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读书笔记大_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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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迷糊糊的看完了美国学者史华兹研究严复思想的巨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可能是囫囵吞枣的缘故罢，对整本书不是很理解。也因为这样，我想这篇文章是不能写成正统论文或者读后感的形式的，那样只会是对经典的一种亵渎，对中国近代思想大师严复的一种不敬吧。然而，既然认真看过这本书了，不谈什么真知灼见或者一家之言，最起码也要留下来一些只言片语，用文字向作者史华兹，思想家严复致敬，重新审视一个世纪前的社会与思想。
看这本书的时候，依旧能够忆起初识严复的情景。那时候，在我眼里，严复只是留存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符号，一个不甚耀眼，甚至有些黯淡的人物。对他有多了解呢？也许仅限于教科书上那些所谓的不甚重要的东西：中国早期的留学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力主复法的维新家，翻译传播了许多西学著作和思想，为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最为人津津乐道，铭记于心的便是那一部《天演论》，以及他所阐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然而，对他的全部认识便仅限于此。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思想也渐渐在时光河流的冲刷下，褪去了光辉的颜色，于现代社会中渐行渐远，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
然而，当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需要重新问自己，到底对严复了解多少？这本书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
用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看那个时代的话，是根本无法理解严复当时所遭遇的内心苦闷，痛苦挣扎，无声呐喊，以及现实与理想格格不入的境况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努力探寻西方富强根源之后，严复向整个中国的学界和历史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世宣言。他愿拯黎民于水火，扬中华于列国，使国家富强，民智开化，万物繁荣，社会昌盛。
他立足于尚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文化这一纬度上，抓住欧洲文化经典作品中表述的“集体力量”这一要害。他坚定地认为“集体力量”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同时欧洲富强秘密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也渐渐在严复的眼前明晰起来，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走出落后状况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充分发掘人的全部能量，另一方面是培养那种将个人能量引向为集体利益而服务的大众精神。
然而，对于近代中国，他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带入中国，并使其生根发芽，从而带来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强烈地震，其威力持续了几十年，久久不能平息，足可见其对中国文人的巨大影响。或许是那个时代的水深火热点亮了这最璀璨的思维火花，渐而形成燎原之势，而严复正是那个划火柴的人，也许那一刻花费了他巨大的气力，但是他义无反顾，冀望这文明的火花照耀整个中华大地，为黑暗中的人们指引前行的道路，引领中国的富强之路。
正如严复所希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两个方面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其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根本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所认同的社会道德目标。正如史华兹所说，传统中国文化缺乏民族认同意识，而仅有文化认同意识，即认同某种普遍主义的道德与价值观。这就是说，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保教”比保国更为重要。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十九世纪中叶面临西方威胁时表现出巨大的惰性，而未能像日本那样生气勃勃地寻求富强之道，原因即在于此。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中国士大夫才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实体”。其二，根据史华兹的解释，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界所追求的社会的道德目标，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即被史华兹称作的“欧洲文明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该精神的核心是强调提升人的能力，崇尚“争”的哲学，褒扬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以及崇尚权力的扩张。
严复介绍达尔文主义的主要用意即是用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警示国人，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从而变法图存，实现富强，拯救国家。他通过进化论理论，将几十年来的中西之争转变为古今之争、落后与进步之争。他和他的同代人完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中的两个重要转折：第一，他们成功地冲破了传统文化的范式，使传统儒学丧失了行动指南的意义；第二，他们在热情拥抱近代西方文明模式后又目睹这一文明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表达了对这一模式的幻灭。
当然，在这位伟人的一生中，也存在着思想上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苦闷不平。他推崇改良主义，维新变法，却极力反对孙文等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然而革命却成功了；他推崇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文明模式，但是一战的风云惨烈却使他陷入对欧洲先进思想和这种模式的怀疑及梦想破灭当中；他主张将西学与儒家思想有效的结合，从而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富强，政治清明的道路，然而正是他所阐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冲破了传统文化的范式，使传统儒学丧失了行动指南的意义。
