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的《唯生论》_陈立夫的养生论

陈立夫的《唯生论》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陈立夫的养生论”。

陈立夫的《唯生论》

1934年7月，陈立夫的《唯生论》一书出版，标志着“唯生”思想的问世，时人亦称其为“唯生”哲学。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唯生论是国民党的哲学，创此论者为党国要人陈立夫”，“自从有了这部书以后，国民党才算真正有了哲学，三民主义才算有了形而上学的根据”[1]。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曾这样评价唯生哲学，“这种思想不象辩证唯物论那样，在中国的青年中间受到真实的关心，然而因为是与政权力量相结合的缘故，在中国十年左右的思想战线上，却能够保持了相当的影响”[2]（P101）。可时至今日，在大陆学术界，关注陈立夫及其“唯生”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1[1]。因此，研究陈立夫的“唯生论”，探讨其产生的背景、内容及其影响，对我们认识民国时期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颇有助益。

一

陈立夫之所以要创制所谓“唯生”哲学，其首要原因在于蒋介石对于哲学的看重。

蒋介石当权后，谈到国民党人奋斗不力的时候，认为“现在国民党员变节的不晓得几多，口里讲革命，事实上行动上表现出来的，全是反革命的，也不晓得几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革命的哲学做基础，人生观不确定，思想和信仰便容易动摇，所以没有革命哲学做基础的人来革命，是一定危险的”[3]（第10卷，P588）。因此，他多次在演讲中强调：“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独立的哲学，或有了独立的哲学而不能发扬光大，甚至湮没不彰，那这个国家必无以生存於世界，终要被人灭亡。”他还强调：“我们现在要求革命成功与主义实现，就必须树立我们独立的哲学，阐扬我们独立的哲学。”[3]（第18卷，P259）为此，蒋介石曾亲自出马，在调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与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力行哲学”。蒋介石的这一取向，无疑是陈立夫创制唯生哲学最根本的出发点。

陈立夫之所以创制唯生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当时国民党官方所确立的、解释三民主义的标准思想——民生哲学——陷入了困境。

民生哲学出自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之手。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为了排斥共产党，保证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戴季陶很快写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篇长文，提出了“孔孙道统论”和“民生哲学”，即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继承中国正统的思想；他还进一步指出，三民主义的重心是民生主义，因此，民生哲学就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

1931年1月12日，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学校总理纪念周发表了《为政与求学》的演讲，首度肯定了戴季陶对孙中山思想的阐释，认为民生哲学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准确概括[3]（第10卷，P443）。2月，蒋介石在教育部发表了《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的演讲，强调国民必须认识与信仰作为国家立国基础的正统思想，才能使中国与中华民族生存於世界上，他援引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强调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是立基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之上[3]（第10卷，P449）。此后，戴季陶的“道统论”和“民生哲学”成为蒋介石解释三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戴季陶当年发明“孔孙道统论”和“民生哲学”，体系过于粗糙和简单，不要说党外人士，即使是国民党党内人士，对它也是颇有微词。梅思平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民生哲学系统的解释，在今日尤觉得是非常的迫切。共产党们的理论，现在在表面上的系统，已经是装饰的很好了。他们的中心理论现在都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面，由唯物史观从下推，则可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结论。由唯物史观从上推，则又可得有近代科学作后盾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现在是以唯物论作掩护，是藏在唯物论后面与一切社会学说作战。凡反对唯物史观的，他们都加他一个唯心论或二元论（实在马克思自己是二元论者）的罪名。例如戴季陶同志发表‘民生哲学’的理论以后，一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就到处宣传戴季陶同志是唯心论者。所以现在我们三民主义者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步就是把三民主义站在民生史观的立足点上；第二步就是把民生史观找出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然后民生哲学才有一个有条不紊的系统，而可以把共产党的理论根本扫除出去。”[4]（第1卷第5号，P3）

当时的学术界，对完整的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共识。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以现在的术语说，哲学包涵三大部：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世界之道理’，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此三分法，自柏拉图以后，至中世纪之末，普遍流行；即至近世，亦多用之。哲学之内容，大略如此。”[5]梅思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凡一个哲学系统，其最初的出发点，总是本体论——对于自然的观察。其次就是社会观或历史观。社会观或历史观也一定以本体论为出发点的。再其次，乃是伦理哲学、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等等。可见伦理哲学、政治哲学都不过是哲学系统上最后之一段”[4]（第1卷第5号，P3）。

