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印堂传(正文)_宋史张叔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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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印堂传(1903年——1991年)
张印堂,中国近代地理学家,人口学家。曾在经济地理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他十分注意云南地理的研究,曾多次赴滇西调查滇缅地理状况,为边疆发展提供资料,为边界的划分提供依据,被西南联大学生称之为“中国地理学权威学者”。其《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一文,荣获民国教育部三十一年度(第二届)社会科学类三等奖。
一、张印堂生平
张印堂(1903-1988),字荫棠,山东泰安人。30年代初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地理学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其后成为中国地学会会员。
张印堂较早进入人口地理学的研究,1934年《地理学报》创刊号以第一篇文章形式发表其论文《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论文明确提出中国需要计划生育,这是目前有文字可考的关于中国需要计划生育的第一篇科学论文。1935年涂长望发表《与张印堂先生商榷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重要论文,其中用专门篇章论述了中国天灾、人祸与中国经济、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对控制人口。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西迁昆明,联合组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秋,张印堂到达昆明,出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地理组组长,成为教学和科研主力,先后开课5门。
在教学方面,张印堂认真负责;科研方面,其一丝不苟。假期,亲自带领学生至野外实习。乘1939年休假之际,张印堂带领助教刘心务奔滇西边疆考察,收集到大量边疆地区资料,并对该地区自然特点、类型分布以及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认真研究。此次考察成果,成为后来因地制宜开设边疆地理课的重要资料。此外,他率领助理研究员邹新垓踏勘滇缅铁路沿线地理情况,所撰写的《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一文荣获三十一年度(第二届)教育部社会科学类三等奖。联大时期,张印堂另发表《云南边疆种族地理》、《云南经济地理》论文等,重视云南地理的研究。
1943年1月,驻大理的国民政府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因办滇西战时干部团的需要,邀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9位学者前往大理讲学,其中张印堂作为九教授之一应邀前往。1月28日,张印堂等人抵达大理,30日至2月4日讲学。讲课毕,因慕东南亚佛教圣地鸡足山之名,前往鸡足山游历。其间,张印堂与罗常培、郑天挺、潘光旦等人还应邀参加大理县志的修纂工作。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员回北平,地学系主任仍由袁复礼教授担任,地理组的负责人仍为张印堂教授。1948年张印堂教授去美国,其地理组组长之职由学校新聘之王成组教授担任。
1949年底,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云南史地辑要》一书,由方国瑜等著名学者撰写,出国之前张印堂也参与其事,从事地理方面的编写工作。
由于张印堂1948年后一直寓居美国,又因大陆不寻常的政治气氛,1956年,张印堂及继续其工作的胡焕庸即在《地理学报》遭到点名批判,未点名但是被引用观点批判的还有吴传钧、施雅风和高泳源等地理同行。
1950年至1991年,张印堂一直寓居美国。
二、张印堂与人口地理学研究
张印堂较早进入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其在刘心务的协助下翻译美国人George B.Creey(葛德石)所著的《亚洲之人与地》一书,已见张印堂对人口地理学的兴趣。1934年,《地理学报》创刊号以第一篇文章形式发表地理学家张印堂的论文《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论文明确提出中国需要计划生育,这是目前有文字可考的关于中国需要计划生育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在张印堂论文中,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的人口与耕地情况。作者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估计,平均每人“需三亩田地的生产方可度日“,而当时没有这样多的耕地,因此随着人口增长需要开荒。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各地区移民垦荒的可能性,发现移民垦荒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可供开荒的耕地足以支持温饱有余,因此他提出:“是以若想根本的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除积极进行移民开荒之治标的方法外,尚须努力提倡治本的节育政策,方能彻底的解决之。”可以说,张印堂的工作是马寅初《人口论》的基础。
总之,张印堂在其《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一文中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治本为节育,治标为移民垦荒,其观点应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社会制度问题。1935年另一地理学家涂长望写了《与张印堂先生商榷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论文,其中用专门篇章论述了中国天灾、人祸与中国经济、政治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国人口问题的形成与天灾、人祸密切相关,其实是对张印堂人口论的补充。
