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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政策好事变坏事 折射出什么? 对代课教师进行补偿，政策本身是好的，可究竟是什么，让年近六旬的代课教师竟死在了好政策面前?当地要求代课教师自证教龄，对年老体衰的代课教师而言，这无异于人为设置障碍。当程兴贵拿着盖了当地教委公章的教案，想要证明自己时，审核人员却说，“这不过一张废纸。”吊诡的是，等到程兴贵自杀身亡，他丢失的8年教龄竟然不证自明了。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对中小学代课教师的补偿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云南10余万代课教师将获得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补助，同时被要求自行举证证明代课经历。但他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在艰难的自证前，58岁的代课教师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从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
代课教师身份是沉重的历史符号
读罢新闻，心情格外沉重。作为一名教师，本应该是“生命教育”的践行者，不该在高瀑上一跃，画完人生的句号。这让人情何以堪!然而，面对这样的归宿，我们实在不忍心去作太多的指责。
翻开历史，“代课教师”是个沉重的时代符号。毫无疑问，代课教师为我们的教育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历史的天空中应该为他们写下庄严的一笔。将近一个世纪来，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公办教师一起挑起了民族的脊梁。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通过“辞、退、转”等措施解决了民办教师，宣布已没有了民办教师。然而，由于各地财政吃紧，需求很大，又有一大批“代课教师”被返聘重返讲坛，特别是在那些落后贫困地区，代课教师的贡献不可磨灭，也一时不可代替。
随着教育条件的改善，代课教师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我们对这些燃烧了自己，奉献了青春的代课教师们应该予以政策性补偿和人性关怀。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补偿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应该是这一政策性补偿的体现。按说，相对于这点标准的补偿，根本无法补偿代课教师的付出，但他们的奉献精神决定了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苛求，会乐意接受，只要能够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程兴贵老师的无奈自杀实在不该发生。
要证明程兴贵老师的教龄本不会很难，25年来兢兢业业在教育一线，有村里人，有学生，有同事，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如果细查，甚至根本不用查就能很容易证实他的教龄。难道查明他的教龄身份，要比破获一个大案要案还要难?只能说明教育管理部门的失职和冷漠!程老师自己拿出了自己的教案记录，还有教育主管部门公章和领导的检查签名，却被拒绝。
按说，教育局和本地中心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都应该有代课教师的档案，何须他自证身份?这些只能说要么是当地部门漠视了代课教师的存在，也疏于管理。要么是想有意克扣一笔补偿费用。他死后，居然不用他自己证明了，予以25年的肯定，又该作何解释?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代课教师程兴贵所“缺”的8年教龄，算起经济补偿来或许是一笔大数字，对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是很重要，但与生命比起来又值几何?何须用此绝路来自证清白!可见在他的眼里，名节声誉比生命更重要。说实话，早些年来我们对教育的投入确实很少，对老师特别是代课教师有着太多的亏欠，“再穷不穷教育”并没有真正地落实。现在国家不断加大了教育投入，在代课教师退出舞台的节骨眼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是戳痛了曾经的教育伤疤。社会应该让这些代课教师光荣地告退，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和尊严。(重庆晨报 徐大发)让代课老师“自证教龄”太悲怆
这是一则没能登上门户网站首页的新闻，虽然其中有自杀、含冤、上访等刺激眼球的新闻元素。用生命“自证教龄”的程兴贵，因为没有“工资条”丢失了8年教龄。他四处奔波，为了寻找证人，花了400元包车，这笔费用相当于他和妻子一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他想要拿到的这笔补偿款，也仅仅是每年补助830元，8年的补偿，算下来也只有6640元。对很多人而言，可能是不值一提的数字，却相当于程兴贵家庭3年的收入。
对代课教师进行补偿，政策本身是好的，可究竟是什么，让年近六旬的代课教师竟死在了好政策面前?当地要求代课教师自证教龄，对年老体衰的代课教师而言，这无异于人为设置障碍。当程兴贵拿着盖了当地教委公章的教案，想要证明自己时，审核人员却说，“这不过一张废纸。”吊诡的是，等到程兴贵自杀身亡，他丢失的8年教龄竟然不证自明了。
“自证教龄”的荒唐之处，在于当地教育部门在聘任、清退代课教师的时候，本来理应有备案，否则代课教师的微薄工资就无法发放。程兴贵用生命“自证教龄”，对有关部门不啻为警示，别再让“自证教龄”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尽到尊重和重视代课教师的责任，事后发放杯水车薪的补偿款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
