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非缘—浅论《啼笑因缘》中的三个女性形象_论啼笑姻缘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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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非缘

——浅论《啼笑因缘》中的三个女性形象

摘要：从沈凤喜的悲剧、何丽娜的沉沦、关秀姑的超脱等角度浅要分析《啼笑因缘》中张恨水塑造的三个女性形象。

关键词：啼笑因缘；三个女性形象

20世纪30年代，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以一部《啼笑因缘》轰动当时文坛。小说描写了主人公樊家树和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三位女子的恋爱纠葛，情节曲折离奇，富有传奇色彩。书中栩栩如生的女子形象吸引了读者，三位女主人公，性格分明，各有特点：凤喜妩媚，丽娜痴情，秀姑侠义。作者生动描绘并成功塑造了三个典型女性形象。

一、《啼笑因缘》中的三个女性形象

《啼笑因缘》沿袭了传统言情小说的“一男三女”的多角恋爱模式，故事可概括为旧式唱戏女子沈凤喜和旧式侠义习武女子关秀姑，以及新式权贵小姐何丽娜同时爱上了表面新式骨子里旧式的学生公子樊家树，而樊家树本人犹疑暧昧的态度和软弱不能决断的性格也使得他不断地徘徊在这三个女子之间，并由此而生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命运转折。虽然小说中三个女性的故事都是围绕樊家树展开的，但作者对女性的刻画都比较细致，三个女性的特点尤值得读者回味。

首先，从三个女性的名字上就可以找到一些切合各自身份的细节:“凤喜”具有市民俗态，暗合贫女身份；“丽娜”有明显的欧化气息，时髦，符合富女的身份做派；“秀姑”则具有民间野气，含有侠女气息。此外，《啼笑因缘》中的三个女性的特点，作者借主人公樊家树之口也有过概括:凤喜是小儿女的态度居多，有些天真烂漫；何丽娜又不然，交际场中出入惯了，世故很深；关秀姑则是另一种女儿家的态度，只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样子。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三个女性都是以樊家树为主轴的恋爱者，但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以及自身性格的不同，表现、言行也大相径底，又各有各的不同：沈凤喜的天真与虚荣，何丽娜的痴情与新潮，关秀姑的善良而侠义。

张恨水先生谈及对人物的想法时，在答读者问的时候就有说道，关秀姑并不打算将她配于人，沈凤喜和何丽娜是对比，樊家树是这三个女子的线头，看似三者都心仪樊家树，但其实只有关秀姑超脱了，何丽娜沉沦了，沈凤喜可悲了。

二、沈凤喜的悲剧

“无情最是黄金物，变尽天下儿女心”，此话说的便是沈凤喜。她本是天桥下唱大鼓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樊家树相识、相爱，得其大力资助。但好景不长，当樊家树母病南归，凤喜由于自己的虚荣贪利以及军阀的专横跋扈而招来悲剧，最终落得个疯疯癫癫的下场。爱情终究成悲剧，刘将军的见色起意、威逼利诱是外因，沈凤喜的贪慕虚荣、意志薄弱则是内因。一张美貌，给了凤喜戏子的命，却只能被当做谈资。她是那个可爱，可怜却也可恶的人。凤喜出场之时，作者便把她作为一种理想的女性之美来描写，她不像旧式女子关秀姑那样老实，又不像新潮女性何丽娜那样奢华放纵，朴素中透着活泼，纯情中又含灵动，算是最理想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她“含情脉脉，不带有点儿轻狂，风尘中有这样的人物，却是不可多得。”但凤喜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她纯情浪漫却又沾染了不少小市民习气，造成了自己人生的悲剧。

沈凤喜的经历和生长环境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一个主要原因。作者一开始就展示了她是地地道道的下层贫苦人民。她以靠唱大鼓书为业，一个银元在她们面前是“那样多钱”，从又脏又破的家里到又脏又挤的天桥底下，这样的生长环境必然助长了她日后对金钱和权势的倾慕。

同时，沈凤喜的爱慕虚荣为她的悲剧命运埋下重要伏笔。樊家树送她上学的时候，她就要樊为她买平光眼镜与自来水笔，与同学攀比。而后，小说第十一回，沈凤喜陪刘德柱看戏收钱和礼物。她不忍做出对不起帮助、培植她的樊家树的事，表现出她有善良的心地和道义的良心；但也不难看出潜存于她意识中的对金钱诱惑的意志薄弱性。小说通过内心独白表现出沈凤喜在金钱面前的软弱势利，患得患失。这就揭示了人物悲剧命运产生的主观原因。

