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兴亡录3棍棒与道义的较量_略论万历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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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棍棒与道义的较量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最著名的内阁大学士，被誉为“明朝笫一名相”，张居正在位期间，励精圈冶、大胆改革，几乎凭一己之力，把明朝重新推向鼎盛。但在此过程中，张居正的个人意识也在逐渐膨胀，他对万历朝政局的控制也达到了顶点，于是有了“独断擅权”之嫌，一位名叫刘台的官员上书弹劾，希望张居正能改弦易辙、做道德的楷模，然而刘台却被万历皇帝充军发配。刘台的离去看似弹劾一案的结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它却暗示着另一个更大波澜的开始。)刘台被发往广西充军，影响还在，大家都在等待着他的预言。所有人认为这个预言不尽人情的，却也是期待中的预言，这是常人等着看笑话的心理。刘台说张居正破坏祖制，引进私人张四维进内阁是蹊跷的事。他说张居正父亲去世是早晚的事，张四维善于权变，将来在内阁一定能找到一点理由让张居正从家乡早点回朝，刘台认为这必然是蹊跷的事。刘台认为张居正在这件事上是为了个人，所以天下人都要提高警惕。张居正可能是被这激怒了。正是这，使张居正在后来下损招，让刘台家破人亡。晚明名儒陈继儒常提醒自己并告诫朋友与学生，聪明人要学会厚道，富贵人要学会宽容，多有针对这事的感慨。人聪明是好，但往往把别人往坏处想。刘台批评了人家儿子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拉出张居正的老子来，让人们等着看张居正笑话?张居正也太不宽容，做到了首辅，为什么要跟一个御史较劲?怕什么来什么，刘台的预言言犹在耳，张居正父亲真死了，74岁的父亲去世，张居正应该有心理准备。张父的身体不好，“走”也正常。万历也知道这个讣告，下诏谕，让张居正节哀，保重身体，国家靠你。张居正很感动，但是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中国历代习惯，明代法律也规定，凡是得到讣告，即日起就得奔丧，同时还得守制27个月，普通百姓都得如此，不得娱乐，不能喝酒，不能吃肉，政府官员、吏员还得辞职，得守制，儒生不得参加科考，如果有父母讣告拿到，隐秘不告的，官员得开除官职，只有战争中的军人除外。

张居正怎么办?李太后与冯保不希望张居正守制，政治上三人配合得好，如果张居正离开，国家怎么办?张居正也矛盾，父亲死了，应该立即奔丧，向皇帝报告守制，但他想国家事多，皇帝小，才15岁，怎么办?正在矛盾时，有人出主意，夺情。按理应该奔丧，但由于国家事重，夺尽人子之情为国家服务。，(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的病逝，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却因为他有个位高权重的儿子，使得一件个人私事变成了公众政治事件，所有人都在各怀心思地等着看张居正的反应。此时张居正经过五年的努力，已经在万历朝树立起了绝对的个人权威，而且国家的各项改革也正在有序进行，在此情况下，有人提出让张居正夺情也是很有道理的。万历皇帝有什么意见呢?)

实际上这个主意是符合张居正心态的，也合乎太后与冯保的心意。明代大学士有夺情的往事。首辅的夺情，在明史只一次，也在一百多年前的成化年间，首辅李贤的父亲死了，李贤要奔丧了，皇帝让他回来视事，这时，状元罗伦(又是江西吉安人，永丰县人)提出不能夺情，这是大事，先见老师，即首辅李贤，希望老师继续回去守制。李贤说是朝廷的意思。罗伦弹劾了李贤，这引起轩然大波。这在明史上没发生过的事，罗伦被贬到福建泉州做“市舶副使”，薪水极低，靠帮人写信来养家糊口。一年后，李贤去世了，夺情就成了李贤一生政治污点。从此没哪个首辅敢夺情。张居正夺情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演历史。

张居正的态度暧昧，他向吏部交报告，请求守制。傻子也知道这个报告不是吏部敢批的。大小事都是太后与皇帝批准，这里就有问题，这个态度暧昧。万历帝看到吏部的奏疏，就下谕，“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幼冲，安定社稷，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既往谕著，不必具辞，钦此”，这是万历的意思还是冯保或者太后的意思?这时万历l 5岁，或许他还真想自己管管事。他无事可干，三个人，太后、冯保、张居正是他三尊保护神。如果他想管事，这三个就是三座大山，是使他长不大的山，以后一定会推翻它们。这时他犹豫不决，母后，当然希望，冯保也希望张居正夺情。这时，张居正正式打报告要求守制，不过态度仍是暧昧，更像是决心书，表示时刻听从召唤的决心书。父亲死，儿守制是人之常情，但是大事以君父为主，要做大义，即继续工作。奔丧是小节。这是他的态度。这是张居正的这个表面的辞职报告，引导推动着万历让他夺情。许多不合道理的事就在这种半推半就中进行，张居正不得不夺情了，万历不得不挽留了。

