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论文_鲁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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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死》看鲁迅对庄子思想的扬弃

文学院09级10班

肖燕

200902141027 摘要：《起死》是从《庄子》《至乐》篇的寓言故事里演义出来的，巧妙地运用了，“古为今用”的原则，借用历史的素材，以“新编”的“故事”为躯壳，将古代和现代生活错综地交融在一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庄子思想的扬弃。

关键词：《起死》

庄子思想

扬弃

在古代文化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就是庄子了。鲁迅说过：孔孟之道对我没多大影响，真正对我有影响的一个是庄子，一个是韩非子。实际上，鲁迅对庄子怀有很复杂的一种情感。作为学者的鲁迅，他对庄子的评价，和作为一个杂文家的鲁迅对庄子评价是不一样的：在《汉文学史纲》中，鲁迅对庄子的文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作为杂文家的鲁迅关注的则是，庄子这种哲学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学者的鲁迅和杂文家的鲁迅，在面对不同对象、不同任务的时候，对庄子有不同的评价。

《起死》是从《庄子》《至乐》篇的寓言故事里演义出来的。故事中的那个骷髅，是五百年前的一个乡下人。当年是条汉子，夹着一个包裹，拿了雨伞去看亲戚，走在半路，被一棍子打死了，而且被剥光了衣服。现在，这个骷髅被庄子施法术，复了生，不过却是赤条条的，没衣服穿。他只看到旁边有一个老头，当然这老头就是庄子。于是他一把抓住庄子说：“你把我弄的精赤条条的，活转来又有什么用？叫我怎么去探亲？”庄子说：“这跟我没关系呀！不是我弄你的。”

“我不信你的胡说。这里只有你，我当然问你要！我扭你见保甲去！” 这时，庄子就开始和他讲起自己的哲学来：“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旧了，很脆，拉不得。你且听我几句话：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又毛，然而黄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 这是鲁迅的神来之笔。庄子大谈他的哲学，汉子大怒：“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

对照小说，鲁迅的改造，举其大者有三：

第一，把髑髅复活，在原文里仅只是一个设想，小说里却当真实行了。

第二，这段文字里，庄子有意降低了自己的水准，发出一通稷下学士式的夸夸其谈，然后才借髑髅之口说出了自己真意。鲁迅不容他这么扮猪吃老虎，小说里的庄子虽然滑稽，嘴里的议论，却是《齐物论》里的精义。第三，不论怎么说，原来髑髅和庄子之间的辩难，总还是两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小说里，死而复生的这位杨家庄的杨大，却不幸并不是读书人。

从这些内容的改造，我们可以看到其思想内蕴的不同。

哲学家的相对主义，遇到了乡下人的现实主义，就一筹莫展，陷入非常狼狈的境地。

汉子说，既然你说衣服可有可无，那你把衣服剥下来给我穿吧。庄子说，不行，不行，我要见楚王，怎能不穿衣服去呢？可见这样的玄而又玄的相对主义哲学是连哲学家自己也不准备认真实行的。汉子死死揪住庄子不放，庄子没办法，只好吹警笛，请巡警帮他解围。

庄子劝说司命的话很有讽刺性，“做人要圆滑，做神也不必太迂腐”，庄子和司命相互勾结掌握着普通人的生死大权，庄子可以呼风唤雨般的唤司命吹巡士，却并不能随心所欲的操纵司命。在庄子要急于摆脱杨大纠缠的时候，想将他还原成髑髅，却叫不出司命。司命和庄子的不合作态度在庄子劝说司命的对话中已经可以看出来，司命对待庄子的态度似乎更具有嘲讽性，司命是用一种冷眼看世界的方式看待庄子，看庄子出丑，对文化人“能说不能行”的灵魂似已洞悉到骨子里。司命背后对庄子的嘲弄和冷眼意味着对文化人的鄙夷，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鲁迅对现实中知识文化人的解剖和批判。司命作为一个清醒的观世者对世界的态度让读者联想到鲁迅对现实的清醒和无奈。

庄子是联系故事中人物的纽带，他与楚王有旧，其哲学对警察局长形成影响，他被鬼魂嘲笑但还是借司命之手将杨大复活，以文化名人的身份让巡士肃然起敬，复活了杨大的肉体却不能为之选择一条生路。杨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受到来自权势者（楚王、警察局长）的威慑，被文化人“起死”又受文化人愚弄，并直接受到权势者的爪牙“巡士”的镇压。这样看来，《起死》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一个缩影，鲁迅是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解剖，以他特有的冷峻嘲讽了这个社会的人物，表现了他的生命之思和历史忧患。

故事中的庄子和历史上的庄子有很大的差别，这毫无问题，我倾向于将《起死》看作是鲁迅的有意误读，鲁迅是用写杂文的方式来写小说。过去的评论者注意到《起死》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却没有看到是什么性质的虚无主义，道家虚无主义对现实的逃避性是鲁迅批判的对象，却不是《起死》中重点批判的唯一目标。因为在《起死》中庄子与楚国国王有交情，他还很重视他们的见面，与《秋水》篇中庄子对楚王的使臣毫不在乎是不一样的，他还有一个警察局长的崇拜者，他可以与司命相勾结，借随身带的笛子叫来帮手。鲁迅的虚无主义继承了庄子思想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但鲁迅对道家思想的消极无为、回避现实、混淆是非是一直持批判态度的，他希望能够积极的作用于现实，但现实的黑暗使他无法摆脱空虚和绝望，他只能作“绝望的反抗”。他对“滑头哲学”的批判意味着他希望能积极有为的活下去，但当他对历史中英雄命运作自己的思考之后，他为英雄的无奈而悲哀，更也为英雄的堕落而愤怒。

