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文明与开放的态度——关于《通三统》一点思考_关于文明修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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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兵：保守的文明与开放的态度

——关于《通三统》一点思考

周勇兵

《通三统》一书是著名文化学者甘阳的三篇演讲稿合集，分别是“新时代的‘通三统’”、“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大学之道与文明自觉”。首尾两篇都是在清华大学所做的演讲，而且讨论主题都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前者提出了新时代“通三统”的理论，即孔夫子的儒家传统、毛泽东的平等传统、邓小平的改革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后者通过分析美国通识教育的发展历史，探讨中国大学如何发展通识教育延续传统文明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中华文明是目前世界上尚存文明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岁月中一直有一种“文化中心论”，典型地体现在“华夷之辩”上，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任何一个中世纪以前的国家都有自大的观念，中国是一种文化上的自大，“中国”即是“中央帝国”，意即文明最发达的地方。中华文明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每一个后起的新时代能够自觉地承继融会前代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所谓‘通三统’”。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几次重大的外族入侵，比如说蒙古族与满族的入主中原，但是他们最后都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历代积累的文明传统，所以未曾动摇汉族的文化优越感。在我看来，这种历史传统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儒家的传统，汉以后各朝均为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不断解释而获得合法性地位，而这种解释正体现了传统的延续性。

中国的“华夷观念”终于在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入侵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人先是看到了西方武器的强大与物质文明的进步，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还保持着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后又看到了西方政治文明的进步，提出了资本主义改良的方案，对中西文化的辩论与讨论日益激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提出一切传统的都是封建的落后的，一切西方的都是先进的美好的，充满了文化上的自卑感与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与否定，希望切断近代中国与传统文明的连续性。

作者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的传统是一直延续着的，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历史文明的连续统。现在的一些人将各个时代的传统割裂开来，把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一味地强调它们的冲突性，不是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来全面否定毛泽东时代，就是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革命，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与不科学的。作者在演讲中引用了美国学者谢淑丽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源自于毛泽东时代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将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大搞地方基层建设，形成了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不同的模式。

既然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连续统，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承继与融合以前的传统呢？

通识教育就是对这个问题一个有力的回答。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与政治的进步，更重要的还是文明的复兴。而大学作为培养社会与民族精英的地方，必须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

但令人失望的是，“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之中，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恰恰以与中国传统文明断裂为标志。”这从根本上造成了今日我国的文化底气不足，长期处于文化无根状态。作者提出大学应该以通识教育代替专才教育，把中国古典文明教育放在大学教育的重要位置，重塑中国的传统，形成各专业的共同教育与共同话题。

作者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回顾，指出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佛大学等几所名校的课程改革始终没有背离西方古典文明传统，核心课程注重对西方经典著作的阅读。这与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根据西方一时一地的原则，仅仅模仿国外通识教育的形式，片面追求课程的多样化，满足于“概论”与“通史”的教学和“让学生什么都知道一点”是完全不同的。

文明的进步来自于对前代文明的批判性的继承，文化只能是根植于传统进行改良，而不能进行革命，任何文化上的“革命”最后都会被证明是事实上的倒退。西方的教育学家对待自己的传统是极端保守的，以至于斯坦福大学进行的新CIV课程改革（仅仅名称上宣传多元文化而实质仍以阅读西方经典为主）竟能够引发一次全美的政治大风暴。但我们中国却常年将传统文明与经典认为是“封建”与“落后”的，或是简单地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标签来认识宝贵的古代思想，这又是多么危险的一种境地。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只是坚持对传统文明良好的继承与发展，并不是排斥现代文明。作者在这一方面似乎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者详细地说明清楚，似乎只是看到了西方“通识教育”发展的一条线，甚至于像是在谈美国大学是如何将英国的古典主义学院的传统更好地适应现代发展。须知通识教育或者普遍教育并不是美国大学课程发展的唯一线索，“在度过了较为漫长且变化较少的古典学院课程思想发展阶段后，以实用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功利主义大学课程思想一直在美国大学课程领域占主导地位，影响了美国大学课程百年发展史。”（郭德红的《美国大学课程思想的历史演进》）因此，可以说美国大学一直非常注重文化的多样性，是在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间进行着平衡。社会的发展需要各方面能力熟练的人才，大学课程就必然要走向职业化与实用主义；但是，“当专业化知识达到一种巨大且丰富的程度的时候，它常常导致知识的分享、学生学习经验的分裂并使学术共同体瓦解。”（郭德红的《美国大学课程思想的历史演进》）；最后，高等教育学家们又会通过增加通识教育的方法来追求大学的平衡

就中国而言，大学教育应该尊重本国的文化传统，对民国以来就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新做现代整理，做好通识教育，更加注重质而不是量，培养对中华文明整体的认同感；同时，必须发展现代课程，注重社会发展的需求，研究当前中国实际存在的问题，学生对于本学科能达到“精”的程度，惟于此，才更能发挥“通”的意义。而且，应该具有更开放的心态，真正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而不是满足于一些概念与皮毛的理论，通过了解西方文化以加强对本国文化的理解，走“中西并举”的道路，也就是坚持保守的文明与开放的态度相统一。

作者在本书的结尾说道：“我相信清华是有一定条件的，问题就在于做还是不做。一开始肯定不完善，比如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等都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奠定了通识教育的基础，我们可能也要二十年时间，但关键是方向要正确，目标明确”。我也相信中国在通过不断地尝试与探索，终能重塑本民族文化的根基，并使它在现代文明之中大放异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