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埠对天津的影响_天津开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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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开埠对天津的影响
张杨 宾建 樊春城 颜洪成 陈立奎 周沛 李鹤 纪文慧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电信二班
摘要 近代是天津多灾多难的时期。太平天国北伐激战天津、大沽口保卫战、天津义和团运动、天津开埠、天津教案事件、天津洋务运动、天津维新运动等等。其中天津开埠事件对天津的影响尤为深远。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天津成为继牛庄（营口）、登州（烟台）之后的北方第三个通商口岸。在天津被开为通商口岸之后，天津的人文、经济、文化，人的思想等多个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津开埠通商后，一跃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形成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格局，直到日本全面侵华，天津仍是中国北方的贸易重地。在人的思想方面，由于开埠导致许多的外国人士入住天津，带来许多的先进的思想，为后来天津成为最先响应维新运动的城市埋下伏笔。开埠通商成为天津发展的助推器。
关键词 天津 开埠 经济 人文思想 影响
关于开埠对天津的影响的问题的讨论，学术界的关注由来已久，著述也很宏富。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例如，李洛之、聂汤谷二人的《天津的经济地位》；罗彭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吴松弟、樊如森合作的《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樊如森的《天津——近代北方经济的龙头》、《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还有《津西文化彩珍》等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侧面对通商开埠天津的影响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不过，这些著作的论述相对来说还比较片面。偏重于论述开埠对天津经济的影响，没能全面揭示开埠对天津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们小组在课余时间，通过参观天津的文化遗址，博物馆和阅读有关天津的历史文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总结，以便人们能更好看待开埠对天津的影响这个问题。
一、开埠对天津的经济的影响
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的城市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部分原来在封建自然经济体制下比较繁华的大城市逐渐走向衰落，比如北京、苏州。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在封闭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也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对于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而言，被迫开埠通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因素。但我们认为这是近代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因为明清时期某些江南的城市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比如苏州，但是在近代并没真正的变化为近代化城市，而仍然是一种封建体制下的工商市镇。相反他旁边的上海却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我们认为这与上海在近代成为对外商埠有着直接的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近代城市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使其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始终与被动的开埠通商紧密联系在一起。曾国藩就讲到，西方列强在中国“广设埠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黠削职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天津的城市近代化也是如此。
(1)开埠后天津商业上成为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天津成为继牛庄（营口）、登州（烟台）之后的北方第三个通商口岸。近代开埠城市的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经济的开放性，以通商贸易为特点的城市经济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外界交往，与其他城市——国内的和国外的城市，以及它能够辐射到的广大乡村腹地经常地、大量地、不停顿地进行物资的、能量的、信息的以及各种精神成果的交流，保持城市的新陈代谢。这样就为天津的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天津开埠初期，由于华北地区的市场限制，对外贸易增长的幅度并不大。其实，华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的购买力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故天津对外贸易所提供的商品远远低于进口商品增长的速度。
天津开埠后，吸引了一批外国商人，他们希望这个港口能在重要性压倒上海或其他敌手，或者至少把这些地区的商业吸引过来。尽管洋商们企求天津在商业贸易上压倒上海的希望没有实现，但开埠后确实每年都有大批洋货通过天津输往华北各地，以至于天津的对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经济辐射和聚集功能大大增强。天津开埠后由于通往内陆的交通日以方便，同时内陆关卡少，所征关税也不多，天津的对外贸易额不断的增长，使天津在十九世界末就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其腹地几乎囊括黄河以北的半个中国。
随着天津对外交通运输的发展，天津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进口贸易总额较前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天津对外贸直接贸易也逐渐增多。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天津开埠通商口岸，天津对外水陆交通发生变革，天津的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直接对外贸易数量超过了间接对外贸易数量。如果说开埠使天津在经济上逐渐摆脱对北京的依附，那么二十世纪初年以天津为中心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则使天津在经济上逐渐摆脱了对上海的依附。开埠后，随着天津对外贸易的增长，天津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天津市场的商品也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参加世界市场的流通，天津也因此在商业上成为中国北方的最大的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
