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海战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_崖山海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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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海战，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

公元1279年，南宋守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崖山（今天广东江门一带），与蒙元追军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战斗结果：宋军覆灭，十万军民殉国，丞相陆秀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八岁的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这场战役，史书称为“崖山海战”。“崖山海战”不仅是宋亡标志，而且还被很多国外史学家视为“华夏陆沉”“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即“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依我看来，作为一个地域，中国何时都客观存在，无论统治者是谁，称“宋”抑或称“元”，不能说元不是中国，即便是中国被征服史，也是中国历史。但对中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即汉族而言，元灭宋，确是亡种危机，准确地说，是“崖山之后，第二纪华夏人亡（注：第一纪是先秦远古华夏人，第二纪就是以汉唐宋为代表的中古华夏人）”。关于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海战，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历史小说《海啸》描述得惊心动魄：

公元1279年，人类古代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战局最为惨烈的一场海战不可避免的在新会崖门海域爆发。交战的双方一方是由草原兴起的强大蒙古帝国，它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踏遍亚欧大陆，集中全力准备给敌人最后致命的一击。另一方是国力衰落的南宋帝国，积弱不振的它已经苦苦抵抗了近半个世纪。这是两个民族之间异常残酷的一场绝世之战，对垒双方共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600多艘。蒙古帝国已经吞并了大陆上若干个咤叱风云的国家，意图借这场战争彻底消灭这片广袤土地上最后的强劲敌人。而南宋帝国在蒙古铁骑的大举入侵之下, 一批忠贞的大臣拥立幼帝从杭州退到福建，再退至崖山建立起海山朝廷，捍卫着保卫江山的最后一丝希望。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以“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壮士们，慷慨赴国难，踏上了历史留给他们的最后舞台。一群宋王朝仅存的精英，就这样置身于这天涯海角的一隅，保卫着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流亡政权。

然而勇气终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英雄壮志亦不能阻挡波涛般的蒙古铁骑。宋军在初次交锋得胜后，其被动的战术使自己陷入了敌军的围困。数日后，在滔天的巨浪中，缺乏补给的宋军在蒙古军团强劲的攻势下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结束了这场持续二十多天的海战。

落日的余晖是何其悲壮！“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被囚禁在元军船中的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战中最惨烈的一幕——无力回天的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年幼的皇帝，背负着他为之坚持的沉重理想投海而亡。其余宋朝军民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田中芳树的这段描述十分生动，但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灭宋的元军，主力不是蒙古铁骑，而多为汉人水军。因为蒙古军队不善水战，所以，这一次是原为宋将的汉人“带路党”张弘范领军主攻。灭宋后，张在崖山石上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后来有人在这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表达了“汉人灭汉人”的千古悲愤——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蒙古灭宋，开启了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先河。汉民族遭受了第二次亡种危机，甚至可以说是“亡种之难”。

在宋朝之前，汉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征服过，游牧民族虽在汉朝时就很强大，但充其量与华夏并立平行。“五胡乱华”虽然征服了中原，但不足以征服全中国。而崖山海战这一仗，导致南宋政权灭亡，则是中国全境再无一个汉族政权，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彻底成为被征服者，史学界所言的“华夏陆沉”盖因如此。据吕思勉《中国通史》记录，蒙古帝国太宗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当初进占中国北方的时候，本打算是想将北方汉人全部杀掉，因为他的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汉人没有任何用，不如杀光他们，把地空出来，变成我们的牧场，让我们这里放牛马羊。但窝阔台的另一个近臣，契丹人耶律楚材出来劝阻，说不可，汉人有用，可以给我们种粮纳税。你杀了汉人，谁给你当牛做马？于是，窝阔台打消此念，将汉人当作农奴使用。

史料显示，蒙古人征服前的南宋，人口约6500万，基本全为汉族；北方汉族人口1000万，而蒙古总人口约100万。也就是说，总人口不足100万的蒙古人，征服并统治了7000多万的汉人，人数对比超过1：70。无疑，这是继“靖康之耻”后的又一次巨大民族耻辱。华夏的两次灭顶之灾，旷世之耻，俱为两宋创造。为什么唐朝创造了汉民族无尚荣光，宋朝却两次把汉民族送入羔羊境地？这里从政治层面做个小结：比之大唐总结两宋，至少有国家政治方面的“三大失策”：

