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讲稿_宪法课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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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同一般法律相比，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地位看，宪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统一到哪里?统一到宪法。从法律体系内部来说，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二，从内容看，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解决的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带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一般法律只是解决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问题。
第三，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里，“各政党”当然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各族人民”当然包括作为人民的一部分的共产党员。宪法上述规定同《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致的。
正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维护宪法的稳定，就是维护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宪法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因此，对宪法的修改也就需要格外严肃、慎重，按照不同于制定和修改法律的特别程序来进行。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建国前夕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外，先后有四部宪法，即一九五四年宪法、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一九八二年宪法。
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形式上看，这部宪法是对七八宪法的修改；实际上则不然，而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重新制定的新宪法。因为五四宪法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是一部好宪法；七五宪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反映了那个阶段“左”的错误，存在着严重问题；七八宪法是在党和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清理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存在着严重缺陷。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精神，为全面修改宪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现行宪法从启动到出台，历时两年三个月，在此期间宪法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全民讨论四个月，讨论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上是空前的；1982年12月4日，几经修改的宪法草案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方式表决，参加投票的代表3040人，投票结果，赞成的3037票，弃权的3票，弃权票不到千分之一，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之后，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会二次会议先后四次对宪法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四个宪法修正案，共31条，其中21条集中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主要内容：一是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从而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宪法中的表述更加完整；四是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五是确定了农村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六是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七是确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是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十是确定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宪法所作的这些重要修改，都是关系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修改后的宪法包括序言共五个部分、138条。
宪法序言回顾了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其中有四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外，其他三件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三件大事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基本上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序言明确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并对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问题予以明确。
第一章总纲共32条，大体分为五个部分。
（一）国家政权和组织建设（上层建筑）：第1—5条
第一条规定了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和根本制度（社会主义），第二条规定了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人民），人民有权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及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规定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机构的组成、产生以及职权划分，第四条规定民族方针、政策和区域自治，第五条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宪法的最高地位。
（二）政权经济基础（历次修改较为集中）：第6—11条