程兴贵的遭遇，也是无数代课教师人生的真实写照。勤恳踏实、兢兢业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回报。他第一次登上讲台，是在1977年，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大潮，当其他村民纷纷外出打工赚钱时，像程兴贵一样的代课教师，甘守三尺讲台，结果反而因教育返贫。
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像代课教师程兴贵这样，社会亏欠过的人群有很多。代课教师、农民工、老兵„„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没有他们无私付出，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生活的改善，他们却成了被遗忘的人群。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无人问津。就算是公共舆论，似乎也失去了对焦的耐心。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对于此类题材，不愿跟进，面对厚厚的申诉材料，往往以一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来应付。
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不能简单地做加法，把个别人被无限放大的幸福，与多数人卑微的不幸累加在一起，得出整体幸福的结论。更应该多做除法，看看有多少国民的幸福指数达到了及格线，又有多少人举步维艰跑不到幸福跟前。
社会的亏欠究竟什么时候还，历史的欠账究竟什么时候还?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前提应该是不要再让被亏欠者活得如此悲怆。(新华每日电讯 刘晶瑶)“艰难的自证”到底有多难
尽管付出与收入严重失衡，但于乡村一隅，代课教师们曾坚守在讲台上，持续点亮着那盏知识之灯，给孩子们带去希望。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恐怕不是国家补偿所能完全体现的。更何况，国家的补偿款并不多。因此，对于代课教师而言，这笔补偿款最大的意义不在经济上，而在于对他们劳动和价值的肯定。
明乎此，也就不难体悟程兴贵老师的话：“国家没忘记我们，还有一点补偿”。那么，就是这么“一点补偿”，为何不能让程老师领得更方便、更有尊严呢?程老师到底陷入了多么艰难的自证中，乃至于被折磨得选择自杀? 由新闻可知，为了自证一段8年的教龄，程老师先找到了“盖了公章的教案”，但工作人员否决了其效力，且称“上面并无什么内容，不过一张废纸。”之后，程老师又找曾共事过的正式教师给自己开证明。可按照“面对面填表，背对背审核”的原则，工作人员要求程兴贵将证
人带来当面作证。而证人已82岁，因患病而难行。代课教师之死的引线，在此被触发。
盖了公章的教案为何不能作为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将一位教师精心保留下来的教案称为“一张废纸”，无论如何有失尊敬。更何况，程老师已是年近六旬的老人。即便按照规定，教案不可作为证据，审核人员也应耐心礼貌些，跟程老师好好地解释沟通呀?相反，审核人员粗糙不敬的工作作风，让程老师“感到屈辱”，深夜难眠。
至于要求证人当面作证，虽是按规定执行，但让人无法理解是的，审核人员为何不提前将此告诉程老师，乃至让其白跑一趟呢?难道，工作人员之前没有开展任何宣传工作，向代课教师们解释哪些证据有用、该怎样证明吗?在此，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若程老师已告知审核人员，证人因高龄、患病而无法到场证明，那么，只要审核人员亲自走访，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程老师“艰难的自证”有多艰难?我觉得不难。如果工作人员能够多一些事前宣传、多一些耐心解释，多一些尊敬，化被动为主动，程老师的自证之路上不会生出屈辱和荆棘。要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代课教师，那一群甘于贫苦，曾为乡村教育付出了无数心血和青春的人呐!在教龄认证的工作上，他们难道不值得我们的公务员们考虑得更周全一点，工作开展得更人性化一点吗? 程老师已走，但别处还有很多代课教师，他们也将面临自证教龄的问题。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乡村教师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如果政府希望悲剧不再重演，希望代课教师们领取补偿领
得更顺利，那么，请更周全人性地部署“教龄认证”的相关工作，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尽职尽责地为代课教师服务，为他们的代课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于代课教师，我们欠的已经够多了。这笔欠单上，不能再添上“尊敬”二字。(红网 张隐曜)
新型城镇化不是一窝蜂撤县设市
彭真怀
最近半年多，由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做法加速蔓延。全国酝酿设市、设区的县有上百个，仅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个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设区。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其中的胡作非为如不明令禁止，耽误了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冲击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一窝蜂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山东、河北和广西等地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感觉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区、乡镇，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撤县设区”把权力上收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定底线。
