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性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_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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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性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理论模型与计量检验
摘 要: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解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最重要因素,二者成反方向变化。中国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它是国民收入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初次分配的结果。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攀升。就全国而言, 1978年的基尼系数在0.3左右1988年是0.382, 1995年达到0.452①。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世纪90年代基尼系数除了比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稍低外,高于高收入发达国家、中欧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以及中东和北部非洲[1]86。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因此,报告明确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而全国总体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四个部分。坎布尔和张晓波[3]87-106(Kanbur anZhang)利用广义熵指数(GE Index)分解,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虽然由1978年的78.57%降低到2000年的56.05%,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仍然达50%以上①。
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进及其成因和未来走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一
目前,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 第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内生了城市偏向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第二,要素市场的扭曲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三,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关键性作用。第四,从经济开放角度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进。
第五,金融发展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其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第六,强调人力资本、生育率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内在关系,如郭剑雄所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终消除,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城乡之间生育率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其积累率的趋同。” 但是,目前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存在几点不足。
首先,从价值判断来看,现有很多研究更多地是从结果公平角度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 现状和演进趋势进行批判,忽视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包括合理成分,又包括不合理成 分。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当代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它源于经济结构转变中不同部门发展的不均衡,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1885年,日本非农户家庭和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比率为1.32, 1930年这一比率达到最高的3.13，从1930年开始一直降低, 2000年左右这一比率基本为1。因此,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能从纯粹的道义、道德角度做出判断,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当前过高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扩大的趋势,科学地研究其内在根源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其次,从政策建议看,现有文献更多地建议从城乡再分配政策的调整角度来缩小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这种调整,仅仅能够在短时期内缓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上,开源比节流更重要。农业革命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革命或结构转变的前提,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共识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社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加速结构转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解决的根本途径。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组合应该以建立现代农业为中心,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而在传统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经济结构转变速度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二元经济结构变迁角度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文献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比较多,之后并不多见,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很大,因此,从经济的二元性角度研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就具
有重要实际意义,同时,也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按照布吉尼翁和莫里森[24]233-257的做法,使用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①作为衡量经济二元性的指标,研究经济的二元性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关键作用。二
假设经济存在两个部门: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农村农业部门的产出取决于所投入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由于农村家庭承包土地采取30年不变政策,因此,中国农村家庭土地数量基本是不变的,我们在农业生产函数中可以把土地作为一种固定的投入要素,从而农村农业部门产出水平仅仅取决于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同时,我们假设农村农业部门生产函数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因此,农村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如(1.1)式所示:
假设城市非农业部门的产出也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而且,城市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也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如(1.2)式所示:
又假设无论是农村农业部门还是城市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都符合以下条件:
假设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的居民收入仅仅来自各自劳动力工资收入,且每个居民都拥有一单位劳动力要素。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要素的收入等于其边际产出,为此,农村农业部门居民收入就等于其工资收入,而工资等于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的边际产出的乘积,即式(1.3):
同理,城市非农业部门居民收入也来自其工资收入,等于工业品价格乘以工业的边际产出, 即式(1.4):
由于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非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为:
门人均产出比,即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表示工农产品价格比;表示工农部门劳动产出弹性比。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由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非农产品与农产品的比价和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的产出弹性比共同决定的。在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劳动的产出弹性比相同情况下,从式(1.7)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成反方向变化,即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进是经济结构转变中城市非农业与农村农业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反应,即二元性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根本决定因素。三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设立了如下模型来实证检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
式中,yt是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xit是一系列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包括:农业对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RRLP)、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APPI)、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API)、乡镇企业就业增长率(TVESEM)、增量资本产出比(ICO)、第二、三产业就业增长率(SE & THEM)、城市人口比例(URBAN)、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RCL)、人均GDP(AGDP)等变量。其中α、βit为待估计系数,μ残差项。同时,除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之外,我们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中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自蒋云赟和任若恩(2004),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二)模型结果
表1是回归结果,模型1和2是以1978-2006年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和名义消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估算结果;模型3和4是以1985-2006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估算结果。
根据回归模型的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农业对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无论是名义量还是实际量,农业对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都将缩小城乡差距。这也证实我们的观点:研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点要从初次分配层面展开分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城市收入或消费水平太高,而是农村收入或消费水平太低所致。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部门相对于非农业部门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因此,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核心是消解城乡二元性。2·结合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和增量资本产出比可以认为,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一是直接降低了农民工资性收入;二是通过降低农业对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这一间接途径。3·乡镇企业就业的增长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这可能主要因为20世纪90年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城市化,降低了其就业吸纳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作用。4·人均GDP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意味着中国仍然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5·城市化有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为城市化将降低农业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从而提高农业对非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反方向变化。
