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西诗歌史诗与爱情诗的异同_浅谈中西爱情诗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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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西诗歌史诗与爱情诗的异同

诗歌，是文学体裁中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样式，诗歌，总是以倾吐心灵的婉曲、精神的归宿和赞颂壮美自然景观以及物质家园为亘古不变之主题。本文主要是从中西诗歌史诗创作和爱情诗歌方面来比较异同。

一、比较中西诗歌在史诗创作上的异同。

中国诗歌应说是从《诗经》开始的，它所收录的诗歌几乎全部是抒情诗，可以这样说，我国从古到今都是一个抒情诗歌的国度；而世界的另一条古老而深蕴的诗歌长河—— “西方诗歌”则是从“史诗”开始的，它对西方诗歌历史发展的影响可谓深远，一直延伸到当今的西方诗歌。

西方诗歌中的史诗传统，尤其是英雄史诗，特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两部著名德史诗成为西方诗歌的先驱，也开创了西方诗歌的史诗传统。

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英国一直都很注重史诗和戏剧的发展，留下了很多不朽的叙事诗篇，其中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诗篇主要有《贝奥伍尔夫》。在十七世纪，弥尔顿三大篇著名的史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和《唐璜》；雪莱德《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诗篇，都是史诗类的代表名篇或戏剧。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则更多（翻翻西方的文学史便可成串地枚举，在此不再详说）。而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学史的中国，遗存各类佳作如海，却为何没有类似的英雄史诗呢？难道说自古至今中国就没有一位值得称颂的英雄吗？ 答案不言而喻，饱含战争之苦炎黄子孙，古往今来，涌现出不计其数可歌可泣并令华夏儿女永生追忆难忘的英雄人物，其中有许多至今仍被人们摆在神龛中以神的形式盛誉地供奉着。中国古今众多的文学作品对其都有颂扬、立传。只是中国文人极少用诗歌的形式来颂扬，而是多采用其它的文学样式留世后人的。具体地说，中国的英雄人物多是通过散文和小说等文学样式来描述和颂扬的。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英雄人物得以保存流传至今；明清经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是专门写侠盗和英雄的事迹的。可是，中国强大的抒情诗的传统，却较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和小说的创作，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有些历史是用文学的笔调写成的，就是说在写历史和小说的过程当中，也将抒情诗融入其中，使历史具备了一种极为独特而西方少有的文学色彩。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许多篇章，是用韵文写成的。《史记》虽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同样也是极为优秀的传记文学专著；《水浒》中会随时地插入一段抒情诗；《三国演义》则以一首《临江仙》开头，意境颇为潇洒和独特。

综合分析，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不用史诗的文体形式来歌颂英雄，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文人自古认为，诗的功能在于抒情，在于陶冶人的性情，潜移默化人的思想感情。这正如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依据朱熹的解释：“兴、观、群、怒”四字的意思分别是“感发志气”、“考见得失”、“和而不群”、“愿而不怒”。既然诗的目的在于抒发志气，和合群众，反映哀愁，表达爱恨，倾诉心愿，寻求精神归宿等，那么，写抒情诗就完全可以达到此种目的了，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去写史诗了吧。

其次，这也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有关。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老子都不主张武力与勇斗。孔子主张“仁”的学说，强调仁爱治国；老子主张处世柔弱，反对刚强。而且这种思想一直统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甚至影响至今。一个民族有了这种哲学思想，当然不会在官方文学中极力颂扬战斗英雄了。

第三，中国诗歌极少会涉及到英雄，而为何中国的英雄人物在小说和其它的历史作品中却较为集中呢？这当然有它特殊的原因。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已把诗歌和小品文看成是官方正统的文学样式，而正统的文学必须是“文以载道”的，因而不能写拼杀和勇斗的事。不过历史当然还是要写的，它不存在正统或是非正统的问题；而小说和戏剧，在中国出现得又比较晚，官方看不起，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物，所以这使得它们反而不受正统思想的束缚，可以任凭作者自由选材和任意挥洒人民心中的愿望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了。

二、比较中西爱情诗歌在观念上的异同。

诗歌，是用来抒发情感的。表达男女间爱情，是中西诗歌共有的主题。那么，中西爱情诗歌又有何异同呢？

如果说中国最早的爱情诗歌源于《诗经》，那么，西方最早的爱情诗歌应是出自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之手。对爱情的向往与陶醉，对爱情的赞美与追求，对爱情的心领神会，成为了中西方诗人们共同孜孜以求的不朽题材，从而亦诞生了无数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优秀诗篇。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教伦理的不同，中西爱情诗歌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爱情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显然没有像西方诗歌那样把爱情看得那么重，那么神圣，描绘得那么激情洋溢，且又不惜笔墨地去重笔浓彩。因此，中国的爱情诗歌与西方相比，所存数量也不是很多。在西方的诗歌中，爱情诗歌所存数量极为庞大，地位也非常突出。

再者，中国的爱情观和爱情诗歌，由于受封建三纲五常的约束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控制，表现得含蓄、蕴籍和内敛，时常是点到即止，往往会给人一种爱到深处情亦浅的感觉。李清照在《一剪梅》中所阐发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感慨，即是此类诗歌的典型反映。而西方女子所表述的爱情与爱情诗歌，却如云涛翻卷、岩浆迸射、大河奔腾，径直奔向爱的主题。其笔法大胆率朗，丝毫不含顾忌，也不加过多的掩饰，爱就是爱，内心的情愫喷泻如柱，热浪灼人。比如英国著名诗人伊丽莎白·芭蕾特·勃朗宁的《我是怎样地爱你》，就是被西方学者们推崇为是最有名的英语爱情诗，也是西方爱情诗歌中的杰出代表作品之一。

还有，就是在西方爱情诗歌与中国爱情诗歌所表现的情感内容上的不同。西方的爱情是需要竞争的。倘若在爱情上有了纠葛，西方青年要么是大度忍让，要么是相邀决斗；或为爱情利刃见红，或为爱情不惜捐躯，以示衷情。而中国旧式的爱情则不然，他们往往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过于内敛和束缚自己。远在西周时期的《诗经》时代，男女间的爱情还可以说是一片没有玷污的净土，年青男女的交往往往很少受到外界的束缚，还是很自由的，男女青年能够自由选择对象、自由互诉衷情。此时，纯洁的爱情诗比比皆是，颂扬至今。如《诗经》中的《关雎》、《静女》，写的是少女对少男的相思；《卷耳》、《标有梅》写的是少女对少男的相思。这些都是纯净自由、执着而又美好的爱情诗篇，用情脉脉，然而，如果我们再细细品之，这些我国早期的爱情诗歌，在表情达意上却还是隐含着中国爱情诗歌所特有的含蓄和内敛的特点。随着中国封建礼教思想的进一步浸染，中国的女子逐渐失去了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自由的爱情也就成了少男少女们在梦中相互追求的梦想。因此，映射在诗歌中的痴爱情感在表达上也就变得更加含蓄而内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