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的理性之光_八年级历史理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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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的理性之光

我们都知道，西方启蒙时代的理性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没有发展起如欧洲那样大规模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也就没有产生如西方那样典型的理性史学。但是，中国史学发展依然依稀可见微弱的理性之光，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级。

第一阶段，从明代中期至明末清初，主要标志是怀疑主义思想和反封建思想的不断滋长。影响较大的史学家是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年）、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年）、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年）、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年）等。李贽从人类的“德性”本无区别的认识出发，认为人都应是平等的，“曷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这是明显的反封建等级的说教。他反对道学家提倡的禁欲主义，认为：“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藏书》、《读藏书》，往往是以不同于传统的是非标准来评论历史人物，自认为“凡昔人之所以忻以为贵者，余多认为假，多认为迂腐而不才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其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是明末清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王夫之说，古代的分封制不可复行于后世，是因为“民力所不堪，势在必革”，而郡县制实行近两千年却不改变，是因为“令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王夫之虽然说不清楚“势”的含义，同西方的理性史学明确主张研究历史发展规律有相当距离，但他还是认识到了历史发展是有一种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顾炎武治史，重实证、重考察，对后来乾嘉考据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又是中国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先驱。黄宗羲的历史思想具有更鲜明的早期启蒙思想的色彩。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君权。黄宗羲反对学术上一切取证于“经”，提出“取证于心”，这是带有理性主义之光的思想。

第二阶段是清代后期，以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年）、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年）发端，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１８５５－１９２７年）、梁启超（１８７７－１９２９年）、夏曾佑（２８６３－１９２４年）、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年）等，龚自珍认为，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与其始来者以致力改革，孰若自改造？”魏源同样重视历史变革的考察，他所编著的《海国图志》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状况的专著。正如他自己所说，过去史著都是“以中土人谈西洋”，而他这部著作则是“以西洋人谈西洋”。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除向清帝光绪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倡言实行新政外，又借用经今文学的“公羊三世说”来阐明君主立宪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趋势。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破坏了长期以来儒家传统和封建正统观念对史学的束缚，阐明了“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氏族而为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为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国”的进化思想，他还用“一统之世”与“并争之世”这一范畴对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作了综合比较，要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都要适应世势的变化而改变。章太炎于二十世纪初最早提出用进化论观点揭示历史发展的过程，并提出要特别注意，从生产工具的制作、生活方式的变迁去认识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必然性。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活动，二十世纪初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响亮地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批评“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认为“新史学”应当叙述进化的现象，尤其是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并从中求得“公理公例”。他所说的“公理公例”，包含着对于历史的解释和探求其规律的思想。

严格说来，中国对于历史本质的理性主义的探究，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虽然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却并没有完成它所应当承担的任务，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代。

山东省肥城市一中 寇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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