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思想史读书笔记_管理思想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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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的发展历史
第一阶段：17世纪中叶之前，为早期人口思想形成阶段。中国先秦时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间应有一个理想的比例的思想。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适度”问题。
在中世纪，基督教认为只有上帝有权支配人的生死，反对避孕、堕胎和离婚。13世纪后由于大瘟疫使欧洲人口锐减，基督教开始鼓励人口增长，如托马斯.阿奎那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应当限制人口增长的观点。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为人口学（狭义人口学）的产生阶段。
人口学一词虽是由基亚尔提出并开始使用的，但它作为一门学科，一般公认是在17世纪为格兰特所创立。
在1603年大鼠疫之后，伦敦每周公布出生、死亡人数总计表，积累了丰富的人口自然变动的资料，格兰特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究，于1662年发表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这被认为是人口学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有人誉称格兰特打开了人口学实验研究领域之路。
其主要贡献有：发现了人口现象种种稳定的数量规律性： 每一时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数量规律；
出生性比例（出生婴儿性比例为14∶13，男孩略多于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对稳定规律；
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数在死亡人数中保持一定稳定的比例； 根据每百名出生婴儿陆续死亡的年龄编制了死亡表；正确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变动的内在因素等。
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明确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对人口现象的数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则。
格兰特的好友和合作者配第也被认为是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张将算术用于人口、经济、政治的研究中。在《政治算术》一书中他提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
继格兰特之后，比利时学者凯特莱把概率论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了大数定律在人口现象的数量规律性中的作用，并根据人口出生、死亡、结婚、性比例、体重等人口统计资料和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人口学研究。
18世纪末,现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国开始,之后普及到欧、日各国，人口学的实际研究愈来愈为政府和学术部门所重视
第三个阶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为广义人口学的产生阶段。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两者形成巨大的差额。只有通过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恶、贫困、战争等积极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相平衡。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作为反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理论而问世的。
第四个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为人口学概念形成阶段。
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有有关人口理论的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马歇尔提出，人口增长是促使报酬递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人口增长是有利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以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论，认为平均生产率最高时为适度人口点，在此之前为人口不足，在此之后为人口过剩。
凯恩斯从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出发，根据英国的资料认为人口增长不足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强调人口应该保持适度增长。
经济学派的人口理论被认为是人口理论的故乡，人口理论产生之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体系过程中，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口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
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存在，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写过一本有关人口问题的专门著作。但事实是，连欧美日和联合国有关学者著的人口理论史中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重要学派予以介绍和论述。
人口理论中的社会学派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它研究人口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和迪蒙。
迪尔凯姆将人口研究作为社会形态学的一部分。他认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人口数量增长、人口分布变化及密度增加的结果。
迪蒙提出“社会毛细管原理”，认为人们只有少生孩子，才能在社会等级上晋升，正如由于毛细管的作用，水在细管中才能上升一样。
在人口理论发展过程中，生物学派人口理论也占有重要地位。有人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看作是生物学的理论,因为他以人口食欲和性欲的纯生物学性质为前提,离开了决定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社会经济制度。
作为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斯宾塞。
他把生物进化论引入人口增长原理中，认为人既有保持个体生存的能力,也有繁殖新个体的能力,两者成反比。个体保持力程度愈强，繁殖力则愈低。他认为这是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生育率低的原因。
生物学派另一著名原理即所谓周期原理，认为人口像个人生命历程一样，有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人口生殖率像一条抛物线，由高到低，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新的移民或新的血缘进入原有群体，这时新的人口周期又将开始。
第五个阶段：从20世纪上半叶到现在，为人口学成熟期。
早期人口思想
各个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都从不同方面关心当时的社会所拥有的人口数目及存在的人口问题，提出过不同的人口思想，进行过人口调查。
中国古代：管子、孔子、墨子、商鞅、韩非子等人
战国时期，人口因战争、饥荒而减少，当时的思想家大多主张增加人口。
孔子：“孝”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先享受子孙的祭享香烟。
墨子：鼓励早婚、反对纳妾、反对战争。“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商鞅：主张人口与土地应保持平衡；
韩非：“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提出限制人口甚至允许溺婴。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城邦国家的防务、安全出发研究人口“适度”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城市的理想人口规模为5040人。保持这一理想规模的办法：人口过多则鼓励移民外流或杀婴，人口过少则鼓励生育，为优生则可以使优秀男女配对繁育。亚里士多德提出：中等数量和高质量的人口，适中的国土面积，构成一个理想的城邦。他已经认识到土地和财富的增长慢于人口的增长，考虑到维持财产平等的前提下，借助法律手段来限制人口增长，把人口问题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这是后来马尔萨斯《人口论》观点的起源。
