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与《倾城之恋》中的现代婚恋观论析修改_观倾城之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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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与《倾城之恋》中的现代婚恋观论析

摘要：鲁迅的《伤逝》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都揭示出了“娜拉走后”的结局，不论是《伤逝》中的子君，还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们在当时的社会都是超前的，敢于“走出”寻找自己的幸福。她们看似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婚恋”，而事实上却是由于盲目寻爱或是带上功利色彩而使得“婚恋”失败。本文则以分析这两部作品中“婚恋”失败的原因来探讨现代婚恋观的要义。关键词：《伤逝》 ；《倾城之恋》 ；现代婚恋观

“Grieves for the dead”and“Love in a Fallen City”in the View of

Modern Marriage

Luo Xiaojuan

Abstract: “Grieves for the dead”and“Love in a Fallen City”both say what’s the ending of Nora.whether Zijun, or Bai liusu, they are advanced at the time of the society, to the “out off” to find their own happine.They seem to get what they want , in fact, blindly finding love or taking a utilitarian color make the “dating” fail.This article’s purpose is analyzing the two works “dating” in the cause of the fail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eence of modern marriage.Key words: “Grieves for the dead”;“Love in a Fallen City”;the View of Modern Marriage

1919年，五四思想解放的号角唤醒了中国人民主、自由的思想，引起了中国人关于个人价值的思索，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倡导者对女性问题特别重视，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妇女参政、寡妇再嫁、经济独立，炸毁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女子守贞操、尚节烈，提倡“女子应作真正‘人’的人生观、宇宙观”。这一时期，控诉封建制度和礼教压迫，讴歌个性解放、自由婚恋，表现女性觉醒后的追求与困惑，成为创作的基本内容，而这一时期作家笔下的女性也往往集古贤良淑德与今自立自主为一体，接近完美的“女神”形象。

随着“五四”退潮，人们开始关注“出走”的人的命运。1923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娜拉走后怎样》，从相反方向讨论了娜拉的出走，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打破了五四女性神话的迷梦。

①① 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C】。北京：三联书店，1981.122.45 1925年，鲁迅又发表了《伤逝》，探讨思想解放过后的现代女性的爱情及婚姻状况，将“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社会问题更真切地摆到了人们面前。无独有偶，40年代，风靡一时的张爱玲也发表了同样的呼声：“走！”“走到哪里去？”“到楼上去——吃饭的时候就下来。”①她的《倾城之恋》也再现了生活在乱世而又一无所长的普通女性为了生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挣扎。

《伤逝》与《倾城之恋》都揭示出了“娜拉走后”的结局，不论是《伤逝》中的子君，还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们看似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子君得到了爱情，流苏得到了婚姻，而事实上她们的“婚恋”却仍是失败的。本文则以分析这两部作品中“婚恋”失败的原因来探讨现代婚恋观的要义。

一、盲目寻爱而忽略现实的子君、涓生

《伤逝》是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唯一的一篇直接表现青年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其中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大胆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从相知、相爱、出走、结合，到最后面对现实的藩篱而不得不分离毁灭的爱情悲剧。

在鲁迅的爱情婚姻生活中，有过两个女人：朱安和许广平。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由鲁迅的母亲一手包办的，是无爱的婚姻。鲁迅曾对友人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②正是如此，经历过封建家族式婚姻的鲁迅才极力渴望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鲁迅和许广平则是自由结合的结果。正是如此，有人认为鲁迅写《伤逝》和许广平有关，但具体缘由为何，无可考证，可以肯定的是，《伤逝》歌颂的是个性解放、自主婚姻，只是与此同时提出了一些当时时代大背景下自主婚姻的局限，但那也是封建色彩婚姻将要终结的时代，子君和涓生可以被称之为最后的牺牲。

子君和涓生毫无疑问是相爱的，子君崇拜涓生的见多识广，而涓生也爱上了那个敢于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我！”的当世奇女子。他们的结合，在当世人看来，无疑是有些大逆不道以及不被世人所认可的，因而为了彼此能够在一起，他们都牺牲了太多。子君为了和涓生在一起，不惜与家人决裂，而涓生也和以往的朋友断了往来。为了爱，他们分别牺牲了亲情和友情，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的却是二人的分离和子君的死亡。