其一，保皇权之至高无上，不受“有动手能力者”威胁。就像2013年新编历史剧《精忠岳飞》中，秦桧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给出杀岳飞理由的经典台词——“不在于他想不想反，而在于他有没有造反的能力。”此言一语中的，赵宋皇室搞崇文抑武，就是要彻底扼杀国民“尚武精神”及“造反能力”。其二，保皇权之高度统一，思想收紧、儒家接受理学改造。宋朝臣民不仅统一受教儒学，还要戴上更加趋于保守的理学紧箍咒——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比“崇文抑武”更具杀伤力的洗脑运动，令宋版汉人失去“人之本能”，无欲无力，日渐衰萎。对于游牧军队，北宋军队尚有还手之力，南宋军队却已无招架之功。南宋一降，塞外铁骑南下攻城掳掠犹如探囊取物。原因就是“以儒立国”的副作用到了南宋已经积重难返，经过“理学”洗礼的儒教嬗变为“阉割文化”，儒家文化“刚”的一面消失，原来的兵家文化不见了，刚柔相济的华夏文明变成了阴柔见长的雌化物，南宋军民已整体雌化。宋军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吓唬国内百姓。

其三，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的融合被割断。大唐中国，奉行对外开放式的“海纳百川”“胡汉合流”，而两宋中国，却奉行自成一统的内敛“小国策”，对于游牧民族部落国，宋人是鄙视加卑微——“牛并孙子着”。

例如，宋人当时对女真统帅的称谓是“狼主”，如果以“狼主”称中原将帅，那可能是一件大不敬的事。中原大臣谁与“狼”粘上干系，那就难逃奸逆贰臣。而在游牧民族当中，“狼主”可以成为尊称，比如在传统评书《岳飞传》中，岳飞老对手完颜宗弼的帐下汉人，便人以“狼主”称之，如此称谓女真统帅，除了表面的“尊重”，不能排除其中暗含对敌首的讥讽。

对于这一点，完颜宗弼可能也心知肚明。不知“狼主”这个称呼是从中原而来还是塞外叫起的，他不拒而笑纳。汉人的嘲讽称谓，丝毫没影响到牧马人的自信心。而历史反复证明：你怎么称呼对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实力上真正藐视对手。以称呼之污，掩盖现实之怯，其实是一种弱者文化的表征。宋朝由君及臣，既不能战胜敌人，又不想学敌人之强悍精神，只想花钱买和平，在文化上藐视对方，所以最后只能沦为野蛮人的“战俘”。

关于精神，美国作家海明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对应海明威这句的，是中国一句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首先不是经济崩溃、军事失败，甚至不是文化落后，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述出两宋亡因，以及宋版汉民族出了什么问题。宋朝时的华夏文化登峰造极，但却开启了华夏被征服的历史，乃至古华夏人的被灭，正是政治保守、精神衰败、血性消弭的结果。

延伸阅读：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后大宋殒落公元1279年初，在今天的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以南的崖门镇附近海域，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惨烈海战，交战双方是侵宋的蒙元军队和南宋残军。这场战斗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以至于成为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节点，发生在七百多年前的这场战事也可被视作历史的转折点。

