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谎言_真实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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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谎言

-------《一级恐惧》观后感

——就算你的委托人有罪

——司法制度才不管，我也不在乎

——那么真相呢

——哪种真相才对？我说的才对

电影的开始就出现了本片主角律师马丁和记者的对话，可以说它为电影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案件的调查还未展开，检查长便要求此案的判决结果必须是死刑，律师马丁还未对案件了解便对它下了定义——杀人凶手另有其人。可以说，无论是对于主角还是控诉方，重要的都不是真相。

对于马丁来说，他打官司只是为了给“委托人最好的辩护”，什么样的辩护才是最好的辩护，马丁·威尔实际想告诉记者，如果不知道或者想知道，那么就以他的辩护为样板就可以了。他的辩护就是最好的辩护，所以，作为“封面故事”再适合不过了。在马蒂的“最好的辩护”中，有一个关键的构成性要素：真相。在记者看来，真相只有一种，不会有不同的真相。而在马丁看来，真相有很多种，而真正的真相不是别的，就是他为陪审团构造的事实，即“虚构的真相” 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通过证据“构造”出来的犯罪事实，这个“事实”，只是客观的犯罪事实的一个摹本，只能够逼近客观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这就是“法律事实”。这个理论本身并不难理解。但是，这样一来，所谓的“法律事实”既然是通过证据“构造”出来的，那么，就是可以“操作”的。因为，证据在不同的人看来，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例如，在电影中，根据验尸官的判断，死者身上的刀伤是左撇子所为，但是，律师的看法是，右撇子也可能故意用左手作案。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论辩，律师瓦解了这个对被告极为不利的证据，因为，被告是个左撇子。

片中，威尔不断强调第三人在场的可能性，因为根据无罪推定，所有嫌疑人在定罪前都应当被推定为无罪的，谁提出，谁举证，这正是检察官要做的事。只要无法排除第三人在场的可能性就无法证明嫌疑人有罪。并且，警方和检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嫌疑人的犯罪动机，而没有犯罪动机，就不能证明嫌疑人有罪。马丁要求艾伦行保持沉默——无论是面对警察、记者，还是在法庭上面对法官——这是他的权利，“米兰达规则”赋予他的权利。从控辩双方的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证据是如何成为一件件武器，在法庭上被抛向对手。控辩双方玩弄着证据，玩弄着真相，可笑的是，无论是主角还是控方律师，他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最终的真相。

第三人不在场，马丁的辩论策略失败了，但是，案件并没有失败。马丁确信，艾伦是个双重人格的精神病患者，但是，他不能改变辩护策略，因为改变辩护策略即意味着败诉。于是，马丁利用女检察官与其上司的矛盾，把这个录像带通过检察官之手呈上法庭；又利用女检察官的言辞来刺激艾伦当庭发作，而精神病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即使在中国也是如此。马丁胜诉了。

对于一个一心追求胜利的律师来说，这样就够了，但是最后他发现事实真相是，艾伦欺骗了他。请注意，在先前的辩护过程中威尔也曾多次认为艾伦欺骗了他，当时他表现得怒不可遏，可是这次，他没有，他飞快的跑出了监狱，喘息着站在监狱楼前，眼神中带着一丝惊惶。为什么他惊惶了，他不是声称即使委托人有罪也与他无关吗？或许，他是为罪犯的犯罪智慧而惊慌；或许，他是因为看到了体制下的漏洞的可怕；或许，被误导的真相才是真正的恐惧。

笔者看来，马丁并不是没有正义观，只是作为律师，他所秉持必然与一般人有差异。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同样的，每个人都有得到辩护的权利，因为他有可能是无罪的，尽管其中不乏罪犯。

正义是博弈的结果！通常，我们习惯于设想一个先在的“正义”，然后就像是打靶一样去瞄准它，希望能够发现它、或者实现它。但是，这样的正义观总是有些虚无飘渺，因为，每个人心中的正义往往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在过程中理解正义，我们似乎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现实中存在的，往往是被实现的正义，而不是先在的正义。被实现的正义，是一个结果。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饰演艾伦的好莱坞演技派爱得华·诺顿出演此片时已27岁年纪，作为他的大荧幕处女作，初看此片的人无不以为他是19岁上下的高中生，或许就像他一样，正义也好，真相也罢，看起来纯洁，其实已经经不起细细查究了。