或许他的思想中存在着错误与矛盾，但这丝毫不影响严复为国家富强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丝毫不影响“伟大”这个词作为其辉煌人生的注脚。他以一个中国人的姿态，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让我想起了诸葛孔明的那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为后人，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他当做历史来看待，而应该学习他的高尚风骨，以及对国家人民勇于承担的决心！
读完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受益颇多，感到有必要写一些自己对此书的点滴见解。研究史华兹先生的学者很多，对史华兹先生这部代表作的文章也不下几十篇，本文仅是笔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史华兹先生是当今西方公认的汉学权威，他著述丰富，其著作和文章涉及传统中国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当代中国政治等多方面。他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问世四十多年来，不仅是西方人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政治的必读书，也对中国内地和港台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部书正如史华兹先生自己所言，这部书并不是寻常的人物传记，他是从严复思想的研究入手，探索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的原因、性质、特征，阐释了近代化的转型中，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与传统思想文化以及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关系，提出了他自己的一套整体分析思路，并且展示了他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理论框架，这恐怕也是史华兹先生此书有如此巨大的影响的重要原因。史华兹先生对严复人生不同阶段和几部代表性的译著作了深刻的分析，涉及面广，史华兹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基本“范式”，即以寻求国家富强为目标，以自由民主为手段的思维架构，本文不欲对此书做全面的评析，仅对史华兹先生提出的这种观点表达笔者对史华兹先生此观点的看法。
史华兹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根本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所认同的社会道德目标和社会文化理想。并且传统的中国文化缺乏民族认同意识，而仅有文化认同意识，即认同某种普遍主义的道德与价值观。中国士大夫阶层在19世纪中叶面临西方威胁时反应迟缓，而未能像日本那样生气勃勃地寻求富强之路，即在于民族认同意识的缺失。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使中国士大夫才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实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产生了关键的作用。不仅如此，史华兹还认为“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 即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 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 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 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 应该在思想和价值的领域里去寻找。”(《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9页)“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 这些能力可以说是通过驾御文明的利己来加强的, 自由、平等、民主创造了使文明的利己得以实现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的体、智、德的潜在能力将得到充分的展现。”(《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第55页)在西方, 竞争过程不受约束地进行。
西方思想文化的关键在于对竞争的推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传入中国后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界所追求的社会的道德目标，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 “欧洲文明的普罗米休斯一浮士德精神”，此精神的核心是自由民主理念，而自由民主理念的根本则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即个人主义精神。个人主义这一深层价值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的浮面秩序，即个人价值是目的，国家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和手段。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范式则是相反，自由与民主仅仅是提升个人能量、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换句话说，民族国家是目的，个人是手段。这条由“ 利己主义, 和“利他主文一相结合面增进社会有机体最高利益的道路, 使严复找到了通过个人发展达到国家富强的思想武器，不过在他看来, 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 不过是对个人才能的解放, 国家的富强才是运用这种才能的进一步目标。自由与口家富强相比, 不过是从属的、工具性的东西。严复投有把自由看成优于国家富强的最高价值, 这说明他毕竟不是英国式的自由主文者。史华兹认为，正是这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歪曲”预示着后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历史意识的正确结构来说，社会的浮面秩序和表层变革是由深层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史华兹提出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思想范式恰恰是追求社会表层的变革却遮掩了人们重构深层价值的视线。史华兹认为这种结构性的颠倒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渴求与他们寻求国家富强的欲望之间的内在冲突。同时结构性的颠倒也使中国人在追寻在富强目标的道路上，如果遇到比自由主义更为有效的捷径，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就完全可能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另谋他途。“五四”之后，中国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便是如此。