庄子，承载着华夏五千年历史的精灵，独来独往，师法自我，穿梭于瑰丽文学与奇异哲理之中。他宛如一位天外来客，横空出世,灵气逼人,娓娓道着鲲鹏之志、屠龙之技、鱼儿之乐、谢绝相位、庖丁解牛„„这些衍生的无穷的奇思奇想奇言奇论无不深刻影响着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鲁迅便是这其中之一,连鲁迅大师自己都说：“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出，时常使人感到一种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随便,时而很峻急。”思想上的继承自然影响了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文风笔法、格调气质等诸多方面。由此，我们看出庄子作为我国浪漫文学与现实文学甚至讽刺文学的一代宗师对另一代宗师鲁迅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庄子与鲁迅这两位相隔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一场大交锋。鲁迅以其独到的眼光、犀利的文字,对庄子的文辞思想进行了一番论述,或接受或批评,得出了与其他人不同的结论。在《汉文学史纲要·老庄》中,鲁迅对儒家、墨家、道家思想文辞进行了概括,在比较中充分肯定了庄子文辞的成就:然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伦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列子》、《冠子》书晚出,皆后人伪作，今存者有《庄子》。

从鲁迅对待庄子的态度，我们不仅可以考察现代性与传统对立交织的一面，还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者面对传统时所选择的不同的文化立场,以及这些立场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讨论“传统”与“现代性”时，把它们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探讨，就会发现五四及五四后的几十年间，作家、诗人、学人在对待儒与道采取很不同的文化立场，并以此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社会导向。比如在对待《庄子》时，鲁迅一直采取拒绝的态度，而郭沫若则是早期热爱庄子，晚期却贬斥庄子，这都与他们强烈的政治态度相关。如果说孔夫子是中国“最可怜的人”那么庄子又何尝不是？他何尝就能摆脱被“揉捏”的命运？现代语境对传统文化的实用态度，或排斥、或批判、或接受、或继承、或误读，或揉捏等等的“再创造”方式，说明所谓的“启蒙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庞杂的精神现象，绝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彻底否定了历史的种种可能之后，鲁迅不能不陷入对自身状态和命运的思考。鲁迅对庄子哲学的消极无为是十分反感的，因而鲁迅对庄子哲学的批判是刨祖坟式的，这是第一层；庄子消极无为哲学在现实中的影响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这是第二层；打着虚无主义的招牌骗人，行利己主义的实质，这是庄子哲学的变体，也是《起死》批判的现实意义，这是第三层。这三层之间又是紧密联系的，第二层是第一层的现代延续，但不是复制，王富仁将之视为道家的人生哲学为明知是非曲直而不得不明哲保身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的武器，使他们不但可以原谅自己的自私和软弱，反而可以把责任推卸到弱者的挣扎和反抗上。在《起死》中，为了突出庄子哲学的软弱性，小说中让庄子哲学在简单的问题上碰壁，在庄子的自相矛盾中凸现其虚无哲学的荒谬性和现实有害性。第三层是历史中庄子哲学在现实中的衍生态，这种变化虽然在形式与第二层有很大不同，但对现实的无为却是相通的，如果说第二层中还保留了文人在黑暗现实面前洁身自好的话，第三层则是对文人堕落和滑头的批判，老庄思想成了他们逃避现实责任的精神避难所，也成了他们到处招摇撞骗的看家本领，而后者尤其让鲁迅感到愤怒和悲哀。正是鲁迅的这种清醒形成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因而我们在认识鲁迅对庄子虚无主义的批判应该充分注意到鲁迅的复杂性。

启蒙者庄子所处的尴尬，也是所有知识分子、麦田守望者式的不合时宜与尴尬，这也是鲁迅本人的尴尬。那种被活死人逼难的处境之下，鲁迅即是庄子。知识能使蒙昧的骷髅复活成“类人体”，但知识、理念并未使“类人体”获取人的文化。从这一点看，对庄子的狼狈处境，我不觉得鲁迅有几分幸灾乐祸，实则顾影自怜，同对待阿q、孔已己的态度一样，阿q、孔已己有的苦难，鲁迅有，我们自身都有。而启蒙者庄子有的尴尬，是独知识分子才能有的。也不是苦难，而是尴尬，这或许便是知识给人带来的改变，知识使人复活，走出苦难，但知识也带给人尴尬。知识对于蒙昧的人来说不是智慧，不是文化，更不是活力，而是违言和非难他人并夺取利益的武器。启蒙者将知识赋予不合适的人，也即是在制造灾难。这应该是鲁迅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境遇的感同身受。

鲁迅对道家的拒绝是明确的，也是复杂的。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它与鲁迅“文明批评”的使命承担有关，而且与鲁迅内在的自我更新、自我改造以及自我革命有关。鲁迅通过《《起死》的写作来凸显庄子的价值，把他绑定在思想与行动之轴来褒贬取舍，既为了确立一种新的有关人的理想的新景观，同时也跟道家的关系作了了断。《故事新编》中，鲁迅拒绝老庄是与肯定孔墨同时进行的，涉及其新“立人”建构中道德与事功、责任与信念、思想与行动之连动可能性的问题——儒、墨、道思想人物分别对应其中，是因为他们作为中国问题或中国希望之源，带有方法的意义。鲁迅清理它们，既是清理历史、文化、自我，同时也奠定了现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再出发的新基点。

参考文献：

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老庄》，《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王富仁：《鲁迅与中国文化

（四）》，《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5期

⑤郭沫若：《庄子与鲁迅》，《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

⑥《鲁迅小说》，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