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左传》与《史记》叙事艺术之比较_叙事艺术的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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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史记》叙事艺术之比较开题报告
一、研究意义
朱自清曾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文学的权威”表明了其文学价值之高、成就之大，足以为后世师法。而它的文学价值就体现在它的叙事艺术上。而《史记》则在此基础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拟从比较学的角度对比《左传》和《史记》的叙事艺术，以期能对两部史学巨著有更深入、细致的了解，便于理解古代叙事艺术在史传文学中的应用和发展。同时，通过对比梳理，也能更全面地探寻从《左传》到《史记》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轨迹，不但对研究古代史传文学、叙事文学甚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启迪现代叙事理论的思维以及现代叙事手法也大有裨益。
二、研究目的《左传》和《史记》都是从叙事的角度来写史事，风格同中有异，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左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先驱，而司马迁在此基础上，以更为成熟的技艺赋予《史记》更为文学性的特质。对两者叙事艺术的比较研究，目的在于将两者的叙事艺术直观、准确的展现出来，以此剖析两者在叙事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加深对其的理解，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对中国古代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认识。
三、研究现状及评价
目前研究《左传》与《史记》的著作、论文已经蔚为大观，叙事学研究也成为学界热点，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清代刘熙载的《艺概》以“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来总结《左传》的叙事艺术。纷者整之指善于处理各种纷乱复杂题材；孤者辅之指力避孤立静止地记事，以名人的相关轶事作为正式事述说完后的补充；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指叙写力避平直、板滞，除基本的以时为序外，兼用倒叙、预叙、追叙、插叙、补叙等；俗者雅之指善于发掘、发现事物蕴藏的深意；枯者腴之指叙写能突破史书只记大事，不记
小事，只记事之梗概，而不精描其细部的陋见，在简洁的基础上，又巧用特笔、衬笔等文学笔法，传神生动地叙事写人。刘熙载所概括的《左传》这六个方面的叙事艺术可谓切中肯綮，给人以深刻启发。
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在探究古代叙事学发展脉络，特别是在探讨《左传》、《史记》时代叙事传统方面作出了深入而扎实的研究。该书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时期，先秦史家叙事存在事实与虚构交融互渗的倾向，这种“虚”与“实”的交错不仅体现在对对卜筮、梦兆等神秘事物津津乐道般的叙述，还表现为一种以全知角度对情节的扩充、虚构和再造。这一观点有助于支持本文关于《左传》与《史记》叙事视角的对比。
孙绿怡的《与中国古典小说》则以《左传》为研究主体，兼论及《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关系。该书认为相对比《左传》而言，《史记》更善于提炼和选择叙事材料，集中表现人物性格，且通常将人物置于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个性，《史记》在记录历史真实的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又是通过对历史的记录传递出来的。该书对于探讨《左传》和《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有价值，其前述观点阐明了在对人物的描写方面，《史记》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饱满，而《左传》则略有欠缺。
在论著研究中，还有很多其他值得关注的成果，如丁琴海的《中国史传叙事研究》从叙事角度和叙事时间方面，对比分析了《左传》和《史记》的叙事特色。此外，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张新科的《与中国文学》、可永雪的《文学成就论稿》等都对《左传》和《史记》的叙事艺术方面有所涉猎。
在论文类中，关于《左传》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童庆炳的《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叙事艺术论略》，在文中，作者认为，《左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和开篇，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的，《左传》通过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把史实情节化。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这主要是受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守时、顺时观念的影响。《左传》的叙事视角是史官的视角。史官的叙述视点处在“真”与“幻”之间，“隐幽”与“直笔”之间。
张新科的《叙事文的艺术结构》一文认为，《左传》的作者在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外部联系、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前提下，慧眼识途、长辔远驭，通过叙事时间的变化——包括叙事速度的加快和打破正常的时空顺序等手段，巧妙地达到承上启下、明断暗续的叙事效果。《左传》叙事文章不同于史料纪实，看起来曲折生动，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在于它能够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史料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而这种加工并不是随心所欲，《左传》的作者很好地协调了文章结构的变化性与文章主旨的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因而文章结构既有外在的曲折，又有内在的中心，两者相得益彰。在文章结构方面，《左传》常采取“前埋伏笔”与“后文对应” 的方法，使整个文章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无论是童庆炳还是张新科都对《左传》的叙事艺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于《史记》叙事艺术的研究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纪丽真的《特异性追求：的叙事策略》，该文认为《史记》的叙事策略为：有意追求特异性，即司马迁在叙事上特别注重事件的传奇性与戏剧性。