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现当代文学概述_大学语文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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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当代文学部分
（一）概述
中国现代文学，总体上讲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展至今的中国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新文学一般又可分为两大阶段：1949年以前称“现代文学”，1949年迄今称“当代文学”。
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五四”运动使中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革文学须从“八事”入手。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为坚决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钱玄同、刘半农等积极响应。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给文化思想界以巨大的影响。1918年5月起，《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深人发展。从此，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五四”以后，气象大变，各地“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重大发展。周作人、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第一个出现的新文学社团，也是新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它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出版了《文学旬刊》等。认为“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宣言》）抨击以游戏、消遣为目的的“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的作品。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被称为“为人生”的艺术派。
1921年7月创立于日本东京的创造社，主要成员为当时的留日学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等。先后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成员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文艺思想较复杂，共同点在“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学活动”，其浪漫主义倾向明显地区别于文学研究会，因被称为“异军突起”。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为主要成员，提倡新格律诗。以《诗镌》为阵地，进行新格律诗的创作。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为新诗的发展作了有积极意义的探索。1924年11月，鲁迅与周作人、钱玄同等组成了语丝社，其刊物《语丝》多发表杂文小品；其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接近文学研究会。另有未名社、莽原社、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狂飙社、湖畔诗社、民众戏剧社、南国社等亦影响较大。新文学社团及刊物培育和锻炼了大批新文学工作者，促进了新文学创作的发展，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股思潮及其他一些流派。
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击退了林纾、“学衡”、“甲寅”等封建复古派的一次又一次发难，保证了新文学运动的顺利推进。
（一）小说
本时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期。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它启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仿徨》,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更侧重描写国人心灵上、精神上的“病苦”,暴露和批判了封建思想、道德的“吃人”本质及其对人民群众毒害的深广，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它们表现出全新的现代小说观念、彻底的反传统的精神、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对形式的多样性的选择与创造，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小说。其“画眼睛”、“画魂灵”和“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精选典型细节、运用白描手法以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也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成分的创作方法，都具有开拓性和典范性，对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小说作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流派。
“人生派”及问题小说——“人生派”以文学研究会为中心，他们的创作持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态度，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绍钧），其小说大多描写小城镇中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灰色的人生”，《潘先生在难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许地山（落花生），《缀网劳蛛》等揭露抨击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宣扬“涅槃归真”的佛教思想和乐天知命的宿命人生观。王统照，其《微笑》等以抽象的“爱”和“美”作为弥合人生缺陷的药方，后来的《湖畔儿语》等转向现实人生。冰心，以《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小说”步入文坛，《超人》等宣扬“爱”的哲学，试图以泛爱拯救人世。庐隐，其中篇《海滨故人》，写5个知识女性，“追求人生意义”，而最终的答案却是“恨”。问题小说，是“五四”前后三、四年间的一股“题材热”，作者的创作方法并不一致，但都是以“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为主要目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除上述人生派的外，还有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的《花匠》等。
浪漫抒情小说派——以创造社为中心。要求小说逼近自我的个性和气质，追求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主要作家有:郭沫若，早期发表过《牧羊哀话》、《漂流三部曲》等10多篇小说。郁达夫，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现代小说有独特贡献，其《沉沦》（1921）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集有《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其中《沉沦》一篇是其早期代表作。张资平，早期短篇有《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1922年出版的带有自传性的《冲积期化石》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乡土文学”派——1923年左右在鲁迅影响下形成。他们皆是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作品以写实的笔法，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反映农民的悲惨，“隐现着乡愁”，带着各地的乡情民俗。代表作品有王鲁彦的《黄金》，许钦文的《石宕》，王任叔的《疲惫者》，许杰的《惨雾》，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地之子》，蹇先艾《水葬》及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
（二）诗歌
晚清时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已经酝酿“诗界革命”，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但未能突破诗歌旧的窠臼。真正的诗歌变革始于“五四”新诗运动。胡适是尝试白话诗的第一人，其《论新诗》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要求以白话写诗；要求“有我有人”。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他发表了《白话诗八首》，1918年第四卷第一号上他与沈尹默、刘半农又发表白话诗9首，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批白话诗。新诗开拓者还有刘大白等人。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新诗集。此期出现了周作人的《小河》等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整体看新诗还过于平实、理性，还处于尝试、实验阶段。因而一般认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是郭沫若。《凤凰涅槃》最能充分体现其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基本思想。他于1921年8月出版的诗集《女神》，充分反映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浪漫豪迈、激越狂放，彻底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以全新的精神与形式开了一代诗风。