第六条规定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七、第八条分别规定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第九、第十条规定自然资源以及土地的权属和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第十一条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及其保护与管理。
（三）物质文明建设：第12—18条
第十二、十三条规定了对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保护，第十四条规定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十五、十六、十七条明确市场经济属性以及公有制经济民主管理与经营自主权问题，第十八条规定对外企和合资企业的保护。
关于市场经济—交通部强制安装北斗导航：2012年1月，交通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运输过程监控管理服务示范系统工程”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13年1月1日起，江苏、安徽、河北、陕西、山东、湖南、宁夏、贵州、天津共9个示范省份在用的“两客一危”车辆（旅游包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需要更新车载终端的，应安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所有新进入运输市场的重型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应加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自2013年6月1日起，所有新进入示范省份运输市场的“两客一危”车辆及重型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在车辆出厂前应安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凡未按规定安装或加装北斗兼容车载终端的车辆，不予核发或审验道路运输证。
此事涉及三个问题：第一，需要安装的终端是怎样采购的，是否进行了公开招标；第二，安装设备的钱到底是谁出，北斗导航的实际使用者是否需要另外付费；第三，如果不安装北斗导航的车辆就不能运营，那么这次通知就给那些原来已经符合运营条件的公司，设臵了新的运营许可条件，这涉及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违反《行政许可法》。如果安装费用由运输公司出，不装北斗导航就不能上路，那就是“指定销售”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此事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和企业之间如何确立边界的问题。政府应该知道，在哪些事情上可以干预，哪些不能干预。北斗导航的研究开发成本已由纳税人承担，现在还要指定使用，让纳税人继续贡献利润。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如果很好，市场上自然会有人购买。只有提供更高性价比的服务，才能够占领市场。但是现在通过行政手段来指定或者强迫企业购买，这是很有问题的。
必须肯定，运输车辆安装北斗系统有一定好处，但好事必须办好，要遵循自愿的原则，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涉嫌侵权。运输车辆必须安装北斗系统首先要有法律支撑。但据目前的有关法律法规还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所有运输车俩必须安装此系统。此系统属于新生事物，是一种高科技装备。在推广此产品时，只是一种倡议而非法律义务，车辆司机或车主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否则就有绑架消费之嫌。同类产品中，还有美国“GPS”系统、欧洲“伽利略”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即使安装也应由车主自己自由选择。
（四）精神文明建设：第19—24条
分别规定发展教育、科学、卫生、文化事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培养专业人才，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五）政治文明建设：第25—32条
分别规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国家机关的工作责任制、惩治犯罪、国防建设、行政区域划分、特别行政区、外国人的权益保护等内容。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基本权利：第33—50条
1、平等权：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青岛考生状告教育部：2001年7月末8月初，同往年一样，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及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各地录取分数线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同一试卷、同一时间考试的山东和北京为例，当年北京市文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为454分，一般本科429分，专科360分；山东文科重点本科录取分数线为580分，一般本科539分，专科为509分。也就是说山东的考生分数在454分至509分之间的，如果在北京可以入读重点本科院校，但在山东却没有入读一般专科院校的资格。各地录取分数线划定的依据是教育部下发的招生计划，即《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下达2001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
青岛3名考生拟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请求判决确认教育部所作出的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违反《宪法》和《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答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所作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此，你向我院起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应向国家教育部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材料。
宪法问题简评：教育部规定的不同地区不同分数线的规定是否违反了平等的受教育权？
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平等权一般意义是“形式上的平等”，即通常所说的“机会平等”，要求人们参加自由的竞争，保障人们在各种活动中起点上的平等。但社会的各个公民由于自身所不能改变的客观原因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先天拥有和分配不均，自然和历史形成的社会和个体差异等等，绝对的实行和保障形式上的平等就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代宪法或多或少的吸收了“实质上平等”的原理，即在起点时给与“弱者”以合理的优待。如在选举法中所规定的在人大选举中，少数民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基数可以少于汉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基数。体现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又如在男女平等上，由于妇女生理上的特殊原因，在劳动中对妇女的特殊照顾和保护等。实行实质上的平等必须以“合理的差别”为前提，对于何为合理的差别，法律上还未有明确的界分标准，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加以确认。同时合理的差别还要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以内，以免造成新的不平等。