是年二月，元军大举进攻在大海中的孤岛崖山苦苦支撑的南宋流亡小朝廷，几番较量，宋军大败，眼见已经无力回天，宰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自尽，南宋王朝彻底覆灭。自公元960年太祖武德皇帝（谥号）赵匡胤建立北宋起，立国319年之久的大宋王朝黯然落幕，消失在历史的烟云 深处。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布征宋诏书后，元军以伯颜为统帅，由多民族混编组成的九路大军水陆齐头并进，浩浩荡荡的杀奔南宋而来。元军主力由伯颜和阿速率领，经襄阳渡汉水越过长江天险，南宋降将吕文焕充任前锋。蒙军经汉水渡过长江后，南宋鄂州都统制程鹏飞见已无险可守，大势已去，遂率部投降。伯颜领元军东下，只遇到微不足道的零星抵抗，不久兵锋直指临安。蒙元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蒙古铁骑曾让半个地球为之颤抖，帝国创始人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更是被欧洲人称作“世界征服者”，是令人恐惧颤栗的“上帝之鞭”，蒙古马队铁蹄所到之处必会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其勇猛剽悍、残酷无情远非辽、金可比。加上南宋水军在刘整、范文虎等人的率领下大部归降，不谙水战的元军如虎添翼，南宋被动挨打的糟糕局势至此已经难以收拾，大厦坍塌只在朝夕之间。1276年初，执政的谢太后和年方5岁的南宋小皇帝赵显（恭帝）投降了元军，赵显的两个哥哥赵昰和赵昺在不愿降元的皇室遗老和吏部侍郎陆秀夫的护送下，逃往南方。元军步步紧逼，衔枚疾进，沿路追击南逃宋室遗孤。

陆秀夫以南宋流亡朝廷的名义，派人知会各路抗元残余力量，他首先想起的就是坚决不愿苟降的张世杰将军和那位面目不清的右宰相陈宜中。早在宋恭帝赵显投降元朝之际，曾为金国将领后来南投大宋的张世杰不愿归降残暴的蒙元，愤而率部离开临安，来到浙江定海一带，决心继续坚持抗元复宋的斗争。

元军派遣张世杰旧部降将卞彪赴定海劝降，得知实情后，张世杰大怒，命人割掉了卞彪的舌头，最后将他凌迟碎剐示众。一接到陆秀夫的信，他二话不说，立马拔营率众往南追赶。右宰相陈宜中本是贪生怕死、墙头草式的人物，宋恭帝投降之时，他本是偷偷溜走，打算观望一阵再另谋出路。碍于张世杰一再催促，摇摆不定的他才勉强随世杰一道南来。五月，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终于在福州会合，经过商议，他们拥立赵昰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封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任左宰相兼兵马都督；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中枢密院事。恰在此时，青史留英名的抗元英雄文天祥从元军的监狱里逃出，也辗转来到福州，被任命为右宰相。经过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抵抗力量逐渐壮大，渐显复苏中兴气象。在他们的感召下，各地抗元队伍纷纷汇聚到东南沿海一带，转战于闽粤等地，坚持抗击元军约一年之久，给不可一世的元军造成不小的麻烦，抗元复国的声势一时大振。忽必烈见此情形，心急如焚，赶紧加派大军四面出击，大举进剿，南宋抗元军队损失巨大，抵抗运动又陷入低潮。端宗赵昰率一干南宋遗老遗少退避海上，枢密副使兼兵马统帅的张世杰率军袭击驻扎在潮州、泉州以及雷州半岛的元军，想挽回不利于大宋的战略颓势，谁知元军早有防备，大都无功而返，不能获胜。此时，端宗赵昰的避难船队在珠江口外遭遇猛烈台风袭击，龙船触礁沉没，赵昰落水几乎溺毙，幸而被众人救起。这场台风造成的破坏力惊人，南宋船队损失甚重，士兵被淹死者近半。端宗赵昰虽然大难不死，但肺中呛水，惊恐成疾，不久便一命呜呼。

左宰相陈宜中见大势不妙，心中惊恐不已，忙建议余众逃亡海外，慢慢积聚力量，招纳溃散人马，准备作战物资，以图东山再起。陆秀夫、张世杰等人觉得这也是一条缓急出路，于是派陈宜中去越南占城安排退路，谁知这厮一去便渺如黄鹤，没了音讯。原来早已被吓破胆的陈宜中留在占城当起“寓公”，不准备回来了，哪里还顾得上留在险境中的南宋君臣。文天祥不幸在1278年的一场血腥战役中再次兵败被俘，被关押几年的他严词拒绝了的忽必烈的亲自劝降，激怒了忽必烈，崖山激战后不屈而死。