1922年以出版诗歌合集《湖畔》被称为“湖畔诗人”的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和应修人，是本期“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他们表达了对礼教的大胆反抗和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天真、开朗。同是以歌颂青年和爱情为基本主题，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有节制的情感、冷峻的意象与沉思的形象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早期诗作收入《昨日之歌》。
小诗，一度成为“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冰心的《繁星》、《春水》和宗白华《流云小诗》是其中的佼佼者。冰心是小诗体的代表人物，其诗歌与其早期小说、散文一样，基调是对“母爱、童真与大自然”的讴歌，核心是“爱的哲学”。短小凝练，常含哲理，明丽清新又略带忧愁。其他诗人有朱自清、徐玉诺、俞平伯、潘漠华、汪静之、刘大白等。
“新月诗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重视感觉与意象，在建立新格律诗理论和进行新格律诗创作实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挑战“作诗如作文”的理论命题，也反对过于欧化的句式与无节制的直抒胸臆的方式，其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对现代白话诗歌运动自身的反动，是向诗歌本体的回归。20年代中后期纯诗化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闻一多，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的诗人，主张新诗须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其诗集《红烛》和《死水》体现了上述美学原则，主旋律是爱国主义。徐志摩本时期的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及朱湘的《采莲曲》等皆追求诗的形式美、意境美，音乐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可作代表。
（三）散文
现代散文创作中，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等创作的以议论为主的杂文最早出现，揭露、抨击封建思想和制度，宣传民主与科学的主张，战斗性极强。受《新青年》影响，许多报刊也设立了“随感录”栏目，形成了撰写杂感、随笔的创作浪潮。1924年语丝社所办的《语丝》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散文（杂文）刊物，以发表“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形成了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杂文写得最多，成就最大者为鲁迅，经他的倡导和长期实践，杂文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他是现代杂文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抒情散文，当时称“小品文”或“美文”，出现稍晚。1921年5月，周作人发表《美文》一文，提倡多写“记述的”、“艺术的”美文，并以其创作实践，“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其文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浓厚的趣味性和以舒徐的笔调抒发出的冲淡之情。他本期的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
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动情优美，引人入胜；散文诗集《野草》以心灵的自我解剖为特色，反映“五四”退潮后他的仿徨、苦闷和追求，多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新颖奇特，意在言外，深沉含蓄。
朱自清的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其文诗意浓郁、文情并茂，《背影》、《荷塘月色》等是最负盛誉的佳作。冰心的散文《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等，都具有抒情诗和风景画的特色。创造社中郭沫若的《小品六章》、郁达夫的《还乡记》等散文，率真坦诚、委婉流畅，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
（四）戏剧
中国现代戏剧是在西方戏剧观念影响下诞生的。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就在东京演出了文明新戏《黑奴吁天录》，被作为中国现代话剧诞生的标志。
“五四”时期的戏剧革新运动，功绩主要在理论的倡导和西洋名剧的介绍。1917年，《新青年》曾发起对传统戏剧的批判，并就如何借鉴西洋话剧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1921年3月，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在上海创立“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介绍欧美话剧理论和艺术，提倡“爱美的”(Amateur业余的）戏剧，推崇戏剧的社会现实功能。12月，上海戏剧协社成立，成员有应云卫、谷剑尘、欧阳予倩、洪深等，他们学习西洋演剧艺术，建立严格的导演和演出体系，提高了爱美剧的演出水平。
戏剧创作受时代精神影响呈现出强烈的写实主义特征，受易卜生《娜拉》等的影响，大多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的《终身大事》，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洪深的《赵阎王》，田汉的《获虎之夜》，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等，分别涉及恋爱、婚姻、家庭、妇女解放、道德伦理标准等社会问题。戏剧体裁样式像悲剧、喜剧、正剧、现实剧、历史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散文剧、活报剧等都已出现，其中喜剧和悲剧水平最高，独幕剧作已臻成熟。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拓者，其早期代表作《卓文君》、《王昭君》、《聂嫈》“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后结集出版，名为《三个叛逆的女性》。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
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7年抗战前这一阶段，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文学和新兴的革命文学决定了这十年文学的基本面貌。由于政治和商业因素的介人，本期文学分别形成了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商业化的海派文学和远离政治和商业影响的京派文学。
1928年初，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他们强调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是宣传的武器，努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文艺问题，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但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忽视文艺本身的特点，把世界观的改造看得过于简单，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严重，把鲁迅、叶绍钧、郁达夫、茅盾等人，当作“时代的落伍者”加以批判、否定，引发了鲁迅、茅盾等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
1930年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刊物。先后入盟的成员共达270多人。“左联”积极地译介、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觉加强了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联系，推进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提倡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开展了同“新月派”的论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与“第三种人”的论争等；培养出一批青年文学作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闻一多、朱自清、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王统照等未加入“左联”的进步作家，还有一些同“左联”观点不同，甚至发生过争论的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等作家，都有各自的文学思想、风格和艺术个性，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1936年，革命文学内部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口号的论争，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联合签名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一）小说