如果以上述标准去衡量戴季陶的民生哲学的话，可以看出，戴季陶的民生哲学，仅仅阐明了哲学系统的最后一段，不仅其哲学的前提不明朗，而且内容也很空虚，于是进一步完善民生哲学的理论体系迫在眉睫。

陈立夫之所以创制唯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新变化亦有一定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最初十年，主要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传播和中国化，而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中国化，则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来完成的，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深入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相继转入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生机勃勃、规模很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改早期拒斥本体论的观点，逐渐意识到辩证唯物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1[2]。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在客观上也迫使国民党人不得不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力求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优势。

二

陈立夫的“唯生”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唯生的宇宙观，一是服务的人生观。

宇宙观，亦即“本体论”，是哲学的前提，一切思想的推展，都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可是，“以民生解释历史，总理自己已经把重要的意思都说过，而最近几年以来，一般同志对于民生史观比较能留心研讨，所以民生史观的大意，差不多大家都懂得，但是关于唯生的宇宙观，因为总理自己讲的太少，一般同志也很少去注意，即算有人注意到，也往往觉得宇宙观是一种太空虚而与革命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不必去研究，因此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曾把总理宇宙观作一系统的阐述”。在陈立夫看来，民生史观“是总理革命理论的基础，而唯生的宇宙观又是民生史观的根源；所以我们要真正懂得总理的主义，就要懂得民生史观，要真正懂得民生史观，就要懂得唯生的宇宙观是总理最高远最要紧的哲学思想”[6]（P5）。那么，什么是唯生的宇宙观呢？陈立夫在孙中山生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我们唯生论的见地，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有生命的，并不承认唯有动植物才是生物，或者说根本就不承认宇宙间有一死物。所以元子就是万物的生元，生元就是人类及一切动植物（普通所承认之一切生物）的元子。简单的说，就是宇宙既只有生没有死，生元和元子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6]（P5）陈立夫进而强调：“宇宙间一切的东西，都是由精神和物质二者配合而来，有物质必有物质之能力——精神，有精神必有精神的本体——物质。所以宇宙没有一个绝不附丽于物质的精神，也没有一个绝无精神的物质”，而且，“一切现象，都是生命的表征，都是万物求生活的结果！总之：宇宙整个地是一个生命的结构。这就是我们所讲唯生论的宇宙观”[6]（P46）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陈立夫的唯生的宇宙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既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唯生的”。陈立夫之所以要超越唯心与唯物，构建他的“唯生哲学”，一是因为他把唯物史观看成共产党的专利，他要与之斗争；二是因为科学主义的盛行，迫使他又必须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另起炉灶。

在为民生史观确立了唯生论的宇宙观之后，陈立夫又提出了“服务的人生观”。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曾说，“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所谓巧者拙之奴，就是这个道理„„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成为平等了” [7]（P112）根据孙中山的这段话，陈立夫认为：“总理由于在人类伟大的进化过程中发现了人类历史进化的中心（民生）或动力（生存的意向）。从而指示我们的合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之原则的人生观。由此我们的人生观便确定了。简单的说：我们的人生观，是服务的人生观。” [6]（P74）

在陈立夫看来：“要解决人生问题，惟有积极底发扬服务的观念，以光大生命；并积极底创造物，来满足人人适度的需要，以增加持续及保障生命的工具，这才是一个好的方法。”一个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就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即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我们要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服务的人生观为生活的准则；就人与物的关系而言，我们要以征服自然增进生产的创造的社会观为生活的准则。由此二者之表里相映反复相成，结果可以光大人们的生命，实现有意义与价值的人生！”[6]（P86）如何才能帮助一般人树立起服务的人生观呢？陈立夫指出，“我们只有两个方法：第一是要尽力创造人类所需要的种种外物，使大家的生存欲望有满足的最大可能性。第二是努力统制各人自己的人欲，将他节制起来。具体的说：就是要发达社会的生产，节制个人的消费，以实现我上次所讲创造的社会观和服务的人生观。”[6]（P125）