涓生和子君的恋爱悲剧，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中国当时的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社会过于黑暗；而究其深层的主观原因却是“由于他们把争取恋爱自由看作是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缺乏更高远的社会理想来支撑他们的新生活，因而他们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 ①②《走！走到楼上去》张爱玲著

《鲁迅的爱情、婚姻和时代》连杨柳著 丽。”① 他们的爱是盲目的爱，没有时时更新、创造。忽略了现实的爱即便是开出了美丽的花，却也不能结出丰硕的果。

（一）盲目寻爱而忽略现实——隔膜

子君和涓生的爱是盲目的，他们的爱几乎建立在“一见钟情”的基础上，他们在彼此眼里只看得到爱，却没看到彼此的差异，由此而产生了后来的所谓“隔膜”，最终导致分离。

首先，在生活上，他们的爱好不同。涓生在庙会买回去两盆小草花，由于子君不爱花，四天不浇，最后被枯死在了壁角。子君给涓生买的狗起名叫“阿随”，尽管涓生口里叫着这个名字，但是他却并不喜欢这名字。

其次，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思想并不同步。涓生渴望的是和他志同道合，能够一起谈天说地，有着共同理想的灵魂伴侣。显然子君并不是的。虽然他们在一起时常“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但这都只是涓生在说，子君在听，子君的眼里还“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可见，对于涓生话语所涉及的内容，子君并不了解，只是崇拜这样见多识广、侃侃而谈的涓生。而后从子君看到雪莱半身像的反应我们也可看出，尽管子君说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我！”这样在当时显示进步的话，但在她的内心，依然保留着旧式的女性思想。子君和涓生，在思想上是存在极大差异的，以致涓生后来也发现“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他更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他们之间最大的隔膜即是思想上的隔膜，在一起之后的子君管了家务，便再也没有了时间和涓生一起谈天、散步，他们没有了交流的机会，彼此的心思都不能揣摩，隔膜便这样始终存在着，越到后来越深。到涓生被辞退在家译书时，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生活让子君变了样子，她不再体贴，变成了普通的已婚妇女，只知道吃饭，再不关心思想上的事情，将以往所知道的都忘记了，甚至因着房东太太的嗤笑，把涓生的饭拿去喂阿随。他们变得更加不理解对方，隔膜日益加深，最终导致分离。

子君和涓生的生活方式、思想都不同，而在他们短暂的相处过程中，他们又没能走进对方的内心，去了解彼此，于是这样的隔膜成了二人关系的致命伤。

（二）盲目寻爱忽略现实——生存

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究其根本在于他们忽略了“生存”才是第一要义。正如涓生所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如果人不能先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那么其余的也都是虚空了，何况爱情。

①《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结合之始，二人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到吉兆胡同后，连在会馆里偶有的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也没有了。可是生活和恋爱毕竟有很大不同，生活是一切琐事的集合体，只有爱是不能生活的。在一起之后，子君开始变得操劳，终日汗流满面，手也粗糙起来，神色也变得“凄然”。爱由开始的甜蜜而变成了琐碎的“柴米油盐”，“生存”这一问题被明显地摆到了爱情之前。

而真正的生存危机出现在涓生被辞退之后。因为涓生被辞退，子君变得怯弱。家里没有了正式的收入，涓生开始在家译书，但是却收效甚微，最终几乎达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到最后，“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阿随也被丢弃„„他们的小家庭、小爱情被生活剥蚀得不成样子了，这才有后来涓生对子君说的“我已经不爱你了”。这也是后来涓生自己意识到的问题“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

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在于他们的盲目，盲目地追求自由恋爱而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以及现实生活。他们不懂得理解彼此，《伤逝》虽是涓生的忏悔日记，但他却一直在为自己辩护：“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那子君要忍受的生活的压迫苦痛又是为谁呢？可见，有爱却不懂得实时更新创造，不懂得理解是难以成就美满婚姻的。

二、“欲”大于“情”的“范白”婚恋

张爱玲与鲁迅不同，虽然她也是在说自主婚姻，但她的重点是在关注女性婚姻。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又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也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有的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这一切恰如流苏。