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筹五位一体，但很多人对全局缺乏常识性判断，仍在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我非常担忧的是，如果不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障碍，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为一场灾难。这种情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受不了公共
服务，想回农村又回不去。土地上长出的是一座座高楼，他们在不安中生活，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公共资源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从我这些年跟踪调研的情况看，农民有权作出进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进城，要有相应的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现有农民工2.62亿人。按每年转移1000多万人考虑，这是一个特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不是同时转移，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专项研究，更谈不上拿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有的大城市搞所谓积分制，看税收贡献等等，本质上是嫌贫爱富。对那些选择进城的农民，也要为他和他的家人设立3~5年的过渡期，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便于平稳完成起步阶段的过渡。
现在，农村空心化严重，青壮年农民都不愿意留在农村。都不种地谁来养活中国?都不当农民谁来保证粮食安全?建议给县城和小城镇30年培育期，让有条件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近市民化，在户籍、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生活生产方式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实现共同富裕。
最近10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土地指标不够用，认为这是他们目前最难做的工作，也是他们与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其实这种想法反映出执政本领短缺，仍然是要地不要人的惯性思维。今天搞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在城市贡献的是自己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城市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每一位农民兄弟苦脏累工种的劳动付出。
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件事如果一拖再拖，搞不好就会演变为历史上的“流民”问题。事实上，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县城和小城镇大约为5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10万元，在大城市大约为20万元。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承受范围。中央一定要下决心，带头动刀子割肉。
早在1997年，国务院就作出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以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地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让农民“被上楼”，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型城镇化研究小组负责人)
企业创利不及银行该反思什么? 卞广春
《2013中国企业500强分析报告》中，银行业大唱独角戏，掩盖了服务业结构性失衡的发展轨迹。银行业占服务业500强的企业数量比重为7.8%，但其创造的利润却占服务业500强利润总量的67.5%。换言之，中国服务业500 强中，银行业用仅有的39家企业，即不足一成的企业数量，贡献了近七成利润。“银行业一家独大”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发展，亟须调整!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建明说。(9月2日《人民日报》)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厚一个利薄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其实，银行的资本利润率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我们都说烟草是最暴利的，石油勘探开采也很暴利，而现在银行业比这两个行业利润还要高。所以，我们在声讨银行暴利的时候，要寻找银行暴利的原因及业务范围，也应关注和总结银行暴利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与影响，同时，又要寻找处理和制约银行暴利的途径。