从本案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经济和历史等诸多的原因，教育水平较低，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资源相对于东部贫乏等，致使考生的分数相对较低，与东部考生，如山东等事实上存在着“合理的差别”。在全国统一试卷、统一考试的情况下，适当降低西部考生的分数线，为西部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实质平等的体现，但分数的差距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应在充分考虑东西部招生考试人数、计划人数和实际分数的基础上确定，否则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必然造成对东部考生的不平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分数线低于山东，明显违反了平等权原则。因为北京、上海的教育水平高于山东。从相关报道来看，北京、上海等地的分数线低于山东的原因一般是：山东考生较多，而高校相对较少，北京、上海考生较少，而高校较多。这不应成为“合理的差别”，恰恰是“不合理的差别”，是对平等权的明显违反。
2、政治权利：34条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参与国家管理、35条政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以表达观点意见。
（35条政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彭水诗案：2006年8月15日，彭水公务员秦中飞写了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的短信，“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有绝招。叹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竟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并用手机发送给了十几个亲朋好友。该诗在彭水县教育界被迅速流传开，甚至传到县政府高层的手机上，领导怒斥此诗严重影响“安定团结”，并指示县公安局介入调查。
在后来的审讯中，秦中飞一直不承认它有公安机关所追查的深意。但它的前三句，嵌进了前任县委书记马平、现任县委书记蓝庆华和县长周伟的姓名，语含讥刺。后面的内容，则涉及到本县广受注目的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件。
8月31日，警察搜查了秦中飞办公室的电脑，没收了他的手机。他被带进公安局，当晚铐在二楼值班室。第二天，警察对秦中飞进行了两次审讯，同时搜查了他的家，查收了他的电脑，令他交出QQ号。9月1日晚，公安局决定以涉嫌“诽谤罪”对他实行刑事拘留，转移至彭水县看守所。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警方按照短信里的句子逐条提问。从9月2日开始，数十位收到过秦中飞这条信息的朋友和同事被传唤到公安机关询问，以追查短信背后的动机。9月11日，秦中飞被正式执行逮捕。9月28日，变更为取保候审。总共关押29天。
9月19日，李星辰（彭水籍，住重庆市）在个人博客上记载了这桩公案。消息迅速传开，引起全国舆论哗然。10月24日，县公安局对秦中飞宣布无罪开释，并表示道歉。县检察院主动提出给予国家赔偿，仅仅隔了一天，赔偿兑现。这可能创造了中国司法赔偿速度之最。
但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县里是把这起“诽谤案”当成大事来抓的，为此开过几次会议。有关领导公开发表意见，认为秦中飞“不是写着玩的”。而县公安局高度重视这起“诽谤案”的理由，却是它“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然而，这个一开始进展得一帆风顺，表面上看不到任何争议的“诽谤案”，却连“被诽谤人”的自诉都没有（法律规定诽谤罪属于“不告不理”类案件）——如果有的话，应该是该短信提到的前县委书记和现任书记与县长，但他们并没有起诉，而公安机关却迅速提交了起诉意见，检察院也迅速批准了逮捕。
同一个案子，事实简单明确，审讯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新的案情，为什么前抓而后放？错案是如何发生的？官方思路是如何转变的？案件在体制里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开始时县里的党政领导认识一致，公安检察如临大敌，雷厉风行，又在突然间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并积极提出国家赔偿？既然是一个错案，又将如何追究错案责任？所有这些疑问，对官方来说，仿佛并不存在。即便在“由错误走向正确”的正面意义上，官员也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对民众也没有任何说明。县里的几个主要网站，如彭水农业信息网，彭水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彭水之窗，彭水人事人才网，也没有一字相关信息——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重庆市调查组认定，秦中飞的短信诗词中除个别句子与县领导姓氏相同外，其他内容基本属实。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说：“因为一首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而遭到刑事拘留，这简直是现代版的„文字狱‟。”“„彭水诗案‟是民主法治时代粗暴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让法制社会和司法公正蒙羞。”
3、宗教信仰自由：36条
4、人身自由：37条人身自由不受侵犯，38条人格尊严不受侵犯，39条住宅不受侵犯，40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37条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强制妇女引产案：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妇女冯建梅2007年时曾生育一女孩。2012年3月，镇坪县曾家镇计生服务站发现冯建梅二次怀孕已3个月，镇计生办要求她迁移户口、补办二孩生育证，并向冯建梅及家属提出先交纳4万元保证金、待冯建梅迁移户口并办理第二孩生育证后再退还保证金的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均未予以回应并准备外出生育。6月2日，冯建梅被强行送往镇坪县医院并实施了引产手术。6月4日上午，冯建梅丈夫的大姐在医护人员不在场时，将死胎从产房拿到病房拍照，之后冯建梅的家人将图片上传互联网。
镇坪县曾家镇政府对冯建梅政策外怀孕实施大月份引产，违反了国家及陕西省人口计生部门关于禁止大月份引产的规定，要求冯建梅及其家属交纳4万元保证金无法律法规依据。曾家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在动员冯建梅终止妊娠过程中，违背当事人意愿，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大月份引产的责任事件。这起事件，充分暴露了一些基层干部依法行政观念不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意识淡薄，执行政策水平低，影响恶劣，教训深刻。
