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的《领导者》读书笔记_领导的品格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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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尼克松的《领导者》有感
看了《对话尼克松》，便对这个睿智老人产生了兴趣。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买过他的一本书《领导者》。当时读了书里的一篇《周恩来－来自达官门弟的革命家》，觉得晦涩难懂。今日重读，依然有此感觉，但也能理解一些。以下摘录一些他对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的精辟论述。
毛把自已看成功同两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制造个人崇拜，使人们奉为神明。周一般使自已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蒋在台湾进行统治，则利用他那叫人俯首听命的手段，维持了尊严。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识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不断改换面具，反映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长和丰富多彩。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家的冷酷无情（博主注：互联网上的《领袖门》虽然恢复了删节内容，却把这句最为重要的话删去了），使他能够利用各种历史性的机会，并忍受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艰苦。他又拥有儒家的个人品德，能在外交冲突中出类拔萃，并成为千百万中国人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机敏，使他能精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背后的各种力量。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不动声色，能够保证他的政策不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并且持续到毛以后的时代。调解人的策略和礼貌，使他在这些激烈分子企图使国家分崩离析的时候，保持统一
周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
在正式会议上，他那轮廓鲜明的面貌一直保持着异常安详。周一面倾听着我发言，稍稍把头偏向一边，一面直接盯着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比作一条静静地待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有句过去常用来形容19世纪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查理士·帕尔内的成语，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适用的：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他虽然由于体瘦而可能显得虚弱，但是他的精力却超过了许多比他年轻的同事。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伟大来自对细节的注意。”就周而言，这句箴言几乎确实有几分道理。
周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周的个性很适合他担任的这种政治角色，因为他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炼成的合金，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和调和者这两种角色。
周在中国政局中变幻莫测的联盟的问题上，不声不响地运用权力，但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从不给同事们以谋求更大权力的印象。每当受到毛庇护的强硬路线派结成联盟时，周尽管 1 对他们的新政策感到厌恶，但还是会同他的对手一起工作。他会暂时保持低姿态，等到联盟陷于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在这时候，他就转向一个采取较温和路线的反对派。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正如他对基辛格说的，“舵手一定要见风使舵”。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过，“周在毛的面前，像一个伺候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的笨拙的秘书”。周具有优雅风度，很难想象他像个笨拙的人，不过在毛的面前，他确实退居从属地位，至少部分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看清了觊觎毛的宝座的危险性。
马尔罗对我说过，毛身上有种“巫师般的气质”，他是“心中有幻想存在，就为幻想所占有”的人。毛想象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类似大家庭的社会。当他得知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时，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牺牲了我的儿子，或者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不过如果毛身上的猴气被这种幻想所占有，他身上的虎气就要在实现这种幻想时震撼中国。毛要求人民中间的自发性，不过只有这种自发性适合他的幻想时他才能忍受。当他们偏离了的时候，他就要通过运用国家的法律制约和残暴的警察权力（博主注：毛从来不屑于国家机器，他欣赏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毛直到最终似乎都没有理解，这种高压政策产生了等级制，窒息了主动性，毁灭了自发性。
作为中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通过战略上的洞察力、战术上的灵活性和令人惊恐的暴力，使他在历史上取得胜利。
仅仅依靠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一种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魅力和一种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量也是必要的。毛的意志力产生了他超凡的魅力。我在会见他时，有一种感觉，他的意志力不知怎的是一种体质的特征。他的最生动的诗篇是在长征的战斗中间和战斗之后写的。当他写到斗争——特别是激烈的斗争——时的振奋情景，他似乎提到了意志的锻炼，就像别人所说的肌肉锻炼的那种情况。他以这种品质鼓舞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任务，因为这使他因而也使他们成了似乎不可替代的人。
说起来也许很奇怪，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是东方人。毛离开中国只有两次，即1949年和1957年在莫斯科同苏联领袖们会见。蒋只有两次到过亚洲之外旅行，一次是1923年随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作为四巨头之一到开罗去开会。两个人都常常长期隐居。毛利用这个时间来写诗，蒋则在山间散步时把时间花在背诵古典诗词上。
毛有一种轻松的不可抑制的幽默感。蒋在同我的会晤中从未表现任何幽默。毛的书法是龙飞凤舞的，那不规则的汉字分排成散乱的行列。蒋的书法则是刻板的，那方方正正的字体全是由完整的线条构成的。
蒋和毛的个人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蒋的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他的服饰、办公室和官邸。他在各方面都很自律，井井有条。用“干净利索”来形容他的形象不为过分。毛正好相反，他的书房里到处是书和报纸。如果桌面的整洁是衡量一个经理好坏的标准的话，那毛肯定不够格。
蒋是少见的那种政治动物，他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美国革命最终建立了自由有序的国家，因为领导革命的人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进行斗争是要夺回失去的自由。法国革命部分是失败的，因为革命的领导人企图实现一个纯粹是书本上的、抽象的理想，这一理想在法国是没有根基的。蒋的意图更接近美国的理想，他想恢复中国的传统，他认为旧秩序损坏了传统，因此要反对。他还反对吸鸦片，缠小脚。但他不是民主派，尽管他引进了制宪政府。他认为，问题不是自由不够，而是自由太多。正像孙中山说的那样：“我们变成了一盘散沙。”所以中国需要纪律。蒋说他所寻求的纪律能够把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
蒋把他的主张在台湾实施了，创造了经济奇迹。诚然，他直到1965年，还一直接受美援，但美援的数额不足以使台湾经济如此快速发展。在大陆，共产党把农业生产集体化了，结果是人均粮食产量低于革命前。蒋对地主是实行赎买政策，然后把土地分给农民。地主把大部分的钱投资于工业，同时政府鼓励外国企业来投资。今天，台湾人均收入是大陆的五倍。1800万台湾人的出口额比10亿大陆人的出口额多一半以上。
蒋是一位实干家，在他动荡的一生中，他多次是对的，这导致他非常自信。他喜欢读王阳明的儒教哲学，王阳明说“知而不为，为不知也”。
甚至1949年的溃败也没能动摇蒋的自信。对他来说，这只是又一次暂时的挫折。我每次见到他，他都大谈“光复大陆”。即使他的一些助手已放弃了希望，他仍相信有一天会打回去。
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介石”，意思是“不可动摇的石头”。从他的性格来看，这名字挺适合他。我很钦佩他的决心。有些人会告诫某一位公众人士，他提出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人缺乏创造性眼光，他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只是因为前人没有做过。蒋懂得这一点，他曾撰文说：“我总被敌人所包围，有时还被敌人压倒，但我知道如何坚持下去。”
虽然蒋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但他也有过错。不过，类似大陆陷落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过错所造成的。蒋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战术家，但他拘泥于书本上的教条，充其量不过是二流的战略家。在他预先设想的战略形势下，他的行动迅速、果断，他按照他所知道的战争规律行事。如果战略形势不变，能胜过他的人极少。一旦战略形势大变，他就不能创造新战略了。许多历史人物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创新在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历史书上充满了解释他们创新的脚注。那些能利用当时的机会，创造新的战略的人才是创造历史的人。毛正是这样的人，这是蒋的不幸。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毛，就会缺少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了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们，而且鼓舞了全世界的千百万人。但是毛像那些最革命的领袖们一样，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周也会破坏，不过他有着革命领袖少有的才能，能够做比统治废墟更多的事。他能保住过去那些最好的东西，并为未来建立一个新社会。
毛谈到自己时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在他身上，交替地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毛不像周那样，他没有把他个性的各条经纬编织成一个整体，却让每条线索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