之语,显得豪迈放达。全诗语言浑朴自然,不事雕琢。高适诗歌中凭借才气之盛,吐其所快不受拘束的词句很多,读了撼人心弦。王士祯“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的评价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二人诗风的差别,即高适诗浑厚,岑参诗
奇峭。
高适的边塞诗多数作于他北上蓟门,浪游梁宋时期,有的表达了自己对“边尘满北溟”(《塞上》)的深忧,有的表示了自己“万里不惜死”(《塞下曲》)的壮情,有的写将士英勇战斗,等等,种种感情的表达,志向的抒发都以磅礴质朴的景色发端,写景状物从大处落笔,以粗犷的笔调勾画出广阔雄浑的景象,因而皆给人以气象宏的感受。如“风飙生惨烈,雨雪尽三边”(《别冯判官》),“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蓟门》其五),“黄河曲里沙为岸,白马津边柳向城”(《夜别韦司士,得城字》),等等,都体现了他气势磅礴、慷慨激烈、深沉悲壮的风格,同时他又继承汉魏古诗传统,发扬求实求深精神,在其诗歌中,经常会看到议论穿插于叙事抒情之中,增加了诗篇的现实主义理性光辉。岑参的边塞诗融汇了六朝以来近体诗成就,观察细致,精于描绘,如“日没鸟飞急,山高云过迟。”(《陪封大夫宴翰海亭纳凉》)。有的虽出语平凡,但感觉新奇,写北风卷地、黄沙入天,写平沙万里、广袤无垠,如“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落。”(《日没贺延碛作》)有的意境廖廓,笔意纵横,灵动自如,豪纵轻敏,如“还家剑锋尽,出塞马蹄穿。逐虏西逾海,平胡北到天。”(《送张督尉东归》)“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鸟争飞。”(《送崔子还京》)有的采用丰富的想象,新奇的比喻和合理的夸张,如“弓抱关西月,旌翻渭北风。”(《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节度使》)“将军孤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天山雪歌送肖治回京》)“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等,都形象鲜明而又新颖奇特。语言绮丽多姿,感情炽热,浪漫主义色彩浓郁,开成壮丽、奇峭、俊逸的特点。元陈绎《诗谱》中评道:“高适诗尚质主理,岑诗尚巧主景”④评价十分中肯准确。
三、表现手法各具特色
高适和岑参作为边塞诗派的代表,在诗体上都以七言歌行见长。在高适的诗作中,对比手法运用得相当娴熟,诗人用强烈的对比来表达丰富复杂的内容:战士和将军,死节与贪功,效命疆场和纵情声色,古代名将与今日边帅等等,对照鲜明,主题得以深化,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同时也使读者感官上产生刺激,易引起共鸣。例如《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诗人只不过是摆出事实,并未下任何褒贬的断语,艺术效果却突兀纸面。虽朴实,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边帅的骄奢轻敌,而对身经百战的战士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此外,反衬的使用也增强了高适诗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寥寥数语勾勒出战争失利的局面,令人不禁联想到虽浴血奋战却最终失败的将士们,他们遭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可将官们却还在花
天酒地!
岑参非常注重观察和细节描写,在《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透过行军场面和苦寒情状,笔墨醋畅地展现了唐军将士艰苦卓绝的战斗豪情,从细节处着手反映大背景、大场面。他常把边塞上大自然的剧烈变化,同声势浩大的行军作战场面揉和起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岑参笔下的边塞风光总是那样奇异,这些描绘多是起到烘托的作用。像“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正是为了烘托不畏艰险的精神,给读者营造了一种积极的,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氛围。又如,用“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写报警的烽烟与敌人骑兵卷起的尘土
一起飞扬,来渲染匈奴的来势凶猛。
比喻、夸张是历代作家惯用的表现手法,贵在用得有创意,岑参在这方面可谓树立了典范。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他用梨花和雪之喻,写下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传世佳句,传神地描绘出雪的皎洁、鲜润、明丽和飞动。这样独具神韵、新颖别致诉诗句,在他的诗作中俯拾皆是。岑参在音韵节奏方面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他采用“破偶押奇”法,三句一组押同一个韵,三句之后换韵,使全诗节奏铿锵有力,紧凑奔放,加上动态描写,使诗风慷慨豪放。
四、异同形成之因