30年代是现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短篇小说进一步发展，长篇小说大量出现，体式手法日益丰富，风格流派越发多样，出现了更多的大家及成熟之作。
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小说大家都在此期发表了数量颇丰的作品，特别是长篇代表作。茅盾，继承了“人生派”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作《子夜》描绘了30年代大都市的生活，笔力雄浑细致，结构宏伟严谨，语言生动缜密，建立起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是左翼文学创作的代表。另有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及《林家铺子》等。巴金，作品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构建了现代文学中独特的“青年世界”。本时期小说有《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等。《家》描写了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老舍，以独特的文化批判视角描写城市底层人民生活，语言明快活泼、富于幽默感，创别具一格的“京味”文体风格。本期有《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牛天赐传》、《月牙儿》、《断魂枪》、《柳家大院》和《微神》等。《骆驼祥子》通过祥子勤苦奋斗“三起三落”而终于堕落的一生，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沈从文，京派小说的开创者和最优秀的代表，他在《月下小景》、《柏子》、《阿黑小史》、《边城》等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远离时代漩涡、浪漫诗化的“湘西”世界。作者自称为“乡土抒情诗”。代表作《边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另有以《八骏图》为代表的“都市小说”，作为“湘西小说”的对照和补充，李劫人，30年代中期李劫人发表了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它们将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社会史诗般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左翼小说——蒋光慈，最初的小说充满“革命浪漫谛克”，表现出“革命＋恋爱”的公式化，后渐自我超越，以革命现实主义，从《冲出云围的月亮》、《丽莎的哀怨》到《咆哮了的土地》可见其变化轨迹。柔石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完全脱离了概念化的创作风气。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的心理的代表者”莎菲的形象。叶紫的《丰收》写湖南农村阶级矛盾和农民觉醒，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东北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血与火中的成长历程，萧红的《生死场》反映东北人民在沦陷前后的生活。还有艾芜的《南行记》、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沙汀的《在祠堂里》等一大批作品。吴组缃、罗淑等是“左联”的同路人，他们的《西柳集》和《生人妻》等也常被视作左翼小说。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高度浓缩了当时的农村社会，用既老到又活泼的语言活画出了各色人等。
京派小说——“京派”不是一个文学社团组织，主要成员是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的周作人、废名（冯文炳）沈从文、萧乾、芦焚（师陀）、李健吾、朱光潜等。他们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审美意识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作品除沈从文的外，还有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桥》，萧乾的《篱下集》和芦焚的《谷》等。
海派小说——上海世界性大都市的形成以及其高度的商业化是海派小说生成、发展的背景。早期创造社写社会小说出身的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为追求商业利润，写了大量以灯红酒绿的上海为背景，以畸形情爱为内容的小说，被沈从文等作家称为“海派”。他们创作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第二代海派，上承一代海派性爱小说的余续，下启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是海派文学极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中国第一支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因其创作受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都市市主义文学的影响，被称为新感觉派。其小说常以快速、跳跃的节奏表现病态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以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等方法，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并用象征、暗示等手法加以精细描写，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代表作家作品有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等。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具有古今交融的艺术特色，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点。
（二）诗歌
20年代新诗创作时就已存在的两种倾向，这一时期分化得更加明显。主张为大众而歌的左翼的诗歌——20年代有蒋光慈的《新梦》、《哀中国》等革命政治抒情诗，思想革命，形式粗糙。本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殷夫，有《孩儿塔》等诗集，《血字》是其“红色鼓动诗”的代表作。1932年9月，“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成立，创办《新诗歌》旬刊，史称“新诗歌派”。主张“捉住现实”，提倡诗歌大众化，要求表现时代风云，推动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主要成员有蒲风、穆木天、杨骚、任钧、柳倩等。蒲风诗作刚健朴实，语言通俗。《茫茫夜》是其第一部诗集，反映了农民的痛苦和挣扎；《六月流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诗坛新人臧克家、艾青、田间等的诗作是现实主义诗歌在30年代艺术高度的代表。臧克家，193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诗风严谨、朴质、含蓄、凝练。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田间的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等，以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反抗意识著称。
主张为自我而歌的现代派诗潮——他们注重主体的精神世界，追求诗的艺术美，是纯诗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包括后期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
后期新月派——以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在上海创刊为标志，新月派进入后期阶段。主要转向内在幽微精神领域的开掘，有明显的现代象征诗的特征。代表人物有徐志摩、孙大雨、梁宗岱、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林徽音等。
象征派——以李金发为代表，并以其1925年出版《微雨》为起点，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魏尔伦、瓦雷里等人的影响而形成，活跃在20年代中后期。主要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人。钟情怪异、突兀，追求朦胧，以奇崛冷僻意象的组合暗示抒写个人忧郁伤感的精神心态。
