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_多余人形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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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

——贾宝玉人物形象浅析

内容提要: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生活在中国封建末世的曹雪芹，经历了曹氏家庭由盛到衰豪华奢侈的生活之后，带着泣血刻骨之痛，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富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红楼梦》。贾宝玉这个具有悲剧性命运的人物，其内涵虽然丰富，但仍然是现实社会中一个多余人的典型。贾宝玉无“补天”之才而被强逼“补天”。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终被“金玉良缘”替代。宝玉为晴雯凭吊，做祭文“芙蓉女儿诔”。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大相径庭。贾宝玉虽然具有一定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平等的意识，但身为贵公子的他，受时代之局限性，仍然摆脱不了旧式封建思想的“胎记”。贾宝玉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始终找不到一条通向自由生活的路，才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式人物，他在现实社会中仍是一个多余人的典型。

文学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是指一些面对现实社会生活感到厌倦和不满，但又摆脱不了世俗的习惯和偏见的人。他们有聪明的头脑，想过有意义的生活，但又缺乏勇气和毅力，整日苦闷忧郁，不能自拔，终于成为一事无成的“多余人”。

多余人形象的出现，与作者及作品所处的社会实际无不联系，有时甚至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生活在中国封建末世的曹雪芹，经历了曹氏家庭由盛到衰豪华奢侈的生活之后，带着泣血刻骨之痛，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富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作)。其中，贾宝玉是最具有个性色彩、最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从“脂砚斋”至今评贾宝玉，众说纷纭，角度各一，或褒或贬，瑕玉互见。而笔者斗胆认为，贾宝玉这个具有悲剧性命运的人物，其内涵虽然丰富，但仍然是现实社会中一个多余人的典型。何以如是之称，这就要紧密联系曹雪芹所生活的封建时代和《红楼梦》中所反映的贾宝玉的个性意识来认识。

曹雪芹作《红楼梦》，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在乾隆年间，时值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早就有人提出自由平等的思想，如冯梦龙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0)(1)还有明末清初的“三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思想等等。但这些思想所依赖的物质和精神基础都相当脆弱，在当时还不能据一席之地。而清朝开国之初康、乾皇帝，利用人治之术，一时封建势力和礼教观念还很稳固。这无疑构成了当时人们在新旧思想意识上的冲突和矛盾，那些有进步思想的人们一时走不出固有的“围城”，这是出现多余人贾宝玉的现实依据。

但“性情决定命运”(罗曼.罗兰语)，认识贾宝玉，还得进一步从《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其个性意识来探析，才能较为深刻地揭示其多余人悲剧根源。尽管《红楼梦》体大思深，技巧精绝，宝玉个性表现于文，时明时暗，但笔者认为仍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出较为细致的分析：(一)无“补天”之才而被强逼“补天”

《红楼梦》第一回序幕初开，就已一则神话故事暗示“顽石”无“补天”之才。如果“补天”意味着经邦济世、报国效民的传统理念，则曹雪芹从这一传统理念出发对贾宝玉做了本质的规定：尽管有美好的资质，但毕竟是一个不堪入选的废物。《红楼梦》或借诗词、或通过他人之言，或直接通过贾宝玉亲言来传其心声，他自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与传统的理念完全背道而弛，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格格不入。如林黛玉进贾府一回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能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忘，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第三回)。对贾宝玉无“补天”之才的个性意识做了进一步的观照。他甚至到了耻为男儿的地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且极力反对愚忠至孝：“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必定有昏君他方谏，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君于何地!所以皆非正死!”(第三十六回)，这与“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祍席”

(○)(2)的传统观念步隔千里之遥。

厌恶与贾雨村之流的士大夫交往，认为史湘云劝他“应酬庶务”的话是混帐话；平素最恨八股文，“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以至后来和甄宝玉为证同类，却失相知(第一百一十五回)。这样“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的宝玉，以致于受贾政大承笞挞，却顽愚不化。