但笔者必须指出史华兹先生仅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他们寻求国家富强的愿望之间的内在冲突的学理性一面，而尚未真正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局面，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知识分子的使命。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合肥此言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最恰当的概括。中国知识界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范式，甲午之战惨败于素来鄙弃的日本，这一事件给中国官员士人以极大的刺激，维新运动由此而兴，开始加速从西方寻求富强之道。在维新运动及其以后的整个近代中国，对中国人精神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进化论思想。严复的《天演论》发表以后，对深处严重的民族危机的中国人以极大的警醒，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都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天择者, 存其宜种也, 意谓民物于世, 樊然并生, 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 然与接为构, 民民物物, 各争有以自存, 其始也种与种争, 群与群争, 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严复：《原强》）这种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驱使着中国人寻求富强，以避免被强者蚕食和奴役，因此毫无疑问，严复等近代知识分子在面对救亡的迫切议题时，其启蒙的指向必定首先是民族的富强，以此摆脱中国受屈辱的境地。
因此如果把史华兹先生所认为的追求自由主义与寻求国家富强的悖论放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危局下思考，我们很容易理解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抉择。即近代中国的常态是“救亡压倒启蒙”，国人直接感受到的是民族的危亡、生存的压力，那么知识分子从西方寻找真理的目标指向自然而然就是寻求国家富强。不仅如此，史华兹先生还片面地得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主义与寻求国家富强的悖论，他只是看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富强的一个方面，而没有注意到他们对自由的不懈的追求。从较早一辈的梁启超、到胡适、傅斯年，再到储安平、殷海光等，中国自由主义这条思想脉络从未断裂，并且随着现代大学的兴起，大学教授群、大学生和新闻从业人等文化人群体的壮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力量在不断增强。而且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他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对中国走向现代的根本重要性。即使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民族存亡迫在眉睫，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理想之花在西南大后方绽放的更加夺目。故笔者无法认同史华兹先生提出的中国近代思想基本“范式”，即以寻求国家富强为目标，以自由民主为手段的思维架构。
当初多少怀着好奇心买了这本书，一直看不懂，看不下去，今天上午花了半天算是将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里面的思想、政治和哲学挺难看懂得或者干脆跳过不看，但多少了解到些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翻译家、评论家严复的复杂、迷人之处和他所处的历史的复杂性，东西方最根本的差别是什么？确实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进化、现代化和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贤们无不深入探讨和实践那些古老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保守斗争了又何止百年。
对于我来说，严复大概就是一个福建本地历史名人的名字，福州的鼓山脚下有严复的雕像，那时经常去爬山，经过却不记得雕像亦或是铜像的严复到底是西装革履还是大清褂子留着辫子，印象模糊记不清了，记得严复像不知为何设立在路的中央，除了是一道风景外，更多了却被路经的机车蒙上一层人世间的尘土。看完这本书，挺想看看严复的传记，历史和后人又是如何评价这位伟大的先贤呢？或许在那个巨大民族生存危机感、黑暗盖住了天地的年代，严复某些方面就像普罗米修斯一般，为人类带来火种（西方的火种），驱走黑暗、寒冷、恐惧，他被称为“西学圣人”，但他却一生没得到重要，或是进入权力中心，亦或者他也许没有真正渴望权力。从1895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他本人亲历过的历史，寻求富强，就是放眼看世界寻找新智慧的第一代的一生追求。
抄出书中的部分内容，难免断章取义，总算是读书笔记：
严复，生于福建侯官阳崎乡的一个村子里，绅士家庭，父亲的去世，使家庭陷入悲惨的困境，使严复科举致仕的憧憬成了泡影，寡母眼含无奈的泪水，被迫送他去上“洋务”学堂。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得到了同省大员沈葆桢的激励和赏识。1877年，严复最终被送去英国深造，他似乎是带着一个已使他入迷的问题到达英国的，西方富强的秘密是什么？1879年，严复回国之后经历了一连串令人沮丧的事，这些事使他把个人的郁愤与对中国境况的愤激紧紧地交融在一起。一位传记作者认为，1879年，严复的靠山沈葆桢去世，对他的前程大为不利。李鸿章虽然器重他的才学，但他不是李鸿章的心腹，1890年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校总办，表面看来地位似乎在平稳上升，但实际上，他始终是“局外人”。