(2)开埠后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近代工业中心
天津开埠以后，英、法、美、俄、德、日、意、比、奥等九国列强，先后在天津强行建立了本国的租界，清政府也设立了办理北方三个口岸通商和涉外事务的“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并于1870年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常年驻守天津，从而使其成为直隶省事实上的行政中心，天津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凝聚力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为巩固清政权，自1860年代开始，以奕新、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便利用天津等沿海港口城市的诸多便利条件，掀起了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建立了一批军工、航运、工矿、电信、铁路等洋务企业。不仅为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奠定了相当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而且也开启了北方近代工业的先河。1866年，清政府创立天津机器局，除了生产枪炮弹药以外，还生产清理海河淤泥的挖河船等非军用产品。1872年，设立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天津分局，把天津作为其北洋航线的终端，除运输南方的漕粮外，还大批揽载南北间的客货运输，为天津沿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海洋运输工具。为解决机器和船用动力的能源问题，1878年，又在天津成立了开平矿务局，以扩大开平煤的开采规模，1890年后，开平煤完全占领了天津的军、民用煤市场，并大量销往南方沿海等地。开平煤矿和以后创立的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等大型近代工业企业，虽然厂址位于唐山，但是它们的办公地点却都在天津；并且在资金、技术、特别是市场方面，都对天津有着极大的依赖性，所以它们也是天津早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强通讯联系，1879年，清政府开通了天津与大沽、北塘之间的电报；架通了天津与大沽之间的电话线；1880年设天津电报局，并于次年把电报线从天津架设到了上海，逐步联通了全国和世界，从而为政令、军令和商情的传递，提供了现代化的信息服务。为了便于开平煤的外运，1881年，又修通了中国自已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1888年，唐胥铁路又经北塘、大沽延展到了天津。在此影响下，20世纪初，以天津和北京为中心的京奉、京汉、正太、京张、津浦等铁路，相互交织成完整的铁路运输网络，为天津和北方广大地区商品流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长距离快捷的陆路交通运输手段，大大增强了天津的经济辐射能力。
与此同时，那些竭力促使天津开埠的外国人，则利用天津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纷纷创建与商品进出口有关的轮船驳运公司和羊毛打包厂。19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又在租界经营印刷、煤气、自来水、卷烟等城市公用事业和小型轻工业。
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与天津的开埠通商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天津开埠通商开辟了宽阔运输道路和经济腹地，使得洋务运动所生产的产品得以向世界销售以及和世界进行商品的交流，增加直接对外贸易和间接贸易的数量，从而使他成为了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近代工业中心。
1860年以后，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得以在这里迅速登陆，使得天津获得了比内陆地区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商业上比以前更加繁荣，这些都是受到天津被迫开埠通商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也是由于开埠通商的原因，一个一天为终点市场的北方外向型市场网络才得以逐步建立起来。而天津也利用开埠后的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和优越的经济运行环境，大力发展进口业和近代工商业。到1920-30年代，天津已经发展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可见开埠通商对天津的经济影响是由为深远的和巨大的。
二、开埠通商对天津人文思想的影响
天津开埠通商除了对天津经济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外，对天津的人文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开埠导致许多的外国人士入住天津，带来许多的先进的思想，为后来天津成为最先响应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的城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开埠后天津的一些核心人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许多城市都被迫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与此同时，很多西方先进的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天津成为继牛庄（营口）、登州（烟台）之后的北方第三个通商口岸。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从此传入了津门，一批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人政客希望运用和平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以便把中国变成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维新运动。
在这股强大的政治风暴中，作为全国第二大商埠，位处京都门户的天津，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要冲，并涌现出一位核心人物--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严复曾留学英国，亲眼目睹资本主义盛况，深感中国贫弱之根本在于社会制度的腐朽，认为仅靠洋务运动不能富国自强，只有维新变法，方能解救中国。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极》、《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大量文章，提倡变法维新，抨击时弊。同时，还与友人共同创办天津《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与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相呼应。严复还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名著，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受维新运动的影响，天津掀起办报纸、设学会、建学堂的热潮。学校体制、教学方式、考试制度、学习内容都大兴改革。1897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引起全国人民的震惊和愤慨，严复在天津给光绪皇帝上了万言书，得到光绪皇帝召见。1897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新的变法方针，明确提出，用新法练兵，各省军队一律改习洋枪。到1898年9月，变法运动在光绪皇帝支持下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以西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势力也紧锣密鼓地阴谋推翻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成了顽固势力的据点，天津实际成了变法运动中两派交锋的主战场。由于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的出卖，变法运动失败了，天津的维新派遭到镇压。通过变法维新振兴中华的梦想破灭了，但天津各界民众却接受了许多先进思想的影响。（2）开埠为天津响应五四运动打下基础