现代派——由后期新月派和象征派演变而来。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特别是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的诗词，同时借鉴了法国象征派、美国意象派和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追求抒情性和情调的感伤性，追求意象的新颖、朦胧。因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而得名，后有卞之琳主编的《水星》、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与之呼应，形成气候，蔚为大观。作为主将的戴望舒有《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叶圣陶称其代表作《雨巷》“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个新纪元”。
（三）散文
30年代的现代散文创作风格多样、文体又有新变。特定的历史环境，使杂文和报告文学得到很大的发展，鲁迅后期杂文对旧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具有逻辑性和形象性、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紧密结合，讽刺犀利，语言精练、生动、幽默的艺术特点。瞿秋白的杂文泼辣锋利，鼓动性极强，其《〈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精当地概括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弢有《推背集》、《海天集》等、徐懋庸有《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报告文学是本时期新兴的文学样式，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的发表，标志着报告文学创作的成熟。本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报告文学专集，有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
本时期，散文流派又有了新的组合和分化。1932年起，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和周作人一起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追求“超脱”“幽默”趣味，以“知识”和“趣味”为号召。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与“论语派”围绕散文创作的思想与形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另有两个散文群体值得注意。一个以上海开明书店为中心，有叶圣陶、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不少人是早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们忠实于现实，写作态度严肃认真，积极入世。另一个以《大公报》的文艺周刊为阵地，作者有沈从文、萧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严文井、汪曾祺等，他们追求艺术的完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素淡朴呐的文字底下，自有一道明彻的光辉，自有一股隽永的情思”；何其芳的《画梦录》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李广田的《画廊集》展示的是作者“朴野的小天地”，洋溢着浓郁的乡野气息和朴实深厚的农民情愫。
（四）戏剧 本时期中国现代话剧已经成熟。1927年，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创立，1929年，欧阳予倩在华南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同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这是国统区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口号的戏剧团体。本期戏剧的突出特点是表现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战斗性、民族性、意识性强化。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成立，后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标志着戏剧界统一战线组织的形成。
同时对人道主义思想反封建个性主义进行了深化，曹禺的《雷雨》，描写了一个现代社会中封建家庭的悲剧，《日出》抨击金钱社会的罪恶。曹禺的话剧善于组织戏剧冲突，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剧本的艺术上的成熟。
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也着重描写人物内心冲突重在人心中的“善恶并存”。另有田汉的《回春之曲》、《名优之死》，洪深的《五奎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全国实际分成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的沦陷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本时期文学创作在不同的阶段和地区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适应当时形势，形成朗诵诗、街头诗、活报剧、街头剧、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潮。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协”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也发生过同梁实秋“抗战无关”论，与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林同济等的“战国策派”的“权力意志”论等观点的论争。
为使文艺工作者更好地配合整个革命工作，中共中央则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分别讲了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心内容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根本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及其周围区域均被日军占领，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坚持抗日文学活动，称之为“孤岛文学”。其最显著的成绩是戏剧运动和杂文、散文创作。
（一）小说
本期小说创作以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小说，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在揭露社会的尖锐性、深刻性方面较前突出，艺术表现技巧也更为圆熟。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是富有时代特征的讽刺佳作。茅盾的《腐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汪勾结，残害抗日爱国的革命者的罪行。巴金的《寒夜》把人物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结合起来，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寻找人物命运的答案。老舍的《四世同堂》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及沦陷区人民的觉醒与抗争。钱钟书的《围城》以讽刺的笔法刻画了抗战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力图以苏州巨富蒋捷三一家的风流云散反映“一·二八”后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面貌。黄谷柳的《虾球传》以城市流浪少儿的曲折经历，展示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张恨水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产作家，抗战前已以《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有很大影响，本期的讽谕小说《八十一梦》，以梦幻形式，描绘大后方贪官污吏纸醉金迷的腐朽丑恶的生活。张爱玲的《传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以传奇性的故事及弥漫于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让人惊悚于人性的丑恶、生命的无常、欲望的疯狂。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巴金的《春》、《秋》，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
解放区的小说则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描写农民的觉醒和成长，描写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崇高的道德和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艺术上着力于小说创作的群众化、民族化。影响最大的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表现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和农民思想、心理的变化，继承了传统小说的形式而有所创新，在情节的叙述中塑造人物，使用农民的语言，在小说创作民族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受到群众的喜爱和政府的推崇。成就较大的还有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
（二）诗歌
