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场起义要花多少钱？[推荐]_一场婚礼要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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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一场起义要花多少钱？

干神马都得花钱！

无本经营一本万利？想得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没有经济基础，就别谈什么花好月圆天下大同。

1911年7月27日，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界称“国民救济局”），并起草《洪门筹饷局缘起》一文，开宗明义，就讲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兹当人心思汉，天意亡胡，所以各省义师连年继起。然尚未能一战成功者何也？岂以人才之不足、战阵之无勇耶？皆不然也。试观最近广州一役，舍身赴义者，其人多文武兼长之士，出类拔萃之才；当其谋泄失败，犹能以数十人力战而破督署，出重围，以一当百，使敌丧胆，可知也。然人才既如彼，英勇又如此，仍不免于失败者，其故安在？实财力不足、布置未周之故也。”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专有一章谈革命经济学问题，在不怕死的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之外，有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其实也是决定一场起义是否能够真正揭竿而起的重要因素，诚如张鸣所言：“革命首要的是钱，没钱，即使是革命这样正当的事，也没戏。革命在前台唱戏，后台站的是利益。”

所以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要革命，花钱老了去了

晚清遗老张玉衡在《十年见闻录》中记载，1911年8月23日襄阳城内的清兵起义，是因为营兵在换饷银时与钱店发生争执，闹事者被警察拘捕，从而引发兵变。

都是钱闹腾的。每次起事，孙中山都要殚精竭虑筹集革命经费，没有钱怎么购置军火？难道让革命党人赤手空拳或者镰刀斧头就与清兵展开殊死搏斗？不再是太平天国时候。有钱，底气就足。没钱，就得东拼西凑，总体而言，要革命，花钱老了去了。

1907年，孙中山致信新加坡侨领张永福、陈楚楠，说许雪秋要发动潮州黄冈起义，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孙中山筹得三千元，仍不够，所以求助于张陈二人：“今者运动得手，可得大宗军火，已与雪兄定议，如潮事发起，当拨新式快枪数千，弹百数十万以应之，则此次军力充实，必非前比。惟雪兄尚缺运动费，前在星坡得各同志捐助三千元，其数实不敷用。”

孙中山对新加坡很不满意！在孙中山眼中，新加坡是富庶之地，所筹经费，必不会是3000元这样的小数目（亦可见一场革命所需经费之巨）。想前次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被法国殖民当局扣留时，当地同志还立马出钱二千，疏通关系，帮孙中山交齐了所需费用，其余的钱留作孙中山的盘缠，何况新加坡？所以孙中山在信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夫河内之地风气未开，商务未振，会员皆业小生意，财力不宏，而能于数日之间集款二千，为善后用；星坡魄力伟于河内何止十倍，而仅获此区区之数，非所望也。事在人为，望有志者极力提倡之。”

那么孙中山到底需要多少钱呢？孙中山的说法是“万余元”，虽然是多多益善，但是一万出头估计也能应付革命开支，再少，恐怕就悬了。潮州黄冈起义，后来筹得一同志出的5万和日方出资万五千，共计六万五千，当可应付一场起义惊人的烧钱速度。

问题在于，钱要用在刀刃上。孙中山用钱起事，常常不能把钱给最需要最能够将钱用好的同志，遇人不淑是家常便饭，致使早期同盟会的起义，多以失败告终，比如在《孙中山全集》中收录的另一封写给张永福、陈楚楠的信中，孙中山就抱怨他看走了眼，给了梁兰泉5000元用以革命，不想这梁兰泉拿了钱却不干事，按兵不动，反而打起同盟会河内分会营救同志所筹集的二千元钱的算盘。对于这位同志哥，孙中山真是怒不可遏，在信中直斥梁兰泉“负义反噬，罪不容诛”！又说他冒同志之名诈骗财物，私立堂号，收了很多人加入同盟会，而入会费全被其私吞，难怪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孙中山要发出通缉令了：“如同志之力能除此人，则大善；不能，亦须声其罪恶，使彼无立足地。”

钱，永远都在折磨着孙中山

蒋纬国主编《民国建国史》（第一卷《建立民国》）写1910年11月5日，孙中山经欧往美，12月19日抵达纽约，力劝华侨资助革命，几个月就集资七万八千余元，还有很多人变卖了家产来资助革命，再加上南洋各地同盟会同志的倾情捐款，孙中山募得款项共计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原本他只想集资十万元，没想到还多了一半，似乎是个好兆头，可惜后来两次广州起义都失败，钱也就打了水漂。