唯生的宇宙观，要“超越”的唯心与唯物的纷争，为民生哲学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服务的人生观，强调奉献与和谐，直接为国民党的现实统治服务。

三

陈立夫提出“唯生”思想，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而是为了配合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在思想战线上与马克思主义一决高下，另一方面为国民党的统治辩护。在一定程度上，陈立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唯生论》一书中，陈立夫大量引用儒家思想作为奥援，比如，说到“生元”时，陈立夫大量引用《易经》中的各种术语，对之进行解释。他说：“生元相当于中国先哲所谓太极。中国先哲所谓太极，其显为用，含两种性质：一为阴，一为阳。”[8]（P25）在讲到宇宙万物的动态时，陈立夫将它与五行观念强行牵扯在一起：“试旷观宇宙万物之动态，可以发现五种基本动态，这正相应于中国传统哲学中之所谓五行。一是向上升的动态，最能象征物之向上升的趋向者莫如火，一是向下降的动态，最能象征物之向下降的趋向者莫如水。一是向四方放射的动态，最能象征物之向四方放射的趋向者莫如木。一是向中心凝聚的动态，最能象征物之向中心凝聚的趋向者莫如金。一是向左或向右的前进的动态，最能象征向一方面平的进行的趋向者莫如土。这五种动态从前称为五行，行者相续无间之动。因宇宙无处不普遍的存在着此五种动态，一切事物都在此五种动态之下移动，此五种动态贯彻于全宇宙，所以此五种动态称为五行。”[8]（P45）

诸如此类的话语，在陈立夫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其目的无非就是强调“唯生”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共通之处。想通过凸显唯生哲学的民族色彩，强调三民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以后，以文化民族主义对抗共产主义成为国民党人的一个重要策略，而其灵感的来源，不是孙中山，而是曾国藩1[3]。在批判共产主义的各种演说中，蒋介石多以共产主义是外来的，不合乎中国的民族性为理由，否定共产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其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强调三民主义是中国正统思想的继承者。所谓中国的正统思想，其实就是指的儒家思想。陈立夫的“唯生论”，更加刻意强调这一点，并使得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了更为抽象的思想基础。

陈立夫在强调“唯生论”思想的中国特色时，还特别指出了他的“唯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之处。

陈立夫在《唯生论》一书序言中明确指出：“这几年来唯物的论调，日见其嚣张，唯心的论调，又失之空寞，结果徒使举世滔滔，皆沉沦于物欲的追求，更忧伤于心灵的桎梏，在这唯心与唯物两种偏见戕贼下之中国人，尤其使一般思想未成熟的青年学生，我们不可不有一种新的正确的论理，把他们从断潢绝港中唤回，指示他们一条光明快乐的大道。”而他所谓的光明快乐的大道，就是“要使他们于唯心或唯物的两个偏见之外，另外得到一个充实美满生趣盎然的哲学新认识”，也就是他的“生的哲学”[6]（P6）。表面上，陈立夫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唯物主义，但其真实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共产党的理论武器——唯物史观——的传播。因此，针对唯物论，陈立夫批评说：“我们说宇宙之本体是以生为性，是生元，并不说宇宙之本体是物质。因为我们不承认宇宙间有死的物质，固定不变的物质。一切唯物论的思想最初都生于把物质看成固定不变的。然而所谓固定不变的物质，无论是指从前所谓原子、以太、或电子，在现代物理学中都不能存在了。”[8]（P23）

对于中国共产党宣扬的阶级斗争，陈立夫则指责说：“因为物不够人的分配，故人与人相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物质环境，来解决人生问题，这时根本本末倒置。盖人是懂得服务和能够创造物的一点，他竟忘了”，“所以人类的一部历史，显然是一部为求生而有的一切现象的历史，由此可知‘生’才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而‘阶级斗争’是人类当进化时，因为物少，不足以维持人类的生存而发生的一种病态。以病态为常态，这是何等可笑的一件事！” [6]（P77-79）

