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_苏联解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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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进行对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前，我们必须简要地介绍一下斯大林模式，它对苏联体制的影响，贯穿了几乎整个苏联的存在时期。很多苏联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它的体制上找到根源，而整个苏联时期高度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模式，都可以说是在斯大林模式下影响的产物，尽管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虽然有所改革，但却始终未触及到最根本的中央集权和国家干预，而中央集权和国家干预正是斯大林模式的核心内容。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政治方面的表现

1.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第一，国家的权利高度集中于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共产党是整个国家的领导力量。

第二，党的权利高度集中于中央，当党内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而党中央机构则拥有广泛的权利。

第三，中央的权利高度集中于个人，所谓党的权利高度集中于中央，并不是集中到中央委员会，而是更多地集中到政治局，尤其是书记处，最终就形成了由总书记个人专权的局面。2.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

当时由党集中统一管理干部和自上而下任命干部，规定了三条标准：政治标准，业务标准和年轻化标准，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与党政干部高薪特权阶层的行程紧密相关。3.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

由列宁亲自设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斯大林时期独立性基本消失，职权范围大大缩小，体现在两个方方面：第一，中央监委与中央委员会的平行地位丧失了；第二，检查机关领导人由选举制改为任命制。检察机关的作用因此变得极其有限，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失去了自下而上的监督。

4.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

前身是在列宁时期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到了斯大林时期，由于建立起高度集中的体制，国家安全机关也就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在地位上凌驾发展成为了滥用专政职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特殊机关。

（二）经济方面的表现 1.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

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高度集中于中央，绝大部分企业都由中央直接管理，国家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有全面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品。

第二，职工缺少民主管理的权利，国营企业的职工并没有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利，只有建议权和形式上的监督权。2.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第一，计划具有法律效力的指令性。

第二，计划具有无所不包的广泛性。

第三，计划具有高度集中的统一性。

第四，计划完全排斥市场调节。3.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方法 国家通过层层行政机关，广泛采用具有强制性质的行政指令和决议，对全国的企业和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4.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第一，突出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二，追求数量增长的高速度，为了完成指令性的任务而不计成本代价（有点像我们的大跃进）；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由国家集中一切资源，优先满足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需求

斯大林模式同时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局限性的两面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更多地体现出了它的合理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更多地体现了它的局限性。

（一）历史合理性和进步作用

1.斯大林模式适应了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

2.斯大林模式适应了落后国家求生存谋发展的迫切需要

3.斯大林模式巩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 4.斯大林模式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历史局限性和消极作用

1.民主范畴过于狭隘，容易产生个人专权

2.经济上管得过死，总体效益较差

高度集权体制只发挥了一个积极性，即中央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地方、企业和职工却没有这种积极性，从上到下把一切都管得过死，以致整个经济都缺少活力，只能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结果导致速度高而效益差，数量多而质量低。苏联经济的发展进程表明，高度集中是英语经济粗放型发展时期的需要，因为这一时期主要是为工业发展打基础，追求数量增长，并保证国民经济重点部门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总量的扩大、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高度集中的体制就越来越不适应形势了，再怎样合理的经济学分析都无法把资源最优化最合理地分配到需要它的每个角落，在这个时候市场分配比指令性计划更有效更合理。因此，高度集权体制在战后苏联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

3.斯大林模式被理想化、固定化 斯大林在战后继续坚持现行体制及其政策，并把它们理想化，斯大林在战后不仅全面肯定了战前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提出再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后来的冷战美苏争霸时期，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继续成为了前苏联优先发展的工业），斯大林甚至

还走得更远，他不仅把现行体制理想化、固定化，而且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样板，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

4.斯大林体制过于僵硬，缺乏自我调整能力，甚至连一些应急的变通、调整和改革的能力都不具备了，对现行政策与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这向来是政权上层领导集团与社会下层群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产物，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先后经历过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体制三个模式，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都是一种短暂的、不成熟的体制，而斯大林体制则是一种成型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其作用和影响显然不能同前两者相提并论，斯大林体制存在严重弊病，但它后来却不断地被理想化、固定化，于是，斯大林体制就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即体制过于僵化，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虽然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其他苏联领导人曾花了很大力气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斯大林体制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高度集权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这就使得改革难以深入，体制僵化的状况也很难加以改变。结果是，斯大林体制那些曾经是进步的部分，在二战之后都在逐步走向方面，发挥消极影响。

从理论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那就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因内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演变的外部条件。因此前苏联解体是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而且内部原因是主要原因。