1950年代,在马寅初人口论受批判的背景下,持相同观点的张印堂人口论同样受批判。1956年,张印堂及继续他工作的胡焕庸即在《地理学报》上遭点名批判,未点名但是被引用观点批判的还有支持者吴传钧、施雅风和高泳源等地理学家。
三、张印堂与经济地理学研究
1938年秋,张印堂到达昆明,任国立西南联大教授,即投入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根据云南地理与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形,写成《云南边疆种族地理》、《云南经济地理》、《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报告》等论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通往国外的通道大多被日军切断,抗日所需军用民用物资只能靠“西线”入境转运。同年九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国际交通应当做准备”,应迅速着手抢修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为保障军需供给,阻止日军的进攻。1938年秋,中英美三方会商,由美国贷款7000万美元,中英两国各在滇境内合作修筑滇缅铁路。
在此背景下,张印堂于1939年10月初,利用休假之便,得国立清华大学、资源委员会及滇缅铁路局三方之合作资助,决定亲自前往拟修滇缅铁路沿线调查,对滇西一带的经济地理、矿产运输等情况进行具体考察,为修筑滇缅铁路提供参考。此次考察,张印堂先生带领助教刘心务、助理研究员邹新垓由昆明出发,沿拟修滇缅铁路沿线西行,逐站调查,随地勘测,经祥云南折经滚弄到缅甸的腊戍,再沿公路经畹町、遮放、芒市到龙陵,由龙陵又取道腾龙大路,西去腾卫,再由腾东折转返保山,然后沿公路东行,经下关、祥云,于1940年初回到昆明。此番考察,行程约二千五百余公里。其成果即为《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分上、下两册,报告中附有大量的实地照片、矿产分布图及各种数据表,其中附有202张实地考察照片,14张图,12张表,通过对拟修滇缅铁路沿线的地形、构造、气候、植物、土壤、居民的分布及其生活状态的调查了解,作者充分论证了修建滇缅铁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滇缅铁路所经之地,虽属有限,然其运输范围实包含云南以西各地。大部分处于亚热带,为热带季节气候区之一部,四季温和适于农作,沿线矿产密布,于轻重工业之发展均具有地理上之基础”;认为该铁路线“位于我国之最西南角,在印度支那半岛之顶端,与英属缅甸相毗连,故为我国西南国际交通之孔道”;该铁路的修通,将使“西南边防赖以巩固,内地富源籍资开发,战时固为国际交通之命脉,战后亦为对外贸易之枢纽。并可籍交通之便利,提高边地之文化,消除民族间之隔阂。由此观之,其功
用之大,效力之伟,诚非笔墨所能罄述”,认为“滇缅铁路确为我国西南最安全而简便之国际交通线”。同时,报告中也对腾卫、密支那,腾卫、八莫间两条旧大道的驮运现状和现在滇缅公路的汽车运输情形进行考察和论证;对居民的迁移、民族、语言、货币、走私等问题进行考察;也对滇缅铁路沿线的农作物种植、工商业的现状及发展状况、矿产的开采及现状、沿线的经济中心区做了详尽的记录和介绍。
其后,张印堂在《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撰写成《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一文,其荣获三十一年度(第二届)教育部社会科学类三等奖。
此外,张印堂在利用拟修滇缅铁路沿线考察资料的基础上,又撰写成《云南边疆种族地理》、《云南经济地理》等论文和《滇西经济地理》一书,进一步丰富其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四、张印堂与边疆地理学研究
张印堂出任西南联大教授时,也开始注意云南边疆的研究,其撰写的与云南相关的学术论文其实也可纳入张印堂边疆地理学研究的范围,如《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报告》、《云南边疆种族地理》、《云南经济地理》、《缅甸独立与中缅未定界问题》等。其中,张印堂在《缅甸独立与中缅未定界问题》一文中认为:“吾人对此重生(缅甸)邻邦,除寄一无限希望外,对中英久悬之滇缅未定界问题,亦愿趁缅甸光复之伊始,于中缅交欢之情感下,得以和谐解决,奠下中缅友好的关系基石,当为中英缅三方所一致之欢迎。”在对北段未定界的历史与社会风俗进行考察之后,他认为“中英之滇缅未定界地,既非缅属,而在历史上 又与我国有密切之政治关系,且在种属上又与我滇西边胞山头人同,其全部之主权与传统之完整,不宜分割、隶属于二,值此英国放弃统治缅甸政治之际,此地此民,随缅甸之独立,理应早日归还我国,以免未来中缅之纠纷与施政之困难”。
除了对云南边疆及边界的研究,张印堂也注意东北、蒙古、藏区的研究,其发表的论文反映了张印堂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关注,其爱国之情溢入其研究文字中,如《宁青经济地理之基础与问题》、《国人对东北应有的认识》、《蒙古问题》、《蒙古在我国防地理上之重要》等。
此外,张印堂在西南联大授课时,也开设了边疆地理课,据其所授课学生回忆:“张印堂老师在上‘边疆地理’课时曾讲过几句颇使我们领悟的话。因为那时他所讲的边疆地理是讲他在云南西部,冒着生命危险考察靠近缅甸、泰国等地的自然地理及其在经济、国防等方面的重要性等。当他讲到国家有许多地区是如此地需要有人去研究时,张先生说考入地理系的都是最好的学生,什么是最好的学生呢?选择了祖国的需要就是最好的学生。并且举出像王乃樑先生等几位同学为例子。”
五、张印堂的教书育人。
1938年秋,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地理组组长,为联大教学主干,其先后开课5门,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所教过的学生对其授课一直记忆犹新。课堂教学之外,张印堂也注意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亲自带领学生深入田野调查。
(一)张印堂的课堂教学