陈立夫还经常借表达所谓的“哲学见解”，为国民党的统治政策辩护。陈立夫在《唯生论》一书中，在为国民党“训政”方针辩解的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试图以此证明国民党借“训政”之名实行专制的合理性。他说：“总理根据人类行为的性质（或种类）知道革命事业不是在一个短的时期内，可以教大多数的人民马上深信笃行从而很快的完成的，所以革命家为不干‘揠苗助长’那种不智的工夫，为避免‘欲速不达’那种可笑的失败起见，对于整个革命事业的推进，应当是有计划有步骤而为最合理最有效的进展的。于是总理便定下‘勉强而行之’的‘军政时期’，‘利而行之’的‘训政时期’，和‘安而行之’的‘宪政时期’。循序渐进，才可最快地完成大功。此中至理，经我道破以后，大家看体玩不尽。”[6]（P129）

英美的民主制度，陈立夫认为已经落伍了，“所以最近有许多人已经看出自由主义的重大破绽，知道人类不能太自由；如果太自由，大家一定会在种种明争暗斗之中消杀所有一切的力量，于是发生‘效能’的观念，能力与权责成正比的服务观念，而权能区分的政治制度遂应运而生，大家觉得我们既要增进社会的效能，以发扬光大人类的生命，何以那些强的、优的、能力大的，智识高的人不组织起来以扶助一般弱的，劣的，能力小的，智识浅的人，来发展整个民族以至全体人类共同的生命呢？”因此，陈立夫认为：“这时期内的政治制度，因厌恶政党政治而一般趋向于***。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党‘以党治国’‘以能治政’的主张也就是应此进步的潮流而产生了，而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已经成了落伍的思想随时代而过去了！”[6]（P70-71）

陈立夫从形而上的方面入手，力图增强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他积极地改造与利用儒家思想，用来批判中国共产党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应该说他的这种认识和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对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讲，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要学习先进经验，一方面还要注意对自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二者缺一不可。陈立夫的探索，符合这种大的潮流与趋势。从这方面来讲，是值得肯定的。

陈立夫对民主政治的否定，现在看来近似荒唐，但在法西斯国家尚未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成为世界公敌的时候，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的确为独裁者找到了实施专制政治的理由。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独裁与民主的争论，说明陈立夫的这种想法，在当时还是有相当大的市场。

陈立夫构建“唯生”的思想体系——即所谓的“唯生”哲学，与蒋介石提出“力行哲学”目的是一样的，“蒋介石对哲学并没有纯理论的兴趣，如同中国古代许多帝王一样，他把哲学当做政治的婢女。蒋介石确信，对中国的政治统治必须建立在思想统治的基础上，而从孔孟以来的中国儒家哲学正是确立这种思想统治的牢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以来统治阶级驾驭术在现代中国的延续，蒋介石毫不犹豫地赓续了这一传统”[9]（P59）。陈立夫进一步发扬了这一传统。当然，陈立夫的唯生哲学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陈立夫很少讲“道统”，比较喜欢使用科学的术语及公式，刻意吸纳学术界的一些新成果，力图借助科学的名义使其哲学思想更具学术色彩，增强其说服力。但是，“他对科学的滥用表现了一种粗劣的唯科学主义变态和科学的流行引来的一个奇怪的客串者。在思想的大千世界中，唯生论的笨拙方法实际上是增强了它企图摧毁的一元的唯物论的力量”[10]（P156），这大概是陈立夫始料未及的。

参考文献：

[1]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N].国闻周报，1935，（11）.[2]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3集[M].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研究室.1982.[3]蒋介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Z].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1984.[4]梅思平.民生史观概论[J].新生命月刊，1，（5）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陈立夫.唯生论：上[M].南京：正中书局，1939.[7]孙中山.三民主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0.[8]陈立夫.生之原理[M].南京：正中书局，1944.[9]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与中国文化[M].香港：中华书局，1992.[10][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收稿日期：2008—08—10

作者简介：吕厚轩（1975—），男，山东微山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国民党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研究（1927-1949）》（08JDD005）

1[1] 近二十多年来，研究陈立夫哲学或文化思想的学术论文不多，笔者收集到的仅有4篇：张姗珍：《陈立夫唯生主义文化观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张翼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冲突——兼评陈立夫回忆录中的一个观点》，《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杨慧清：《陈立夫唯生论中的中庸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周德丰：《保守主义文化观的典型范式——评陈立夫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哲学》，《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1[2] 见李维武《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书第五章及都培炎《“思接千载”和“与时俱进”——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第三章。

1[3] 参见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最后一章“中兴的遗产”，第377-3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