沈凤喜的悲剧命运还与其社会环境的压迫不无关系。在沈凤喜的人生命运沉浮中，樊家树和刘将军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沈凤喜的生活和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樊家树和刘将军的眼里，他们都没有把沈凤喜当做独立的大写的“人”来看待，沈凤喜无论在他们哪个人的眼里都不是一个有独立的尊严、人格、悄感与意志的“人”，而是一个具有天使般容貌的“物”或“工具”，这就注定了她无法逃避被男人占有、操纵和赏玩的命运。封建社会“达官贵人”玩弄女性成性的本质决定了沈凤喜命运的悲剧。

沈凤喜的悲剧是她自身人性弱点所致，她的肤浅、她的意志薄弱、她的爱慕虚荣，导致了她既可悲又可怜的人生命运。同时，这也是男权社会里的无数女性悲剧的缩影，亦是男性话语下的一种女性悲剧的表达。

三、何丽娜的沉沦

与凤喜长相相似的何丽娜，几乎是凤喜的反面构思和刻画。“凤喜是小儿女的态度居多，有些天真烂漫处；何丽娜又不然，交际场中出入惯了，世故很深。”通过樊家树的对比，可以知道何丽娜是一位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新一代女性象征。她的身上较多地打有欧化的印痕。她的衣着、言谈举止、生活习惯等都与中国传统对女性的审美标准相悖。在一个喜欢长襟夹袍而不喜欢西服，喜欢东方风味的红墙绿瓦的屋宇而不喜欢洋房别墅的樊家树眼里，何丽娜“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

作为女主人公之一，何丽娜对爱情直接而执着的追求。何丽娜看见樊家树收藏的凤喜的相片，不像秀姑知难而退，而是另有一番盘算。家树随口一句“一个人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也是莫过于爱人的”，何丽娜却听入了心，她不断改变，从而缩短她与樊家树在文化心理上的距离，力求最大限度地接近樊家树的理想女性形象。她这样一个千金小姐，却不惜放下架子，主动追求樊家树，为了家树改变了很多。她曾经是一个穿洋装的女子，特意为了家树也穿上了她许久没穿的旗袍;她曾经是不爱音乐的人，因为家树的一句话就去听音乐会;她曾经是热爱跳舞的女子，因为家树对跳舞的不耐烦就渐渐不去舞厅了。后来追去天津问婚更是她感情最明显的表露。何丽娜一直都明了家树心中是另有所爱，却还是对家树积极争取。其实，她的西化、世故、奔放、不羁只是一个虚壳，真正的她也只不过是一个痴傻女子。

但何丽娜的执着到底是出自得不到的就是好的，或是与活泼的青年交往多了想换一下口味，不得而知，事实上她并没能追求爱情本身真正的默契。这也就注定了何丽娜的爱情写到最后仍是悲剧命运。沈凤喜精神失常，关秀姑撮合，在这样的处境下，何丽娜才得与樊家树在“窗外天上那一轮寒月，冷清清的，孤单单的，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照到这样春气荡漾的屋子，有这风光旖旎的双影，也未免含着羡慕的微笑哩”。小说最后好像是融在一片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气息中：何丽娜仿佛如愿以偿终于得到所爱的人的爱情，全文好像以他们俩的大团圆结局，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但是只要仔细一想，即使何丽娜最后能与樊家树结合，她的爱情未免是另一种悲剧，是薛宝钗式的悲剧。她也只是一个沉沦的女子罢了。

四、关秀姑的超脱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说的是关秀姑：十八九岁的旧式女子，但又有侠女的豪爽，武艺高强，个性爽朗，老实淳朴，行侠仗义。关秀姑是三位女主里面最先与樊家树认识的，她爱慕樊家树而不得，但最终却是超脱的。