据听过张印堂课的学生刘林回忆:“我记得当时地理系的张印堂老师在上‘边疆地理’课时曾讲过几句颇使我们领悟的话。因为那时他所讲的边疆地理是讲他在云南西部,冒着生命危险考察靠近缅甸、泰国等地的自然地理及其在经济、国防等方面的重要性等。当他讲到国家有许多地区是如此地需要有人去研究时,张先生说考人地理系的都是最好的学生,什么是最好的学生呢?选择了祖国的需要就是最好的学生。并且举出像王乃樑先生等几位同学为例子。”
另据西南联大学生回忆,被联大学生称为“中国地理学权威学者”的张印堂教授,在联大讲授“中国地理总论”课程。该课程材料特殊丰富,考试异常严格,喜出小题目,常给人不
及格。身为国民党党员,却作过长文批评国民党腐败。他对当时社会的道德沦丧深为感叹,说:“这是一切事情弄不好的原因。”
(二)张印堂与学生田野调查
张印堂十分重视学生的田野调查训练。在假期,张印堂亲自带领学生至野外实习。时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就带领学生西出北京,去山西、蒙古等地进行调查。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如1939年休假,他带领助教刘心务、助理研究员邹新垓奔滇西边疆考察,踏勘滇缅铁路沿线地理情况,收集到大量边疆地区资料,并对该地区自然特点、类型分布以及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认真研究。此番成果,成为后来因地制宜开设边疆地理课的重要资料。
邹新垓(1915-1975年),湖南隆回人,为邹氏舆地世家第七代传承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在校受教于张印堂、洪思齐、赵九章诸先生。毕业后,留校任助理研究员,后随张印堂在滇缅进行地理考察,此番田野考察之训练,成为日后邹新垓从事地理学研究与地图出版事业的基础。
简历
1903年 生于山东省泰安市
19就读于燕京大学
1930年 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地理学硕士学位
1931年 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加入中国地学会。
1934年 在《地理学报》创刊号发表论文《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论文明确提出中
国需要计划生育。
1937年中国地学会在北平团城举行会议,张印堂被选为理事。
1938年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地理组组长,加入中国国民
党。
1940年率领助教刘心务,助理研究员邹新垓踏勘滇缅铁路沿线地理情况,写成《滇
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
一文,荣获三十一年度(第二届)教育部社会科学类三等奖。
1943年 中国国际同志会云南分会举行“现代问题”公开演讲,其中张印堂讲《缅甸
地理与滇西战场》。
1946年 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大学复员,张印堂随校回北平继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经傅作义邀请,张印堂去张家口演讲。同年出国去美国。
1957年 张印堂的人口论受到大陆学者的批判。
1948年-1991年,寓居美国。
主要论著与译著
1、张印堂《师范地理教育之重要》,《地理教学》1947年第7期。
2、张印堂《宁青经济地理之基础与问题》,《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
3、张印堂《滇西经济地理》,西南研究丛书,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1943年。
4、张印堂《蒙古在我国防地理上之重要》,《边政公论》1944年7月,第3卷第7期。
5、张印堂《云南边疆种族地理》,《西南边疆》1940年第2期。
6、张印堂《云南经济地理》,出版者不详。
7、张印堂《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出版者不详。
8、张印堂《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地理学报》第1期创刊号,1934年9月
9、张印堂《缅甸独立与中缅未定界问题》,出版者不详。
10、张印堂《国人对东北应有的认识》,《东方杂志》1936年1月,第三十三卷第一号
11、张印堂《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报告》(上、下两册),1940年。(中国地质图书馆藏张印堂先生的手稿本《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调查报告书》。)
12、张印堂《蒙古问题》,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37年。
13、张印堂《中国古代文化之发展及其地理背景》,《地学杂志》。
14、张印堂《地理研究法》,正中书局1937年。
15、[美]George B.Creey(葛德石)《亚洲之人与地》,张印堂、刘心务译,台湾商务印务馆,1966年。
参考文献
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
(四),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李德仁:《荣获“抗战时期学术奖”的联大学者》,《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
3、王启龙、邓小咏:《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地理研究述评》,《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
4、张景秋:《1900——1970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与回顾》,《人文地理》1998年第1期。
5、王云:《回忆西南联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刘林:《澹泊宁静的王乃樑先生》(代序),《王乃樑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年。
7、涂长望:《与张印堂先生商榷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地理学报》1935年第一期。
8、《联大八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