然而，封建家长的初衷终不会变。因为在贾府众人眼中，宝玉虽不是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却是唯一能使贾府中兴的根苗。贾家一代不如一代，宁国公和荣国公在马上“得天下”，创下贾府的基业，第二代“人字辈”的贾代化和贾代善已经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第三代“文字辈”已经退化为昏聩无能的一辈，贾敬醉心丹汞，贾赦贪婪荒淫，贾政则庸碌古板，不通庶务。从第四代“王”字辈的贾珍、贾琏、贾环到第五代“草”字辈的贾蓉更是聚赌禁娼，淫纵放荡之徒。而贾宝玉衔玉而生，已为神奇，况又相貌不凡，是最有条件成为家庭振兴，金榜题名的光彩人物。于是，现实中的贾宝玉在“围城”中并不能自行设计他的人生道路，“牛不吃草强按头”，被逼迫走上按封建家庭设计的道路。他自然成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贾政等人的言行，只一味软弱地随从，叫他做诗(如“大观园诗才题对额”)就做诗，遭贾政喝骂，唬得“不敢再说”；为应付贾政在外回家检查功课，叫园中姊妹们顶替做课；对《孟子》《诗经》《左传》《国策》《公羊》《谷梁》不得不看，却半生不熟，随看随忘；虽不喜交贾雨村，但迫于无奈，只得应付；言男子为“浊物”，却与北静王融融洽洽。

从大观园试诗才(竟能对《离骚》中的香草难听难记之名得其称谓)到海棠诗社宝玉做诗，再到后来做“芙蓉女儿诔”来看，宝玉并非无才，但《红楼梦》中已言“愚玩怕读文章”，恐怕宝玉之才为强逼所学也未可知。既然怕读却又强逼，岂不左右为难？虽然心中厌恶，但表面上还是不得不遵循家庭设计的道路，而始终找不到自己理想的生活道路，这让宝玉“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万般无奈，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家庭，在做完人生考场中的最后一纸答卷后，终于看透尘世，遁入空门。

(二)“木石前盟”终被“金玉良缘”替代

由于无法找到自己理想的社会道路，宝玉便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爱情生活上来，和黛玉之间的美好爱情显然是他对现实失望之后唯一的向往和追求。《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为主线，不厌其烦地多次写到贾宝玉与青梅竹马、至纯至真的林黛玉心心相印的恋爱过程，就是黛玉因害相思而“魂归离恨天”，宝玉也念念不忘。曹雪芹写宝玉对女子世界的“意淫”，强调精神的契合，把宝黛之间的情感升华为一种诗意的纯净的美感。这种精神的契合在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林黛玉从不劝他读圣贤之书，且言谈中与他认为男子是“须眉浊物”的观点暗合。如在诉肺腑一回(第三十二回)中，湘云、袭人劝他会宾接客谈论仕途经济，而宝玉却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样的混帐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后来林黛玉听了这些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平素认他是个知已，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将北静王所赠鹡鸰香串转赠黛玉，黛玉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二人由初恋、热恋，渐入到成熟的阶段，就已说明，表面上虽有些波折，但宝玉追求自由纯真的爱情已表露无遗。初恋时的缠绵带着孩童的幼稚和单纯(第十六回)；自从林黛玉从扬州奔丧回来，二人进入热恋时期，亲密无间(如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正生香”)；诉肺腑(第三十二回)是他们恋爱转入成熟的标志，一旦得到宝玉的肺腑之言，黛玉的感情便趋于平静，由对宝玉的不放心转向对恶劣环境深沉的忧虑。这也正是贾宝玉所忧虑的，他和林黛玉只能暗自私恋，而不能明正言顺地公开争取。既然封建家庭把贾宝玉作为振兴的希望，那么对其配偶的选择也就与这种希望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衡量，薛宝钗显然是比林黛玉更为理想的人选，这是封建家长毫不置疑的决择。宝钗虽然看似“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八回)，但其内心贤淑温惠、知情达理，自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只不过是闺中游戏”(第六十四回)。林黛玉因在大观园宴会酒席行令词中用了《牡丹亭》、《西厢记》中“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的词赋，竟受到宝钗“兰言解癖”：“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第四十二回)。以至后来“妻妾谏痴人”，以理据理，劝宝玉读书，同宝玉争论圣贤 “重在人品根柢”，再论“赤子之心”(第一百一十五回)。这些都说明宝钗是封建家庭最合适的人选，尽管宝玉只慕其外形，并未神交。而贾宝玉，除了和林妹妹暗中私恋，还能做些什么呢？连贾府众人都看出宝黛之情，但先天的脆弱性，使他不敢向封建家长表明自己的爱情选择。既追求爱情，而婚姻又要父母做主，竟然不如黛玉的一句“老太太白疼了我了”的话，他的血肉中缺乏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勇敢精神和实际行动，具有诗意的“木石前盟”终于被代表世俗关系的“金玉良缘”替代，一个“焚稿断痴情”，一个“出闺成大礼”。留下的只是“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死缠绵潇湘闻鬼哭”的遗恨之情。红楼梦引子的［终身误］恰好表达了这种终生遗憾：“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第五回)。在现实的爱情道路上，贾宝玉仍然无路可走，只有借太虚境慰藉自己空虚的心灵，在那里，依然还可以看到自己的“林妹妹”。“心灵的爱才是永恒的爱，那儿没有损失，没有别离，没有死亡，尘世中所遇到的完美的形象在这里得到永恒的肯定，一切尘世中死亡的，在这里都得到永生，因为所蕴育的爱复生”(果戈理语)。(三)枉作“芙蓉女儿诔”