《倾城之恋》里没有爱情，甚至张爱玲的小说里都不存在爱情，或者说没有真情，只有婚姻，而婚姻只关系生存，生存只有无奈，无奈最终全是遗憾。这或许与她和胡兰成之间的爱恋有关，她深爱胡兰成，甚至为这爱将高傲的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去，可是最终却还是遭到了胡兰成的背弃。

表面上看来流苏因为香港的沦陷而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婚姻，而实际上，最终得到婚姻的她却是 “怅惘”的，因为“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他们的婚姻无爱，所以他们的婚姻看似成功本质上却是失败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范白婚恋的失败呢？其根本原因应是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欲”大于“情”的状况。流苏是将生存之欲放在爱情之 4 前，而柳原却是将享乐放在结婚之前的。因为范柳原和白流苏都有着自己的“欲”，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他们之间的所谓爱情早已变质，而成了“高等调情”，正如迅雨（傅雷）批评《倾城之恋》为：“几乎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① 这样的婚姻是注定失败的。

（一）生存胜于一切的流苏

高全之曾提到：“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所处的婚姻劣势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的压迫，使他们成为增进社会关系或经济来源的工具；第二类是社会的歧视，使她们被认作女方家庭高攀男方家庭的工具。”②《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无疑属于第一种。流苏本身经历过一场封建家庭式的失败婚姻，面对兄嫂的逼迫，她必须做出抉择：外出找工作还是嫁人。但在她心里，也是认同徐太太的话的，“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因为她也知道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除此之外她还怕因此而失了淑女身份。于是，在她遇见本来是要被介绍给自己妹妹的范柳原之后，虽明知范柳原是一个“情场浪子”，为着生存，她还是选择“赌一赌”。因而范柳原之于白流苏，只是她无奈找的依靠，而香港之行之于流苏，则既是一场冒险之旅，也是一场求生之旅。

在这样带着唯一目的——结婚的流苏眼中，自然是看不到范柳原的所谓真情的。用张爱玲的话说：“我从她（白流苏）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③

在小说中，流苏善于将柳原的所有话语都往婚姻这个方向思考，从而达不到与柳原的心灵契合，也就产生不了所谓爱情。当她听柳原感叹人的渺小与无力：“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流苏却认为柳原是在绕着大弯子逃避婚姻；当柳原说：“我要你懂得我！”流苏一边在答着“我懂得”一边却在在意月光下她的轮廓够不够美。她已经让自己不能平心静气的接受一份感情，而是在不住的提醒自己，要用人生的技巧，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她们就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机会，导致与真正的爱情失之交臂。

（二）享乐重于婚姻的柳原

就小说中徐太太的介绍，我们知道，范柳原是“很吃过一些苦”才取得继承权的，甚至“至今范家的族人还对他抱着仇视态度”，可见，在中国，他是难以获得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感的，不管外表有多不羁，他内心都有着一种强烈的惶恐、孤独和无归宿感。而关于中国，他曾做过许多梦，回来以后却只有失望，所以，①②《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张爱玲的女性本位》高全之著 ③《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当他发现流苏的特长是“善于低头”时，他立马就为流苏身上散发的那种“真正的中国女性美”而吸引了，不由自主地就流露出孩子气的无助的心声：“我要你懂得我！”他渴望在流苏处得到救赎，渴望借流苏的“真正的中国女性美”而得到身份和文化认同。

可是由于范柳原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地把女儿送上门去，把他捧坏了，导致从那后他把女人看成脚底的泥。加之柳原“年纪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地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由此注定流苏在柳原那得不到多少真心，他只是想借流苏来证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加之流苏还长得比较漂亮，有他喜欢的特长“善于低头”，于是他便把自己调情的目标定在了流苏身上。小说中的柳原是把享乐放在一切前面的，当他看出了流苏跟他是经济的安全，他便拿稳了流苏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尽管他知道流苏想要的是婚姻，可是他却不愿意给，而是步步为营地让流苏成为了他的情妇。

故事至此看似已完结，而张爱玲的高妙之处却在于她并没有在此处画上句点，她用“反高潮”的手法引入了战争，最终，流苏因为战争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婚姻，解决了生存问题，可她依然很“怅惘”，因为这样缺少爱情的婚姻并不是幸福的表征。

