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里喊出自己的声音_天灾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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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期末论文
天灾人祸里喊出自己的声音
——从重大突发事件看中国对外传播的进步与不足
重大突发事件历来是全球媒体的关注核心，它像一把双刃剑，对它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象与利益。而长久以来，国际舆论场上的声音一直是“西强我弱”，作为传播弱国，在我国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时，做好对外传播，不仅是为了抵御西方媒体对我国的误解与污蔑，重塑国家形象，还可以借此机会，提升我国媒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重大突发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本文将主要以抗击“非典”、“
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5.12”汶川地震和“7.5”新疆暴力事件为例，回顾近年来我国媒体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对外传播工作的进步与不足。
一：时效：先发制人，抢夺话语权。
但对于媒体而言，突发事件可谓是“福祸相依”，若能及时地抓住时间，先发制人，往往是媒体造就辉煌、夺取话语权的重要机会。二战的报道造就了BBC的成功，海湾战争成就了CNN，“9.11”事件让半岛电台异军突起。而对于在国际舆论上本就较弱的中国媒体而言，抓住本国内部突发事件的机会，及时抢夺话语权，提升媒体及国际形象，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利用好本国优势，最重要的就是讲求时效性，要快。然而，如果做不到先发制人，便会落得“后发制于人”的困境，让国家形象也随之受损，2003年的“非典”就是实例。“非典”最早于2002年11月就已在广东爆发，但官方媒体却直至2003年4月中旬才正式开放报道，此时疫情已在全球多地爆发。这使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了密集、大量的负面报道，自2003年3月31日至2003年4月12日的202条报道中，负面报道占了65%，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家形象。
随着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进步，对2008年“5.12”地震的报道，则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措施。在5月12日14点28分地震发生后，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分别在14点47分和15点，播发了有关震中和震级的详细信息。《纽约时报》、《泰晤士报》BBC、CNN邓国际主流媒体大量引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华社、国际传播期末论文
中央电视台提供的信息和画面，篇幅、规模、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政府的评价也大有提升。
二、姿态：广纳质疑，坦诚相待。
像“非典”那样延时了4个月才做报道的情况，表面是时效问题，实质上却归咎于媒体理念、政府姿态的落后。长久以来，我国媒体都有着“遮羞”的理念，遇到祸患先想到“家丑不可外传”。但在网络如此发达、信息如此流畅的今天，“不外传”显然是不可能的。与其让国外媒体肆意猜测，到不如自己开诚布公，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008年3月14日，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我国媒体的形象就是遮遮掩掩，大量限制外国记者的进入，结果使得以CNN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对我国政府横加猜测，搬用尼泊尔等地的僧侣照片，对我国西藏警民问题、汉藏关系大加污蔑。没有确切新闻源就妄加猜度固然不对，但我们更应当反思：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也与我们没能及时透明对外界进行报道有关？不能首先把最准确的信息告诉外媒，就很难责怪CNN乱用新闻源。
相比之下，当2009年“7.5”事件爆发时，我国的反应就成熟了很多。事发后迅速在乌鲁木齐设立了“新闻中心”，第一时间开放外国媒体到当地进行采访。新华社也立即启动应急报道极致，在全球媒体中率先对外播发了英文快讯，成为国际舆论的重要信息来源。使许多大部分国际媒体的报道基调相对于“3.14”都有所好转。
不断成熟的姿态一方面表现在报道速度上，对国外记者的开放程度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敏感问题的应对态度上。如今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后，政府都是尽快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正面记者提出的许多敏感问题，虽然对于很多问题还是不会直接回答，还是会用“不了解”搪塞，但是能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谈，已经是坦诚相待的第一步。
三、提高公信力，让中国声音更有说服力
在国际传播中，仅仅是有所报道还远远不够，信源的可信度、媒体的公信力往往更能决定传播效果。国际传播期末论文
在西方，媒体与政府间存在着“不合作”的传统，西方民众在看待信息源的可信度问题上，首选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其次是媒体，再者才是政府。而中国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大多数的信息都来自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他们以政府为背景，报道内容也多是官方信息，自然很难让外国受众信服。所以在“3.14”事件中，外国公众普遍不相信中国媒体的辩驳，对待“7.5”事件，外国媒体也是怀疑多于肯定。
这是中国媒体的性质决定的，而这种性质又是不能改的，那就必须在采访内容上有所革新。比如，尽可能地多采访非官方人士，最大限度地容纳社会上的“各种声音”，避免“异口同声”“众口一词”的报道现象，适当情况下可增添国内外人士的辩驳、评论情况。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很难，这也恰是阻碍中国媒体增强国际影响力的症结所在。
四、内外有别，用国际习惯做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的最大不同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语言，而是思路。如果不能把握好这两点，很多传播便是无效的，甚至有负效果。
语言上的问题是比较基础的问题，要注意不同词汇在在不同语境下的表达效果，关注受众的理解情况。比如，在西藏问题中，我们常提到“分裂主义者”，这在汉语中是贬义，在英语中却是中性词，“分裂”只是一种选择，体现的是选择的权利。过分谴责分裂分子，会显得中国过于强权。这时，如果我们强调藏族人民在中国政府领导下生活水平日益上升，再对比*统治下的藏民生活，外国受众可能会更好接受。
比语言更难把握的是国际受众的习惯。面对突发事件，中国媒体习惯于关注事件概况，强调政府对时局的把控，而忽略对细节的真实描述、对个体的人文关怀。而西方受众往往更关注“人”的情况，对出动多少部队、调动多少资金等宏观数字并不感兴趣。在“5.12”地震时，有关抢救伤员、挽救生命的报道就是进步，总理深入灾区真情流露的亲民形象也是体现人文关怀的一大突破，但这样的报道整体上说还是太少了。比如在“3.14”、“7.5”事件的报道上，我们多数篇幅在强调政府已控制局面，多数在谴责分裂分子的不良行径，可人民受惊的情绪、家人和亲属的反应，国家对人民安抚情况却报道较少，报道中每采访到受害者，国际传播期末论文
就选取他们感谢国家、感谢政府的话语，这就很难让我们的新闻符合国际受众的习惯，很难体现以人为本的政府宗旨，凸显我们在人道主义关怀方面的作为。
五、比“软实力”更重要的是“硬实力”
舆论之争、媒体之战，说到底都是“软实力”的较量。纵然“5.12”报道得到了国际上的好评，但随后国际社会还是会把焦点转到中国的房屋建筑质量等问题上。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7.5”事件，当报道完了人员伤亡，政府应对措施之后，更多的目光投在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上。可见，拂去宣传与报道的表层，硬性的发展问题才是影响国家形象的根本。
所以，相比于提高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能力，更重要的是加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自由民主进程，只有把这些做好了，才能在源头上减少重大突发事件，更能在突发事件出现时把对外传播做得更有“底气”。
重大突发事件对于我国对外传播工作而言，可以说是“祸福相依，机遇与挑战并存”。抓住时机、摆正姿态、增强自身可信度，以国外受众最能接受的形式去报道，才能有效提高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在加强软实力的同时，增强我国的硬实力，中国的国家形象才能有突破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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