抗战爆发，使新诗创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大众化风格与个人化风格的汇合与融合。表现在不同主张、风格、地区的诗人，都自觉以诗歌为武器投人全民抗战，共同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歌唱。
艾青，1939年后，连续出版了《北方》等五本诗集。描写农民的悲惨，歌颂战士的英勇，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他成功地将“大众”与“个人”互相融合，主张新诗要有散文美，重视独特意象的创造，以其具有自然而成熟的散文美的自由诗体，把中国自由体诗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继郭沫若之后做出重大贡献的诗人，被公认为成熟的诗人。
田间，《给战斗者》是他本时期的代表作。到延安后，倡导“街头诗运动”，写了《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街头诗。其诗采用“鼓点”式的诗行，简短有力，鼓动性强，闻一多称之为“时代鼓手”。
“七月”诗派——在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围绕《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等杂志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体，有胡风、鲁藜、绿原、阿垅、艾青、田间、冀访、曾卓、牛汉、杜谷等。奉行“突入生活”的创作原则，“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诗作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创作方法倾向于革命现实主义，形式上采用自由的格式，追求自然、真挚、素朴的诗风。
“九叶”诗派——40年代后期，围绕在《诗创造》、《中国新诗》杂志周围形成的一个并不自觉的青年创作群体，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他们继承了新诗现代派传统，同时从西方后期现代派艾略特、奥登、里尔克等人的诗歌中吸收一些表现手法，“追求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更接近于表现现代复杂、快速的生活节奏，真实地表达知识者思想的矛盾与困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新现代派”。代表作有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陈敬容的《黄昏，我在你边上》、郑敏的《金黄的稻束》等。代表诗人穆旦，其诗作《被围者》、《控诉》、《赞美》，关注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又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忧思。
解放区出现大批的民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竟的《漳河水》等优秀叙事长诗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新诗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的新突破。
（三）散文
散文也服从于反映战争、斗争的需要，杂文和包括文艺通讯、特写在内的报告文学再度兴盛。
在“孤岛”上海，杂文创作曾风行一时。青年杂文作者唐弢、徐懋庸、巴人、周木斋、孔另境等出版杂文合集《边鼓集》、《横眉集》等，形成当时颇有影响的“鲁迅风”杂文。在大后方，1940年夏衍等在桂林创办杂文专刊《野草》，作者包括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秦似、林默涵等。在重庆、昆明等地，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叶圣陶等呼吁抗战、自由、民主的杂文，引人瞩目。在延安，杂文创作除暴露性杂文外，还出现了歌颂性杂文。
报告文学真实反映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生活。抗战初最有影响的是丘东平，其《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描写了抗日官兵的抗敌情绪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富有浓厚的战斗气息。在“孤岛”上海，梅益等组织了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上海一日》征文活动，出版了专集。在解放区，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沙汀的《贺龙印象记》、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华山的《英雄的十月》、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等，都曾传诵一时。
（四）戏剧
本时期是现代戏剧创作的高潮期。形式风格更加多样化。为适应斗争现实的需要，抗战初期的戏剧主题多为抗日宣传、教育，形式多为街头剧、活报剧等小型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影响最大，和《三江好》、《最后一计》一起，合称为“好一计鞭子”。在相持阶段和抗战胜利后，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剧作都获得了丰收。夏衍的《心防》、《法西斯细菌》等代表了当时现实主义剧作的最高成就。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北京人》、《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于伶的《夜上海》，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陈白尘的《升官图》等，都是影响广泛的优秀剧作。而郭沫若的《屈原》、《虎符》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明末遗恨》等历史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解放区的戏剧成就表现在新歌剧的探索、旧戏的改革和话剧创作等几个方面。新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表现了翻身农民劳动生产、学习的热情，而贺敬之等的《白毛女》表现了喜儿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农村少女成长为坚强勇敢的反抗者的过程，形式上诗、歌、舞完美统一，为歌剧艺术民族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举行。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经验，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会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的新文学进入当代文学的新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四、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文艺也有了新的面貌。但是50年代前期，错误开展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全国性的文艺思想斗争，阻碍了文艺事业的正常发展。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文艺创作、理论出现转机。1957年6月开始，全国开展了扩大化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一大批作家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初，文艺界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运动，一批理论批评文章被打成毒草。
1960年至1962年，经济上调整，文艺政策也随之调整，纠正一些“左”的失误，破除了一些“左”的框框，鼓舞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但是，这个局面以后又被更大的政治斗争风暴所打破。
（一）小说
小说在“十七年”文学中成就显著，长篇小说的成绩最为显著，本期共有200多部正式出版，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如：革命历史题材的有《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保卫延安》（杜鹏程）、《青春之歌》（杨沫）、《三家巷》（欧阳山）、《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铁道游击队》（刘知侠）、《敌后武工队》（冯志）、《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等；描写农村社会变革的有《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业史》（第一部）（柳青）等；描写工业题材的有《百炼成钢》（艾芜）、《乘风破浪》（草明）等；描写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周而复）；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有《欢笑的金沙江》（李乔）、《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等；古代历史题材方面则有《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共同描绘了我国人民生存与斗争的历史长卷，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现实的影响也限制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短篇小说数量多，优秀者也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如《春种秋收》（康濯）、《结婚》（马烽）、《登记》、《锻炼锻炼》（赵树理），《