本文通过建构一个包括农村农业和城市非农业的两部门经济模型,考察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过程中二元性的作用。分析表明,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解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进的最重要因素,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
这一结论有两点政策含义:第一,中国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其合理性,它是国民收入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初次分配的结果。第二,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是转变二元经济结构,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由于不能通过降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
努力寻求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结合点
从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处境和发展趋势看，如何平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将是能否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久之策和立足之本。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大背景下，坚持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方针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增强消费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作了更具体的要求。强调重点是要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那么，在未来，消费与投资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从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处境和发展趋势看，如何平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将是能否保持经济又好后快发展的关键。
我国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
多年来，我国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1978-2009年，我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7.9%，不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较，都明显偏高。目前世界各国的投资率一般都在20%左右，这说明各国的投资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从消费率来看，2009年消费率为48%，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消费并没有发挥对经济应有的作用力。
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看，我国目前的投资贡献率高于国外，消费贡献率低于国外。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5%，消费贡献率为77.4%；与之相比，2009年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95.2%，消费贡献率为45.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其他各国，而消费的贡献明显小于其他国家。
众所周知，高投资支撑了近三年(2008-20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为减少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和不利影响，国家实施了应对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进行了大手笔投资，加大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资金投入，带动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从而使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这些政策效果当然是显著的，为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总体来看，这三年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主要利益于投资对经济的巨大贡献，投资充当了第一引擎的驱动力。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贡献率为47.5%，不仅高于消费贡献率4个百分点，也均高于在人均GNI3000美元时其他国家的水平。当时最低的美国资本形成率只有19.2%，比我国低24.3个百分点。巴西、俄罗斯也基本在20%左右，均远远低于我国的水平。2009 年，国内投资对中国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95.2%，上拉GDP8.7 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而消费为45.4%，上拉GDP4.1 个百分点，比上年降低0.1个百分点。2010年，投资增长虽有所放缓，但仍然高位运行，一至三季度，投资对GDP贡献率达58.8%，消费为34.4%，净出口为6.8%，分别上拉GDP6.2个、3.7个和0.7个百分点。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我国经济增长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消费跟不上，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有可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相应带来产能闲置、产品积压、效益下降，最终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要培育和巩固消费热点，提倡和鼓励扩大消费需求。
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当务之急，但我们更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投资的强力拉动。当前中国的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投资对经济起的作用比较大。政府投资的作用在于“四两拨千斤”，从而带动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向。就投资结构来看，政府投资和央企投资依然会占较大比例，不过投资重点可能会从“铁公机”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适当倾斜，这样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果投资大幅降温，同样会对经济产生大的冲击，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一个长期过程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看，要让消费充当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条件还不具备。扩大消费需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者权益、产品供给、市场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等诸多方面。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制约我国居民未来消费扩张的因素仍然较多，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因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因素；既有购买力水平不高，也有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因素。虽然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外需萎缩、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的形势下，扩大居民消费对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具有十分迫切的重要意义，但要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不是一日能够做到的，绝非一气呵成，还
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因此，从中长期看，经济发展离不开消费，同样也少不了投资的支撑。就当前情况来看，消费与投资仍将是“三驾马车”中未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缺一不可的两种动力。
初步测算，通过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979-2009年间，我国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促进消费增长1.72个百分点；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0.21个百分点。在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拉动作用。要实现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双拉动”，需要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需要政府围绕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供相应的政策服务。
因此，今后我国应当在大力促进消费的同时，努力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把扩大投资和增就业、惠民生有机融合，创造更多的国内需求，从而最终形成我国经济结构实现以内生性增长为主导的良好发展局面。
要使消费尽快替代投资，成为经济的第一推动力，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真正从制度和机制上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条件。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能力不强。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主要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较慢，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工薪阶层和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有限。同时，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者规模偏小，其消费主力军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关键是要以提高收入为手段来增强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
二是要形成良好消费预期。消费能力反映的是消费主体的现实购买力，消费潜力反映的是消费主体的潜在购买力。当前，我国消费需求具有巨大潜力。但消费潜力转换为消费能力，还受到消费预期影响。应该说，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消费主体无钱消费，还在于部分消费主体不敢消费。很多居民考虑到未来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沉重，后顾之忧较多，消费信心不足，消费预期较差。因此，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需要建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
三是要继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消费环境。消费需求的扩大需要有良好的消费环境。当前，我国在消费环境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城乡商业和服务网点布局不够合理、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理念有待加强、消费者权益还难以得到充分保护等。正视并不断改善消费环境，也是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
总体来看，“十二五”期间国家扩大消费的基本思路和方针应该是：继续以扩大汽车、住房消费为重点，促进汽车、住房消费热点不断扩散，逐步形成从大中城市到中小城市直至城镇汽车、商品房的波浪式消费热潮，切实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将着力培育和扩大服务性消费，包括旅游、交通通讯、休闲、健身、社区服务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尤其要重点发展旅游和社区服务，把扩大服务性消费作为“十二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体和个性化消费需求的需要。将适度鼓励投资型消费，把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股票市场联动作为扩大投资型消费的重点，发挥财富效应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积极作用。
培育和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以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在继续普及家用电器、交通通讯、摩托车等一般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基础上，把汽车、住宅、电脑等信息产品以及休闲旅游等作为“十二五”扩大农村消费的着力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普遍由生存型逐步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发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促进和谐消费、绿色消费。
宏观经济政策应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围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改善消费环境，加快改革和制度创新，清除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性障碍，为促进消费、实行内需主导的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应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消费政策，尽快形成与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环境，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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