目睹此景，众人情绪低落，顿感前途无望，许多大臣都嚷嚷着分家什散伙，各奔前程。陆秀夫不厌其烦的劝说大家：“自古就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先例，诸位想必都知道历史上‘楚虽三户可亡秦，越甲三千必吞吴 ’的事迹，依靠一队疲兵、一座城池成大事的大有人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古今不绝如缕。如今我等虽然处于劣势，但帝子（卫王赵昺）尚在，百官大都幸存，排列有序，还有数万军队，大都是身经百战的虎贲之士，复兴大宋仍然大有希望。诸君不要灰心丧气，坚持下去才有最后的胜利！”陆秀夫安抚好众人后，又拥立卫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陆秀夫接替文天祥担任右丞相，并将朝廷驻跸地迁往新会崖山。崖山，又称厓山，位于新会以南5公里处，背山面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个据险固守的战略宝地。

元廷获知南宋的残余力量聚集在厓山一带，特命汉军统帅张弘范领兵数万，分水陆两军赴粤征讨。大军临行前，忽必烈叮嘱张弘范，能招降最好，如若不降则务必一鼓聚歼之。公元1279年年初，元军浩浩荡荡陆续抵达厓山，对南宋残余势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面对巨大压力，张世杰昼夜苦思破敌之策。有幕僚向张世杰建议：“假如元军用战船链接堵住出海口，我军就会进退两难，若陆上接战失利，连逃往海上的唯一通道也会丧失，大有被敌人“瓮中捉鳖”的潜在危险。何不趁元军新到，立足未稳，尚不知我军虚实，我先抢占出海口。如果首战胜利，是我大宋之福，万一失败，还可往西退避海上保存实力。”这建议是很高明的，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预留后路尤其必要。张世杰担心常驻海上，粮草淡水供给不易，容易造成军心动摇，长期对峙下去，于我不利，必败无疑，兵法有云：“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狭路相逢勇者胜，况敌军远来疲惫，而我军以逸待劳，趁他立足未稳可一举大破之。于是他没有采纳幕僚的意见，而是下定决心同元军决一死战，一战定胜负，方可免除被团团围困的危局。他调集千余艘大型船只，船头朝里，船尾朝外，用粗绳索绑扎缚牢，形成一座漂浮在海上的“船寨，”船队四周，搭起一围高大的楼棚，形同寨栅。士兵们驻扎在楼船上，赵昺和众臣居于中间那艘大舰，是为中军。谁知元军是有备而来，防守严密得水泼不进，宋军几次主动出击均无功而反，反而折损了不少人马，只好退回“船寨”继续抗敌。

张弘范见宋军结船抗拒，想出了一条火攻之计。元军组织火攻，宋军早有准备，船体早就涂满了湿漉漉的海泥，并在各船尾绑上一根削尖了的长木杆，元军纵火的小舢板难以靠近。如此妙招，元军火攻难以奏效，划小船纵火的士卒被宋军弓弩手击杀不少。见火攻不成，张弘范又生一计。他命令水军用战船严密封锁出海口，截断宋军运粮运水的生命线。张世杰帐上那位参谋提出的建议其实很有先见之明，只可惜未被采纳，至有今日之险。这一招果然毒辣，宋军断了粮草柴薪接济，只好吃干粮度日，干粮无水难以下咽，军士们只好喝海水，结果上吐下泻，饥疲不堪，眼冒金星，哪里还有力气打仗。就这样勉强坚持了十几天，军中士气低落，怨气冲天。

张弘范眼见宋军已陷入绝境，无力突围，特地派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去厓山宋营招降，张世杰斩钉截铁的断然拒绝：“我知道抵抗下去一定会死，而归降元朝又能活命、又能加官进爵、又有荣华富贵，但我誓死报效大宋的决心永远不变。你回去告诉张弘范那厮，叫他断了招降的痴心妄想，整兵再战吧。”