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三年早知道》（马烽）、《李双双小传》（李准）等，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人们观念上的矛盾，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工业题材的较少，有《夜归》（艾芜）、《夜走灵官峡》（杜鹏程）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等将英雄人物置于激烈的斗争环境中加以描写，表现坚定的信念和高尚情操，《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洼地上的“战役”》（路翎）则别开生面，把战争推到背景的地位，着力描摹特定年代的普通人物与其内在的情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入党》（耿龙样）等，是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出现的勇于反映社会矛盾，大胆干预现实生活的作品，引起广泛的争议；爱情题材有《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红豆》（宗璞）、《在悬崖上》（邓友梅）、《小巷深处》（陆文夫）、《西苑草》（刘绍棠）、《美丽》（丰村）、《爱情》（李威仑）等，注意表现爱情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挖掘爱情之中蕴涵的社会时代内涵和丰富的人性内容，引人注目；历史题材有《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广陵散》（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耘）、《白发生黑丝》（冯至）、《海瑞之死》（李束为）等。
许多优秀短篇小说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风格。赵树理保持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朴实、洗练；马烽有浓厚的山西地方色调；孙犁着重揭示普通人，特别是农村妇女善良乐观的精神境界，使读者感到亲切、美好；峻青刚健豪放；王愿坚朴实深沉；茹志鹃则具有女性作家的细腻、委婉、清新俊逸。
（二）诗歌 十七年诗歌创作成果可喜，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爱情诗创作三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新老诗人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以充沛的政治热情歌颂新时代、歌唱新生的祖国和充满阳光的新生活，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郭沫若的《新华颂》等，讴歌人民、领袖、新中国，形成建国后第一个较大的颂歌潮。政治抒情诗成就最突出的是郭小川和贺敬之。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是那个激情燃烧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都曾长期传诵，影响巨大。
闻捷被誉为“写爱情诗的能手”，其《天山牧歌》展现了新疆风光，反映了青年的爱情生活，在表现性格，刻画少男少女的爱情心理方面，独到新颖，细腻动人。
长篇叙事诗也出现了不少精品，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最为引人瞩目。
本时期青年诗人大量涌现，邵燕祥、李瑛、未央、闻捷、公刘、白桦、周良沛、张永枚、梁上泉、顾工、雁翼、高平、傅仇等诗人都写出了优秀的诗歌，明朗、清新、昂扬是他们共同的音色。而老诗人面对用新的诗歌形式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则有个转型问题，冯至、穆旦、何其芳等诗人的创作没能继续他们原来的探索，没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没能超越原有的成就。
主流诗歌特别提倡吸取民歌营养，继承古典诗词的传统，同时借鉴外来形式。表现形式上，自由诗、格律诗、楼梯式、凹凸式、民歌体、新辞赋体等等，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百花竞放、各显异彩。
（三）散文
讴歌新时代，颂扬新人物，反映新成就，赞美新风尚，欢快的颂歌色彩是“十七年”散文的主旋律。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等以亲身经历记写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冯雪峰的《鲁迅先生的逝世》，冰心的《小桔灯》等，描绘真实人物，抒写他们的精神面貌。
朝鲜战争爆发后，作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迅速及时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将士、事迹、战火、深情、精神、友谊。代表作有《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巴金）、《无名高地有了名》（老舍）、《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魏巍）和《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刘白羽）。
1960年前后，《歌声》（吴伯箫）、《挥手之间》（方纪）等回忆艰难岁月，从革命传统中吸取力量的源泉，激励人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前进。作家开始注重描写典型的英雄人物、理想化的社会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大的提高，出现了如《向秀丽》（郁茹）、《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陈广生等），《小丫扛大旗》（黄宗英），《手》（巴金、茹志鹃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房树民等）等优秀作品。
杂文、小品文主要有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邓拓的《燕山夜话》，陈笑雨的《不登堂集》等。
60年代前后，出现了抒情散文的黄金时期，不少作者开始摆脱描叙上的新闻性，转向艺术追求，吴伯箫、曹靖华、袁鹰、碧野、方纪等人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风格最为突出的要数杨朔、秦牧、刘白羽。杨朔善于营造诗的意境，《海市》、《荔枝蜜》、《雪浪花》等清新俊逸、卒章显志，创作了“颂歌”文体模式。秦牧善于将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起来，《古战场春晓》、《社稷坛抒情》形散神聚、亲切幽默。刘白羽善于在浮想联翩中包容哲理思考，《日出》、《长江三日》情景相融，寓意深远。
（四）戏剧
“十七年”间，话剧、戏曲以及歌剧的创作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老舍的《龙须沟》、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及二次文代会后出现的夏衍的《考验》等都是当时的优秀作品。老舍的《茶馆》，是当代话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杰作。剧作用“人像展览式”的方法，通过一个普通茶馆与出入该茶馆各种人物的沉浮际遇，用“坐标式”结构，以三幕戏反映了三个可诅咒的时代，深刻展示了从清朝末年到抗战胜利后五十年社会的沧桑变化，“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年反右后，出现一批优秀历史剧，如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等的《胆剑篇》。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第一次成功地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搬上舞台。60年代初，文艺政策调整，话剧创作出现转机。沈西蒙（执笔）、漠雁、吕兴臣合作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描写解放初期上海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戏剧冲突跌宕起伏，塑造了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
传统戏曲的整理和戏曲的创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整理出京剧《将相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豫剧《花木兰》，昆剧《十五贯》等优秀剧目。田汉创作的京剧与孟超创作的昆曲蜚声剧坛。1962年以后，京剧现代戏创作成果丰硕，有《红灯记》（翁偶虹、阿甲改编）、《芦荡火种》（汪曾祺等改编）、《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
新歌剧创作成绩斐然，《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洪湖赤卫队》、《江姐》、《刘三姐》等优秀歌剧中的优美唱段，至今还广为传唱。
五、新时期文学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新时期文学拉开序幕。1978年5月，全国文联、作协、剧协等组织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工作迅速、深入地进行，文艺开始复苏与繁荣。1979年10月底，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召开，邓小平致词。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进一步使文学从“工具论”束缚中解放出来。文艺思想的讨论异常活跃，先后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歌颂与暴露的关系，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文艺批评的标准与新方法，文学的主体性，创作自由，文学多元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等问题等进行讨论；积极探讨文艺的新观念、新方法，促进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发展。
