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_权力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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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摘要：“廉政”和“腐败”，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党中央长期以来将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但多年来腐败现象仍旧十分突出，反腐败已成为我国当前必须严肃对待的最深刻课题之一。事实上，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本文就权力腐败现象的形式、成因及治理对策进行评析，以此希冀对我国权力腐败现象及其治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权力

腐败

特点

对策

Summary: “Against” and “corru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is a key topic.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read of corrup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ill be a long time as an important task, but corruption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over the years, has become one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must be currently the most profound iue seriously.In fact, corruption i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and its eence is the power of deterioration and alienation, it has a great social harm.Comment on this paper for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powers of corruption, thereby hoping to power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benefit.Key words: power corrupts Features Measures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公权私用

个别领导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违反党纪国法。

有专家指出，我国当前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切实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为改革扫清障碍。客观地说，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处置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新的形势下，政府职能主要是提供社会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掌握着土地的批租权、税收权、卫生检查、公检法、卫生治安等等。一句话，政府现在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再是以前的“行政干涉”。

而公权私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偏离公共服务的对象，将公共资源变成可以兜售的商品，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危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当行政人员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交易时，就不是以公务员身份在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做“买卖”，由此严重影响人民政府的公信力。

专家认为，当行政具有强烈的私利导向，不仅部门在行使权力时故意设置条件寻租，降低本部门的行政效能，而且部门之间在争夺利益中互不相让，在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力量内耗，抵消管理效应。部门利益的膨胀还可能导致某些群体性官员腐败，其“人人有份”的特点会弱化监督，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增加反腐成本。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形成，固然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重要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不纯，说到底就是不能够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不能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才能真正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持权力的纯洁性、公益性、高尚性。

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正确地运用行政权力，更好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始终把行政部门的权力运用服从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原则，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铲除滋长公权私用的土壤；制止公权私用，有利于为行政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二者相辅相成。

权力一旦没有约束是非常可怕的。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反党组织的决定，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硬抗不敢、软顶皆是”等，成了“吃喝玩乐站在第一线、革命斗志退到贫困线、违法违纪越过警戒线”的“三线”党员。更有甚者，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违反党纪国法。

真正地要制止公权私用，就是让权力不越界而行。这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必须依靠依法行政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各级行政部门理应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办事，决策要符合法定程序，执法要遵守法律规定。建立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权力运行的机制。

（二）失职渎职

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在虚报浮夸，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全国刮浮夸风、共产风。当时，上海市有一篇报道，说的是上海县马桥公社，水稻“卫星田”的亩产已达17万斤，还附一幅照片：一个小孩坐在禾稻上没落地。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亲赴马桥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马桥公社就是把各处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到“卫星田”里，创造了“奇迹”。正是“大跃进”到了离奇、离谱的地步，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大批老百姓。

当前，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见事就推，见难就躲，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很淡薄，对群众的利益常常置之脑后。在他们看来，管与不管，管得好不好，“官儿”照当不误。老百姓很形象的形容我们的一些干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拍的不如送的。”

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干快上，而群众千呼万唤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刻画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另一方面，是有的领导干部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所谓“一言堂”，也就是在党委领导班子中“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作为党内最高决策形式的党委会上搞个人专断。对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提出来了。数十年来，反对“一言堂”的呼声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时还强调得相当厉害。然而，“一言堂”却没有因此而关门，造成许多党内民主和政治生活不正常状态。

为什么“一言堂”会在我们党内长期流行屡禁不止？怎样才能真正走出“一言堂”？现实中有两种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种是，一些人一方面说“一言堂”要不得，另一方面有许多人离了它又觉得不习惯、不自在。在许多人看来，即便“一言堂”挺荒唐，也比“几爷子当家、七扯八拉”要好得多。有些新闻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的时候，有时也过分突出那里的“一把手”高明，给人的印象好象“一言堂”还真能搞出点名堂。事实是，如果我们不把“一言堂”的社会和思想根源问题解决，不在党内重新进行一番关于党内民主的启蒙教育，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不在全党和全社会真正形成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民主空气，再硬的纪律、再强的制度也不一定能贯彻执行。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些人明明搞的是“一言堂”，却堂而皇之地扯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搞的就是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自欺欺人的现象？这跟我们过去对民主集中制往往从思辩的角度去阐发、而没有注重制度创新和从操作层面解决问题有关。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讲了这么多年，其实对其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在认识上还有误区。只有在理论上搞明确了，才能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一言堂”主要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和党委（组）成员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等造成的。要走出“一言堂”，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要走出“一言堂”，我们还得首先从封建残余思想阴影里走出来，从一切不民主的传统里走出来，从对民主集中制错误理解的误区里走出来。

（三）党性沦落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对自己放松要求，失去警惕；对外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

