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评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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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幸福之路向何方？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出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2011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粮食产量1.14万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4%和11.4%。

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数据，确实我们的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有着不俗的表现，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民众的幸福指数却并未像经济数据一样快速增长，反而处于一种下滑的状态。同时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社会综合状况数据报告和2012年社会蓝皮书也均指出：2011年近70%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感受到“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的压力。那么2012在新的开局民众的幸福之路又向何方呢？

其实，民众并非不能接受物价上涨，真正令他们陷入焦虑与恐慌的是收入的上涨赶不上物价的快速膨胀，而高税收与不合理定价收费的现实又依旧存在，导致个人财富不断缩水，却无能为力。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物价水平一直处于上涨的状态，到2011年中国的CPI更是全年飘红，自6月到9月，连续四月CPI增长超过6%，而全年CPI增长也达到5.4%，超过年初制定的4%的目标。而广大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却不会立即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增加，总是显出一种滞后效应。虽然去年央行有两度加息，但力度远远不够，居民的存款始终处于一种“负增长”状态，由此造成金融业利润较高。同时，去年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3500元又明显偏低，不能随着市场行情变动，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民众个人可支配收入更是被不断压缩。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大城市，三四千元可能仅仅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基本无结余，从而催生出大批的“城市月光族”，这也就不难解释2011年底出现的众多“恐归族”。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又怎能升高呢？

同时，从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2011年中国GDP增长

9.2%，而公共财政收入却增长了24.8%，达到10.37亿元，增幅远远超过GDP水平。并且这十几年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持续超过GDP增长幅度，就表明宏观税

负确实明显偏高。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各种因素导致的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使商品含税成为公共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而2012年4月12日，世界银行发布一季度经济季报，认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一倍。这样便会形成恩格尔系数高的低中收入税收痛苦程度升高。

而在这样高位的税收下，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却未达到相应的水平。据统计，中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29%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约低25个百分点。虽然政府强调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但与人们的需求还是有许多落差。以2011年为例，政府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加大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投入，全国财政支出2.82万亿元。但我们应看到财政投入的金额仅占到GDP的5.9%，这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不够的。

不仅如此，税收的过快增长导致的另一大问题则是资金运用的不合理。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高速公路的天价路费。一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最昂贵的高速公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高速公路却债台高筑，面临债务违约的困境。据媒体报导，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第一阶段摸底调查于2011年8月底结束，北京、江苏、重庆、宁夏等12个省份陆续公布调查结果。数据显示，12省份收费公路2010年收费额达1025.7亿元，但累计债务余额却超过7500亿元。原因在于一些地方交通已达发达程度，但依旧上马新项目，导致资源的浪费，同时公路建设的70％又来源银行贷款，因而共同造成高收费与高负债的局面。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民众的幸福要如何实现呢？

首先，政府依旧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一大战略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只停留在书面政策。政府在做宏观调控的工作时，要做的是监控而不是管控，特别是农产品，要做好对其产量、销路的监控，不要让“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等一系列很无奈的名词，不断刺激民众日益敏感的神经。而一旦日化用品、粮油等民用企业需要提价而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变大时，政府不能仅靠约谈企业高层的方式来控制CPI的上扬。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民用企业的生产成本必定相应地水涨船高，提价对于其来说并不意味着更多盈利，相反，它们需要面临客户流失的风险，也是很无奈的选择。政府用约谈来暂时性地控制某种商品的价格只能

起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效果，治标而不治本，有时甚至妨碍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政府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扮演的应是一个桥梁与监督者的角色，防止囤积居奇、垄断定价、牟取暴利等现象的发生，例如，制定生猪调控预案防止生猪生产的周期性波动，防范生猪生产大起大落导致的价格大涨大跌。唯有此才能推动经济有序稳定发展。

其次，政府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不能变为“雁过拔毛”的政策。一个国家税收的目的在于均衡贫富差距、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事业，从而不断促进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但现实中却存在诸多多重征税的现象。比如去年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月饼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月饼的确属于个人收入部分，但是月饼作为商品时已被征税，重复收税最终买单的还是低中收入者，而对那些高收入者几乎没有影响。之所以“月饼税”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还是因为中国个税起征点偏低，而税务局恰恰将其合并计税，导致人们稍微有一些福利就要交税，只要发生经济行为就要交税。归根结底，问题之所在还是税收体制的不完善。因而，政府若要缓解或解决其中矛盾，必须从实际出发，站在广大民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做到“能者多得，能者多交”，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完善税收体制，并增大监察与惩罚力度，防止高收入者利用其它形式逃税、漏税。同时，还应加大对高端商品、奢侈品征税，降低生活日用品的税率或免税，降低间接税的比重，从源头给民众实惠，不断均衡贫富差距。只有创造一个好的经济社会环境，百姓才敢消费，乐于消费。

最后，政府还要做的是税收使用的合理化与透明化。在今年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提到“深化部门预算改革，推进政府预算、决算公开，98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省市公开‘三公经费’”。因为现今民众的纳税人意识和公民意识在不断提升，但是人们越来越疑惑：自己所交的税金到底用在何处？而近年来，官员公费旅游、公费吃喝等丑闻频频爆出，更增加了民众忧虑。所以，政府对即将上马的项目或重大决策要谨慎计算，不能因“面子”而盲目进行，并且事前要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民意，在项目进行时期，也要不断通报其进展以及相关项目花费情况，让民众知道自己纳税供养的政府到底为自己做了些什么、做得合理吗，并且不能让听证会等成为一言堂或流于形式主义。在“十二五”时期，政府在下一步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增强信息的透明度，这也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只有透明度高了，民众的税收痛苦指数才会低，才会愿意将税款交给国家。这也更利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和管理。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但绝不会是不可解决的。正如政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唯有将问题逐个切实击破，才能让民众建立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的信心，共同向幸福之路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