孙中山肯定心痛加肉痛，筹集经费，哪有那么容易？

汪精卫除了会暗杀，筹款，也是孙中山托付的一大革命任务，只是这样工作可谓举步维艰。1908年，孙中山致萱野长知函，说“精卫于南洋各处之运动俱无大获，故不特欲筹巨万之款为卷土重来之计划不能如意，即欲别筹数千只款以清名古屋等值债务亦不可得”。

1909年之前，孙中山还在和康梁的“保皇党”竞争。保皇党的势力远比革命党更强，常常将兴中会、同盟会的成员都拉去改变了信仰，经费方面，更不能与保皇党相提并论，比如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整整一年，不过筹到区区几千元的款子，实在是让人觉得沮丧。

惠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信他的同乡、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只要他肯出钱一百万元，孙中山甘愿奉他为首。虽然刘学询和孙中山交往一度比较密切，还曾经将孙中山引见给两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一回的金额实在太多惊人，还是刘学询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最终他没有把这笔钱交到革命党的手上。

1907年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黄龙山和刘岐山三同志去越南西贡和堤岸两地，一大目的就是“与各同志面商，设法速筹巨款，接济军需”。10月15日，孙中山复张永福函，又催促张永福尽快筹集经费，可见，前一封信去之后，张陈二人并没有马上筹集到孙中山需要的数目，虽然河内的同志又捐了一万元作为革命经费令孙中山大为感动。

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给邓泽如写信，痛感囊中羞涩捉襟见肘致使革命不行。当时革命军已经攻破了镇南关，清廷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乃下令：“十日内不能复关，一律斩首；如有克复，当有重赏。”恩威并施，清兵哪敢怠慢，拼命进攻，血战七昼夜，镇南关，破。但是问题在于，破城之后，清军首领竟食言，底层士兵多有怨言，特别是广西陆荣廷旗下的士兵，因而向孙中山提出有条件投降。孙中山许诺，如果是带枪来投降的，打下龙州、南宁后，每人赏一百元，陆部提出，先给每人三十元，如果攻下龙州、南宁，再求封赏。孙中山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支军队能够归顺革命党，龙州、南宁定可手到擒来，若以此两地为根据地，日后发展壮大，何愁革命伟业不成？那么每人三十元，以四千人计，就需要军饷十二万元左右。所以孙中山急忙给邓泽如写信，要求他速速去说服吉隆坡大侨商陆佑，筹集这笔款项，好让陆荣廷为其所用。邓泽如有没有筹到这笔巨款呢？查《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二册，结果只有一声叹息而已：“邓泽如得国父函，即往说陆佑，惟未获助款之肯诺。乃具函复于国父。”

钱，永远都在折磨着孙中山。没有钱，要打败仗，打了胜仗，没有钱，胜仗也就变成了败仗。1908年5月，云南国民军光复河口，黄元贞投降，本是好事。可是孙中山没高兴几天，就开始愁眉苦脸了。原来河口地区，粮食极贵，士兵每人每天至少要发伙食费三毛，当时云南国民军总数三千余人（加投降者），每天光粮食一项，开支就需要千元。还需要给杀督办的士兵花红（奖金）二千，占山上炮台和沙哨官首级的花红共计二千五百元，打下河口之后，孙中山马上征收义捐，不过得银三千五百元，还不够两项花红的支出，焦头烂额也就可想而知。当时张德卿的队伍只有三天的粮食，三天一过，无粮可食，军心必定动摇，是时，则一击即溃，谈何挥师北上北定中原？

幸好，革命军与当地商人梁成泰之子梁秋商谈后，得后者捐献二千元，解燃眉之急。但革命是个无底洞，二千元很快就用完了，孙中山又算了一下，需要二万元才够革命之用，二千是断断不够的。怎么办呢？只好催促筹款干将邓泽如，情况至艰至险，困难重重，速速筹钱。1908年7月时，邓泽如只汇来了银元七百，而孙中山河内银行的借款，即将到期，借款达五千之巨，至少要还一半。到账之数，不及银行借款半数，孙中山着急上火，从他信中字里行间也尽显无遗：“烦转蓉埠诸同志，为大局辛苦，设法挪借二千元以济眉急，准于年内筹还。……祈为注意，至望。”

至9月7日，邓泽如才凑齐这二千元，汇至孙中山手上。但是革命军花钱如流水，如无底洞。1909年，他给邓泽如写信，说前次邓寄给他的千元款子已经用尽，“今又告急矣”，“故弟已处绝粮矣”，至少需要二三百元他才能度过这个月余下的日子。

当然，少数富裕的支持者可以一掷千金。上阵得靠父子兵，筹款指望兄弟连，一点不假，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全力支持弟弟的革命活动，根据简又文教授在《孙中山博士的青年时代》一书中的计算，孙眉大概一共捐献了七十五万元，至1904年，以至于这位曾经腰缠万贯的孙中山长兄，生活已沦于破产的境地，再也无钱可捐。