内部原因一：经济困难

经济困难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正依靠高新科技的力量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出现了经济困难。进入80年代，苏联已经完全丧失了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又是，其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比重也呈下降趋势：1970年为11.4%，1985年为10.2%。其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也在扩大。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总额相当于美国的67%，而1985年这个数字已经降至66%，1987年又进一步下降为64%。到了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任的时期，苏联已经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其国民生产总值不仅低于美国，而且也低于日本，综合国力大大下降。在苏联经济日益困难的同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高科技的发展为经济注入了强心剂，使它们的经济从80年代初期的萧条中摆脱出来，并取得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苏联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从而为敌对实力煽动群众、制造*提供了条件。

内部原因二：特权阶层对党和国家侵蚀

干部阶层蜕变为一个与人民对立的特权阶层，而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倾向于牺牲下层人民的利益来解决上层权贵的问题，这使得人民与党形成了鸿沟，出现了人民对与党的信任危机和对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信仰危机。

特权阶层的形成：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苏联各级党政干部拥有了巨大的、不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这使他们拥有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基础。在这种体制下，他们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只要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所以，尽管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内各方面条件还比较艰苦，但仍有越来越多的党政干部以权谋私，成为特权者（还有没有形成特权阶层），而且，斯大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对那些不同意他路线、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对那些忠实于他的人给与各种好处。尽管赫鲁晓夫时期进行了多项改革，但并没有在行政体制中建立和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特权者的队伍仍在扩大。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苏联党政干部队伍内部特权者的人数不断膨胀。在他们当中一个大体一致的政治文化心理也逐渐形成，在苏联社会中终于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出现与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和执政风格有关。原因如下：第一，勃列日涅夫单纯地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如果说赫鲁晓夫赠给苏联权贵的礼物是人身安全（赫鲁晓夫时期没有斯大林时期那样的大清洗也没有搞个人崇拜和路线一致），那么勃烈日涅夫则保障了它的职务稳定”；第二，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断扩大党政干部队伍，使得苏联的党政机构瘫痪臃肿，如当时的黑色冶金工业部，共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第三，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赋予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不可动摇的地位将，从而使党政各级干部拥有了稳定、巨大的权力；第四，一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内追求奢侈享乐，起了不光彩的“个人榜样”作用。

特权阶层对党和国家的侵蚀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声誉的损害，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中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无疑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美好理想就是人人平等和公正，没有贫富分化的社会，当普通人民看到那些特供商店，高级轿车，高级别墅，又有谁会不质疑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公正呢！（当下中国社会的也有官僚特权阶级）第二，制造了党和人民群众间的巨大鸿沟，苏共特权阶层不是现代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政治权力作用的结果，而权利是现代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东西，一部分人因为把握了权力而成为特权阶层与普通大众分离开来，无疑会形成巨大的社会鸿沟（这个比当下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更会造成社会鸿沟）；第三，特权阶层对改革阻挠，作为现行权力高度集中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极力地阻扰改革进行，尤其是当改革触及到体制的时候，体制的弊端和漏洞正是这些特权阶层特权获得的根本原因，而体制却正是苏联诸多问题的核心，最亟待改革。

内部原因三：民族问题没有妥善解决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由于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苏联未能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当苏联国内出现政局动荡和社会危机时，民族问题发挥一部分作用。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苏联由129个以上的民族组成人口总数为2.8574亿人，苏联各个民族人口数量相差很大。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人口最多的民族，约为1.451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8%，其余49.2%为少数民族，苏联各民族使用130余种语言，信奉10多种宗教。各民族的历史、文华、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经济发达程度有很大的差异。苏联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苏联的国家结构形式为：苏联由加盟共和国组成，加盟共和国内又包括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如此复杂的民族构成是世界上少有的，苏联因此成为世界上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

苏联历史上是民族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列宁曾形象地称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在列宁时期，民族平等原则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贯基本原则；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从法律形势上规定各民族平等到主张民族间事实上平等；从联邦制向实际上的单一制演变；从主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到主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从允许各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到强调推行俄语；把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从1986年春季雅库特大学民族冲突和同年12月阿拉木图民族骚乱事件开始，民族冲突连续不断地发生，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民族冲突中的两个“热点”地区。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中，戈尔巴乔夫应对不及时，把阿拉木图事件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表现”和“反革命”，直到1988年才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民族问题，而这次会议却一拖再拖直到1989年9月才召开，而这时民族纠纷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苏联大地；在民族主义抬头的重要关头，戈尔巴乔夫缺乏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严重性缺乏认识，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甚至忽视了民族因素；政治改革方向的错误对民族关系也造成了损害。