天津开埠后，新思想在天津大为文人墨客的亲睐，其中严复是接受新思想的代表。
严复(1854～1921)是清末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中国精通西学的第一人，中国近代介绍西方思想的最主要人物。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此期间，为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他翻译和介绍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论著，其中主要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或译作《国富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中文译名《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中文译名《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进化简史》(中文译名《社会通诠》)、耶方斯的《名学浅说》，通称“严译名著八种”。通过这些译著，传播西学，介绍进化论，鼓吹自由贸易论，阐发民权思想，宣传科学方法 论，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在中国近代起了很大进步作用。特别是《天演论》的发表，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潮流中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的一个里程碑，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大批的文人骚客都学西方的资产主义思想，探索救国的道路，这为后来1919年，天津成为最先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最先响应和声援。从1919年5月5日开始，各校学生纷纷发通电、集会、游行示威。随后，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救国十人团联合会”。这些爱国团体发动学生、教师、教徒、店员工人开展罢课、集会、讲演、撒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同时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5月31日天津码头工人7000余人拒绝给日货卸船。6月5日数千名学生集会，提出“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惩国贼”的誓言。9日各界2万余人召开公民大会，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10日天津商界罢市，人力车夫全部罢工，其他行业工人也纷纷酝酿罢工。天津总商会急电北洋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并保护学生，以挽救危机。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职务。天津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了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杰出青年。那时，周恩来刚从日本回国，立即投身到爱国斗争中，他负责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指导运动的开展。年仅16岁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队长，是学生运动的主要人物。这年9月，为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成立了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觉悟社成立后，很快就在天津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在斗争中，周恩来为拯救被捕同志，也遭反动当局拘捕达半年之久。这期间，他撰写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等。此后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由天津踏上新的革命征途，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
天津之所以能成为最先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主要是在天津开埠通商后许多外国人入住天津，在天津开辟租界。这些外国商人将许多的西方新思想带入天津，天津的一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被新思想所洗礼。因此为后来响应无五四运动打下基础。开埠通商从某个方面来说，影响了天津的人文思想，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天津的人文思想。
结语
虽然，天津是被迫开埠通商的，是我们国家近代史上的一段耻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开埠通商对天津的经济和人文思想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经济。从开埠通商到改革开放，天津一只是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和经济龙头。但在开埠通商之前，天津一直处在经济发展缓慢，人文思想相对落后的局面。在开埠通商之后，天津的经济得以发展，直接对外贸易额迅速提升，人文思想得到更好的改善。天津也因此成为我国北方最大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此外，开埠通商不仅使天津摆脱在经济上对北京的依附，还摆脱了在交通运输上对上海的依附。因此开埠通商对天津的影响是尤为甚大的。从中国近代上看中国，不能只从表面现象来看，而是要从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从而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历史事件的意义。我们做这个问题的探讨，一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理解天津开埠通商事件的意义；二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天津开埠通商对经济的发展和人文思想的促进，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驻津办事处，1948年。
【2】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樊如森：《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4】李华彬：《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
【5】古书堂：《天津经济概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