新时期出现了多种文**流:“伤痕文学”最先出现，它用艺术形象再现了“*”及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沉重内伤。之后的“反思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向前推移，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道路进行回顾思考。“改革文学”以社会改革为主要内容，触及时弊，及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愿望和理想。这些文**流适应了社会心理，提出了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突显了文学的社会作用。80年代中期开始，与时代的急速变化紧密联系，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文学创作不再追求和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打破了单一的社会性主题，相继出现了“新诗潮”、“寻根文学’、“乡土文学”、“探索文学”、“纪实文学”、“通俗文学”等多种文**流。这些潮流交错奔涌，起伏更迭，呈现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
（一）小说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艺成了阴谋的工具，小说几无优秀之作。
“新时期文学”小说创作成就最大，如题材领域深入开拓、表现方式的新变丰富等方面，都可从创作潮流的不断更迭与演进中窥见一斑：
伤痕小说——“新时期”小说最早涌现的潮流。粉碎“四人帮”后，十年劫难引起全社会的历史反思。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揭露极“左”路线下青少年灵魂被毒害的社会问题，发出了救救的孩子的呼声。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次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于是，引发了“伤痕小说”创作潮。大批作品涌现，如《最宝贵的》（王蒙）、《弦上的梦》（宗璞）、《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它们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直面人生苦难，揭露控诉“四人帮”给无数人造成生活和心理创伤，反映了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也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对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启蒙作用。
反思小说——在时间上前推至解放以来特别是50年代中期，内容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以往的教训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求得对历史的再认识、再评价，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显示了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1979年2月，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标志着“反思小说”的起步。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李顺大造屋》（高晓声）、《芙蓉镇》（古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西望茅草地》（韩少功）、《月食》（李国文）《人到中年》（谌容）、《蝴蝶》（王蒙）、《灵与肉》（张贤亮）作家以更为深邃的目光，触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改革小说——随着社会重心转移，作家更加关注当下各个领域改革进程。1979年7月，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大批改革题材的小说相继出现，如《改革者》（张锲）、《祸起萧墙》（水运宪）、《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三千万》、《新星》（柯云路）、《腊月·正月》、《浮躁》（贾平凹）、《秋天的愤怒》（张炜）等。表达了人民渴望变革的愿望及引起的心理震荡，揭示了改革面临的困难、阻力，塑造了一批开拓者形象。
寻根小说——1985年前后，一批年轻的作家提出要构建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品格”。他们的作品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进而探寻民族灵魂重建的可能。“文化寻根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老井》、《远村》，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王安忆的《小鲍庄》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则侧重从特定的地域色彩进行文化寻根。表现形式上将传统的写实和现代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段交错使用，以对题材所蕴涵的深层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艺术传达。
现代派小说——70年代末，宗璞、茹志鹃和王蒙的《春之声》等“意识流”小说就已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但被视为第一篇“真正有了现代派小说的味”的作品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小说以零乱的组合展示了音乐学院作曲系一群学生杂乱无章的生活，表现了当代一部分青年人的复杂心态。另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莫言的《球状闪电》、《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系列等作品，体现了意识流、荒诞、黑色幽默、魔幻等现代派创作思想和手法的影响。
先锋小说——又称“实验小说”，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为肇始。主要作家作品有洪峰的《极地之侧》，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平静如水》，余华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等。他们在文化内涵上对意识形态回避、反叛和消解，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化，有激进的反叛色彩和实验品格。新写实小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虽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仍是主导，但注重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冷漠叙述”，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及叙述者的无奈与认同，作者“零度介入”，不作明确的价值判断。代表作有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随意表白》等。王朔的小说《空中小姐》、《千万别把我当人》反叛主流话语，调侃美好神圣，一般也被看作新写实小说。
新生代小说——又称“新状态作家”、“晚生代作家”。是对80年代当代先锋文学的接续，是90年代边缘化文学语境的产物，个体性风格更为强烈。代表作有陈然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张旻的《校园情结》、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何顿的《无所谓》等。
9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长篇小说继60年代的之后的第二个繁荣期。除了探索创新的之外，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要方法的作家创作了许多“史诗性”作品，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等。
（二）诗歌
*十年的诗歌多是假大空的颂歌和火药味浓重的战歌。新时期诗歌以表现了人民真实情感、愿望的1976年“四五”**诗歌运动为起点。最初的发展特点为悲歌与欢歌的交织，首先涌现出一批批判极左思想，批判封建主义的诗歌，新时期第一个诗潮——现实主义诗歌潮流应运而生。诗作有《一月的哀思》（李瑛）、《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中国的十月》（贺敬之）、《小草在歌唱》（雷抒雁）、《光的赞歌》（艾青）、《祖国，我对你说》（张志民）、《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张学梦）等。70年代后期，一大批“复出的诗人”重返诗坛，唱出“归来”的歌，代表作有《鱼化石》、《盆景》（艾青），《重读〈圣经〉》（绿原），《哎，大森林》（公刘）,《假如生活重新开头》（邵燕祥），《故园六咏》（流沙河），《玉华洞》（蔡其矫），《悬崖边的树》（曾卓）等，有着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色彩。