内部原因四：戈尔巴乔夫应对危机失利

有人把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比作一艘满载军火却在茫茫大海中迷失方向，行将沉没的旧船，作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确实一个相当不称职的船长，他在应对苏联国内出现的种种危机时缺乏深谋远虑和妥善应对，盲目进行改革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苏联领导层应对危机失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初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他的经济改革一开始虽然没有引入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仍致力于扩大企业的权力，削弱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经济权力，以求解除行政命令体制对经济运行的束缚。这样的改革会相应地减少特权阶层对企业的控制力，削弱他们的权力地位，随着经济改革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特权阶层当中主张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越来越多，资本主义是维护和扩大他们特权的有效途径，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是特权阶层，但是只有他们握有改革的权力）主张放弃原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只进行了一年多的经济改革，就在经济改革未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匆忙地转向政治改革，在改革开始的初期，戈尔巴乔夫曾经将矛头指向苏联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但是戈尔巴乔夫有两点认识偏差，第一，特权阶层是一个社会阶层，一个社会阶层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并通过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才能完成；第二，他自己就是特权阶层的一分子，享受这不该享受的特权，行使着许多超出他职责范围的权力。在这两个认识偏差下，戈尔巴乔夫尽管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但他的这些改革的主导者始终是包括他在内的特权阶层，这些特权阶层又怎么会为了改革而牺牲掉自己的种种特权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没有消灭特权阶层却消灭了苏联。

同时，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戈尔巴乔夫也进行了一系列不和适宜的改革，其中包括推动社会民主化，社会民主化实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如何评价苏共在70年执政时期出现的偏差乃至严重的错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当有不受批评的禁区”，结果，社会舆论开始大张旗鼓披露历史真相，公开宣传苏共“阴暗面”，由此引发了一股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列宁，甚至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在这个思潮中，苏共没有对舆论加以正确导引，最终苏共成为了所有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遭到人民质疑，苏共的威信收到严重削弱，人民的信仰危机加剧。

外部原因一：西方为消灭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主要是以下四种形式（1）西方利用经济实力为诱饵，对东欧国家软硬兼施，迫其就范。东欧国家的反对派五一不是靠西方的支持才得到发展的。从波兰的团结工会，到民主德国的新论坛，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到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他们的活动经费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他们的主张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宣传（2）利用宣传媒体打攻心仗（3）利用人员来往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以影响东欧国家向“自由世界”演变（4）搞秘密间谍活动，拉出去打进来，窃取情报，搞策反，支持*。

然而自称是铁杆反共分子的尼克松曾说：“我一生都在批评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我被恰当地冠以毫无悔改之意的冷战斗士和共产主义之敌的头衔”，对苏联来说，“美国的军事集结和强硬外交促成了苏联的奔溃。但奔溃的主要原因在莫斯科”。

外部原因二：美苏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将苏联经济拖垮

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重工业、化学工业和航空太空工业非常发达，其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事关民生的轻工业和农业则相对落后，导致国家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也是苏联人民长期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美国在里根总统时期提出星球大战计划，通过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军备竞赛，诱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进行军备竞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从而拖垮经济力量相对落后的苏联。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实行全球扩张斩落，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

总结：苏联解体是外因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部原因，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犯过很多错误，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很多弊病，比如，在经济上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决策过于集中，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在名族问题上，存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加盟国地区甚至出现了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关系处理不当；在国际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推行霸权主义。这些是苏联解体的内部原因。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对苏联进行思想渗透、经济诱迫，在国内支持反对派，培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对苏共制定正确路线和战略进行干扰。这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

如何看待苏联解体（我的观点）

苏联解体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相对会社主义具有优越性。苏联在二战前包括二战中的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在将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但在工业社会甚至多元化社会的建设中，苏联在实践社会主义时犯下了很多错误，有偏差地理解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行了错误的路线，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没有把本国实际和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但这些错误在正确的引导和路线更正下是可以避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正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中共将社会主义理论和本国实际结合是根本原因。因此，苏联解体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

苏联解体对我国发展的借鉴意义（我的观点）

1.继续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努力避免和以美国为首西方世界政治军事对抗，不能够以全球称霸作为国家发展定位，在保障本国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才能提升。

2.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下，在保障国内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将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高度集权会带来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势在必行。

3.加强党内廉政建设，杜绝官员腐败，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是前车之鉴，不仅导致了社会鸿沟的出现，加剧了社会矛盾，还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巨大阻力。

4.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理论，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继续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东欧国家发展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所致，没有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

5.针对现有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必须通过改革，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政治体制来解决。如果不及时解决，问题积累下来形成更大的问题，到时候解决起来就会困难得多，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的气候下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6.关注民生，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放在国家经济建设的首位，努力解决社会贫富差距分化等问题，把社会矛盾解决了，人民安康幸福了，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稳定持续发展。苏联时期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很高，但国家军事工业建设一直放在国民经济建设只上，导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引发了苏联人民对苏共的不满，甚至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质疑，在后来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人民的不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