在古代不仅出现了朴素的人口思想，而且随着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原始人口统计也随之产生：
主要目的：收贡赋、派徭役、征兵丁等 殷商时期已有人口数统计； 周代户籍制度已经建立；
汉代，清查人口数目已有了较为定型的形式；
古巴比伦和埃及国王在公元前也都进行过全国的人口和财富的调查；
总之：由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条件限制，既未形成系统的人口理论，也未形成科学的人口统计。
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人口理论
16-18世纪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家：视人口为国力和财富的源泉。主要观点：认为人口多，工资低，竞争力就强，财富就会增长，国力也会强大。主张通过增加人口来达到国家经济和军事的富强；
代表人物：意大利乔.鲍太罗法国柯尔佩尔等；
重农主义理论认为：人口不是财富的源泉，而是财富增加的结果。主要观点：农业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会引起生活资料的不足，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强调扩大农业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进而增加人口；
代表人物：魁奈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把经济学和人口学统一起来：a.人口增长与专业分工之间相互促进式发展；b.乐观的人口思想；c.发展并非是无止境的。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的最大流派。它的著作《人口原理》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口理论最早的代表作。由于他的理论具有系统、完整的特点，形成人口理论体系，因此又被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其影响颇为深远。
（1）两条永恒法则：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
第二：两性间的 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2）两个级数理论：在两条永恒法则的基础上，马尔萨斯推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有限。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
（3）减少人口的两种途径：
积极抑制：指严酷的劳动生活条件、极度的贫困、儿童恶劣的抚养条件、普通疾病、传染病、战争、瘟疫、饥饿等因素通过缩短人的寿命，提高死亡率来抑制人口的增长。
预防性抑制：分为两种，一是通过人们道德上的禁欲，“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
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地唯一方法，”此即为道德抑制，人类理性地抑制人口增长；二是“使得大城市里的妇女不能生育的那种性交方式，性道德的普遍破坏，反常的恋情和防止不正常的性交所产生的后果所采用的一些不适当的方法”，即所谓的罪恶性抑制。
（4）人口波动规律的理论：马尔萨斯陷阱
三个著名的人口命题：（反映了人口与生活资料在动态上呈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变化）
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不证自明的公理）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从经验角度看，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所有国家的人口发展已证实）
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有失偏颇）
当人口增长到接近食物供给的极限时，所有的预防性和积极性抑制自然会以更大的力量发挥作用，直到人口降到食物所能维持的水平以下；然后食物再度丰富起来，于是又产生了更多的人口，经过一定时期，更多的人口又因同样的原因受到抑制，这种循环往复的人口发展与倒退运动被称为“人口波动理论”，是《人口原理》的核心。
近代社会学派、生物学派和数理学派人口理论
社会学派人口理论
所谓社会学派的人口理论，一般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
究人口现象、探讨各种社会因素和人口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人口理论。历史上的社会学派，主要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人口；它的基本特点是抽象掉社会制度，忽视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或者把人口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或者把人口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现象，用社会学的方法加以研究。
19世纪中叶，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特别是日益尖锐的人口问题，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用经济学观点难以解释，而主张用社会学观点来加以说明。
英国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H．斯宾塞(1820-1903年)就是当时这类学者的一个代表人物，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社会学派和生物学派的奠基人。
他的主要著作是1852年发表的《人口理论》、1867-1868年出版的《生物学原理》以及其后出版的《社会学原理》。
斯宾塞用社会学观点建立的人口理论是所谓社会人口有机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和动物机体一样也是一个有机体，服从于生物规律那样的自然规律，社会人口也具有机能上的自然分工。他把人口阶级结构看成一种以社会机能的自然分工为基础的自然现象，并从社会有机体中划分出三种器官：营养系统器官，分配系统器官和管理系统器官。
类似管理系统器官那一类人口是社会的大脑，从自然分工来说具有支配的机能；其他各类人口则分别按照自己天生的机能从事体力劳动和其他工作。
他把社会人口内部的分工等同于生物有机体内部器官的分工，而且断言个人作为人口有机体的细胞，个体发展的个性化过程同生殖力成反比关系。
根据这个观点，他认为越是上等社会的人，生育率必然越低，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智力发达，致力于个性发展和个体幸福，用于生育子女的精力必然越少。
19世纪末社会学派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A•杜蒙特(1849-1902年)。
他针对当时法国出生率下降、人口发展停滞的现象，他提出了所谓°社会毛细管学说。
他赞同斯宾塞关于个体发展同种族增殖成反比变化的观点，认为一国人口数量和个体发展成反比变化。
他声称，人口出生率下降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由社会和心理因素造成的、所谓社会毛细管作用的产物。
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人都有不断向上发展的欲望，正象油灯里的油基于毛细管作用会顺燃烧着的灯芯不断往上升一样，社会个体也会被向上发展的欲望所驱使，往更高的社会阶层上升。而且，上升的机会越多，上升的欲望越大，社会毛细管现象也越强。他甚至断言毛细管现象之对于社会秩序，就象重力之对于物理世界一样。
生物学派人口理论
生物学派人口理论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所谓生物学派的人口理论，一般是指单纯从生物学角度来研究人口理论。
它的基本特点是只注重人口的生物属性，把人口现象单纯看作生物现象，运用生物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口。
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奠基人是H•斯宾塞，他最先系统地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口。在他宣扬的生物进化论中，提出了人口增长会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进行自我调节的观点。
他不同意对人口发展前途做悲观的预测，认为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社会文化一定日益发达，人类知识日益增进，发展个性的个人主义思想也日益发展，人们必然日益注重个人幸福和享乐，而使生育率下降，人口过剩的压力趋于消失。
斯宾塞的错误在于把人类等同于一般生物，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与竞争等同于生物的生存竞争，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人口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然而，他强调社会文化和智力发达对生育的影响，为人口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与途径。
数理学派
