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关系_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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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许道冉
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关系* 原作者：郭广迪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生产关系被认为是经济学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政治经济学[1]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在当时高校经济学学科门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之一，而且也是最主要的专业基础理论课，我们现在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则是作为批判对象而开设的，其名称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在高校经济学学科门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由被批判对象而成为了经济学学科门类各专业的一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其重要性表现在它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事实上是其它很多后续课程（如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不可缺少的基础；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经济学学科门类各专业的一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但在后续课程中实际上却很少运用到或涉及到其基本理论（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经济学由被批判对象转变为正面讲授的主要基础理论课程，这两门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的矛盾或冲突也就产生了[3]。尽管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都采取了回避矛盾或冲突的办法[4]，但无论这种冷处理办法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互不干扰的效果。目前高校经济学学科门类各专业的学生都要修这两门课，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公共政治理论课中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且也有可能会选修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当学生在修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候必然会对这两课程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如，商品的价值到底是由劳动创造的还是由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共同创造的，工资到底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还是劳动的价格，失业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等等。如果讲授这两门课程的教师对这些问题不作回答或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答复，学生就会感到我们的经济学教学是在“既卖茅又卖盾”，从而对两门课程的教学效果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两年前，一位准备报考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非经济学类专业本科生，通过电子邮件向我讲述了他“关于经济学学习的困惑”：“我最开始接触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学完之后“感觉资本主义真可恶”；后来为了考研才开始看西方经济学教材，又觉得“西方经济学里面讲的都是很实际的知识”。于是，在考研复习时“如果看政经久了，就不想再看西经，反过来也是！而且每次都面临着内心困惑的折磨！”他的这种困惑恐怕是任何一位学习态度认真的学生在学习了这两门课程后的一种“正常”反应，这种反应暴露出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怎样才能理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呢？这首先要求我们教师对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开设这两门课程的目的或意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和深刻的理解，以便在总体上把握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基本关系。只有在总体上正确把握了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基本关系，明确了二者不同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教学以及教材编写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以最终消除或避免二者之间相互否定或相互冲突的问题。
一、摆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要从总体上把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基本关系，就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11，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人们往往认为他的经济学说与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既定前提、研究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必然是“彼此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的[6]，或者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然而，这实际上是对二者关系的一种误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或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往往被我们所忽视的共性，这些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共同的起源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来源。在这一点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将“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比喻为由古典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7]294。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8]181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之[7]289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经济学就是二者共同语言的源头。2．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着共性 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澄清以下两个历史事实：
（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我们总是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本人所研究的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词[9]4-5）。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在《资本论》中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8。列宁也强调：“《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10]50在这一点上，很多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与列宁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不是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分析”，“他把他的任务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及其内在条件的分析”[11]206；“尽管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相连，实际上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却很少。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问题”[12]86。
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实际上是也资本主义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研究目的和角度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以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13]319。（2）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往往简单地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因而二者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众所周知，《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标题是“商品和货币”，马克思在解释其原因时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5]47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因此要研究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就必须首先研究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美国经济学家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在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明确指出：“经济思想史充满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提出前一组问题（即市场如何运行），有时又提出后一组问题（即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有时，但十分罕见，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这两组问题。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学者。”[11]1-2
3．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共性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就是以其唯物史观为基本出发点的。因此，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此必然持否定的态度。然而，事实也并非如此。作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萨缪尔森就明确表示，“解释历史的经济学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而且，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对于主流经济学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所归纳的是亚当·斯密关于自我利益的分析”[14]485。英国经济学家米尔斯则十分肯定地指出,“马克思力图指出经济关系对现行思想观念的重大影响”“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特别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且已经构成了当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个部分”[15]163-165。
抽象演绎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资本论》第1卷第1版出版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评论，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正面引用了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的这样一句话：“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5]19抽象演绎法的卓越运用，是马克思经济学长期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主流与非主流之间在方法论上一个重要分歧表现为于：是否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非主流的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其先驱者李斯特曾批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而他试图建立的国民经济学也被称为“国家主义经济学”[16]150。马克思本人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不是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尽管他们在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4．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在我国，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认为，既然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那么，西方经济学者对他的经济学说一定会不屑一顾，对于他本人的评价也必然是否定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说,“在每本经济思想史里给马克思以一定的篇幅并另辟一章是很有道理的传统”[17]246。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这一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还不得而知，但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是可以肯定的[11][15][18][19][20][21][22][23][24][25][26][27][2]。普雷斯曼在《五十位经济学家》一书中，将马克思与斯密和凯恩斯并称为“经济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经济史上的三位巨匠”和“三位泰斗”[12]44,93,180。萨缪尔森也将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等称为“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中的巨匠”，并将他们与“变革了物理学”的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相提并论[7]309-310。美国最近出版的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书名就是《三大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 卡尔·马克思,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8]，就连台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简史——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也将马克思列为“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之一[29]。