高适、岑参这种不同风格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他们的个人因素和接受
文学遗产影响的因素作为基础的。
高适早期家境贫寒,青壮年失意,年过四十尚事躬耕,曾经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寻求报国立功的机会,结果没有找到出路。天宝十二年,开始涉足陇右(甘肃以东)。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间佐哥舒翰守潼关,还作为淮南节度使讨永王李的叛乱,接着又参加平安史之乱,后官至西川节度使,集民权、兵权和财权于一身。但他的大多数优秀诗作都是在北上蓟门和漫游燕赵期间创作的。这期间高适以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写了一些反映边塞情况的名作,如《塞上》、《蓟门五首》等。更重要的是这一段浪游失意的生活,使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长期身处下层,对国事民情有较深入的体察,形成了他忧国忧民的比较深刻的思想。正因为如此,高适的抒写情志的边塞诗中,虽有表现其壮怀激烈之作,而更多的则是在豪壮中有深沉的忧虑和苦闷。有对于现实矛盾的冷静而深刻的认识。这在他前期的边塞诗和《燕歌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去分析边防的问题,通过诗歌、用政论的笔调来表达自己对于战争的意见,这使得他的边塞诗的主题常常具有不寻常的深刻性。在他的边塞诗中常常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谴责军中的苦乐不平,讽刺将帅的无能和腐化,哀伤战士的痛苦和无为的牺牲,从而诉说自己的边防理想,在豪迈奔放中有苍凉悲壮之音,使得他的诗风不是轻扬而是质重。人们认高适诗多称道其“气骨”,其原因正在于此。
岑参与高适一样,早岁孤贫,在社会上受到冷落,但也有安边立功之志,曾两度出塞,他的诗《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说:“万里奉王事,一生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又说:“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随定远候,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可以看出他两次出塞都是颇有雄心壮志的。在两度出塞中,他先后做了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僚属和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僚属,特别是第二次出塞,由于已经经历边塞征战生活的磨练,而且这时的主帅超过计划常清原是岑参在安西幕府任职时的同僚,诗人自觉受到了他的赏识和知遇,因此,情绪比较开朗和昂扬,他的那些著名的七言歌行,全都是在这期间创作的。诗人着重在对周围环境、对战争世界外观的审美、歌颂来加以描写。他完全是以诗人的敏感去细致地描写边塞风光和生活细节,想象丰富,有奇气,热情奔放,急促高亢,笔法多变化,反映生活的面也更为广阔。但岑参的眼光缺乏观察现实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他的诗有太多的自我色彩,而不能像高适那样深刻地揭示现实矛盾。如高仙芝于天宝九年以欺骗的手段灭石国,掠得大量财物,都装进了私囊。这时岑参正在高仙芝安西四镇节度使幕中,对高仙芝这种卑劣行径有清楚的了解。而岑参这个时期的边塞诗却对此没有丝毫反映,更不必说进行揭露和谴责了。由此可见,岑参对现实矛盾的漠不关心到了何种程度。在《玉门关盖将军歌》中,他看到了将帅纵情欢娱中的豪气,却没有看到其腐败的一面,使整首诗显得昂扬有余,而
骨力不足。
在接受文学遗产的影响方面,高适、岑参以来诗歌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过程中,又擅长融会贯通进行独创,达到了“声律风骨”兼务的时代要求,但是,他们接受遗产的方式又是各有侧重的:“高适的诗歌以继承为主,直追汉魏的特点比较明显,常用乐府旧题,如《行路难》、《出塞》、《燕歌行》等;岑参则变多于承,较多地溶注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成就,常常即事名篇,自创了《火山云歌》、《热海行》、《天山雪歌》、《白雪歌》等全新的歌行诗题,在今存安西、北庭的六十余首诗中,找不到一个乐府旧题。杜甫的《奉寄高常侍》说高适“方驾曹刘不啻过”,《寄岑嘉州》说岑参“谢眺每篇堪讽诵”,就是对他们的准确评价,说明他们跟历史传统的关系。胡应麟的《内编卷二》说“高黯淡之内,古意犹存;岑英发之中,唐体大著。”也说明两人在接受传统影响方
面的差异。
高、岑边塞诗的特征同中有异,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悲壮的风格,是他们诗作的共同之处。而高、岑由于生活境遇、人生阅历、创作个性、创作心态等方面的诸种差异,他们的边塞诗呈现不同的特色和风格:高诗悲壮而沉郁苍凉,岑诗悲壮而昂扬豪迈;高诗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岑诗擅长描绘寓情于景;高诗语言沉实质朴,岑诗用语峻逸奇丽。总之,高岑边塞诗作各标风韵各具千秋,代表着古代边塞诗歌的高峰,且以各自的创作丰富了唐代诗坛,谱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