70年代末80年代初，食指、芒克、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等“*”中成长的一代在诗坛崛起。他们不满足于旧的诗歌程式，“*”时就开始了诗的探索，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审美特征的诗。代表作有《回答》（北岛），《致橡树》（舒婷），《一代人》（顾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纪念碑》（江河），《老虎》（王燕生），《我感到了阳光》（王小妮）等。这些诗，内容上揭示了时代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倾向；艺术上寻求新的诗美原则，借鉴西方现代诗艺，力避感情的直接表达，运用象征、暗示及隐喻等手段表达复杂的感情与独特的个性，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多义性、哲理性，语言有“强烈的陌生化”化效果，因而被称为“朦胧诗”。这一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1979年至1984年间曾引起诗坛广泛的论争。1984年后，朦胧诗发生变化，理性的激情减退，转向历史文化寻根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代表作有杨炼和江河的《诺日朗》、《天问》、《大雁塔》、《与死亡对称》等。
80年代中期，朦胧诗衰微，更年轻的“新生代诗人”走上历史舞台。“新生代”又称“第三代诗人”、“先锋诗歌”、“实验诗”、“后新诗潮”等。这一群体构成复杂，代表群体有“他们”，“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等60余家。诗人多为“*”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多受西方“黑色幽默”、“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有意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露出反讽、调侃、戏谑的个性，抛弃意象，试图重新营构语体。代表作有《第二道假门》（周伦佑）、《三原色》（车前子）、《天鹅之死》（欧阳江河）、韩东《大雁塔》等。
与“新诗潮”、后新诗潮”同时，一些年轻诗人主张诗歌“乡土化、民族化、大众化”，又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段，形成风格独特的“新乡土诗”。代表作有丁庆友的组诗《忆念那一片泥土》、丁可的组诗《南方，田野的风》，胡鹏的《大地上生长出我的一组短歌》、李瑛的组诗《山草青长青》等。
（三）散文
新时期散文的复兴由挽悼性散文发端。作家们愤怒揭露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带来的巨大伤痛，代表作有巴金的《怀念萧珊》，楼适夷的《痛悼傅雷》，丁宁的《幽燕诗魂》，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与其他文体的作品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的思潮。接着有老作家的回忆性散文，家事国事，追记个人坎坷旅程，内省自剖，总结反思人生历史，如孙犁的《耕堂读书记》、《青春余梦》，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寂寞的童年》，萧乾的《一本褪色的像册》、《未带地图的旅人》，杨绛的《干校六记》，丁玲的《牛棚小记》等。特别是巴金的《随想录》（1978年至1986年）五集，其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震撼人心，被誉为“情透纸背、热透纸背、力透纸背”的一本“讲真话的大书”，“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
作家摒弃陈旧的散文观念，进行各自的艺术探索。同时各种美文传统也相继复活，游记、抒写心灵的和知识性、哲理性的散文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赵丽宏的《小鸟，你飞向何方》，张抗抗的《地下森林断想》，张洁的《拣麦穗》，王友勤的《未名湖，你听我说》，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丑石》、《商州三录》，唐敏的《怀念黄昏》，刘成章的《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夏衍的《甲子谈鼠》，忆明珠的《鱼的闲话》等，皆情感真挚、意境深邃、新颖别致、文采动人。
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进入多元化时代。散文文体变革潮起。刘烨园、赵玫等主张散文“文体革命”。散文创作成绩更加突出，苏叶、王英琦、斯妤、周佩红、叶梦、王蒙、陆文夫、周涛等皆卓有建树，本期散文主要类型有：文人散文，代表作家作品有汪曾祺的《蒲桥集》，使人领略传统与文人的魅力；张中行的《负暄琐话》，说文人的性情，文人的人格。文化散文，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自然、历史、人生的交融之中进行思考，以开放广博的视野、丰富多采的文思，理性思维的闪光及强烈的主体精神超越了当代散文的审美规范。在散文热的大氛围下，一方面大众散文呈泛滥之势，另一方面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等人提出了“抵抗投降”，反对散文迎合低级庸俗的大众趣味的口号，并创作了一批突出人文关怀的散文，有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等。另有学者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为代表。小女人散文，以素素、黄爱东西为代表。史铁生的长篇散文《我与地坛》写出了他对人生、世界的感悟，厚重沉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新时期报告文学曾一再引起轰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了陈景润为科学献身的忘我精神，之后，一大批有关科学家经历与科研事迹的报告文学蜂拥而出，赞颂了知识分子的崇高品质，及时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重要问题。随后，报告文学向更广、更深的生活领域突进，《三门李轶闻》（乔迈）等，敢于正视现实中的矛盾和阴暗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思索和警醒，有力发挥了报告文学干预现实的作用。80年代上半期，写人的报告文学成为热点，文学性增强，呈现“小说化”、“散文化”的趋势。80年代中期以后，热点转向写问题写事件，由文学化”转向“学术化”、“思辨型”，出现了“宏观全景式”报告文学，融入了多种思维方式。代表作有《唐山大地震》（钱钢）、《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延国）等，具有较大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
（四）戏剧
新时期话剧创作以揭批“四人帮”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王景愚）和反映党内斗争的《曙光》（白桦）为开端，引领《于无声处》（宗福先、贺国甫）、《丹心谱》（苏叔阳）等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作品勇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进行干预，及时地在舞台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恢复和发扬了我国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各种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剧”和以改革为题材的剧作应运而生，如《报春花》（崔德志），《未来在召唤》（赵梓雄），《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等。
剧作题材空前拓展，突破了以往的禁区，无论是反映历史与现实，表现社会政治的重大题材，还是描写婚姻恋爱的题材，都得到了生动的艺术体现。塑造的人物形象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注意多侧面多层次表现人物，开掘人物丰满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歌颂革命领袖的如《秋收霹雳》（赵寰）、《报童》（邵冲飞等）、《西安事变》（程士荣等）、《东进！东进！》（所云平）、《陈毅出山》(丁一三)、《陈毅市长》(沙叶新)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始以“人”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除了塑造英雄人物外，还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普通人的形象，如《宋指导员的日记》(漠雁、肖玉泽)、《天山深处》(李斌奎)、《快乐的单身汉》（梁星明）等。历史剧创作也空前活跃，《秦王李世民》（颜海平）、《王昭君）（曹禺）、《大风歌》（陈白尘）等，在表现角度上发掘了新意。
随着社会热点的转移和多种艺术形式的迅猛发展，旧的戏剧艺术形式与演出方式已不适应观众的欣赏要求。1981年下半年始，开展了“戏剧观”问题和“戏曲现代化”等问题的讨论，剧作家大胆借鉴西方舞台有艺术手法，并积极进行舞台实践，创作了一批带有探索性的剧作，如《绝对信号》、《车站》（高行健》，《WM（我们）》（王培公），《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魔方》（陶骏），《街上流行红裙子》（贾鸿源、马中骏）,《寻找男子汉》（沙叶新），《狗儿爷涅槃》（锦云），《桑树坪纪事》（陈子展、杨建、朱晓平）等令人耳目一新。另一些作家则执著于在坚持传统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苏叔阳的《家庭大事》《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有这样一个小院》等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戏剧性，使戏剧生活化。标志着当代戏剧进人了一个探索创新、多元发展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