唐慧案：湖南永州居民唐慧的女儿“乐乐”被强奸及强迫卖淫案、唐慧因上访而被劳动教养、后唐慧起诉永州劳教委等一系列案件及事件，该案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引发对中国劳教制度的讨论质疑。此案还引发了信访与“稳控”合力导致的司法不公，对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的讨论质疑。
2012年8月3日，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理由，对唐慧作出劳动教养一年半的决定。具体为：在案件审理期间和案件判决后，唐慧为了达到“判处7名被告人死刑”的目的，分别于2011年3月至今年7月，先后7次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党代会代表住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大门口、长沙市雅礼中学、长沙市南门口和湖南省公安厅大门口，大吵大闹、堵门拦车。特别是2011年3月15日至3月29日，唐慧和其家人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无理取闹，晚上睡在立案大厅，连续滞留15天，致使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无法正常办公；2012年5月22日上午8时许，唐慧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口手举状纸跪地喊冤，欲冲进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执勤武警极力劝阻，院里有关领导出面做工作，唐慧根本不予理睬，反而趴在大门处，影响车辆正常通行；2012年6月2日下午五点钟，唐慧与其婆婆到湖南省党代会代表住地，唐慧跪在地上，强行拦阻正在接送党代表的车辆；2012年7月3日上午，唐慧及其丈夫到湖南省公安厅大门口举牌跪地喊冤，拒不理睬工作人员劝解，工作人员将其搀扶到信访接待室后，唐慧在信访接待室跪地并以撞墙相威胁，后又到公安厅大门口哭闹。唐慧上述行为，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8月10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撤销了劳教决定，原因为“鉴于唐慧的女儿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殊监护等情况，对唐慧依法进行训诫、教育更为适宜，可以不予劳动教养。”。
2013年1月，唐慧就国家赔偿问题提起行政诉讼，后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唐慧的赔偿请求。2013年7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唐慧胜诉，并获得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但唐慧要求永州劳教委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对此法院称永州劳教委已经进行了口头当面道歉，因此不再要求其作出书面道歉。
2013年11月中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8日通过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决定自28日公布之日起施行。与会人员认为，劳动教养制度依法施行50多年来，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近年来我国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处理违法犯罪的法律不断出台和完善，对适用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依照现行法律，基本都能予以相应处罚教育矫治，程序上更加严格规范，劳动教养的适用逐年减少乃至基本停止。现在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
黄海波嫖娼案：2014年5月15日黄海波因嫖娼事发，在遭行政拘留15天后，又被裁定收容教育6个月。涉案女子刘馨予，被曝也已经解除收容教育，但又被丰台分局以介绍他人卖淫罪对其刑事拘留。在劳动教养被废止之后，收容教育制度成了公民提请违宪审查的焦点。借助于黄海波嫖娼事件，收容教育的存废之争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2014年6月7日，国内法学泰斗江平、应松年、樊崇义、陈光中等人在收容教育制度存废问题上集体发声，建议废止该制度，并联署了《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书》。
在法律性质上，收容教育可以长达6个月至2年，属严厉的惩罚，与刑罚基本等同。在刑事司法中，就算法院要判处被告人最轻的管制或拘役，也得按侦控审走完刑事程序，被告人还可获得律师帮助。而收容教育却只在公安系统内部运行，并由行政机关自查自裁自定自执。如此集中的权力无疑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将之纳入法治轨道是必然趋势。收容教育制度之所以受到诟病，就在于这一制度被认为是违宪之规、违法之规。收容教育的制度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1年）以及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1993年）。依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可将卖淫嫖娼人员臵于特定场所强制学习、教育、劳动六个月至二年之久。而2000年颁行的宪法性法律《立法法》，则在第八条明文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专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依“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及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中与《立法法》相抵触的内容，似乎都应归于无效。
5、监督权与取得赔偿权：41条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获得赔偿。
（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举报人李文娟事件：李文娟原在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计会科工作，负责税收款项的账目登记。2002年5月底，李文娟去北京，把反映鞍山市国税局中直分局税收问题的举报信分别送往中纪委、审计署和国家税务总局，反映中直分局人为调节税款、违法退税、扩大征收范围代收价调基金、改变预算级次、真假两套提成账等五个问题，并把复印的相关账目和票据附在了举报信中当作证据。在信的末尾，李文娟特别请求“为避免意外请你们保密。”
2002年6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派出的调查组到达鞍山，开始对李文娟所举报的问题进行调查。随后，李文娟在单位的处境急转直下。频繁的查岗，连上厕所也需要请假；计算机的共享程序被删除；2002年8月，鞍山市国税局不顾李文娟反对，将她调往铁东分局。过完2003年春节，李文娟第二次进行实名举报，她把举报的锋芒直指鞍山市国税局局长。这次举报被转回鞍山市国税局进行自查，2003年4月，鞍山市国税局要将其调回中直分局配合自查，李文娟拒绝。2003年6月，鞍山市国税局以旷工为理由正式辞退了李文娟。
在李文娟被辞退期间，也就是2003年10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核查组向她宣读了《关于举报鞍山市国税局中直省直企业分局涉税违法问题的核查报告》，经过税务总局法规司核查，举报信中反映的“违规办理企业所得税及改变税收预算级次”问题属实；其余三个问题事实存在，但问题的性质与举报信反映的不同。