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品行情趣不是小问题，它是党的作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及其成员的面貌，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等一起构成党的整体形象。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最终栽了跟斗，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良好风气的第八个方面，就是要公道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可以说，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情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意志和行为。高尚的情趣，催人上进，使人奋发；低下的情趣，消磨斗志，涣散人心。一个生活作风败坏、情趣低俗的干部，是不可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那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最终被绳之以法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而孔繁森、郑培民、汪洋湖等一大批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领导干部，有哪一个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好坏，情趣追求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具体实践，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绝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对于似乎与工作无关的“生活情趣”问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可掉以轻心，而必须高度警觉，严肃对待。

有的领导干部不能顾全大局，令行禁止，不能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以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领导干部只顾自己不顾大局、只顾团体不顾整体，不适当地强调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特殊性，希望全局利益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因而给全局造成了损害。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方领导干部的“粗鲁执政”，往往造成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二、权力腐败的成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怪圈

我国现阶段，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体制还没彻底打破，新的体制还没完全建立，再加上配套的法制、制度还不完善，各项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给腐败分子留下了漏洞和缝隙。此外，我国的分配调节机制还不健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对社会上的一些 “先富”也产生心理失衡，动摇了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踏入了权力腐败的深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权力具有“可交换性”的特征。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一些“掌权人”在心理失衡之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之棒”换取不正当利益，于是乎，权力腐败就产生了。

（二）设权失当的恶果

所谓设权失当，即设置权力时有失恰当。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二是职位设置过多过滥，缺乏规范。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把手往往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常常存在个人说了算的情况；政府包揽干涉企业事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权利过大，有侵占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的倾向。

授权失误。即把权力授给了本不该授予的对象。授权失误为权力腐败种下了祸根。有的部门考察干部时没有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有的组织干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听了不良反映，也是充耳不闻，考察结论只拣好听的写，造成用人失误。有的公开跑官要官，甚至有的则公开卖官。

用权失范。之所以出现用权失范的现象，主观上讲，是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扭曲。客观上讲，是体制和机制上的漏洞，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

监督乏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就我国目前而言，监督部门还是众多的，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然而深入研究后不难发现，这种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在当前的环境下，“好人主义”盛行，尤其是同级中的一把手，更是无人敢监督。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

设权失当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危害。

（三）行政环境急需净化

当前我国的行政行为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规范，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有分析表明，三大环节最易滋生职务性群体腐败：产品购销过程中索贿受贿形成以“回扣”为纽带的群体性腐败；工程建设过程中损公肥私形成以工程项目为轴线的群体性腐败；执法过程中枉法徇私形成以“保护伞”为特征的群体性腐败。

专家指出，我国转轨期过程中尚处于不规范市场经济状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尤其是稀缺性资源配置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各种行政审批权力，可视为“政府产品”，官员们设置了租金，金额就是行政垄断运作和市场化运作的差价。各个利益集团利用各种非市场手段从政府手中获得审批远比运用市场手段更便捷，更节约成本。

近年来，学术界通常把这种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称为“寻租性腐败”。所谓“寻租性腐败”，是指为获取纯粹转移所花费的稀缺性资源跟垄断、管制关税和其他相关制度及实践带来的传统净损失。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一个城市的政府用发放有限经营执照的办法来限制出租车的数量，那么城市里的出租车就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到超额利润。在这种吸引下，人们就可能想方设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有关官员那里获得执照。如果执照的发放取决于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就会贿赂这些官员，从而获得出租车业的经营权。因为拥有这个权力的官员能够获得利益，就会使更多的人争夺这个职务，由此产生了新一轮的寻租活动。如果全部或部分的执照费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利益集团又有可能为了争夺这些资金的使用权而展开又一回合的寻租活动。此例生动说明：权力虽然同整个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但它毕竟是由社会中少数人行使。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市场竞争中的不规范性和行政部门改革的滞后性为国家权力拥有者“设租”、“寻租”提供了直接的可能。

由此观之，行政行为的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三、权力腐败的治理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权力被滥用，以权谋私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要防止以权谋私和腐败，不仅需要党内的民主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而且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在这种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中，权力要作适当分解，使各种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或岗位）行使，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结构；职权配置要科学，体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职权与责任相统一；根据分权和各自的职权来设计权力运行的程序，使各种权力部门（单位或岗位）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又互相把关、互相制约，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以此防止以权谋私的情况发生。

依据我国的国情，当前要着重抓紧建立以下几方面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首先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其次是要深化财税、投融资、金融制度改革，规范财经秩序，加强资金监管；还有就是要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制度；再次是要完善决策机制，将预防腐败寓于决策之中；最后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二）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如强化舆论监督，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实行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有效的形式，也是权力监督有效的方法。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来看，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是新闻媒体对一些丑恶现象的曝光，会对用权人形成心理压力，使其不敢肆意妄为，可有效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因为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三）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运用权力的是人，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权力，就是指挥和要求别人服从的能力。权力可分为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领导者的智慧、博学、经验、道德品质、指挥才能和以往的功绩而形成的个人权力。一个好的领导者，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专家认为，制止一个重要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保证是个人的道德，特别是该领导人高尚的精神道德，这种道德是选举和靠财产所不能取得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制止权力腐败，实施权力制约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什么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实践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被滥用。权力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

我们说，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这就是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结语：

对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一个事实是，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权力腐败终归有它败亡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