张弘范见劝降不成，便紧锣密鼓的加紧准备军械物资，排兵布阵，最后的决战如箭在弦。3月19日，号炮声起，张弘范命副帅李恒率队猛攻宋军营地的北边，自己亲自率精悍劲卒攻击宋营南面。乘着海水潮涨潮落，元军倾巢而出，四面出击，喊杀之声响彻天际，宋军士兵连日乏衣乏食，个个面无人色，只有招架之功，已经没有还手之力，更遑论杀出重围了。两军船只纠缠在一起，双方鏖战正急，元军得势，人人奋勇争先 ；宋军士卒困兽犹斗，个个俱怀必死之心，只为寻机逃出生天。忽然，元军指挥船上鼓乐齐鸣，宋军将士心头一愣，难不成元军志在必得，提前饮酒作乐庆贺胜利？众人心头一凉，不免有些松懈、沮丧。谁知这鼓乐声是元军事先约定发动总攻的暗号。果然，敌船四下里蜂拥而至，无数元军士兵从船舱里冒出头来，用燃烧着的箭矢火石猛攻宋军船寨，一束束疾如流星的火把落在宋船的甲板、桅杆上，元军士兵挥舞利刃，嗷嗷叫着爬上宋军的舰船，逢人便砍，还四处纵火。霎那间，宋军船只被烧毁击沉不少，士卒伤亡甚重。一些宋军将领见状，心内打鼓，胆颤心寒，已无战心。忽然，一艘宋船率先高竖降旗，擅自砍断巨索退出了战斗序列。其他船上的宋军战斗意志顷刻瓦解，纷纷仿效将战旗降落下来，士卒们将武器抛落海中，旗杆上竖起白旗。张世杰见状，心知大势已去，已非自己所能挽回，情况紧急，势如危卵，不容有半分犹疑。张世杰将一部分不愿投降的精壮士兵组织起来，赶到中军想保护赵昺等重要人物强行突围。时已黄昏，风大浪急，又忽然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四下里黑漆漆一片，十步开外就难以辨识，敌我之船混杂在一起，到处都是元军士兵，死尸枕籍，哪里还找得到小皇帝赵昺。入夜，虽伸手不见五指，但元军并未停止攻击，呐喊之声从四面隐隐传来，兵器的撞击声和伤者的哀嚎直刺耳膜。苦寻半夜无果，世杰无奈，只好率十几条伤痕累累的战船斩断大索撤出战斗，在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横冲竖撞突围而去。赵昺的龙船是由陆秀夫负责护卫的。他见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敌船，敌军围困万千重，突围无望，心知南宋气数已尽，已经回天乏术了，他回头对年方七岁的赵昺说 ：“官家，事危矣，奈何？天意亡宋，陛下只能以身殉国了。” 年幼的赵昺木讷的望着陆秀夫，眼里满是惊恐，却并无言语。陆秀夫先将自己的妻儿驱赶投入海中，然后毅然背起赵昺，一纵身跃入惊涛骇浪之中，瞬间便了无踪影。赵氏皇亲、众大臣、后宫眷属、数万残余官兵见状，宁死不降，纷纷跳入海中殉难。中华历史最为悲壮的一幕在这荒僻的海畔上演，众多大宋的忠实子民在此决然断绝的慷慨赴死。史料记载，厓山海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海面上浮尸十余万，血流漂橹，海水变赤，大宋文武精英玉石俱焚，损失殆尽。残阳血海，混为一色，海水似乎被冲天大火煮沸，天空中点点沙鸥绕圈环飞，发出阵阵哀鸣，盘旋良久不愿归巢。张世杰突出重围后，收拢了一部分溃散将士，不几日便率残兵赶回崖山战场。崖山海面的惨状让众人惊呆，张世杰潸然泪下。他命人将大宋战殁或殉难的君臣将士的尸体打捞上来葬在海滨的山坡上，准备再去寻找、拥立藏匿在民间的宋室之后，继续抗元。说来也怪，一阵猛烈的台风再次呼啸袭来，飓风裹挟着汹涌的海浪将张世杰的坐船掀翻，这位铁骨铮铮的誓死抗元的南宋名将也随之沉入海底,麾下将士也大部分葬身鱼腹，壮烈殉国。身经无数恶战，无数次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张世杰以这种意外方式成仁，也算实现了他誓死报效大宋的夙愿。

