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现象的背后_汪国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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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国真现象的背后

汪国真因病去世，关于他的话题又一次流行起来。对于他的诗歌本不想评价，一是尚未入土为安，按照传统习俗对其评头论足，有违死者尊的古训。二是我在九十年代初已经对他的诗歌进行过批判，多年来，他早已不在我批评的兴趣之列。但是，今天众多朋友和媒体征询我对他诗歌现象的看法，不得已说几句话，也是点到为止，如果有违死者为大的告诫，也完全是为了澄清观念，所有的批评仅在文本，无涉汪先生个人。

随着他的去世，关于对他的怀念和赞美迅速在自媒体铺天盖地似地展开，这并不是什么好的文化现象，说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心理并未成熟。一种说法是，人们的怀念只是怀念自己失去的青春，因为汪国真伴随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一种说法是汪国真满足了他们的审美期待，因为现代诗的发展已经无法被大众所接受。对于这两种情况都说明我们的文化已经滑落，不仅失去了精气勃勃的创造精神，以至于连反思的能力都已荡然无存。青春期深陷他的诗歌，有如上一辈人热衷于红歌的旋律，如果没有对自身选择的检讨，只能永远偏离人类精神的救赎轨道。另外，只愿接受通俗的快餐文化，说明这个民族的求知能力已经迅速退化，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

对于汪国真本人，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只是对他的文本现象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1，从文化生态方面考察，汪国真诗歌的流行与所有流行的文化形态一样，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文化现象。所以，对他的诗歌考察应放在大众文化的范围之内，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即时消费，扁平化、快餐化正是大众文化接受的消费依赖。这是文化空间多元化时代突然向一元化方向收缩的独特现象，本来，这个时期的大众文化也应该是多元的，但由于当时的特殊语境，只有汪国真流行起来，说明他的诗歌既符合大众文化流行的传播规律，又未能触及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收缩。

2，从文化接受心理方面考察，他的诗歌迎合了一代人的心理懒惰，是一种趋媚，考察他诗歌的流行年代正是一代青春希望的破灭之时，这种港台腔、《读者》味的诗歌正好是一种精神幻觉，避开了对于残酷现实的正视。这时候，破碎的社会心理需要修补，但是八十年代的亢奋和激情已成灰烬，一部分人已经心灰意冷，一部分人开始反思，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汪国真正好来到了这个空白。他的诗歌不在于揭示现实的残酷性，甚至倡导人生向后的路径，给了迷茫中青春一个体面的借口，使他们自欺地逃离了对现实的叩问。

3，从知识主导的话语规律来看，汪国真成为经济学话语的副产品。八十年代是文化和文学启蒙的狂飙年代，随着这种启蒙的骄傲被粉碎。九十年代是文学已死的年代，真正严肃的文学已经蛰伏起来。这个时候经济学粉墨登场，一时成为显学，开始规训这个国家的文化。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经济学确实给人们带来新的兴奋，人们只仰望星空，而不再追究脚下的土地。汪国真的诗歌恰恰倡导一种虚假的希望，在全民化的物质狂欢中，他的诗歌带来一种幻觉化的清新，成为与时代主流文化相伴随的文化精神缺失后的选择。

4，从文化市场的发生来看，汪国真也是文化不完全市场化的产物。在九十年代，文化产业开始登场，某种程度上，汪诗的流行也是文化产业策划的结果。在全民经济学的浪潮中，传统出版发行改革开始鼓动，由于纸质出版的一统天下，活跃的策划包装可以促进文化产业链条的形成。这很像后来的余秋雨和于丹现象，只不过当时主要利用了传统报刊的垄断渠道和营销呼应，成为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中的文化产业试水。这是与严肃文化相对的另一种大众文化消费业态，它的消费号召恰恰是对深度的消解和抵制。

5，从当代诗歌的发展来看，汪国真甚至还算不上支流，因为无法将其纳入严肃的诗学领域进行考察。至今为止，真正的诗歌界和诗人都不会在文本上接受汪，也不会将他编入当代诗歌的历史记录，因为他的诗歌不具有深度的生命经验和个体传达，语言本身也不具有诗歌应有的张力和劲道。在时代的节点上，他的诗歌也不具有原创性，谈不上对于诗歌发展的贡献，最多只是将现有的思想和观点分解成诗歌形式，有如后来电脑开发的诗歌软件。他的诗歌远远落后于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更无法在现代美学标准中进行评判。

6，从政治规训和文化训导来看，汪国真诗的流行也是后极权社会的独特文化现象。虽然他的诗歌不是政治权力的规划和文化安排，但在实际效果上具有维稳作用。这个时代的文化一方面受制于全民物质化的技术理性敲诈，一方面受制于文化训导的意识形态压迫。时代的巨大伤痛，情绪与迷茫极易在自我放逐中用逃避现实来越过现实，一代青春在放弃与权力的对峙中耽溺于生存焦虑的渊薮。这时候，汪国真的出现以他对精神的浅表性安抚，让一个思想退场的年代虚构成让人依赖的心理洞口，其实这是一种精神雾霾，从而完成了与权力同构。

即便在我伤痛的青春岁月，我也是抵制汪国真的《读者》腔，因他不符合淋漓着鲜血的生命经验，不能为我的绝望提供绝望。我当时认为，他的诗是奥斯维辛之后的罪恶，把想像拉向远方并不能切断历史的狂妄，甚至会走进历史的遗忘。他在今天作古，在普遍的生命意义上应该为其哀悼，生命珍重，不可重复。但在诗歌本质和文化心理上应该梳理和检讨：选择汪国真与之后选择余秋雨、于丹的大众文化心理并无二致，也是*式大众乌合文化心理运动的逻辑延续。这都是因为缺少独立判断的个人，文化暗示以诗意化浅薄的审美延展，完成了对于直面真正人生的否定，今天的社会仍然在承受由自己设置的代价。

所以，在今天仍然需要检讨他的诗歌现象，这本身也是在检讨我们自己。

201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