关秀姑是豪侠之士关寿峰的女儿。她从小生长在弄枪舞棍的人群之中，父亲是武林高手，又是那种将“义”字放在第一位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人，潜移默化，这样的关秀姑不可避免地就养成了嫉恶如仇，礼让三先的秉性。她本身就是以一个侠女的形象出现的，她对家树心存感情，对家树的情人凤喜也是照顾有加；她一度想从刘将军府上救出凤喜，在凤喜疯后，她作为正义的化身暗杀了刘将军，成为女豪杰；她和她父亲从土匪手里救下了家树，她促成何丽娜和家树的结合。关秀姑在张恨水笔下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

关秀姑是英姿飒飒的，鞍前马后跟着爹爹走南闯北，向着六合讨生活；她也是痴心多情的，不管沈姑娘何小姐，对家树始终如一；喜欢他，也能爱屋及乌；伤了心，依然客客气气；秉着儿女心肠，却有英雄气概。正是因为她的深明大义，注定她不可能像凤喜菟丝附女萝般招人怜爱。她的一腔侠骨柔情，换得的是君子之交。最后在西山别业，秀姑父女向家树辞行回山东。临走，她从怀里取出一包东西给了家树，一张半身相片和一绺青丝。她对自己这份极重的情谊，只以“作个纪念”四个字浅浅带过。她对家树，付出了那麽多，却连心迹都不曾明示过。这份默默的爱，虽然低调，却是另一种崇高。

她虽没凤喜那么顾盼生息，惹人怜爱，也没有何丽娜那么奔放洒脱，亦中亦西。但却是“老实”这两个字最能形容她。在全书中只有她的爱是无私的，是奉献的，是包容的。与凤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知遇之恩，秀姑从没有向家树索取过任何东西，相反的，却是时时刻刻在关心着家树，在他沮丧的时候给予安慰，在他有难的时候给予帮助，在他有生命危险时候舍身相救。在她身上，既有小女子的痴爱也有作为一个侠女的大爱。初始，她也像一个刚陷入爱的泥沼中的小女孩那样多愁善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当她明了家树爱的不是她，她的小爱便升华成了大爱。

关秀姑与樊家树的情感纠葛，作者没有让他们终成眷属，而是让关氏父女回了山东原籍，家树惘然若失，凄怆垂泪。樊关的情感结局，从关秀姑方面来看:第一，关是一个旧式女子，她不像沈凤喜活泼灵动，更不像何丽娜一样主动执着，她只是把自己的一片痴情化作肝胆相照，成人之美的行为。当感情遇挫的时候，像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一样转向宗教的安慰与寄托。所以她不可能走进樊家树。第二，秀姑的性格特征主要是侠义精神。如果关秀姑是为了自己而杀军阀，截匪徒，那就无所谓侠义可言，有损于她“侠”的精神。所以她越付出，她就越不能与樊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大众的心理形成一种审美的张力，完成这个人物形象的审美任务。从大众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来看，关秀姑有柔肠侠骨，儿女多情，但因她的侠义行为被人神化以后，变得可敬而不可亲。她也许是唯一参透“人间色相毕竟空，只在拈花一笑中”的聪慧之人，曾经黯然、曾经迷惘，但终能找到开朗明路，以实际行为体现“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

自始至终，北京对于家树就是一个情爱的漩涡，充溢着无数的纠葛，让人迷乱。而在这漩涡中有的，也无非都是一些痴傻的人、痴傻的事、痴傻的情。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三个女子正是三个不同模型的女性形象。其中，胡蝶式的何丽娜与十三妹式的关秀姑，其胜过混迹风尘中的沈凤喜，自不待言。虽然沈凤喜悲剧、何丽娜沉沦、关秀姑超脱，她们性情各异，但其实都是爱情的不幸者，都有各自命运的悲剧。如果说凤喜是那最初的爱与恨，那么何丽娜就是最后的一剂良药，稍嫌苦涩却又温润人心，而秀姑则是那最远的寄托，最真的挚情。《啼笑因缘》这部小说，为我们形象地描绘出了三个不同性格的女性的悲剧命运，作者用他高超的描写艺术为她们的形象留下了永久的艺术魅力。情感和金钱的斗争，爱与怨恨的混合，事类纠缠，悲欢过往，也许只是数载之后，闲谈之中，帷幕之外，啼笑皆非的一种回忆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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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友芝.略论张恨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21卷第6期

[3]王

中.论《啼笑因缘》的多重趣味组合[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9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