还有一位慷慨的革命慈善家是著名的张静江先生。他在巴黎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产业，他也是孙中山先生的粉丝，竭尽所能为其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们之间有暗号，“A”表示一万元，“B”表示二万元，就这样，张静江成了革命党的金库。有资料显示，1906年，张静江捐赠的金额就高达三万法郎加五千港币，有人断言张静江捐献的总数达到了可怕的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也许是为了表彰张静江在革命中的突出贡献，民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有传言孙眉曾要求革命成功后任命其为广东省长，但最终这一职务的历任官员中没有他的名字）。

股券：孙中山的新发明

俗话说得好：“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

虽然1911年12月25日至26日日间，孙中山与上海《大陆报》主笔对话时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金钱而已。”（当时主笔问“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但事实上，武昌起义之前的孙中山，一直在为筹集革命军费而奔忙。让人家平白无故出家资助革命，不心疼钱的总是少数。于是孙中山也想了些别的主意，比如说会费和股券。

1895年1月22日，兴中会成立，颁布《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规定凡入会者交会费五元，如果你愿意多交钱资助革命，那非常欢迎，但至少是银元五枚。当时孙中山发展了五百名会员，所收会费，也就是至少二千五百元。

也就在兴中会成立的同一天，孙中山以发行“中国商务公会”股券方式募集革命经费，每股一百美元。兴中会会员李多马认购了第一份股券。香港兴中会的认购金额稍有不同，为“每股科银十元”。会员认购之后，会发给收条，并允诺以后可以收回本利百元，这就是十倍的收益啊，至于《香港兴中会章程》中的这样几句话，不免有以利诱之的嫌疑：“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难说没有人是看了这样的收益率，投资于“兴中会银行”的，而事实可能则是：大家都对此敬而远之。

190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印制了面值一元的公债券，保证在“本军成功之时”每券偿还10元，据说当时孙中山共筹得四千元，但是这些钱都他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中花光了。

1905年和1906年，孙中山还印行了两种革命军债券。一种是1905年发行的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其实在日本横滨印制），正面刊有“公债本刊一千圆券，第一回□字第□□号。广东募债总局五年内清还。总理经手收银人孙文印。天运岁次乙巳年十一月□日发”字样。公债上除了有孙中山亲笔签名外，年月日也概由孙中山亲笔填写。券的背面还说明，这次募集公债，一共二百万元，每年还利五分之一，限期五年，五年内本利全部还清；如果过了五年还想继续“存款”，那么也可以，每年以周息五厘计算，每年派息一次。用这样一种公司化的方式，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乙丙两年印行之革命军债票》中说，这是因为孙中山偕同志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由日本到越南西贡开展革命工作时，担心遭到法国当局的阻扰，所以才想出一个中华民务兴利公司的名头，便宜行事。但事实上，发行量极少。纸张而已，印制并不很难，所以发行很少的原因肯定不在于印得少，而在于买的人少，看来，至少在西贡一地，大家对于这些新潮的革命证劵，还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种，是1906年正月发行的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一百元军债券，写着：“中国革命政府许持券人于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驻外代理取回一百元。一九0六年元月一日总统。”下刊白日徽章，一面用英文，一面用法文。

是年秋，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冯自由在香港的法国游船上与孙中山碰头，孙中山将军债券三箱交付给冯自由，冯自由将其藏于《中国报》报社。这年冬天，许雪秋潮州起义前领去了二百张，假设全部被人认购，则有二万元的进项，问题在于，是否有人认购？冯自由说这些债券基本上用于遣散起义军了，除了陈芸生等人贸然起事之外，总指挥部觉得时机不成熟而取消了行动计划，起义军就地解散，需要支付遣散费，遣散费又无着，索性就以“空头支票”打发去就是了。

那么，当初高额回报的承诺有没有兑现？只有一笔糊涂账。当时革命政府尚未成立，怎么就下此承诺？即使公司尚有盈亏，何况革命？民众持观望态度也是正常的事。美国学者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说：“收入记载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捐款人和借款人必须得到尊敬，受到报偿，虽然如此，许多收入的记载还是失落了。”对捐款者来说，既无记载，如何兑现？对孙中山和革命党来说，收入比开支相对清楚一些，既然开支的明细不能落实，则对于掌握财政者的质疑声亦不能平息。这是问题的关键。