这使其材料选择、情节安排、艺术手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和表现。首先是司马迁在材料的选择上特别注重具有特异性的事迹和情节；其次，追求特异性的叙事策略使得司马迁在叙事中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以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突出人物事迹、人物性格的特异性；第三，此种叙事策略在艺术上的另一种表现，是运用对以往历史记载进行“踵事增华”的手法，即在描写上添花叶增波折，把描写对象的某一点推到极致，增强内容的特异性。杨丁友的《“其文直，其事核”——叙事特点研究》，文中以班固对《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评价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史记》叙事的实录性特点，认为其有三个表现：“考而后信”；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简笔交代，不枝不蔓。
另外，车颖的《叙事艺术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从叙事学的角度较为详细地比较了两部史学巨著的叙事艺术，对本文的写作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自古以来，学者们便已着手《左传》和《史记》的研究，现今，对《左传》和《史记》的研究更是比比皆是，以叙事学为角度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也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或从叙事时间，或从叙事视角，或从叙事者，或从叙事模式，或从
作品中的人物。本文的叙事艺术角度囊括了这些方面。
四、提纲
引言
一、《左传》、《史记》叙事艺术的相同点比较
（一）叙事中的文学特质
历史叙事，是不加任何文学化、艺术化的渲染、修饰，而是严格按照历史史实的发展过程，将其以文字抒写形式客观呈现出来。而《左传》和《史记》在述说历史的过程中适当地加入了想象和艺术刻画，以故事化的方式赋予了其戏剧性，历史叙事中融合着文学性叙事。
（二）叙事中体现作者思想
《左传》和《史记》作者通过对历史充满文学性的叙述，将叙事者本人、叙事者所代表的阶层的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立场倾向等或直白或隐晦地表达出来。
（三）叙事手法的多样性、生动性
（1）顺序、倒叙、插叙、补叙等叙事手法的运用
《左传》和《史记》运用了顺序、倒叙、插叙、补叙等多种叙事手法。（2）力避平铺直叙，生动鲜明、脉络清晰
《左传》、《史记》运用大量叙事手法，加之以特笔、衬笔、伏笔、互见法等，使得历史的叙事跌宕起伏、精彩绝伦、生动鲜明，而整个叙事过程中《左传》的以时为序和《史记》的纪传体写法（对人物的叙述也基本按照时间顺序）都贯穿着时间的主线，脉络清晰。
二、《左传》、《史记》叙事艺术的不同点比较
（一）《左传》、《史记》叙事者的比较（1）左丘明与司马迁的写作心态及角度
《左传》和《史记》都包含对民众的拳拳关怀，但《左传》更多的是出自精英阶层的自上而下的悲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上都是统治者，这与左丘明所代表的春秋时期鲁国史官阶层作为统治阶层代言者的角色定位有关。而《史记》由于其作者司马迁自身的遭遇、早年的游历等，在叙事角度上，往往偏向于下层阶级，流露出一种更为民间的姿态和情怀，其关注的范围延伸至历史上的社会各
阶层人民形形色色的活动，延伸至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角落的民族，从社会的上层到社会的下层，从中国的本部到中国的四周，无所不纪。且司马迁在叙述下层阶级时表现出接近于被叙述对象的立场、倾向。
（2）主体意识的萌发——从“君子曰”到“太史公曰”的转变
《左传》中对历史史实评论行为的发出者被命名为“君子”，“君子”是被模糊了个体身份特征的同阶层人群集合体，即春秋时期上层史官阶层。论述主体将自己隐藏在“君子”之称之后，气评论更常见的形式是由事件中相关人物（或为参与者，或为旁观者）基于对事件本身的分析、判断之后言说出来，如各国谋臣策士的议论劝谏之辞。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则使论述主体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司马迁在进行历史评论的时候，完全以“自我”的身份，充分彰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感悟，意味着主体意识的萌发。
（二）《左传》、《史记》叙事技巧的比较
（1）叙事视角的不同——《史记》更为灵活、开阔的视角
在《左传》中，叙事者纯粹以第三人称形象出现，以全知的视角记录所见所闻，并在其中表达对人、事的评论，但在全知叙述中带有某种程度的限知性，在这些限知性叙述中，通过所述人物的视点，使其获得自我表白，提高论述对象的形象生动性，但这种角度的叙述并没有得以灵活且生动的运用，不甚突出。在《史记》中，司马迁使叙事者的全能化程度更为提高和全面化，在保持一贯开阔的时空视野时，将事件的完整轮廓收诸眼底，即有对集体命运的把握，又有对个人内在心理的发掘，转用故事数位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一方面尽量转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用第三人称指称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自由，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叙事视角更为灵活、开阔，叙事层面更具立体感。
（2）叙事立场的差异——“国”与“天下”立场的转变
《左传》处于群雄争霸的初起阶段，生存的危机充斥于各国，因此它所站的立场必然是“国”的立场，着眼于如何体现本国利益，以冀在与别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体现出一种对本国命运的现实危机感和责任感。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大一统的西汉，其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正处于鼎盛和繁荣的时期，这使得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呈现出一种胸怀“天下”的自信与担当。
（3）叙事体例的区别
1、以时为序——《左传》的时间脉络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体，严格依从时序叙事。但在个别段落中，时间的线性流动常常被“倒叙”等叙事手法打断。但总体上还是严格以时为序。
2、传记文学——《史记》的纪传体
《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主体，将人物事迹多层次复合、多向度有机连缀。叙事者关注的重心在于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得读者在阅读之后对人物的性格、特色有个生动的印象。结语
参考文献：
专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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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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