银行暴利的来源，七成是存贷款利差，其次是其他收费项目增加。利差大，对银行是滚滚而来的财源，对中小微企业，则是融资成本增加。银行好比一条虫子，直接吃掉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实体经济，尤其是那些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的中小微企业，都是靠银行贷款或者社会融资维持正常运转的。企业利润率低，银行暴利，恰恰反映了存贷利差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大，也表明了中小微企业使用银行贷款的成本在财务支出中的比重较大。即使企业不从银行贷款，而通过社
会融资，也是参照银行贷款利率。这是企业连喊吃不消、伤不起的关键因素。
利率市场化以后，获得利率优惠的主动权，从来没有被企业抓在手里，反而成为一些银行贷款利率上浮的经营手段。经营业绩和前景好的企业，能够确保不上浮或者上浮少一点;而自有资金不足，产品积压或者生产加工季节性产品的中小微企业，银行往往以降低贷款风险为由，加大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进而进一步扩大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与风险。
暴利银行成中小微企业克星，中小微企业睁大眼睛，期待有好政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并不符合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的常态，也不符合政府规划与管理的常情。中小微企业自己加压，改善经营状态，加大自我投入，减少融资成本，改变经营质态，凝聚全员人心，永远是中小微企业克敌制胜的法宝。企业不能改变银行，只能委屈地改变自己。
警惕伤童案频发背后的社会失序
易艳刚
日前，备受关注的山西临汾“8·24”男童被挖眼案有了新进展。警方综合侦查调查和刑事技术DNA检验结果认定，6岁受害男童斌斌的伯母张某系该案犯罪嫌疑人，其动机疑为老人赡养问题。斌斌的父母与张某一家共同赡养瘫痪的老父亲，两家曾因赡养问题发生过矛盾。8月30日，张某已在自家院内跳井自杀。
斌斌双眼被挖的新闻刚传出时，很多人还曾以为他是非法器官买卖的受害者，结果这起触目惊心的恶性伤童事件，竟源于家庭纠纷。按照常理，斌斌这个年纪的孩子应是被大人精心呵护的对象，可他在现实中却变成了成人恩怨的牺牲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用暴力手段残害儿童的行为都必须被谴责和惩处，因为它已经洞穿正常社会的人伦底线。
然而，只要检索媒体报道就不难发现，类似的暴力伤童案并不鲜见，仅今年就发生过好几起:3月，吉林一男子盗车后将车内婴儿埋入雪中致死;7月，北京一男子与人发生停车纠纷后将对方的女婴摔死;7月，河南一警察酗酒后将路人的婴儿当场摔昏;前不久，黑龙江出生仅56天的女婴被父亲扎了数根钢针„„
所有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悲剧，都能击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顿生恻隐之心。每当出现一例暴力伤童事件，很多人都会探究导致这些悲剧的原因，比如现代人普遍敬畏生命的意识，再比如人们越来越容
易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动怒。但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其实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原因，那就是社会失序和人心失序。
要检验一个社会的机体是否健康，非常核心的一项指标，就是看人们遵循公序良俗的程度。比如，不伤孩子，就是人类文明最起码的一条底线。文明社会的人，会将保护孩子作为一项理所应当的共识，但在一个社会失序的环境中，人们会轻而易举地将暴力加诸无辜的孩子。至于他们施暴的原因，往往并非什么深仇大恨，有时仅仅只是因为言语不和，甚至纯粹只为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无辜的孩子频频成为暴力行径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视为一种预警信号。这种反常现象说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已经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心态和思维习惯，并冲击那些维系社会秩序的文明共识和伦理底线。如果陌生的路人可能在下一秒变为施暴者，如果连朝夕相处的亲人也能因不足挂齿的纠纷而举起屠刀，我们的安全感以及我们对良善社会的预期，恐怕将无处安放。
应对暴力伤童案频发的问题，筑牢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围墙固然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失序和人心失序的修复。毕竟，法律只是一个社会的最后准则和行为底线，而我们对良善社会的预期必然在底线之上。只有让公序良俗成为规制我们言行的尺度，重申人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让那些郁积在心中的不公平感、被剥夺感等负面情绪有效得到纾解，最终才能避免它们暴力伤害的方式呈现。
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被动“灭火”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生活已悄然进入全媒体时代，各种价值冲撞，可谓无处不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力牵引”，也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外力牵拉”。
王天德