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为什么会给予马克思这么高的评价呢？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的回答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想真正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梅纳德·凯恩斯。”[30]21 总之，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是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因此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或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二、明确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研究了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样一个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合二为一”呢？不是的，因为二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和角度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他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长期运动的规律及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西方经济学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所以他们是从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就是他们在研究目的和角度上的根本区别。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研究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目的既不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也不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一方面，他“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兴趣”[30]39，既不会为资本家如何发财出谋划策，也不会为资产阶级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提出忠告；另一方面，他“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31]243，因而没有考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问题，当有人向他提出类似问题时，他明确表示“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32]421。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不同目的，决定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不同的教学目的。在我国，政治经济学是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设置的，因此，它的教学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在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过程中，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实际上被我们赋予了双重目的，即又增加了这样一个目的：使学生掌握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这种双重目的必然导致顾此失彼的结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围绕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最终目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将这一体系所涉及到的某些内容按照其它目的的要求展开或独立化，必然使这一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遭到破坏。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体系保持一致，即按照第一目的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二目的就难以达到；反之，如果按照第二目的要求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一目的又不可能达到。”[33]因此，赋予政治经济学教学双重目的，不仅不符合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设置的初衷，而且也与教学规律相违背。另外，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之间在逻辑上也是不一致的：当我们在资本主义部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进程及其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34]122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在所谓社会主义部分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35]。导致这种逻辑矛盾的关键原因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即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36]225。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建立一个完整的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科学体系”的客观条件[37]6。所以，从我们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看，在现阶段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必要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部分。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中的“西方”一词原本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含义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后，“西方”一词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在所谓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呢？因为他们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比我们要长得多，而且早已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成熟。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的总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开设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在我国有不少人主张用国际上通用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替代西方经济学这样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而且事实上不少高校在本科或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已经将西方经济学改为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因此，所谓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实际上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完善，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也不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者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还包括或将包括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者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课程所讲授的内容之间，哪一个是正确的或哪一个更正确些、哪一个更有用些？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以下几点：
1．从一般意义上讲，对于同一对象以不同的目的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并不存在谁正确或谁更正确的问题。例如，经济全球化问题，有人从世界的角度研究经济全球化长期发展的趋势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有人则从本国的角度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便为发展或保护本国经济服务。显然，我们不能说这两种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或角度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或哪一种更正确些。因为，严格地说，他们研究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只有当二者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产生分歧时，才有可能在他们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或者谁更正确一些。所以，既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和角度不同，我们就不应当像当年鞠萍“姐姐”主持的少儿节目那样简单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判定“谁对谁不对”。
2．在经济分析中是否以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和是否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是永恒的，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永恒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而那些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与马克思同时代以及比他更早和更晚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断都是错误的。但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时，以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也就是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条件不变，因而这种假定是完全必要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等问题时，实际上也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既定前提。所以，只要不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看成是事实上不可能变化的，将其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假设前提不仅不是错误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3．从根本上讲，对于同一对象以不同的目的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也不存在谁更有用的问题。例如，同样是物理学问题，爱迪生的包括电灯在内的各项发明显然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要实用得多，但我们能够因此而说爱迪生的发明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有用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是否实用并不等于是否有用。不可否认，研究消费者如何获得最大效用、生产者如何获得最大利润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比研究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或共产主义为什么一定能实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更为实用，而这并不能说明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因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成果与研究自然界一般规律的基础理论成果一样，相对于实用型或应用型研究成果而言，其意义或作用往往更加深刻和长远。所以，爱因斯坦的影响比爱迪生更加深远，马克思则比所有西方经济学家的影响都更加深远，这也正是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被人们评为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主要原因[38]。
所以，从不同的教学目的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三、调整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
明确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后，就应当按照各自的教学目的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调整的基本思路。1．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应当围绕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根本目的或主题而展开，将其目前所兼顾揭示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说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任务，交由其他相关课程承担，以从根本摆脱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同时，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其主要内容应当主要是原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当然，我们应当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讲授这些内容。具体说，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出现“反差”以及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出现“反差”的根本原因[39]。
2．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中，对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以及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进行辩护的理论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由于教学目的不同，虽然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方面的批判，但在教学过程中当学生问及这方面的问题时，教师也应当正面进行解答。但是，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学还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在对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时，都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不要误将西方经济学者在分析市场经济运行时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不变当作批判对象，不管他们内心深处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事实上是永恒的。第二，不要轻易将西方经济学者与我们在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分歧当作批判对象，因为这种分歧是完全正常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说明他们之间在这类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而且在我国理论界以及我们教师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分歧。教材编写者和任课教师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介绍西方经济学者之间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或我们内部的分歧，并可以表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但不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对他人进行所谓批判。第三，不要简单地将所谓不符合中国国情作为批判的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以完全成熟或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为既定前提，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为依据，所以，在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方面存在着不适合中国特别是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问题，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何况别人也没有要求我们将其作为教条来对待。当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5]8，难道我们应当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加以批判或拒绝吗？
3．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增加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在西方正统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所作正面评价的内容；在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相关部分也应介绍马克思所作的贡献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其贡献所作出的评价。萨缪尔森在其教科书《经济学》中，在谈到规模经济问题时特别强调“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购买的许多物品都是由大公司制造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40]42；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时则分别指出“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的很大部分已经为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所预见到”，“马克思很早就察觉到哈罗德在今天所证明的事情：如果一个模型增长得够快，那末，它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有保证的自然增长率，如加速数—乘数的模型所示”[7]328-329。他在讲经济学原理（即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时尚且不忘指出马克思的贡献，我们就更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中实事求是地介绍马克思的贡献。这样有助消除人们对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误解或困惑。当然，要完全理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具体处理好均衡价格论与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论与剩余价值论以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等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理解并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另文具体说明。这里仅指出，正确理解这些关系对于每一位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任课教师来说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尽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能没有必要直接讲解这些关系，但却不能回避学生提出的相关问题，否则无论我们怎样调整教学内容也无法解除学生的困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这两门课的教师都应承担起解惑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