因为李文娟不断向中纪委、国家税务总局反映被辞退的问题，在中纪委的干预下，被辞退八个月之久的李文娟终于恢复了工作。2004年6月8日，网民“踹踹”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布题为“鞍山国税局长大贪官刘光明花50万元美容自己屁股”的帖子，该帖子6月23日被“领导批示”，以“领导交办”的形式于8月25日转到鞍山市公安局网监支队，网监支队认为构成对刘光明人身攻击，同意立案调查。
2004年9月3日，李文娟以涉嫌诽谤被鞍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拘留。6日，拘留时间又因案情复杂、需异地侦查，有流窜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而两次延长达23天。2004年10月3日，就在案件侦办没有进展、李文娟被解除刑事拘留的同时，她却接到了鞍山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被劳动教养一年。教养原因并不是诽谤，却变成了无理上访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劳教决定的日期是2004年10月2日，正值国庆长假。劳教中的李文娟还收到了鞍山市国税局以党组的名义作出的决定，对旷工的李文娟二次辞退。
为了尽快地获得自由，李文娟很快向劳教所所在地法院—沈阳市于洪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对她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同时她也向上级机关申请辞退公务员复核，要求恢复工作。沈阳市于洪区法院于2004年12月10开庭，但判决结果迟迟没下达。直到2005年7月18日劳教结束，法院的判决都还没下来。为了早日获得判决，李文娟的家人曾几次到全国人大等单位上访，并获得了全国人大的关注。于洪区法院在2005年10月27日做出一审判决，被告鞍山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供的21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而李文娟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向有关机关举报问题是正当行为，因此对李文娟所做的劳动教养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对她的劳动教养决定。而此时，李文娟早已服满劳教期而被释放。
2006年3月27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节目《举报人李文娟》，引起巨大反响。
2006年11月，李文娟被安排到某市国税局工作。2007年7月，李文娟获得鞍山市公安局对她每天83.66元的国家赔偿。
2008年10月，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给予时任鞍山市国税局长刘光明，纪检组长秦长安，中直分局局长张长虹，副市长、公安局长朱文杰，副局长刘贵涛、丁炳刚，法制处处长隋振钢分别以警告和记过处分。
6、社会经济权利：13条财产权，42条劳动权，43条休息权，44条退休保障，45条物质帮助。
7、文化教育权利：46条受教育权，47条科研、文艺活动权利。
8、特定主体的权利：45条残废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残疾人，48条妇女、49条儿童老人、50条华侨、归侨和侨眷。
（二）基本义务：第51—56条
第三章国家机构
国体总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来体现、来保证。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的常设机关是它的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本组织形式（政体），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是：
（一）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定程序选举代表，并有权依照法定程序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二）各级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
（三）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的职责是审议、决定国家全局的、长远的、重大的问题。它并不代替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政府、法院、检察院的职权。在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明确划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以便各个国家机关各司其职，既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使国家的各项工作能够有效地进行。
（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充分发挥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方的建设事业的主动性、积极性，以有利于加快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除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同时行使自治权，它们享有比一般地方国家机关更大的自主权。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7—78条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79—84条
第三节 国务院：第85—92条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第93—94条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95—111条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第112—122条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第123—135条
（97条选举代表：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梁广镇身兼两地人大代表：梁广镇身兼广东省云浮市与广西省百色市两地人大代表。2006年7月,云浮市在破获一起犯罪时查明，梁广镇涉嫌挪用公款，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云浮市检察院对梁广镇涉嫌挪用公款一案立案侦查,并按程序报请云浮市人大常委会对梁采取强制措施,该市人大常委会对此予以许可。然而，广西百色市人大常委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原因是梁广镇同时也是当时广西省百色市人大代表,未经其许可，云浮市检察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进行刑事审判。两地人大常委会意见相左，检察机关无所适从，案件被迫搁臵。
此案是有关我国选举制度与选举法适用的比较典型的案件。明显反映出在选举中的选民登记程序、对人大代表提名候选人的监督方面，原选举法的规定存在不足。
当时的选举法、代表法对于公民身兼数个代表资格的问题，只规定可以兼任不同级别（还必须有行政区域上的隶属关系）的人大代表，但是否可以兼任同一级别的不同行政区域的人大代表，或不同级别的无行政区域隶属关系的人大代表，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由此引发了不同的判断，以致出现“梁广镇现象”。