仿佛就在一瞬间，台风一扫而过，戛然而止，海上渐渐归于平寂，风平浪静的海面静谧得好似什么也没发生过，时间终将会抹去一切不祥的痕迹。

公元1279年三月十九日，厓山血战结束，大宋王朝宣告灭亡。历时二十余天的厓山海战是一场不对称的战役，当时的蒙元已占有中华国土的绝大部分，大势已定。南宋残余势力则只剩厓山附近的一小块领地，孤立无援，坐困愁城。南宋虽尚余数十万之众，但大多是文职人员、随军眷属、各类工匠，以老弱妇孺居多，能参加战斗的精壮不过区区数万人，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进行着英勇而绝望的抵抗，其实，大宋的悲剧命运在决战之初便已注定。

历史学家黄仁宇这样描述这一段令汉民族没齿难忘的悲怆往事 ：“1279年元军与南宋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厓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右宰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昺 ——一个七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1279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

一位日本民治维新时期的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这样写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亡之后再无华夏，”用如此惊世骇俗的严重字眼来形容崖山海战、满清入关后导致的悲剧性后果，让人读来惊心动魄，心绪难平。

许多人感觉日本学者此话说得有点过激了，然而，仔细检索史料发现，在崖山，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朝遭受如此巨创，民族精英几乎丧失殆尽，堪称时代的绝唱。随着这些人的赴汤蹈海、陨落星散，汉民族的血性义烈与抱团精神似乎也一点点耗尽、远去。一个民族遭受如此惊天浩劫，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确实亘古罕有。仔细揣摩日本学者话中深意，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明末东林党魁首、著名学者、诗人钱谦益有诗云：“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俺银轮哭桂花。”诗中的言外之意似乎和日本学者的看法暗合，或许日本学者观点的是受钱老夫子的启发，这也是崖山之战后中国学界形成的一种新的历史观。有人说，一部洋洋洒洒的宋史，读起来让人感觉窝囊、憋屈、揪心，常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之感。军事的羸弱让大宋被动挨打，先苦于西夏、辽、金这样的蕞尔小国的连年侵扰，最后又亡于强大的蒙元之手。其实宋朝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冶炼、对外贸易都异常繁荣兴盛，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封建时代的巅峰，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一半有多，资本主义已处于萌芽的前夜，那是一个异彩纷呈、有独特魅力的年代。赵匡胤亲自制定的“偃武修文”的国策虽然有作茧自缚之嫌，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只是面对那些虎视眈眈、信奉丛林法则的强邻，大宋又醒得太早乃至伤的太深。借狄更斯的名言来形容这令人纠结的大宋帝国：“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大宋朝就这样矛盾而鲜活的存在着，接受着各种审视与鄙夷的目光，直至厓山的最后那一刻惊天碰撞。令人讶异的是，蒙古大军灭金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而征服看似柔弱的南宋却用了漫长的四十余年时光，蒙古大汗蒙哥在四川钓鱼城下被南宋军民击伤致死，汪古部豪酋先锋汪德臣也被宋军射死，如同战争机器一般的蒙元军队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耗时几近半个世纪才最终征服南宋。享有319年国运的大宋帝国，运祚可谓长久，环顾世界范围，又有几个国家、几个朝代能维系如此长的时间？即使被视为孱弱不堪、面积大幅缩水的南宋王朝，也顽强生存了152年之久。所以大可不必过于苛责宋朝的柔弱不武，世界史上，文明毁于野蛮的事例不胜枚举。历史是有局限性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中国人正是靠着像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那样坚韧不拔的精神，才在一次次惨烈的杀戮中一步步艰难的走到今天，续写着属于华夏的荣耀与骄傲。正是他们一次次挺身而出，让民族血脉得以融合、文化传承不致断绝，这些人堪称民族的脊梁。

公元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三月发生的厓山之战，必将在中华浩浩五千年历史上留下沉重的一页，值得国人铭记、追思。↓↓↓点阅读原文，看更多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