《倾城之恋》和《伤逝》的不同之处在于，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婚姻是带着功利色彩的，几乎不存在爱，子君和涓生则是盲目的爱却最终被生存这一问题剥蚀掉了爱情而导致“婚姻”失败，他们的“婚恋”最后都失败了，可见，光有爱情，或是金钱，对于婚姻是不够的。那现代婚恋观的要义是什么呢？

三、现代婚恋观的要义

“研究婚姻史的缪勒把人类的婚姻分为三个阶段：

（一）原始婚姻；

（二）宗族婚姻；

（三）平等婚姻。如果经济、爱情、子女为婚姻的三大支配因素，经济是原始婚姻的主导力量，子女是宗族婚姻的主导，而以爱情为决定因素的平等婚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①可见，人类婚姻的主导因素是逐渐由物质发展向精神层面的，而现代婚姻一则讲究爱情，二则讲究平等，但即便是发展到现代，爱情成了主导因素，物质层面的因素依旧是不可少的。

（一）平等是婚姻的前提

由缪勒的话我们看到，平等婚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原始时期或是古代的婚姻是不平等的，古时男尊女卑，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必须从一而终，女人仅作为男人的一种附属品而存在，发展到现代的一夫一妻之后，女性在婚姻中 ①《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周芬伶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才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而人类文明是逐步向前发展，可见，平等也是婚姻的必需品。平等不仅指身份、地位的平等，还指自身接受的文化教育、思想等的平等。《伤逝》中子君和涓生就是接受的思想不平等，这才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隔膜，导致最终的分离；而《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流苏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一直被柳原捏在手里，一场战争才让他们二人地位变得平等，才有了二人的结合。

（二）经济是婚姻的基础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在婚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经济是婚姻的基础，如果婚姻没有经济基础，这样的婚姻注定会破裂。

由《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我们看到光有爱情而没有“面包”的婚姻是注定要失败的。生存在第一位，就现在的女性择偶来看，大多女性会将“有车有房”作为择偶的一个标准，我们在觉得这样的女性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选择是有一定道理的，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法生存，再美丽的爱情也会在生活的磨蚀下消失殆尽，最终空余恨。

（二）爱情是婚姻的必需品

从古至今，爱情一直是一个美好而神圣的话题，人们崇尚爱情、追逐爱情，而爱情也是婚姻的必要条件。

幸福美满的婚姻从来都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缺少了爱情的婚姻往往是不健全的。从我国古代婚姻看来，古时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夫妻在结婚以前甚至是可能没有见过面的，这样的婚姻只是双方家长根据自己家庭情况来为子女择偶，自然不存在太多爱情，婚姻注定不是幸福的真谛。

恰如《倾城之恋》，流苏一直在追逐婚姻，因着香港的沦陷，她最终还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婚姻，可她依然很“怅惘”，因为她也意识到了二人之间的问题：没有爱情。自结婚后，柳原再不和她闹着玩了，他们二人之间只是因着某些原因组成的一个家庭，是无爱的婚姻，这样的流苏只能说找到了经济上的依靠，但柳原却不是她心灵的归宿。

综上，婚姻是多样物的综合体，首先，婚姻必须是建立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身份地位平等了双方才能有平等的话语权，思想教育平等了双方才能有更多共同的话题，才能互相理解和包容；其次，婚姻需要有爱情的滋养，良好美满的婚姻是应该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就像现代人结婚之前都要先恋爱，甚至有的还会“试婚”，双方经过恋爱的磨合而走入的婚姻因为有爱情的滋养会比一般的婚姻持久；再者，婚姻还需要经济基础，所谓“物质决定意识”，在没有解决生存问题之前，人是没法上升到思想的高度的，有了经济的保证，婚姻才能朝着两性发展，走向幸福美满。

参考文献：

【1】《倾城之恋》张爱玲著.傅光明主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2】《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3】《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一）朱栋霖主编，张福贵本卷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4】《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5】《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周芬伶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6】《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7】《月光下的悲凉——张爱玲传》张均著.——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