(张居正如愿以偿地留了下来，不能说张居正对父亲没有孝心，只是此时他对权力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也许是因为他要为国家继续作贡献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但这种欲望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朝中大臣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到了隆庆与万历，明代事情不是皇帝与首辅说了算，关于伦理上，说话的人多。大臣们对张居正是否夺情存在两种声音与意见。一是认为国家要首辅，张居正不能走，这个声音由主导变得越来越微弱；二是伦理是为人臣者得遵守的，这种声音由微弱越来越强。道理越来越明白，天下事情是大家做，不是一个人做的。张居正有这么伟大吗?你走了，难道天下不转了?你就不能走?比老祖先还伟大?希望他守制的底气越来越盛。这种声音越来越有压倒一切的趋势。这时，天上出了问题，一颗彗星傍晚时横贯天际，每天傍晚都是这样，引起许多人关注，即使没事，也会找出事，何况正有事?大家把两事联系起来，叫天象示警，年轻的吴中行也与大家一样，天天傍晚看这颗彗星，他失望地看到彗星天天出来，张居正每天上疏要守制，连奔丧的意思都没有。吴中行对张居正本有极高评价，在他的主持下国家欣欣向荣，但是不能在守制上特殊化，不能再等待了。他要上疏，抗议皇帝的夺情。谈了三点，一是皇上处事不当，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十九年与父亲没见面，一定悲伤，皇上让他继续工作，能做得好吗?二是张居正处事不当，父亲死了，国家法律天下百姓都知道要守制，你父子之情去了哪里?三是“万古纲常，四方视听”。张居正只有做好表率，才能树立法律典范，否则伦理纲常不再。第二天，翰林院的赵用贤也上疏了。第三天刑部两个官员也上疏了，都是声援吴中行，要求张居正立即奔丧，守制。

(明朝以儒家“忠孝”思想为立国之本，君臣父子，纲率目张。而张居正身为文官领袖，却在“孝”字上输了道义。如果张居正输了道义，又怎能做天下读书人的楷模呢?所以，抗议张居正的声音越来越强烈，那么，事情将会如何发展，这一切又会给明朝的政局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吴中行，赵用贤，都是与刘台一样，隆庆五年进士，是张居正的学生，刑部的艾穆是张居正的老乡，吴中行与赵用贤留在翰林院，是储相。他们批评张居正这件事，这在明朝历史上少见。严嵩够坏了，都没达到这种“享受”。何况还有刘台的预言?刘台上疏，在万历四年正月。张居正父亲去世在一年零八个月后。张居正既有阴影又有委屈。张居正觉得自己做出那么大贡献，怎么就不能被接受? 万历皇帝对吴中行、对赵用贤、对艾穆、对沈思孝四人实行廷杖，六十到八十不等，又一次用棍棒来处理道义问题，由文斗变成了武斗。这对张居正更不利了。翰林院官员也行动起来，纷纷要求赦免四人。同时也找到张居正，只有张居正求情，才能赦免，可是，张居正与皇帝都不予以理睬。四人照常被拖并实行廷杖。打人者都是行家，打声震天，惨不忍睹，四人奄奄一息，这时，有一人目睹了全部过程，转身到了会极门，掏出文本给宦官，请假，请皇上批准。万历拿到后就放到内阁票拟，这不是辞职，又是抗议。他是邹元标（江西吉安府），上疏抗议，反对实施廷杖。(后来也是他上书为张居正平反)他不再拘于夺情与不夺情，直接指责，万历皇帝没有志气，张居正没人性。先引用万历的话，再说如果张居正不幸死了，哪能说学业不成?难道非常之人就不守三纲五常吗?这是人与畜生的差别。这个奏疏上去，后果可以想象，廷杖八十，没人再救了，也没人再公开表示同情，都认为于事无补了。事后，所有反对意见的，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暴力战胜了道义，肉体付出了痛苦，道义受到了棍棒的打击，会带来道义的亏损，这个代价更大。《明史》把三个政敌放在一卷，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一卷，三人进行一场接力，他们共同把这个国家推向清明，推向更高，如果这样，国家可能也有另一个可能。如果处理不好，像张居正夺情，双方都有斗气在，如果五人采用更好的办法，如果张居正能说服皇帝妥善处理好，可能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们五人都在意气用事，将给万历政局带来重大挫折与损失。这场争论引发的事，埋下了更大隐患，万历对张居正的种种清算，明朝就会有更大的政治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