其实，当时法律的规定已经隐含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选举法规定了选区划分以及区域与代表资格的不可分割性。这是因为，根据代表法的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同时接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既然两地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没有隶属关系，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可能性，那么，各自的代表当然应当分别代表不同选区的利益，代表名额的分配规则也不能允许一人兼任两地代表。这也是选举权平等原则的内在要求。公民在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居住、投资，在该地方担任人大代表是可以的，但不能同时在两个以上地方兼任人大代表。如果流动人口要在工作或者居住地参加选举，必须由户口地派出所出具未参加当地选举的证明。梁广镇在两地兼任人大代表，正是没有依法履行选民登记程序的结果。
退一步讲，即使梁广镇的双重同级代表资格是有效的，这里也还有一个对“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保障权”的理解问题。实际上，代表法所规定的“豁免权”只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是为了保障人大代表能够更好地履行代表职务，决不是说人大代表涉嫌违法犯罪不能追究。许可程序设臵的初衷，是保障代表更好地履职。人大常委会进行许可审查时，着眼点应放在强制措施是否会影响、干涉人大代表履行职务，而不是判断其是否存在犯罪行为以及司法机关的逮捕决定是否符合条件。只要排除故意阻挠代表履行职责的情况，人大常委会就应当及时予以许可，配合司法机关展开调查。
2010年修改选举法时增加第四十五条：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01条法检两长选举区别：县级以上各级人大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不批准任命许庆生检察长职务：2007年1月，郴州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许庆生任郴州市检察院检察长。2007年09月，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检察院检察长何素斌提请审议的“关于提请不批准任命许庆生同志职务的议案”，决定不批准任命许庆生的郴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后郴州市于10月份重新任命了来献明为代理检察长。郴州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于2008年1月选举来献明为郴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任命。
检察官法第十五条：对于不具备本法规定条件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被选举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批准。
（104条重大事项决定权，撤销不适当的决定权：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深圳小汽车限牌政策合法性审查：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政府临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深圳实施限牌政策，从当日下午6时起正式实施。现场不设记者提问环节，宣布限牌政策后，台上相关人士离开发布会现场。至此，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石家庄、天津和杭州之后，深圳成为国内第八个实施小汽车限牌的城市。
1月6日，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以公民身份致信广东省法制办，建议依法审查《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的合法性。建议书提出三个质疑：深圳市政府的《通告》明确规定通过“竞价方式”取得小汽车增量指标的收费事宜，但依据《深圳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八十六条规定，应经公开听证方式听取公众意见，方能出台。《通告》未能履行公开听证等听取公众意见法定程序，应属违法行为；深圳市政府《通告》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系违法增设行政许可条件的行为；未能综合权衡其他合理调控城市机动车规模方式进行决策，系违反行政法必要性原则的行为。
1月23日上午，广东省法制办称已正式启动对深圳限牌的合法性审查，进入审查程序。1月26日，广东省法制办复函，认为《通告》符合有关规定，主要依据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以下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76条规定：“市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交通拥堵治理措施：
（一）实行机动车保有量增量调控……”。
三、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市政府治理交通拥堵和交通污染情况专项情况工作报告的决议》规定：“会议同意市政府关于治理交通拥堵和交通污染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市政府可以立即组织实施《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76条第1款第1项、第2项规定的交通拥堵治理措施，并将措施的实施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四、《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规定：“特大城市要严格限制机动车保有量。”
限购是对个人对市场非常直接的干涉，是对个人行为自由的限制。限购是额外地增加许可，本来我拿钱就能买东西，现在不行了。但是有些东西确实不能随便买，比如我不能随便买枪，买管制类。限牌令限制了公民的自由，但是对自由的限制，只能通过法律来限制。
对于这样一个政府的重大决策，应交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如果通过，那么就是代表了多数民众的意见，就可以说是合法的。地方政府有没有权力做这样的事情值得探讨。
深圳市此次的限牌令最不合理的是没有严格地按照决策法定程序来走，是否有公众参与？是否有专家论证？是否有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并不清楚。有可能是他们没有对社会公开，但这样的重大决策应该采取公开透明。当然，也有可能是政府出于一些考虑，认为公开后会引发一些问题。
“未提前公布是为防止抢购引发不稳定因素。”对于“神速”限牌，深圳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民生周刊》采访时回应说。他解释说，限牌是一项高度敏感的举措，若提前向社会公开，极可能引发集中抢购。稍微不慎将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使限牌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之所以说此次限牌是“突然袭击”，是因为此前一周，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负责人还在首届北上广深交通会议上表态，“深圳不会学习北上广（实行限牌）”。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引起舆论的广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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