所谓数理学派人口理论，一般是指应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方法来研究人口现象、探讨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并用数学语言加以表述的人口理论。它也是近代西方人口理论的重要流派之。
数理学派人口理论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比利时人口学家、数学家L•凯特莱(1796—1874年)。
他在人口学方面代表作是1835年发表的《社会物理学概论》。他根据当时的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妇女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和婴儿性别比等，特别是运用概率论大数观察法和大数定律，探索人口
出生、发展和死亡的规律，力图证明在人口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变的数量关系和规律性。
法国统计学家基亚尔(1799-1876年)也是数理学派人口论的重要代表人物。1855年他在所著《人类统计学或人口学比较纲要》一书里。第一次使用了人口学(demography)一词。
他用人口统计方法来分析人口现象，特别是从事生命统计的研究。
另一个法国统计学家K•勒瓦瑟尔(1828-1911年)曾对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作进一步的说明。
他认为人口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借助于统计来研究人类生命的各个方面，主要是出生、死亡、结婚、迁移等，以揭示人口发展一般过程及其规律。
在20世纪韧，美国人口学家A•洛特卡(1880-1949年)对推进数理学派人口理论也有重大作用。
他运用统计和数学方法来分析人口再生产过程，提出了稳定人口理论。
马克思人口思想
人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消费者，一方面是生产者。
所谓人口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并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增长速度。
认为没有“普遍的”人口规律，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口的变化
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过剩人口”以便降低工资。
两种再生产的观点：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和人自身的再生产通过人口自我调解，人类完全能够使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相统一。
强调人口的阶级属性，人口是具有社会性、阶级性的社会体，受社会制度的制约。
当代西方人口增长控制学说
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西方人口控制学说的渊源
马尔萨斯人口论，历史上演变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二者一脉相承，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前者主张用晚婚、禁欲和不育等抑制手段，而后者明确主张采取避孕等节育措施来限制人口增长。
新马尔萨斯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F．普雷斯(F，P1ace．1771—185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新马尔萨斯主义发展而来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在西方国家更加泛滥；
西方出版了许多宣扬马尔萨斯主义的著作，把战争威胁、民族运动兴起，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贫困等，都归因于世界人口增长过多，特别是亚、非、拉美国家人口增长过多。它们仍然把控制人口增长当作“济世良药”，实质上仍然信奉马尔萨斯“人口决定论”。
人口增长与土地负载能力有限论
人口增长与土地负载能力有限论，是现代西方人口增长控制学说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主要特点是从人口增长对食物或者土地资源的“压力”来论述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人口增长与土地负载能力有限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W．福格特。他在1949年出版的《生存之路》一书中，着重从人口和土地、人口增长对农业生态资源的破坏来论证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人口爆炸和自然资源枯竭论、生态环境恶化论
自20世纪70年代起，从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论证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的著述逐渐增多，形成人口增长控制论中的自然资源枯竭论和生态环境恶化论。这方面的代表作，首先可以提美国人类生态学家埃利奇夫妇(P．K．Ehrlich and A．H Ehrlich)1970年出版的《人口、资源、环境》一书。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极限论
在20世纪60—70年代，在世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都很迅速的同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使许多西方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人口爆炸”、“资源枯竭”与“环境危机”问题上，甚至发出人类面临“世界末日”的悲鸣。
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所谓“增长极限”，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热门研究课题，人口增长控制论中又出现了所谓“增长极限论”。
它的兴起，同鼓吹世界面临资源、环境危机的罗马俱乐部的建立及其开创研究密切相关，其代表作是1972年D．麦多斯(D．L Meadows)等人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理论基础是地
球有限论。他们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设立了一个世界动态模型，把和人类社会发展最密切的因素组合成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中国人口学研究
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人口思想极丰富,到了清代,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早于马尔萨斯而提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各自的观点阐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
中国是最早有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有了正式的有关全国和分地区的人口数字记载。
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还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全面的人口普查。
在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从西方人口思想传入后才逐步开始形成的，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一批向西方学习的社会学家开始传播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搜集资料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陈长蘅、孙本文、陈达等人相继出版了一批人口学著作。
当时一些学者也进行了一些人口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如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和美国迈阿密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
这些早期的人口学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的人口问题，并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数以4亿为宜。甚至有人提出节育救国之道。
但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口生育太多，人口过
多，甚至说婴儿的哭声比帝国主义军舰的炮声更可怕，这是不科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全面发展科学的人口学创立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1953年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提出要节制生育。1956年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倡要适当节制生育。