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对只有通过科举道路才能得到权势的痛苦领会，终于使他1885年准备并参加了三年一次的科举，但失败了，并且在以后的三次考试，也都名落孙山。
正像我们从其他人的经历中所知道的，这样的失败既不能被看做是严复才智欠佳的反映，也不能被当做他忽视中文学习的证据，而只表明他未完全遵守当时考试制度中古怪的形式主义框架。毫无疑问，严复在这些年经受的羞辱，在1895年后，使他这种个人的痛苦倾注到对考试制度的异常激烈的抨击之中。1895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文人学士对国事发生了几乎是创巨痛深的变化，这次惨败，连那些深知中国并不富强的人甚至也料所未及。感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性，感到了中国可能最终会被世界列强所瓜分的深深恐惧（后面的历史正是如此）。严复这个看来本不是很有公民勇气的人，终于用文章来呐喊了，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来又翻译了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亚当.斯密（《国富论》——>《原富》）、孟德斯鸠、穆勒的著作，并加入大量按语（何为按语？），他振聋发聩地宣布了一个基本观点：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既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观的领域去寻找。正如中国古代圣人抓住了自然地静态和循环的表象，因而得到社会几乎不变的看法那样，近代西方的圣人抓住了“运动之所趋”，因而能使进化不受限制地转化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就是一种酶，它对进化动力不是解放就是束缚。在达尔文体系中，人口过剩扮演了一个正面的、原动力的角色。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导致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并且因此在人类王国中，导致了人类能力的最大展现。然而在中国圣人们看来，这种竞争和较量的前景，简直是恶魔般的最大灾难，于是，他们退缩了，不提倡发挥人类的潜力，而主张在人类成就的低水平建立和平、协调和秩序。中国人之所以“好古忽今”，人们好古，是因为古中包含着宁静、协调、简朴的价值观念，以及安定的社会秩序。只要中国依然孤守独处，就不会遭受因未完成进化过程赋予的任务而招致的后果的痛苦。然而，现在中国正在收获失败的苦果。
严复把资本主义英国的“公心”和儒家中国的狭隘自私进行对比，用明显地深受严复这一论题的影响的梁启超的话来说：“在中国，只有个人对个人的责任，没有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与杰出同代人康有为相比，严复则认为没有必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新观念找一件中国外衣。西方的力本论观念，坚持自我权利的观念，以及表现人的能力的观念，即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同中国麻木不仁的自豪、乏味的社会和谐以及抑制中国人体力和智力的消极的权利主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他作为思想家之大胆和在实际行动上的消极并非没有被注意到，在某些方面他被指责“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
假如教育必须先行，那么，教育的内容首先必须是西方圣人的自由观念，而且最有效的方法是把这些观念以其原有的形式展现出来。严复的声望主要基于他作为一个翻译家和评论家的作用。
译著最迷人的方面之一当然是作品的语言，译者刻意用汉语古文来表达18、19世纪西方思想的概念和范畴，这几乎可看过他在努力从事的一种完全独立的撰述工作。不必诧异严复为什么没有试图用白话文翻译，因为白话文运动还是后来的事，即使当时已倡兴白话文，他可能也会反对的。他所呼吁的对象是士大夫即知识分子阶层，因此他决心用一种投他们所好的语言。他并不奢望民众会直接阅读他的译著（我肯定看不通，文言文好像是很古的东西了），他所主张的优秀译著，信、达、雅。他力图用最典雅的中文表达西方思想来影响讲究文体的文人学士。新的词汇创造颇费脑筋，总的来说，他没有过多地采用日本人在先前几十年里创造的新词。这位高傲的中国人，完全相信他对于本国语言渊源的理解远远超过“东岛夷民”的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此外，他的文体的宗旨要求最大限度地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隐喻手法来表达西方概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由他创造的新词在于日本人所创造的新词的生存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了，随着放弃用古汉语作为翻译工具，随着中国学生大批去日本和将日文译著译成中文的潮流的出现，最省事的办法自然是大量采用日文新词汇。
革命之后，严复对袁世凯的态度，尽管绝不是单一的，但又是完全一贯的。一方面，他对袁世凯作为政治家的天资没有过高的评价，他绝对不赞赏他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的唯一强者，即使他不能立即采取导致富强的措施，至少也能制止中国彻底分裂。
他属于生活在最不幸的一段时期的那一代人。当这位富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在1921年即将走完他的生命历程之时，作为一个不特别具有乐观、自信气质的人，他看到中国正在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深渊中。进化的力量不仅使中国的进化停顿下来，而且似乎把中国彻底抛弃了。他看不到一丝希望，也不需要别人的任何安慰。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予关于大战的思想准备是像布尔战争这样很有限的19世纪战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其空前规模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给严复带来了畏惧和恐怖感，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才看到严复明确否定西方的态度。
中国与西方的关键性差别究竟在哪里？关键性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能力，它不支持消极的、隐退的态度，而是支持奋发进取和表现能力的精神。西方发现了人类具有无限的能力，并且毫不畏惧得不断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所梦想不到的人类潜力。西方人头脑中所具有的关键性的价值词语是：力本论、有目的的行动、能力、绝对的自信和发掘所有的潜力。
不过，事实依然是，凡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的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
记下这么多，因为这些并不是现在能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