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会员不足一万，会费仍按兴中会旧例，每人交一元，显然不堪革命之用。1905年9月30日在给陈楚楠的信中，孙中山又祭出“债券筹款”的看家本领。这回的面额的是千元大钞，买一张实际需要花二百五十元，推翻清朝之后，可以得到一千元的回报。孙中山的目标是筹足二百万。这个目标恐怕只能是乌托邦。在洪门兄弟变卖房产大力支持孙中山之前，孙中山筹集经费一直非常困难。在美国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的帮助下，1911年，仅加拿大一地，就募得资金七万多元港币，而在夏威夷和美国各地，则募得一万五千元港币。这笔钱很快被汇到正在香港指挥的起义的黄兴处。

为了更增加吸引力。他们想出了更多奖励办法：购买或捐赠一百元者，保证民国公民资格；一千元，享有经营企事业的优先权；到一百万元，就可以在公园里给自己塑像。

说实在话，这些措施，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的感觉。革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动不动就株连九族的事，哪是什么优先权和塑像可以轻易说服捐赠者的呢？真以为在开公司分红呢？从此一点，亦可见当时经费之紧张，实在是有病乱投医。1908年时，孙中山曾致信邓泽如，说如果吉隆坡一位富商愿意出十万元钱的话，那么可以将云南全省的采矿权给予他十年。比诸于优先权和塑像之类的空头支票，吸引力可见一斑，但是这位富商依旧坚辞不就，问题在于，这不是买卖，这是革命，谁都知道，得到这笔收益的前景恰恰不是革命党们许诺的那么光明，恰恰相反：非常渺茫！

所有款项，必经孙中山之手。洪门筹饷局的筹款，规定有一条，款子，只有“孙大哥”一人可以调用。而开支又无明细，不免要给人质疑。孙中山愤而为自己辩解：“革命‘攫利’云胡哉？”

孙中山说，革命之前，自己家境殷实，经济状况肯定胜于现在。他给那些嚼舌子的人算笔账。广州起义时，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加起来不过万余，而革命的花销，何止万余？其它的钱哪来的，“皆我兄及我所出也”。惠州起义时，花费有十余万，只有香港的李纪堂和一位日本义侠（不知道是不是宫崎寅藏）出资二万余和五千元，至此孙中山已倾家荡产：“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1909年10月下旬致吴稚晖函）。

革命十余年，所得捐助，一共不过四五万元，有人说他借革命之名贪污四五万元，怎么可能？“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两年前，即1907年，孙眉已在檀香山宣布破产，积蓄全部用于革命事业，到银行借贷的钱，到期不能偿还，债主拍卖其业，以偿债款。孙眉本人，只能迁居香港，寄人篱下，改干修地球的活计去了。

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次起义，总共花费二十万元。汪精卫向荷属殖民地筹集三万余元，向英属殖民地筹集一万余元，向越南、东京及泰国等地所筹集的五六万元；孙中山本人筹集的同志捐款五万元，再加日本人捐款一万四千元，河内借款一万余元，除了梁兰泉骗去数千以及船械费数万元，还有一个人骗去一千元，以及陶成章用去一百元者，其余，没有任何浪费。孙中山自言自己除了食宿交通费之外，自己没有用过一分钱，而拨于革命之用者却有一万四千多元，家人将积蓄和首饰用于革命事业的，却有一千数百之数。

所以，谣言不可信。

为革命，孙中山殚精竭虑，散尽家财。纵观民国成立前，他的革命生涯，一多半时间都在苦苦筹集革命经费的旅途中度过。他深知，钱是革命的命脉，有了钱，可以招兵买马财大气粗。没钱，那就得像居正、孙武那样，到处哭穷。

武昌起义前，在武昌地区主持革命党的是居正和孙武二人，向中央哭穷，钱，这是真没有。黄兴知道以后，觉得武昌地处中原，战略要地，倘若能与广东革命互为响应，何愁大事不成？当即决定给谭人凤两千元带到武昌，六百元给居正，二百元给孙武（未说明其余一千二百元的去向），在汉口租界内设立革命党机关。还不足一万！比较一下孙中山在两广地区起义投的钱你就知道了，地处中原的武昌地区，根本不是孙中山当时战略考虑的重点！

这点钱，根本不够！穷极无法的革命党人，还去武穴附近三角山上偷过佛像，也没卖到几个钱。幸好，共进会的刘公，家财万贯，是襄阳巨富，为革命捐资五千银元，才使武昌起义不至于死在襁褓之中，看来，“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确是至理名言。

在这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时，请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捐献过的富人和穷人，每一分钱，也都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是否我们已经忘记？

日月轮回依旧

花开花谢依然

多少青春继续不回

地下埋藏的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是否我们已经忘记

黄花岗的灵魂

他们地下有知

能否原谅我们？

——罗大佑《青春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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