毛泽东在1957年也明确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马寅初于1954年就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在1958年发表了《新人口论》专著，分析了5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2％,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粮食供给、积累资金、轻工业原料供给和发展科技发生矛盾，提出要搞节育控制人口增长的主张。
陈达、费孝通、吴景超等人也都发表论文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开展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人口问题研究变成禁区，并使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中断。
60年代鉴于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在城市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从197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并明确确定“有计划地增长的人口政策”。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调节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调节人口出生率要求区别两类地区：
在人口稠密地区实行晚婚和节制生育，当时提出“晚、稀、少”的要求。
在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不实行节育政策。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陆续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各项人口活动。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动因，迫切要求在中国开展人口理论和对实际人口问题的研究。
70年代初中期,人口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统计和计划、预测也都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得到重建和重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打开了人口理论的禁区,并有了重大的突破，在肯定人口增长对社会生产力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原理的基础上，再次提出和论证了为解决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和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尖锐矛盾，除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外，还必须实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和政策。
中国人口学者从中国实际出发，重新探讨和研究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理论上为实际工作既要抓经济发展，也要对人口控制指出方向，并为研究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开拓了道路。
8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的人口资料，这些资料的质量在世界人口普查史上是罕见的，从而也为人口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学者在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的方法，以及整理资料电子计算机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自己的经验，并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80年代后半期以来，人口学研究范围扩展迅速，涉及人口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结构、人口迁移、小城镇人
口和人口城市化、人口素质、少数民族人口等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对生育率、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也比过去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
马寅初《新人口论》
1957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马寅初《新人口论》
马寅初：人口学专家、经济学家。1882年 出生于浙江绍兴 1906年 赴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均获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任北大经济学教授，建国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大、北大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主要观点：
中国存在着人口问题： 基数太大；
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太高；
人口质量低，不仅身体素质差，平均文化水平低；
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人均各项经济指标低，已经产生并将继 续人口与经济的种种矛盾问题；
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与表现形式： 人口迅速增长与生产设备不足的矛盾； 人口迅速增长与工业原料增长缓慢之间的矛盾； 人口迅速增长与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
人口发展快与资料积累之间的矛盾； 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与表现形式： 人口发展快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盾； 人口发展快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慢之间的矛盾； 人口发展快与粮食增产缓慢之间的矛盾； 人口质量低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人口发展快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具体办法： 教积极发展生产； 提高人口质量；
控制人口数量；并提出具体建议：
实行定期的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目的是为了给我国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准确数据；
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关键是计划好人口出生率；
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具体办法： 加强控制人口重要性的宣传工作；
提倡晚婚晚育，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为宜； 运用经济手段推行计划生育； 运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
运用避孕的办法，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
马寅初《新人口论》遭批判
1957年7月5日，《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马寅初即遭猛烈的批评。1957年7月－11月《光明日报》也成为批马的重要阵地。
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明的那种批评者投降。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
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原因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牵连；
这场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发生在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下，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笼罩着全国自上而下地几乎全体国民地狂热气氛的影响；
应该客观地看到，中国广大地民众并不拥护马寅初地新人口论； 当时地广大人民包括知识分子、领导阶层对于中国近代人口地变迁了解不够，完全没有认识到中国实际上早在18世纪下半叶已经经历了全面性地人口压力，并且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真正地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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