宝玉为晴雯凭吊，做祭文“芙蓉女儿诔”。在笔者看来，犹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之书，足见其见识超人，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大相径庭。晴雯死后，还有他说与袭人的话“你们那时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正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应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边。”袭人听了这篇痴话，又可笑，又可叹，因笑道：“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第七十七回)。贾宝玉居然把一个无名丫环与先贤相提并论，这种大胆的平等思想确定是难能可贵的。

不单是晴雯，而且与他身边的许多小厮丫环“没上没下”，甚至甘心为丫环“充役”，很多丫环都想谋得怡红院的差事，其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主人是不讲“尊卑贵贱”的贾宝玉，甚至个别丫环犯有小窃之过，他也能“投鼠忌器”，息事宁人。他痛惜平儿周旋于“贾琏之俗，凤姐之威”的境遇之中，以为平儿之薄命比黛玉犹甚，为此事感伤泪下。一旦有机会能为她做一点事情，也会感到由衷的欣喜(“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也深深同情香菱的命运：“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拐出来，偏又卖与了这个呆霸王(指薛蟠)。”因此他也为自己能给香菱一些帮助而喜悦(“呆香菱情解石榴裙”)。自从抄检大观园之后，宝玉目睹身边一幕幕惨剧，每失去一名女子，都不免暗自伤心，甚至肝胆俱裂。

但除了暗自伤心，除了怜悯，还能有什么呢，就是为“狐媚子”晴雯做“芙蓉诔”，还得偷偷摸摸，不敢旗帜鲜明地在王夫人、凤姐面前为晴雯翻案昭雪。眼睁睁地看着园中女子们离他而去，自己却无能为力。自身的软弱和内定的本性，已决定了他并不能认识到造成这一幕幕悲剧的根源。终于，久积在心的愁郁，在贾府败亡之后，看透世情，幻化成“万境归空”的虚无。

由以上三个方面笔者可以得出，贾宝玉虽然具有一定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和平等的意识，但身为贵公子的他，受时代之局限性，仍然摆脱不了旧式封建思想的“胎记”。“脂砚斋”评宝玉“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古今未见之人，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3)脂评说宝玉性格非常复杂，如不经解释，其形象定位较为模糊。读宋子俊先生《探求红学之谜》一书，其认识较为清楚，贾宝玉“既向往贾府外的自由空间，又离不开寄生生活，既厌恶仕途经济，又以得到王公贵族赏赐为荣，既追求自由爱情，而婚姻又要父母长辈做主，既对封建家长的一些做法不满，却又听之任之”。既想摆脱现实，又要依赖于现实，联系中国18世纪的现实封建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4)

。这说明贾宝玉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始终找不到一条通向自由生活的路，才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式人物，他在现实社会中仍是一个多余人的典型。

注释：

(○)(1)冯梦龙《序山歌》，《中国古代文论选》，1995年上海辞书出版，第84页。

(○)(2)海瑞，《樵溪行送郑一鹏给内》，《警语名句词典》，长征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25页。

(○)(3)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海文献出版社，第82-83页。

主要参考书目：

(1)《红楼梦》，曹雪芹、高鄂著，三秦出版社，1992年4月第一版。

(2)《中国古代文论选》，赵建新、庆振轩等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3)《中国古代文学史(二)》，罗宗强、陈洪主编，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教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探求红学之谜》，宋子俊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