有调查数据显示，98%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表示基本了解，83%表示喜欢，91%的青年认可古人的道德准绳，对于“是否将‘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54%的青年选择“是”，25%选择“偶尔”，12%选择“一点点”，只有1.9%选择“从不”。这现象，值得思想政治工作者警惕和及时补位引导。
目前，西方文化渗透的态势有增无减。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应抢先一步，主动站位，不能被动的“灭火”，而是要主动地“校正”，把控住当代青年的文化价值观。
当代青年面对高度开放且极其复杂的网络环境，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深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要加强网络技术自主性研究。同时，还要推动建设文明健康的网络文化，使网络主流成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平台。
当前，大众文化传媒的迅速扩张、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信息量剧增，使国人思想更加活跃、视野不断拓展以及认识能力持续提高，人们对信息选择的自主性加强，并日益注重交往和文化交流中的互动与
平等，表达个人意见和个性主张，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文化环境的这些重大变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增强对自身内在文化特性的感受和认知，引导当代青年既有文化认同又有国家意识，既要强化对传统文化的敏感与亲近，对西方文化的开放和戒备，又不做情绪过于亢奋而失控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者。
当代青年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果教育与现实社会脱节、与教育者本人的行为举止脱节，那么教育就会与教育效果脱节。因此，应借鉴并建立“借助文化潜移默化影响”模式，通过无声的对比和事实，使当代青年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化成个人的精神特质。
东方文化中有糟粕，西方文化中也有“臭烘烘的牛粪”。要引导当代青年增强自身鉴别力，就要引导当代青年要守好民族文化的“根和本”，要做到包容而非排外。应以开放、宽容的文化态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里有益于自己的成分。
当代青年作为中国青年一代最优秀、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应把眼光放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中，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事业，审视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择班大战”凸显校内资源分配不公
孩子开学了，家长却皱了眉。近日，不少家长反映出门经常被问到孩子被分到“重点班”还是“普通班”。“重点班”的学生家长抬起了头，“普通班”家长则是一声苦笑。尽管教育部连年下发文件，禁止中小学设立“重点班”、“普通班”，但屡禁不止。到底是谁给学生戴上了“重点”“普通”的帽子? 《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规定，禁止设立“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笔者询问多家学校的学生发现，许多中小学以“实验班”、“培优班”等名义变相设立重点班。而且，学校和家长的热情远远要高于学生。每到寒暑假，孩子的日程就被各种特长班、辅导班占满。有学生家长反映，虽然知道孩子累，但学校都是按照学生成绩高低编排“重点班”和“普通班”，只好如此。
显而易见，面对强大的升学压力，“重点班”不仅成了学生挥荆斩棘踏进大学校门的利刃，也成了学校排名评优、赢取升学率的有力武器。把优越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水平集中设置在某几个班，孩子们挤破了头只为争夺有限的名额。这一方式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明显剥夺了“普通班”学生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严重伤害了“普通班”学生及任课教师的自尊心，不利于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和教师积极性的发挥。对于分入“重点班”的学生来说，也容易产生优越感、自私自利等心理障碍，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除此之外，“择班大战”引发了家长焦虑，提高了全社会的教育成本，拉关系、找门子的现象随处可见。
归根结底，“重点班”屡禁不止，是在升学压力下，由学校和家长需求以及权力寻租共同助推。而当前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禁止设立“重点班”的规定，往往强调“严禁”，却没有出台配套的惩罚措施，难以起到监管和约束作用。在执行中，一些热点学校借力行政资源形成“保护伞”，查处难度增大。
遏制择班乱象，学校应该承担责任，家长也不能盲目跟风。必须进一步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促进中小学招生、分班的公开透明，保障每一个学生公平享受教育资源的机会。取消“重点班”，代之以“混合班”，有利于减缓学生和教师的心理压力，更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愿有更多的学校加入“混合班”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